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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5-06 13:29:09)
作为中国最早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大都市，上海的发展离不开与之配套的各项公共事业，消防安全就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在上海近代城市历史上，曾发生过多起严重火灾，给城市居民留下了异常惨痛的教训，也直接促进了城市消防事业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上海消防百年发展的历史，正与这座城市前进的脚步相同，是在不断摸索的过程中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租界的义勇救火队与火政处 上海未开埠前，城市消防依然处在较为原始的状态，发生火灾主要靠县衙里的兵丁衙役去扑救。1843年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以后，随着英、法、美租界的相继设立，城市的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座与传统中国市镇迥然不同的“新城”，在老县城外“生长”起来。 租界内最初的消防设施零星设置于码头、仓库和商行周边，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原本各自为政的消防设施已无法满足需要。1853年，一位访问上海的外国记者意识到这一问题，他在《北华捷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建议成立一支救火队，可惜当时并未引起重视。 1853年，小刀会起义迫使大量华人涌入租界避难，建造简易房屋出租给难民牟利成为外国淘金者们又一条重要的生财之道。成片简易棚屋沿大马路（今南京东路）两侧建造了起来，形成高密度棚户区。因所建房屋多为木结构，发生火灾的隐患极大。1858至1865年间，接二连三的大火使界内居民们都苦不堪言，其中包括一次烧毁房屋150余间的惨剧。眼看自己的产业随时都有付之一炬的危险，上海的外商侨民们终于意识到消防工作的紧迫性，要求建立高效救火队的呼声日渐高涨起来。 因当时自来水尚未普及，租界当局特地于1863年从美国购置了能够汲取井水的救火机。在此基础上，1866年7月20日，上海第一救火车队成立，这是我国城市中建立的第一支现代消防队。因其队员最初都是志愿参加的义勇队员，故又被称为义勇救火队；8月，虹口第二救火车队也宣告成立。这些义勇救火队员们不仅包括在沪外国人，也有华籍队员，如第一救火队就由60名外籍队员和40名华籍队员共同组成。1869年，法租界也仿效公共租界成立了自己的志愿消防队。 在救火队伍逐渐壮大的同时，还成立了统一的消防管理机构。1866年，在工部局董事小海斯等人的建议下，租界火政处设立，各支消防队都归属其名下，此举为上海租界的消防事业奠定了基础。在火政处的领导下，租界从最早仅有两三支救火队、百余队员，扩展为下设9支消防队、700余名队员（据1933年数据），配备专业消防车、消防艇的庞大组织。 从1866年设立至1944年被日伪政府接管，火政处长期负责租界消防工作，组建专业消防队、建造消防设施、制订报警办法，取得了明显的工作业绩，成为租界当局引以为傲的机构。1916年6月17日，火政处隆重举行了机构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由14辆马拉救火车和16辆机动救火车组成的游行队伍沿南京路缓缓而行，向市民展示现代消防器械。当天晚上，还举行了模拟消防演习的压轴戏，几辆消防车架起水龙，向事先点燃的“着火房”喷射出高高的水柱，在场的观众们齐声报之以欢呼与喝彩。这也许是上海最早举行的消防演习和表演了。 继之而起的华界救火联合会 在当时，火政处治下的租界救火队无论装备还是管理，在世界上都处于比较领先的位置。而与之相邻的华界居民，却无法享受这一安全保障。有识之士不甘落于人后，在模仿和追赶的过程中，华界消防事业也开始起步。 清末中国，国力衰弱，地方政府对于兴办各类公共事业多感力不从心。在此情况下，1905年，地方自治机构——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在南市老城厢成立，拉开了历时十年的上海地方自治运动序幕。 以“整顿地方一切之事，助官司之不及，兴民生之大利”为宗旨的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在一开始就将筹办救火器具、整顿华界消防作为自己的职责。从1905至1907年，城厢内外绅商居民，有的以集资自建，有的以地段设会，有的以行业建社，人数从少到多，办起了39个民间救火组织。这虽填补了华界空白，但此类救火社团的器材落后，缺乏调度，遇有火灾时要么扑救不及时，要么互相冲突，于是又有了仿效租界改组原有消防集社、统一管理的倡议。 1907年9月，在著名绅商李平书、陆锦鳞、毛子坚等的主持下，上海城厢内外救火联合会正式成立。当时租界洋商正向华界积极兜揽火灾保险，许诺只要承买保险，遇南市火警，租界救火队就出动救援。华界商民不希望利益外流，更何况租界救火队要开入华界，主权堪虞。所以对自办救火联合会表示了普遍的支持，在25日的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共有到会代表三百余人，李平书被公推为会长，毛子坚、穆抒斋为副会长。 救火联合会成立后，颁布了《上海内陆城厢内外救火联合会暂定简章》，招募会员扩充救火队伍，增加华界消火栓并购置了先进的消防泵车。但最重要也最受瞩目的一件事情，是在南市小南门建起了一座华界警钟楼。 警钟楼为及早发现火情、观察火势而设，是当时非常重要的消防设施。但在缺乏官方支持的背景下，全凭民间力量来做这件事，也是十分不易的。1908年6月29日，救火联合会召开了一次特别议事会，确定正式的建筑计划，警钟楼建筑工期一年，委托求新船厂建造，船厂董事朱志尧负责工程监督。 为了筹措建楼资金，联合会向上海各界发出了募金呼吁。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上海各界共为此捐款一万六千余元。这其中既有来自官方如上海道台、巡警总局的官费，也有同乡同业团体、普通商号和个人名义的捐赠，数额从最大一笔2000元，到最少只有3、4角，体现了整个华界上下一心、共同参与的精神。 但塔楼的建造过程并不顺利，由于最初的设计标准很高：“铜钟铁架，钟重4800磅”，“楼全用铁质水泥制造，结构玲珑，装配合法”，所以最后不仅工期拖长，预算也严重超支。但在李平书等人的坚持下，依靠华界居民的鼎力支持，终于在1910年10月30日正式对外宣告竣工。落成典礼当天，有各界代表千余名出席，李平书发表了讲话。其后五天时间里，塔楼向公众开放，一时盛况空前、热闹非凡，成为轰动上海滩的一件大事。 民国时期的上海消防事业 建成以后的警钟楼高高耸立，正当人们为华界消防终于可以媲美租界而欢呼时，不会有人料到，其后警钟楼最著名的一次敲响钟声，却并非因为火警。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党人陈其美秘密联络在上海当地享有威望的李平书、王一亭、沈缦云等人，争取他们的响应。众人审时度势，决定率领救火联合会等组织一起加入革命阵营。11月3日下午2时，警钟楼上的大钟被敲响了，洪亮的钟声回荡在老城上空。这是事先约定的起义信号，革命者们一鼓作气攻占了官署，上海得以成功光复。起义过程中，救火联合会的会员们与巡警一同轮班执勤，帮助维持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国时期，租界火政处与华界救火联合会依然是上海消防事业的主办机构，其在规模、设施、装备上也都有发展。尤其是华界救火联合会，起初仅限于南市老城厢，但因成效显著，闸北、沪西、江湾、吴淞、浦东等地也纷纷仿效，成立了当地的消防组织。至1935年，上海市救火联合会已成为一个下辖6分区、22支救火队，队员900余人的专业组织。配备有新式泵浦车34辆、扶梯车7辆、自动扶梯车1辆，华界许多街道上也安装了方便就近获取水源的救火栓。 救火联合会及其下辖救火队为城市安全做出过巨大贡献，据记载，1934年上海救火联合会消防队全年合计出动262次，而在其最初成立的1907年，这一数字还仅为十多次。扑救大火的过程中，常有队员不幸因公殉职，救火会不仅负责给予经济补偿，更隆重举行哀悼和纪念仪式。整个社会也对这些牺牲者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如在1936年出版的《上海县志》中，就收录有几位因公殉职救火队员的事迹。 上海消防事业的重生 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上海，政局动荡、市政混乱，消防事业也受到较大影响。上海解放初期，消防设施布局不合理，“官办”、“民办”消防队互相混杂，设备严重老化等问题突出。尤其是劳动人民聚居的棚户区，更是缺乏基本的消防安全设施，屡次发生重大火灾。 有鉴于此，配合整个城市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步伐，人民政府对旧上海的消防事业进行了重组，各类民间救火组织被统一收归市公安局消防处管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一支属于人民的公安消防机关和消防队伍，消防事业终于获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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