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Echo 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典型的中国胃。在公司上班时，一股倔劲和意气上来，也是能和同事一起在瑟瑟寒风中坐在外头扒拉一份冷沙拉、还一边谈笑风生的。所幸我嫁的是位中国老公，因此这份由于在异国工作而让肠胃所受到的委屈，一回到家便立马得到百分百的理解和安慰。
所以实际上，我还是个百分百的中国胃。我为中国食物感到骄傲，却时常为自己这个中国胃感到懊恼——对一个从小想过满世界流浪生活的人来说，这个胃实在是个累赘，仿佛一个不合时宜的错误配置。
公平来讲，欧洲是有着一长串世界级的美食。但是，对于中国胃来说，鹅肝酱、帕尔马干酪，或是平民一些的奶酪火锅、烤香肠，这些都是不作数的。法国的甜点再妩媚，也只可是食谱中的点缀。而寒夜中一碗热气腾腾却面相素淡的雪菜肉丝面——吃前再滴上一两滴香油令整碗面条升华，才是能把身心每一个褶皱都熨得妥妥帖帖的不二法宝。
我身上另一个不合时宜的配置便是：当初意气风发爽快利落地出了国，至降落巴黎，才抓抓头意识到之前二十年没下过厨房。留学生存手册上的幼儿园课程——番茄炒蛋都不会做。第一次用电饭煲煮米饭没按下煮饭键的事，则当成笑话都只能挑真正的朋友讲。
厨艺无法一蹴而就。在此期间，中餐馆便成了唯一的安慰。
和美国比起来，侨居欧洲的中国人相对少很多，相应地，为真正“中国胃”而开的中餐馆便也屈指可数。那些为欧洲食客改造过口味、只贩卖甜腻版宫保鸡丁加越南春卷套餐的餐馆，当然不在此处讨论范围内。
第一次在欧洲吃中餐，是学校中国同学会组织的迎新活动。参观完蓬皮杜，一行怯怯的新生被师兄师姐带着，引到附近一条巷子里，进了一家叫做“佳味”的中餐馆。不起眼的小巷里一扇如杂货铺般不起眼的门，第一次来的人若不注意很容易错过。但一进门，满座喧闹的食客和油烟味一起倒把整个空气填得满满当当，和外头萧瑟的九月清秋判若两个世界。由于我们人多，没法坐大厅（所谓“大厅”，在国内大概相当于路边普通兰州拉面馆的就餐区域那么大），便进到一旁的包厢——那是一个狭长形状、如地窖般低低的空间，等所有人入座，坐在最里头的人便无法出来了，除非一整排人起身。我被环境惊得不小，这顿饭竟生出些探奇意味。师姐做主点菜，先上这家的“特色菜”——一大盘羊肉串，大家意外之余都抛下初识的矜持，大快朵颐起来。师姐的表情是“一切皆在预料中”，然后得意地向我们解释：选这家餐馆就是因为这儿供应的是正宗中餐，而在巴黎，想吃到正宗中餐，往往是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这个规律后来在巴黎虽有渐渐被打破之势，但在欧洲很多其他地方依然适用。
结账的时候，大家AA制，一人15欧。那是刚到巴黎没几天，奖学金全部乖乖交了学费，平时是要数着钱过日子的。那15欧是笔不小的额外开支。
人的味觉常常并不客观。尤其是那思乡的味蕾，容易感情用事，把当时当地的心情错当成佐料，和好生生的食物一起吞下。
在欧洲几年，大约再不会被超越的中餐馆经历，是在布拉格。那是第一年圣诞节假期，和男友一起，两个不知好歹的孩子，怀着不知哪来的浪漫期待，订了去布拉格的票，结果被现实狠狠嘲弄了一番——到圣诞夜那天，布拉格的气温降到零下二十多度，我们从零度的巴黎而来，把行李里所有衣服裹在身上依然无济于事。更悲剧的是，超市在这天早早关门大吉不说，所有餐馆包括麦当劳亦闭门谢客了——现在想来理所当然的事，当时竟完全没提前警醒到。饥寒交迫的两人在浓黑的冬夜里，缩着脖子，踟蹰在空无一人的巷子里，望着远处居民楼一格格橙色温暖的窗口，几近绝望。大概人被逼到绝路才能出现奇迹，就在我们耷拉着脑袋饿着肚子返回酒店的路上，一个写着中文字的大红色餐馆招牌忽然在某街角闯入眼帘（实在记不清名字了），而招牌底下亮着灯光的迎街窗口此时成了全世界最美妙的图景。如同落难的人涌向庇护所，我们冲进灯光，是典型的一对华人夫妻开的餐馆——在这万户迎新年的时刻，我们是偌大店堂里的唯一顾客——和欧洲很多地方一样，全城唯一节假日从不关门的是中餐馆。老板和老板娘都笑容可掬，一盘鱼香肉丝，一盘麻婆豆腐，很快端上来，分量慷慨，被放在餐桌中央的加热装置上，以防变凉。我被冻得麻木的身体，终于慢慢恢复知觉，吃得狼吞虎咽。本已低落到底的情绪，早已被腾腾的热气融化得一干二净。老板娘远远看着我们的吃相，善意地笑。世间珍馐，不过如此。
那之后，无论国内国外，我再也没吃到过更好的鱼香肉丝、更好的麻婆豆腐。而那般莽撞、缺乏计划的旅行，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可以浓墨重彩地归入我和男友的“欧洲教训记”系列，成为无可替代的共同回忆，供在长长的岁月中相视一笑。
当然，去中餐馆解馋次数最多的城市还是巴黎。有一家以豪爽取胜、叫做“山东小馆”的，曾俘获过我们不短时间的芳心。所谓豪爽，一是山东店主豪爽，二是份量豪爽。同学聚餐，和店主说笑几句便打个折扣，有山东同学再打个折上折，谁生日，便额外送上一大盘炸酱面——在国内听起来不算什么，但在食材和人工都昂贵的巴黎，却是极罕见的风格。与“山东小馆”相联、最忍俊不禁的回忆，起因也是它的“豪爽”。有一回，在意大利旅行了十来天，因为去的是小村庄，一路上也没找到中餐，因此被迫吃了十来天西餐——意式菜肴虽美，时间一长，依然受到中国胃的抵抗。回到巴黎，整个人从头顶到脚尖都在汩汩地想念酱油味，连去家门口超市买菜自己做的耐心也没了，行李还未打开便杀去山东小馆。两个看上去瘦瘦弱弱的人，满脑子穷凶极恶，狠狠点了两个大菜：大份猪肉粉条，大份水煮鱼——也有小份选择，这大份是给聚餐人多时点的。两个脸盘一样的菜并排摆在我俩中间，占了整张小桌，颇有视觉冲击力，引得周围食客纷纷拿余光瞟我们。吃到肚皮滚圆，不能动弹，一步一挪出了餐馆，初春凉爽的夜风扑到脸上，滴酒未沾竟有了醉意。肠胃被安抚好了，意大利之行的一切才涌上心头，仿佛这时才有能力装下欢乐回忆。那份感受简直难以形容。
然而也是那一次，因为吃过了头，第二天就反了胃，也成了最后一次在山东小馆的经历。后来，我们很快发掘出了好多水平高很多的中餐馆，山东小馆也渐渐被我们“遗弃”了。 再后来，也有了越来越多在欧洲长途旅行的经验，比如住有简单厨房设施的旅馆，或者哪怕自己带个小锅煮方便面，对于中国胃都是极大的宽慰。
巴黎3区的“家常菜馆”，深藏窄巷，空间逼仄，不能预约，不定期给人吃闭门羹，服务态度恶劣，然而永远排着长队。去那里的标配是水煮牛肉、清蒸鱼、鱼香茄子煲，口味直逼国内社区小饭馆水准（欧洲大部分中餐馆的水平放到国内是不可能开店的），竟能被从芝加哥来玩的好友称赞不绝，称比芝城的中餐还好。我在巴黎的几年中，家常菜馆的知名度仿佛越来越高，排队的人中法国人也渐渐多起来了，某次队里聊起来，原来都是由他们的中国朋友介绍过来的，且知道要点水煮牛肉。大家都心甘情愿地忍受有时长达一个多小时的等待时间，忍受店员们冷冰冰的脸和不客气的吆喝。这条队里的外国人，被我们视为真正懂中餐的吃货。这家餐馆是史上最高贵冷艳的欧洲中餐馆，没有之一。
在巴黎开始实习后，经济上稍为宽裕，下馆子频率增加。公司离Saint-Lazare车站不远，车站附近有一家“云南三和食府”，虽说除了米线也看不出什么云南特色，但总体来讲菜式时兴，分量也足，一起上班的中国实习生下班后便常常聚餐于此，也是男友最爱。还有在离得更近的公司实习的，甚至午饭也来这里解决。最有名的是滚锅牛肉，热热腾腾一大锅，在严冬季节让人从头暖到脚。这家餐馆算小有名气，墙上贴着来吃过的中国明星。有一次，我们遇上了正好来巴黎的蒋雯丽，由于也是地方狭小，每四五张方桌被拼成一长条，互不相识的食客要肩并肩、缩着胳膊肘用餐，我们和蒋雯丽以及她随同的工作人员便也是这样肩并肩，然后边吃边聊起来。
离开巴黎一年多后，有一趟回去办事，我向好友软磨硬泡，要再去一趟三和。听说生意好，已经开到两家分店，我执意还是去“总店”。和印象里相比，店堂仿佛更拥挤了，也更喧闹了，几个人面对面说话都无法听清。菜单换得更时兴了，味道却变了，结果是吃得满头大汗，索然无味，把好印象破坏殆尽。走出餐馆，巴黎的好友向我一摊手，脸上一副“后悔了吧”的表情：“劝你去新开的那几家的，吃亏了吧！” 我忽然意识到，虽然不过短短几年，虽然常说巴黎是不会变的，但其实还是在变的。属于我的巴黎年代已经过去了。从去巴黎念书直到现在，正好是巴黎中餐业经历转变的几年。新移民越来越多，原先温州人一统巴黎中餐馆的局面被打破，和国内更为接轨的“新式”中餐馆如雨后春笋冒出来。甚至出现了不少堪称正宗的自助火锅，往往就餐环境也高雅舒适很多。现在的新生，应该不会再被现在的师兄师姐带去“佳味”了吧？——然后好友告诉我，佳味早已开了新分店了，环境好得多。
离开巴黎后，在日内瓦工作了两年。日内瓦是一个名声在外、而实际规模往往让参观者吃惊的地方，以至于我一般称呼其为“瓦村”。和大都市巴黎相比，瓦村的中餐馆乏善可陈。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了一家能吃到广式点心的店。点心只在周六日供应，味道算纯正，只是和瓦村所有餐馆一样，价格高贵：三个肠粉大概人民币60元，两只春卷40元，要吃到饱，花费不菲。然而对中餐的渴望让这里渐渐成了我每周末必到之地。渐渐地，这里竟成了我的社交场所——由于日内瓦华人稀少，我更是公司有史以来第一个中国人，在这里认识的人，往往要问我的意见：城里哪个中餐馆对我来说最正宗？找不到别的，我便每次都供出这家广式点心，然后便是周末约brunch，带好奇的他们去品尝。慢慢地，我还总结出一条“经验”：凤爪是考验外国人对中餐开放度的很好工具，大部分人见到端上来那一笼深金色、油腻腻的小鸡爪子，是要花容失色的。
印象中另一个社交作用为主的中餐馆，叫“活着的面条”，在巴黎已开了两家连锁。巴黎人看擀面师傅在迎街的窗口挥舞着面团，变出细长的面条，简直看呆。欧洲人也吃面条，主要是意面，但若这面条是“手工”的，价值立马能翻几番。如今看到这活生生的面条就在眼皮子底下做出来，只要10欧左右（人民币八九十元）便能吃到一碗新鲜手工面，惊为天人。尽管对我来说，这里的水平远比不上北大面食部的拉面，我还是带了好几位法国朋友去展示，从未失算。其中还有一位素食者，要了一碗去掉牛肉的清面，吃得啧啧称奇、流连忘返。
最后想起一次口味平平、却吃得心有戚戚的经历，是在老公博士答辩后的当晚——没错，那个时候，一起在布拉格挨过饿的男友已经变成了老公。老公从巴黎硕士毕业后，去阿姆斯特丹做博士，最后几个月因为导师换工作而跟着搬到了一个叫奈梅亨的小城。按当地风俗，博士答辩胜利通过后，要请评审团和观摩的人吃一顿饭，一般都是请吃各国特色食物。三四十人的队伍，不可能自己做。老公在答辩前几天考察全城，最终在近郊发现一家食物和环境都过得去的中餐自助，订好了位。当笼罩了几周的紧张压抑气息在全场热烈的鼓掌声中终于烟消云散之时，这顿特殊的请客也随即开始了。一群数学家被拉到这个有些荒凉的地方，但开头的拘谨很快被食物打破。不少当地人还是第一次知道这个地方，豪爽地取了一盘又一盘，吃得满面红光、意犹未尽。那是12月末，寒风凛冽的夜，我俩站在餐馆门口，和大家挥手道别，当最后一位客人离去，我俩隔着臃肿的羽绒服和大围巾相拥在一起，说不出一句话。那是第一次，中餐吃出几百欧的账单，也是我们结束异地、终于团聚前的最后一顿。
在苏黎世把家安顿下来，开始正正经经地悉心研究菜谱。最近学会的菜是牛骨汤。超市里出售一瑞郎一盒的牛骨，扔进炖锅，焯水撇沫，放几片去皮的姜，再切个西红柿进去，什么调料都不用加，小火炖上一个多小时，然后开始尽情往里加喜欢的东西：白菜、豆腐、胡萝卜、芹菜、粉丝……最后加盐，关火。练手到第二次，味道已是十分淳厚。老公喝着汤，忽然停下来，望着我：“老婆，这汤的味道，太像那个滚锅牛肉了。”我一怔，没反应过来，“什么滚锅牛肉？”“就是，那个，三和的招牌菜，滚锅牛肉呀！”
这听上去不甚乖巧的夸奖，对我来说是对于在欧洲练就的厨艺的最高赞誉了。
一个个或熟悉或被淡忘的中餐馆，原来不仅串起了这几年间无可替代的人生，还成了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殊标准。
不管如何，我的中国胃，以及另一半的中国胃，从此终于有了越来越可靠的寄托。我那梦想中潇洒不羁的流浪日子，也仿佛终于有了一点实现的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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