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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2014年8月5日《博客天下》第168期封面报道。 博客天下微信号：bktx2012 清廷在国家行政、军政和军令系统上的混乱，连同观念和资源方面的缺陷，直接导致战争战略制定与指挥的失败。 题图：1895年4月17日，中日双方签订《马关条约》，结束了两国之间的第一次战争，中国向日本议和并割地。 本刊特约撰稿 ｜赵楚 甲午战争，事实上也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国家战略的战争。日本抓住时机地进行了转型，迅速实现向近代国家战略转变，而清廷仍停留在陈腐地封建观念之中，盲目自大导致清廷在国家行政、军政和军令系统上的混乱。 畸形的历史记忆 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因为现实中日关系的冰冷困境，媒体与公众都对发生于120年前的这场战争产生了格外汹涌的热情。但是，仔细检视媒体与公众的历史记忆，人们会发现，一般关注的焦点距离甲午战争真实的全景有极大的偏离。 人们更热衷于谈论的是北洋水师与日本舰队的交战过程，或战争本身带来的负面国家进程影响，反而忽略了这场战争的基本概貌——舰队交战只是这场战争中海上作战的部分，而从朝鲜半岛到旅顺和威海卫，构成这场战争的主要作战过程包括三部分：除北洋舰队的舰队作战外，朝鲜半岛以及东北地区的陆地战争，以及在金州湾和荣成的两栖登陆与反登陆作战。 从海陆和两栖战三个战场的总体战况分析，人们很容易超越120年来许多虚妄的历史乡愿，即认为如果大东沟舰队或威海卫军港保卫战作战胜利，又或者，如果当时参战的将领采用变通战术，战争结局就会有任何好转的空想。 综合三种战役和战斗类型的历史事实，人们很容易看出，这是一场敌人获得一边倒胜利，而清军根本不是同等级对手的战争。历史不仅不能假设，也不容侥幸。要更好地认识甲午战争的历史，汲取其历史教训，则人们首先需要超越畸形的历史记忆，有较真确的历史了解。 与海上舰队作战相比较而言，陆军在朝鲜及本土的作战更加不堪。战前对日军不屑一顾的老式淮军将领既不知彼，亦不知己，将无斗心，兵无选练，除像聂士诚部等极少数部队能有效作战外，主力部队无论野战，还是城守，均可谓一触即溃，望风而逃。 至于抗登陆作战方面，战前清军毫无意识，而战争中，无论对于舰队运用，还是陆地抗击均无可靠部署和演练，而敌军登陆部队对屏障旅顺与威海卫军港的炮台的攻击成功，则使得舰队覆灭成为必然。在这些事实之下谈海上舰队交战的侥幸是毫无意义的。 真实的甲午战争对于清军来说，在任何感情的色彩之下，都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国家总体军事失败和国家战略失败，是对此前30余年国家整个军备建设从战略到政策实践的实战考试，考分直接为零。畸形的历史记忆屏蔽了这种历史的残酷，从而也忽略了历史失败的真实教益。 枯树上嫁接的鲜花 推动近代中国重要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转变的直接动因是外侮内患，这与一般国家的情形是一样的。参与甲午战争的主要军事将领，乃至清廷的最高战略决策者主要的军事事务经验来自两处，一为扫平太平天国运动及捻军等的内部战争，一为自1840年以来的对外战争。 前者提供了从慈禧太后、李鸿章、左宗棠到丁汝昌及其主要幕僚们的高层军事决策人事资源，以及构成甲午战争主力的海陆部队兵员；后者则塑造了国家军事决策者对近代化战争的基本观念，那就是所谓船坚炮利的机械化战力。这两点也构成了战前清廷练兵和训练的主线：购置和学习制造近代化兵器，为此配备人员，开设厂矿等附属产业，并将内战的胜利之师逐步装备近代化火器，通过较近代化的训练，以期成为国家新的军事力量基础。 19世纪60年代后的自强运动以军工业为主轴。但其在观念、资源和体制方面受到三重局限。由于清廷在政治上的脆弱地位，以及内部治理的失败，内战已经充分体现了上下离心、内外交困的基本格局，这使得清廷既有启动近代化进程的现实急需，又没有时间去对近代化的内涵做充分的认知。 他们以历来华裔之防来看待外部安全威胁，以船坚炮利代替古来的坚甲利兵，而面临重新建军的军队对于清廷来说，负有内外双重使命，这从淮军自身的经历就可以看出。这种局限和落后的观念指导下，人才自只能用内战考验过的可靠之人，可靠之师，变革尤限于形而下的军事装备。 在1888年北洋水师成军后，清廷以为，这比附古代北方防御工事系统的新海上长城足以威慑外敌，而大部分改装了近代枪炮的淮军改编部队则是陆战天下第一。 就资源而言，除了财政的困难，人才的缺乏，更基础的是，当时中国的教育尚处于科举时代，社会没有近代化与现代化的教育系统，因此对近代化建军也就没有社会的支持基础，更谈不上先进的一般科技与军事科技的资源。 简言之，无论自强政策所建立的新式工厂，还是装备近代化武器的北洋舰队与陆军，他们都是一株人为嫁接在一个分崩离析和危机四伏的前近代社会上的近代化花朵，其新鲜面貌令朝野耳目一新，为之振奋，但作为国家近代化建军，他们不过是好看的无本之木。 在盲目自大和沉迷道德说教的普遍氛围下，清廷甲午战争的指导者与指挥者对近代化战争几乎毫无认识。甲午战前正是全球海军与军事革命突飞猛进的时期，清廷战争指导者对此毫无知识。他们既无效能与科技的了解，因此也就不能任用真正懂得的人才。 北洋舰队的成军编制和序列是借用自陆军的左右翼总兵制，而战时的陆军尚处于仿自湘军的营制。对于当时已经在克里米亚等战局中出现的近代化围攻和两栖作战，以及装备与战法的革新，他们既无认识，因此在训练上也就没有基本的准备。 今人谈甲午前战争的财政困难与建军关系多关注两点，一是由于中央财政的破败，及中法战争与琉球事件后海防重心的北移，北洋舰队成为优先建设的部队；次为北洋成军后中央财政对舰队后续建设拨款的停止。 然而，人们忽略了，在一个绝对主体为自给自足的农业和政治处于前现代的社会里，当内乱既平，又缺少向外扩张的动机，现代化海军与陆军的建设耗费大量财政，这本是无效益之事，因此也是必然会遭到抵制的。近代化军备是近代化社会的产物，在当时就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式的对外政策的工具。脱离这种基本情境则无法理解对北洋舰队后续经费的压制。 真正的历史教训 与此相对照的是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建军成就。明治维新比中国之决心自强晚十余年，但与中国因内战而形成的地方势力上升相反，维新和内战削平了封建的社会残余，立宪君主制的维新日本以社会和政治的革新为牵引。这些革新造就了新的中央集权的近代社会。自维新伊始，日本即誓言开设议会，兴业殖产。社会、产业和政治的三重革新为近代化建军准备了必须的条件。 日本新的普遍兵役制的实行不仅为军队提供了可靠的兵员，与中国临战募兵的古老习惯形成对照，更重要的是，在统一的行政和财政制度支持下，义务兵役制使战争成为与社会大众休戚相关的事务。 北洋舰队的军政领导权归北洋大臣，这导致在舰队的军令系统得不到明确的军政系统的支持，使之成为国家行政层面上的孤儿，而军阀思想严重的李鸿章反而借此加强自身的内部政治地位。 日军则与其相反，在统一的国家行政之下，形成了有职有能的国家陆海军军政与军令系统。在这一系统之下，指导建设从预算、建军、装备生产、情报参谋业务到战时编成和指挥的近代化国家武装建设。这是所谓“以一人敌一国”的真正涵义。这也是日本的真正战略优势。 清廷在国家行政、军政和军令系统上的混乱，连同观念和资源方面的缺陷，直接导致战争战略制定与指挥的失败。日本的舰队建设针对北洋舰队，其战争计划考虑到胜负三种情况，其海军以海上决战和支持陆军对中国进行陆军会战为目标，并以战争胜利扩张日本的海外利益。 反观清廷，对于即将到来的战争上下既无目标的认识，也无长期的打算。徒有近代化外部特征的陆海军并无近代化的参谋、情报和军工后勤系统的支持。战争目的何在，对战争进程和形态的预判，军事与外交如何为保障，这些关系成败的问题均无明确方案。可就在这样混乱的状况下，内部却有高亢的开战呼声，因为主战的一派人希望借北洋舰队的失败影响李鸿章的政治地位。 透过历史的硝烟，今天人们应该认识到，120年前的战争实质上是两个国家与社会的总体竞争，战争舞台只是两个古老的亚洲国家全面近代化和现代化竞赛的一环。国家的战略失败本是国家失败的一种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当时北洋舰队打赢了黄海海战，也并不能真正改变清末的国家历史的走向。 归根结底，在一个拒绝近代化转型的社会里，要真正建成近代化效能和标准的国防力量，这无疑是缘木求鱼。这或许是纪念甲午战争120年中国人最应该记取的历史教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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