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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律诗的平仄有一定规定，但是，总有些犟种非要违反规定专用拗句写律诗，称为拗体诗。这种人刻意求奇，特地变更诗格，形成了生涩瘦硬﹑崛奇古拙﹑富于气势的诗风。对于这种拗体诗，王力的《汉语诗律学》称之为古风式律诗：“律诗有三个要素：第一是字数合律，五言诗四十个字，七言诗五十六个字；第二是对仗合律，中两联必须讲对仗；第三是平仄合律，每句平仄须依一定的格式，并且讲究粘对。如果这三个要素具备，就是纯粹的律诗；如果只具备前两个要素，就是古风式的律诗，亦称‘拗律’；如果只具备第一个要素，就不算是律诗，只是字数偶然相同而已。”又云：拗律“这种律诗，字数和普通律诗相同，对仗的规矩也和普通律诗相同，只是句子的平仄不依照或不完全依照律诗的格式，粘对也不完全合律。”我们熟悉的大诗人杜甫就倡导拗句诗，宋代的黄庭坚也专写拗体，崇尚艰涩拗曲，形成了所谓“江西诗派”。王士祯在《分甘余话》对拗体诗评价说：“唐人拗体律诗有二种，其一苍莽历落中自成音节，如老杜‘城尖径仄族筛愁，独立缥缈之飞楼’诸篇是也；其一单句拗第几字，则偶句亦拗第几字，抑扬抗坠，读之如一片宫商，如许浑之‘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赵嘏之‘湘潭云尽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来’是也。” 到了现代，不少人关注杜甫的拗体七律诗。如，刘明华《杜甫研究论集》和于年湖《杜诗语言艺术研究》都单立章节阐述杜诗“拗体”。刘先生说，学界“目前对拗体的界定并不明晰”。于博士提出了拗体七律广义狭义之说，并列出广义12首、狭义38首的篇目。总要他们的观点，无非是： 1）、拗体最本质的特征是对近体诗平仄律的拗。拗就是不顺。格律诗要求句中平仄相间，联内平仄相对，联间平仄相粘，偶句句尾押韵。也就是说，格律诗在一句之内二四六字节奏点平仄相间，或平仄平，或仄平仄。而拗体七律，在一句内有时二四句间、有时四六句间同仄或同平，甚至二四六同仄或同平，产生“拗格”。格律诗要求，一联之内出句与对句必须是平仄相对的句型，特别在二四六节奏点必须平仄相对。而拗体有时“对”有时不对，出现“拗对”。格律诗在两联之间，下联的出句与上联的对句必须是同一类的句型，二四六节奏点恰好平仄相“粘”。拗体有时“粘”，有时不粘，成为“拗粘”。拗格、拗对、拗粘是拗体诗不同于正体七律的三个显著特征。五言格律诗亦如此。 2）、对格律诗的破弃或有意反叛。汉语是唯一的单音节语言，又是元音占优势的语言，同时具有声调的区分。由汉语构成的句子可以出现整齐的对偶和优美的音乐感。但严格的格律要求难免束缚了诗歌的自由创作，所以，古人为了追求句子的形式美，便不顾平仄律的要求创作出拗体诗词来。这种现象唐诗中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杜牧、李商隐等大家都有过这样的实践，后来的宋代诗人如苏轼、黄庭坚等人也刻意模仿，及至明清，还出现专门写拗体诗的怪才。 3）、刻意仿古。王力说：“此体由杜甫开其端，宋代的苏轼、黄庭坚喜欢摹仿它。晚唐也有几家偶作此体，但不若杜、苏、黄那样极力摹古。”“古风式的律诗与入律的古风走的是相反的道路。古风因受了近体诗的影响，所以有入律的倾向；有些诗人认为这样则格调日卑，于是存心仿古，然而矫枉过正，连律诗都古化起来。”但仿古的结果就是出律，为了尽量使其合乎格律，就产生了所谓的拗救。 4）、音向义让了步。但是拗救未必能够处处产生效果，就有牺牲语音，保留语义的结果。拗字，是在诗词中采用某字时，音与义不能协调难得两全。对于这种情况，或者修改，或者音向义让了步。 5）、拗体是对韵律简化的一个探索。南北朝以前的古风诗歌虽然有韵律的要求，但还没有总结出规律来。到了齐梁时期，诗人开始总结韵律，产生了《切韵》，划分206韵部。五代及隋时，格律诗的基本要素都已完善。由于韵律的过于复杂束缚了唐代诗人的创作，韵律简化为107韵部。后来的《佩文韵谱》更简化为106韵。《词林正韵》进一步简化允许邻韵通押，对词曲的创作打开了开阔的空间。明清话本的出现，对韵律提出了更加简化要求，许多话本、戏剧和鼓曲艺人总结出了《十三辙》这样简单易行的韵谱，为民间文艺创作提供了极大便利。纵观汉语韵律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它走过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到繁，又从繁到简的过程，形成一个钟形曲线。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曲线，完全是民间创作所推动的结果。杜甫在关心社会政治生活的同时，毕生致力于诗歌艺术的探索。他晚期的拗体诗，特别是七律拗体诗的创作，一改先前的诗风，正是他致力于这种探索所取得的硕果 奇怪的是，从历代开始竟然有人对形成的拗体诗总结出了规律。 行文至此，不由得想起了杜甫《戏为六绝句》的第二首：“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晒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梁陈年间出现的永明体到唐代逐渐发展臻熟，成为更加绮丽的宫体诗。无数的文人墨客，都把毕生的精力才情纠结在了平仄韵律上，而全然不顾诗文本身的空洞无物。初唐时的上官仪作为宫体诗的领军人，将用词、对句和平仄声韵的技巧抬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宫体诗过分的流于形式，苛求华美，追求繁琐的“六对”、“八对”，而疏忽内容意义，使诗歌脱离实际流于轻浮的弊端也越发暴露出来。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位轻权微的初唐四杰站了出来，用实际行动来挽救中华文学的危厦。王勃率先明确反对“上官体”，杨、卢、骆三人随即投身其中，他们的诗文开始走向质朴，视野变得开阔，杨炯写出了边塞诗的雄健，王勃卢照邻的辞赋铿锵有力，骆冰王写下了当时罕见的长篇诗赋。四人的词句虽然仍有齐梁之风残存，但已确实独树一帜，开始摆脱那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轻浮文学。遗憾的是，他们的创作还或多或少的显示出不成熟的迹象，受到时人的讥讽。而杜甫则满怀敬意的尊崇他们，写下了“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千古名句，称赞了初唐四杰为文学的进步所作出的不懈努力，驳斥那些讥讽初唐四杰的无聊文人。 如今，我们也面临古代格律诗的继承和发展问题，是抱残守缺，墨守祖宗的章法，还是勇于革新，简化格律诗的创作，把格律诗的优良文化底蕴发展起来，得到底层民众的喜欢，是需要有识之士认真思索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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