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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叫我说，我就说两句，不过“指正”是万万不敢当的。小生今年24岁，年龄比二十五史的部数还少，读过的历史更是九牛一毛了。不过，对于历史的一点浅薄的看法，在这里也想与先生分享一下，也请先生指点一下。首先，应取用信史，演义小说一般是不可取的，但至于正史和野史，恐怕就好用心考虑，区别对待了。且不论正史中明显不可信的神话成分，就史实部分而言，有野史辅证的问题不大，野史与正史相左的，即如先生引用的自己的例子，那可能真的需要考据一下了。有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在引用事例时最好注明出处，相当于给例子打上一个可信度标签，也许更加便于读者去辨别，毕竟历史没有百分之百准确的，一千年河东，可能一朝就变成河西了。所以，只要引用来源的作者没说“演义”之类的“我是编的”的潜台词，野史未被考据为假，也不见得不可用。《复斋漫录》记载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对句是王琪作的，不在正史中，存疑，但也不失为一段佳话，还入了词话。选材慎重在作者，取信慎重在读者，这也不是一头热的买卖。其次，选材要能很好地证明自己的观点，评述某人生平事迹，应用信史，且应博引，正野并用，并适当分析相异处的真伪。不过这好像偏离了“论诗词”的初衷，这份工作应该留与史学家去做，像先生所引用薛瑞生先生作《乐章集校注》，小生没有读过，但想必其对耆卿一人的研究耗时已颇多，倘若对多位巨擘如此考据，恐怕词话是写不出来的。而词话重点在于文艺理论，人物事迹仅为辅证，即便取用了存疑的例证，也未尝不可，庄生为了论理，把仲尼当成木偶耍得团团转，后人也不会无聊地因为例证的伪而批驳庄子的观点，因为《庄子》又不是史书。但私以为在词话中，也还是应该注明出处。目前只是想了这些，有说得欠妥的地方，也请先生不吝赐教。另：我不会在评论里分行，所以打成豆腐块文字了，抱歉。 2012-10-06 22:45
华夏戎狄回复：
2012-10-07 14:07
所引材料，注明出处及可信度，是极好的主意。 野史笔记，所说未必是实，可是也有极高价值。如柳永的“奉旨填词”，虽然不能用于分析柳永心态，倒是研究那时社会舆情的好材料。柳永自己或许不想作市井的旗帜，失意士人纷纷力捧他为旗帜，也未可知。 至于正史经典，不可靠的也多。不惟道家爱编排孔丘，儒家自己也是一样。如杀少正卯，据梁任公讲伪书的讲义说，也是后儒假造。这个史料，对于研究儒家的发展史，是很有意义的。孔丘政见，终生卖不出去。我想儒家为了上台，在经典中加入“专政”的内容，是很必要的。 先生的评论，让我十分感动，握手，问好。 华夏戎狄 跟评： 2012-10-07 14:08
我也分行失败，是网站软件的缘故吧，呵呵。 [跟评] 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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