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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不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其若凌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静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庄子·大宗师》 “大宗师”其名何来？庄子固然没有解释，但是后世韩愈的《师说》却说得明白，“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因此，“大宗师”便有了“传道授业解惑者”师法的宗祖之意。这样一来，中国后世公认的教师鼻祖先不要忙着下定义了，以那些上古传说中的燧人氏教给人们钻燧取火、有巢氏教给人们筑巢而居、神农氏教给人们辨识草木而论，真正的大宗师正是那些中华文明薪火相传之初的先贤们。 从“师”字的意义延伸，可见《庄子》与《老子》之间的联系又是一脉相承的，《庄子·大宗师》篇中有“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一句，作为上一篇的解读辅助，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后代们如果仅有继承而不能将之发扬光大，那么我们今天岂不是还在钻燧取火、筑巢而居么？ 顺着这个话头反过来重温《老子》的上一篇，老子说的“持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中的“道”，就不仅是科学认识到了天地宇宙这么简单。庄子如果没有在继承这个“道”的基础上将之发扬光大，后人也就不可能每每将他与老子二人并称为“老庄”了。这也就是庄子提出的“大宗师”称谓固然有所指，但这种叫法足以称之为“首创”而被人津津乐道的原因所在。 由于时间的久远，我们虽然不能客观地认识到老子其人如何？庄子其人如何？但是通过他们传世的文章，在字里行间跃然纸上的又是文字背后作者各自不同的鲜明个人风格。 正如《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记载孔子适周求问于老子后的感想那样，《道德经》文字后面让人们去想象的老子，总是给人以深不可测如腾云之龙一般的深邃莫测之感，而《庄子》的文字背后所让人们想象的庄子，又给人以奇思雄辩、逍遥自在的洒脱之感，正是文如其人的。 同为传道者，风格的迥异背后不能说完全是个性使然，更要看到其中隐性存在并发挥着不可忽视作用的深深时代烙印。 今天看来，文明不是范意的文化，文明的内核中更有理性对于私欲的收束所产生的秩序效应，这也就是“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区别所在，这也就是“现代文明社会”和“封建落后社会”理应有所不同之处。 从文明的这一点特性角度出发，结合春秋战国的历史来说，在《老子》和《庄子》的文字背后结合时代的深深烙印所体现出来的那些鲜明的风格差异，正是周王朝的政权随着它文明一同衰落的侧面证明。 正因为老子当时以周朝礼制为代表的具有理性收束私欲作用的秩序性文明开始衰落，才可以想象得到就此催生出了《老子》，才可想象得到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的学说，教导弟子们学习礼法，尊崇六艺，做一个君子之人…… 既是基于赞同老子对于人道方面“仁”字理解上的认同，又是用推崇周王朝礼制的方式去制止天下纷争、恢复理性秩序的政治实践。因其取之于“道”，故而虽被后人称之为“儒学”，却也正是“同道中人”。因此，孔子在当时遭遇到像许多人嘲笑泓水之战失败的宋襄公迂腐那样的冷遇白眼，又是当时周文明衰败而不可振作的缩影。 从老子和孔子的文风来看，这一篇中的“古之善为道者”是什么样子，他们的文字语言风貌大概就是什么样子，又是文如其人，“精妙玄通、深不可识、 敦兮其若朴 ”的。而且今天的人们又可以透过这样的文如其人而遥想当时的社会风貌——文明虽开始衰败难振，但还是比后面的战国时期拘泥守成，体现出了相当程度上的一定之规。 到了庄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私欲的膨胀比之春秋时代更甚，而且更随着周王室的衰微而呈现出文明秩序收束力的极大削弱效应，以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各种胡乱作为充斥于记录当时社会的史册之中，以三家分晋为又一个分水岭，醉心于权力争夺的行为更加公开化，赤裸裸的野心争斗贯穿于整个这一段历史当中，一个礼崩乐坏为争夺权力战乱不已而无所不用其极的大动荡时代不可逆转地降临了。 就是这样的时代中，法家、纵横家、兵家开始陆续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占据主角位置，其它的诸子学说日渐式微而不见用。庄子在这样的时代下，即便是秉持跟老子一脉相承的“古之道”，又怎么能够不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而变化呢？ 故而，《老子》含蓄深沉，《庄子》雄辩而文采飞扬，都与时代的背景情况息息相关。当《庄子》将老子的道学和个人的理解熔于一炉后，道家的思想自庄子之后又为之一变，变得思想上更加恣肆汪洋，不受一定之规的拘泥，而且以“逍遥”为主打品牌，变相地行釜底抽薪、化解私欲纷争之道，终于成为后世老子道学的另一派——“逍遥派”的一代宗师。这也就是在庄子接过老子的衣钵之后，他那个时代的思想解放程度远比老子时代为高，但是文明本身的秩序性远比老子的时代弱小的使然。 以此再看“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又是化解纷争的一剂“逍遥之药”，其重点就在于“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显然跟这一篇“古之善为道者”的做派上明显是迥异的，但在中心思想上却又是殊途而同归的——持守真正的古道，就是比尧舜还要久远的淳朴之道。 对此，《庄子·大宗师》的后面段落也给出了答案： 子贡曰：“然则夫子何方之依？”【求教孔子的理论依据为何？】 孔子曰：“丘，天之戮民也。虽然，吾与汝共之。”【戮民，罪人。】 子贡曰：“敢问其方？” 孔子曰：“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养给；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 子贡曰：“敢问畸人？”【畸人，奇异的人，与他人很不相同的“怪人”。】 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不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其若凌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静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 那样的时代下，老子这一篇告诉人们“善为道者”的思想及行为准则，处处充满着大智若愚、行事谨慎、端庄简朴、旷达安静、自谦不骄的风范。这样的风范对于难挽颓势却骄奢淫逸的周王来说自然是有着积极作用的，但又是庄子那个时代下照此行事被普遍认为是“迂腐”的。 在战国时代的社会激变之下，通用的行事思想都是极端地追求实用而没有任何有效的法度作为约束，因此虽然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但是有苏秦这样的人凭口舌之利挂六国相印；虽然庄子嘲讽“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但是姜齐还是不可避免地变为了田齐。庄子在这样的时代下如何“为无为”呢？ 于是庄子便以雄辩的语言和文字、“颠覆性”的观点、极具个性的风格去重新阐发《老子》的思想，而不是像孔子之后的弟子们那样继续拘泥于推行固守礼法的文明秩序，显然从长远来看就此得罪了后世的儒生们，故而也算是另外一种的“造化弄人”。 今天看来，不论孔子有没有说过“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这样的话，都可视为尽力拯救文明秩序的卫道者、传道者、授业者、解惑者，他不可能像庄子那样显得更具批判性，便是他推行的“礼制教化”和时代背景的交织作用使然。 因此《老子》这一篇既可以当做探索孔子思想成因的另外一个途径，又最值得与时俱进加以肯定的便是这一句：“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 剩下的在今天看来非为不可取，而是应该结合时代个性的精彩纷呈而随性自然，积极建设和充满阳光的人生只要符合不自生的大道就更加值得肯定，故而“持古之道”，不可拘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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