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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宋文帝所用将领大多缺乏才能，临阵奔逃，难以应敌，必然导致军事上的失败。 军事活动特别讲究随机应变。战争中固然重视客观实力的对比与较量，但人谋的因素往往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以此考察宋文帝北伐之用将，可谓完全失败。元嘉七年北伐的主将是到彦之，《南史》卷二五《到彦之传》载“上于彦之恩厚，将加开府，欲先令立功”，于是委以重任，领师北伐。但其进军缓慢，在收复河南后，面对北魏的反攻，弃滑台而奔，丧师辱国。到彦之失利固然有客观因素，但他的指挥也确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宋书》卷五○《垣护之传》载其“随到彦之北伐，彦之将回师”，垣护之谏曰：“外闻节下欲回师反斾，窃所不同。何者？残虏畏威，望风奔迸，八载侵地，不战克复。方当长驱朔漠，穷扫遗丑，况乃自送，无假远劳。宜使竺灵秀速进滑台助朱修之固守，节下大军进拟河北，则牢、洛游魂，自然奔退。且昔人有连年攻战，失众乏粮者，犹张胆争前，莫肯轻退。况今青州丰穰，济漕流通，士马饱逸，威力无损。若空弃滑台，坐丧成业，岂是朝廷受任之旨。”到彦之不予理会，“散败而归”。《南史》卷二五《王懿传》载其随到彦之北伐，“魏弃河南”，到彦之诸人皆喜，王懿以为“诸贤不谙北土情伪，必堕其计”，后魏人占虎牢、洛阳，“彦之闻二城并没，欲焚舟步走”，王懿以为“今贼去我犹自千里，滑台尚有强兵。若便舍舟，士卒必散。且当入济至马耳谷口，更详所宜”。可见到彦之对北伐战前并无充分准备，临阵慌乱，一再失措。到彦之本有眼疾，以此为退师之理由，宋文帝竟以此袒护，君臣间相互遮掩。 元嘉二十七年北伐的前锋主力是王玄谟，前引《宋书·王玄谟传》载王玄谟“遂围滑台，积旬不克”，其“军众亦盛，器械甚精，而玄谟专依所见，多行杀戮。初围城，城内多茅屋，众求以火箭烧之，玄谟恐损亡军实，不从。城中即撤坏之，空地以为窟室。及魏救将至，众请发车为营，又不从，将士多离怨。又营货利，一匹布责人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及托跋焘军至，乃奔退，麾下散亡略尽。”《资治通鉴》卷一二五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载此事，胡三省有注云：“玄谟岂不知为车营可凭而战哉？盖于时已有走心矣。”王玄谟极力鼓噪北伐，任北伐前锋主力，然其临阵却思逃窜，引发全军崩溃。《南史》卷二五《垣护之传》载“玄谟攻滑台，护之百舸为前锋，进据石济”，而王玄谟先不予援助，败退时竟“不暇报护之”，以致险些举军被歼。王玄谟如此惧战，显然对北伐失利负有责任。 元嘉二十九年北伐先锋主力是张永，前引《宋书·张永传》载其“攻碻磝城，累旬不能拔。其年八月七日夜，虏开门烧楼及攻车，士卒烧死及为虏所杀甚众，永即夜撤围退军，不报告诸将，众军惊扰，为虏所乘，死败涂地。”张永本是一个以文艺见长的名士，《宋书》本传载其“涉猎书史，能为文章，善隶书，晓音律，骑射杂艺，触类兼善，又有巧思，益为太祖所知。纸及墨皆自营造，上每得永表启，辄执玩咨嗟，自叹供御者了不及也。二十三年，造华林园、玄武湖，并使永监统。凡诸制置，皆受则于永。永既有才能，所在每尽心力，太祖谓堪为将。”文帝于是命其领军北伐，造成了“死败涂地”的悲剧。 以上三次北伐之先锋主将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出师时求进取，希望侥幸略地，甚至悬军深入，一旦遭遇攻击，则弃师逃奔，导致全军崩溃。先锋主将如此，其他军事将领、统帅也多如此。如萧思话为刘宋外戚，《宋书》卷七八《萧思话传》载其元嘉五年后任职青齐，“索虏南寇，檀道济北伐，既而回师，思话惧虏大至，乃弃镇奔平昌。思话先使参军刘振之戍下邳，闻思话奔，亦委城走。虏定不至，而东阳积聚，已为百姓所焚，由是征下廷尉，仍系尚方。”另一位外戚武将臧质，元嘉二十八年初守盱眙有功，《南史》卷一八《臧焘传附臧质传》载：“上嘉质功，以为宁蛮校尉、雍州刺史、监四州诸军事。明年，文帝又北侵，使质率见力向潼关。质顿兵不肯时发，又顾恋嬖妾，弃军营垒，单马还城，散用台库见钱六七百万，为有司所纠，上不问。”《宋书》卷七八《刘延孙传》载：“世祖为徐州，补治中从事史。时虏围县瓠，分军送所掠民口在汝阳，太祖诏世祖遣军袭之，议者举延孙为元帅，固辞无将用，举刘泰之自代。泰之既行，太祖大怒，免延孙官。”更有甚者，一些将领嫁祸于人，《宋书》卷六五《杜骥传》载杜骥随到彦之北伐，“彦之使骥守洛阳”，彦之败退后，他以洛阳不可守，“欲弃城走，虑为太祖所诛”，于是欺骗负责事务的姚聳夫入城，“聳夫信之，率所领就骥。既至见城不可守，又无粮食，于是引众去”，杜骥随之南奔，告文帝：“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及城便走，人情沮败，不可复禁”，文帝怒杀姚聳夫。其实，姚聳夫“勇果有气力，宋世偏禆小将莫及。始随到彦之北伐，与虏遇，聳夫手斩托跋焘叔父英文特勤首，焘以马百匹赎之”。杜骥本无久战之心，嫁祸姚聳夫，文帝竟不明真相而杀将。不仅如此，宋文帝北伐过程中，各大军事重镇总是以其兄弟或皇子担任统帅。在实际征战中，他们普遍惧战，时刻准备逃亡。如江夏王刘义恭，《宋书》卷六一《武三王·江夏文献王义恭传》载其元嘉二十七年“总统群帅，出镇彭城”，“二十八年春，虏退走，自彭城北过，义恭震惧不敢追”，当时拓跋焘自广陵掠民万余口，如追袭，可解救民众，“诸将并请，义恭又禁不许。经宿，太祖遣驿至，使悉力急追”，魏军已戮民而去。其实，文帝深知刘义恭惧战，“初虏深入，上虑义恭不能固守彭城，备加诫勒，义恭答曰：'臣未能临翰海，济居延，庶免刘仲奔逃之耻。'及虏至，义恭果欲走，赖众议得停”。《宋书》卷五九《张畅传》载拓跋焘围攻彭城前，“彭城众力虽多，而军食不足，义恭欲弃彭城南归，计议弥日不定”。又，《宋书》卷六八《武二王·南郡王义宣传》载刘义宣出镇荆雍，“二十七年，索虏南侵，义宣虑寇至，欲奔上明。及虏退，太祖诏之曰：'善修民务，不须营潜逃计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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