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辛亥之后,满清逊位,民国初立。第一条便是剪辫子,想当初满清入关鼎立中原之时,为了蓄辫,不知杀了多少人,以至于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说,两百多年过去,如今要剪辫,又是好多人痛哭流涕,坚决抗拒。由此可见一项规定一旦深入人心、形成传统,要打破它是多么不容易之事。不过世事便是如此,习惯即适应,当初哭闹抗拒之人,随着时间的推逝也日渐平静,就连逊帝溥仪也剪掉了辫子,遑论他人。但当此数千年未有之变革局面中,总有一些人,显得那么“不合时宜”,他们顽强地捍卫着自己头上的辫子,至死不渝。辫子在他们心中,已然是一种象征,清末民初之时,由于列强纷纷进驻中国,不但瓜分中国土地,更可怕的则是文化方面的侵略。而中华文化,是一种不同于世界别样文化的独特文化,中华文化,其独特之处在于重视且不轻易改变传统,只是在原有基础上小心翼翼的加以改良。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能让人民得以逐渐适应,而不至于在翻天覆地的“遽然革命”中惶恐乃至迷失方向。中国文化的积累是以华夏民族为农耕民族这一特质为基础的,而农耕民族的显著特质便是“喜恒久、不喜变化”,每年春种秋收,日复一日直至恒远。所以,当辛亥革命之后,舶来文化打破这一传统之时,大多数中国人很是恐慌和无助,而头上的辫子则是他们保留传统、抵抗外来势力的最后阵地。在这些人中,尤以王闿运、王国维、辜鸿铭三人为显著。若是仅以留恋前朝恩典,不忍遽弃而思量,则未免小觑其三人,需知,此三人无一不是一代大儒,学贯古今中西,若单纯以学术论之,则近代中国无人能望三人项背，他们所捍卫的，是传承几千年的“道统”。
王闿运（1833年－1916年）,年轻时在肃顺(咸丰重臣,顾命八大臣之一,死于慈禧之手)府中做家教,救过左宗棠性命。曾为曾国藩幕僚,后著有《湘军志》,是当代研究湘军题材的重要资料。先后主持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南昌高等学堂，前后得弟子数千人，有门生满天下之誉。民国三年（1914年）受袁世凯聘入国史馆任馆长，编修国史。兼任参议院参政。一生以“帝师”自诩,著名的弟子有杨度(劝袁世凯称帝之人)、廖平（经学大师，康有为的师父）、杨锐、刘光第(杨锐、刘光第均为戊戌六君子之一)、齐白石等人。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一代国学大师,其所著《人间词话》,被誉为词论界中之“圭臬”,1923年,王国维受逊帝溥仪之召,就任“南书房行走”。成为末代帝师。1925年，王国维应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讲授经史小学，并研究汉魏石经、古代西北地理及蒙古史料。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号称清华国学四大导师。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王国维之自杀,实为殉于道统。
辜鸿铭（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真正的学贯中西，号称“清末怪杰”，是清末民初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一方面,辜鸿铭精通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能够倒着看英文报纸,对西方民主自由精神了若指掌,另一方面,他又是传统中国文化的终身捍卫者,他酷嗜嗅女人小脚，讲究瘦、小、尖、弯、香、软、正七字诀。对于清代文化如缠足、长袍、马褂、辫子、纳妾，辜鸿铭坚持终身。辜鸿铭回国后,一直在张之洞府内做幕僚,张之洞为人倨傲,偏就对辜鸿铭器重有加,随意由得辜鸿铭任性为之,张之洞在世之时,辜鸿铭不觉什么,待到张之洞辞世,他人转荐辜鸿铭入张作霖幕僚,张作霖看着瘦弱嶙峋的辜鸿铭,冷冷问道:“你能帮我做点什么!?”辜鸿铭一声叹息,于此时方知张之洞之待己之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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