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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断历史的辫子 ——《历史的辫子》自序 陶方宣 说心里话，我对王国维与陈寅恪这样的国学大师心理是矛盾的，一方面我抬头仰望他们如同仰望北斗，因为那样博大精深的国学造诣只能令我辈叹为观止。一方面我对他们这样的遗老遗少又常常会摇头叹息。一根注定要被剪掉的历史辫子，像猪尾巴一样丑陋又难看的小辫子，他们还那么滑稽地当宝一样梳在脑后，这叫我无法对他们产生哪怕一丝丝的好感来——这些爱也不是、恨也不是的怪物，叫我怎么说才好？ 王国维生前的模样确实有些怪，典型的一个遗老遗少形象：面色青黄，长袍马褂，显得干瘪瑟缩。即便在他应聘到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做导师之后，依然保留着作为遗老标志的小辫子。鲁迅先生就如此评价他：“老实得如火腿一般。” 胡适晚年回忆王国维说：“他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王国维的夫人天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帮他梳辫子，她为王国维准备了好几把梳子，先将昨天的发辫拆散，用大木梳梳通，再用细齿篦子篦。接下来桃花赛璐璐梳子就派上用场，细齿的、短齿的，梳上很多遍，编织成辫子，搽上从戴春林买来的桂花头油，再刷上一点刨花水，相当于现在的打摩丝。每天晨起如此耗时废工，夫人有时不免埋怨：“别人的辫子都剪了，偏偏就见你顶着一根辫子进进出出，走到哪儿都让人看稀罕，为何不剪了它？也好让我早上省心些，回笼觉多睡上一会儿。”王国维不假思索地说：“辫子既然留了，为何要剪掉它？”王国维的回答有点强辞夺理，辫子在他这里是一种象征和标志。当时北平城里还有另一个著名的梳辫子男人，他是北大教授辜鸿铭。辜鸿铭的辫子与王国维的辫子是民国最著名的两根大辫子。辜鸿铭视辫子如生命，他抚摸大辫子对人说：“这是我的护照！”他在北大上课时，拖着一条大辫子，用丝线系上，戴着一顶红帽缎子里儿的平顶瓜皮帽，大摇大摆地进出红楼，与清华的王国维如出一辙。他们两人共同的朋友胡适对此十分看不惯，曾经在北大校园捉弄过辜鸿铭。在晚清与民国那样的风云际会的时代，王国维与胡适正好代表着文化两极：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西装革履、年轻帅气，掀起新文化运动，口口声声要砸烂孔家店，他正是王国维与辜鸿铭的“天敌”。在传统文化日渐式微的年代，梳小辫子的他们正好成了传统文化可笑的象征。我只有一点不能理解，同为赴欧洲留学的留学生，陈寅恪几乎半生在海外著名大学间游学，最终学成一代大儒。虽然西化到早餐非牛奶、面包不食，但在骨子里，却和王国维、辜鸿铭一样迂腐。陈寅恪为什么不能成为胡适之？追根究源就追到了陈寅恪的祖先身上，他精神上遗老遗少的贵族品格来自于他的祖先：有虞氏三十三世孙、武王克商以后以元女太姬配之的陈胡公和后来著名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传统国学浸淫太深，所以他才会誓死捍卫精神上的民族正统，认定这是文化的主流，这正是代代频出的遗老遗少的精神支撑。 其实若严格说来，王国维也好，陈寅恪也罢，他们应该算不上遗老遗少，充其量只是一种“文化遗民”。同以往“易代”不同，王国维或陈寅恪生活的晚清与民国时代，清廷的崩溃对他们而言更富于文化含义。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面临着空前挑战，文化失落的痛苦使他们具有一种共通的“文化遗民”情结，他们的所有言行几乎都与这种情结相联系。从他们瘦弱苍凉的背影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时代、也是五千年中国历史苍凉的飘零的背影。由于“文化遗民”所处的特殊文化语境，当旧文化开始衰落、新文化开始兴起之时，“文化遗民”自然而然地就站到新文化对立面，保守的文化立场使他们成为新文化形成与发展的阻力。晚清与民国正处千年文化大转型时期，就是李鸿章所言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正好就是这种保守势力作顽强抵抗之时。在历史进程中，“文化遗民”的意义和影响首先是以“保守”的形式得以呈现，它体现为一种历史的绊脚石和文明进步的包袱。在这里还是陈寅恪自己看得最深最透，他在掉念王国维自沉昆明湖时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这一句话说到点子上根子上，“文化遗民”作为易代之际“士”的固有角色，是“士”与过去历史时代的联结。这不仅是一种特殊身份，也是一种生存状态与思想状态。易代之际士人政治态度选择的艰难与痛苦，不能不使宗法社会伦理系统内部的诸种矛盾尖锐化。明代的政治暴虐，其间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引发出士人富有深度的怀疑与批判。晚明以来的社会政治危机，唤发起士人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当士大夫的心灵无法承受时，紧崩的生命琴弦往往会在这一刻断裂。陈寅恪分析得很清楚：“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 但是历史的脚步铿锵有力大步向前，文化的更叠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王国维和陈寅恪所念念在兹的传统文化，曾经是一条丰沛又暴涨的河流，滋养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它的成因有它的原因和它的条件，它当然也起过它的作用。但是到了晚情与民国年代，到了现代文明如春风浩荡、春江暴涨的今天，农耕文明孕育的孔儒之道与宋明理学就到了日渐式微的这一天。像一条曾经丰澹的河流，流淌到今日终于断流了。当今世界的主流就是科学与民主——像汽车取代马车一样，像电灯取代油灯一样，科学民主取代孔孟之道是理所当然，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背负着沉重的历史文化包袱，“文化遗民”王国维走到这一步走不下去了，最后只能投湖自沉。这是中国文化的劫数，也是中国历史的劫数。
（民国双璧系列之——《历史的辫子》/陶方宣著/ 2015年6月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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