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是什么？ John Krige & Dominique Pestre 科学是一种通过批判方法寻求真理的理性实践，它旨在建立起合乎逻辑的相互联系 的体系，即命题，但也可以通过讨论或辩论表达出科学的意旨。对于投身科学的人 来说，科学还是一种令人身心愉悦的个人审美体验──想一想数学家面对特别完美 的证明时所表达的感受，或者告诉我们说“物理很好玩”的理查德·费恩曼的情感。 就像诗歌一样，科学可以成为学者们享誉世界的一条通途。 对于20世纪的许多科学家来说，科学也是一种伦理规范，是指导社会和政治行为的 道德价值之源。我们从法国学者身上看到了这一点。在（19/20）世纪之交，法国的 学者们坚持认为应重审德雷夫斯案。他们的介入至少在最初主要不是因为深信德雷 夫斯无辜，而是感到不公平，即德雷夫斯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对他们来说，讲科 学意味着愿意接受所有可能性，小心谨慎地收集全部事实，然后得出内在一致、合 情合理的结论。科学是一个人学习什么叫客观、什么叫公正的园地，它是民主思想 与共和政体在与惯于利用民众的先入之见和愚昧无知的歪理邪说进行斗争时所依赖 的主要资源，是与社会不公进行斗争的利器。 科学也是我们社会中最具影响力的知识体系，知识体现于各种专家。国家要求专家 给健康下定义或制订安全标准；军队请专家就他们收到的发明创造建议提出高见， 或把专家置于新型武器系统开发的核心；专家应传唤到法庭发表意见，他们的判断 左右着他人的生死；人体测量学专家向当时的精英统治者提供这方面的知识；核专 家则一再向我们保证科学能够驾御未来。由于信念坚定，专家不再是育人者，而是 立法者，实际上成为达官贵人的顾问。 与此对立的是，对反核斗士和生态学家来说，科学可以视为人类狂妄自大的标志， 是一种过分行为的体现，这种过分行为可称为普罗米修斯式的或浮士德式的。将这 些态度推向极端，有些人认为科学是现代性（包括本世纪极权主义政体的“理性” 实践）的要害。对于学者来说，科学是摆脱偶然性的方法，是获得与上帝（几乎） 平等的手段。相形之下，对其他人来说，科学可以象征着一种可悲的麻木不仁，比 如一种既傲慢又专横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它也象征着这样一种行为，即尽管失口否 认，但它并不知道有许多东西是自己不了解的。由于缺少人性，科学已成为一种威 胁，而科学家则是新巫师的门徒。 对于受科学支配的人来说，科学可以作为教化他们，使他们以某种方式行事，以更 高层次的善的名义强迫他们接受一些行为模式和态度（他们最终只好将这些行为模 式和态度内化了）的手段。这发生在科学胆敢告诉人们什么是理性行为的模型时， 发生在实验室和工厂里，如泰勒主义者和后泰勒主义者所奉行的科学管理实践。 此外，科学还意味着其它许多东西。它是一套制度体系，是我们在博物馆和“科学 中心”所看到的内容，是实验室在“开放日”所展示的一切。此时，科学是一则正 在上演的成功故事，永远包含着我们周围世界的更多事物，揭示常人看不到的东西： 一种把俗人排除在外的无可争辩的知识体系。如此说来，科学既是检验知识的普适 标准，即臻于完美的知识模式，也是一种近似魔法的实践，因为它仍然既难以捉摸 又十分有效。 科学还是建筑物的集合，是铭刻在城市装饰物上的画像的集合，是承载着社会价值 的绘画与雕刻的集合。此时，我们想起了巴黎艺术博物馆中达菲的壁画或“自然在 科学面前揭去面纱”的古典雕像。自然一般被表现为受人支配、无权无势的美丽女 性。科学是我们参观的纪念馆的集合，它激发出情感（如参观巴斯德故居时），凝 聚民族自豪感，激起对进步的希望或恐惧。科学也会让人产生一种有关人类状况和 传统的时间感，正如斯德哥尔摩皇家工学院前树立的雕像，它所表现的“过去”与 “现在”和“未来”是分开的，而“现在”和“未来”相互融合，指明了前进的方 向。 科学是论文集、模型库、修辞源。它可以支撑起一种“人性”的概念，也可以认可 一套社会规范。当病人几乎必死无疑的时候──如患有艾滋病时，科学也可以是一 系列“科学上”更可靠的议定书。科学还可以是震慑良心并受到其它价值观责难的 各种行为：物理学家雷斯蒂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之后放弃了他的研究领域，动物实 验也因其残忍和可能导致人体试验而遭到谴责。 科学也是攀登社会阶梯的一种手段，是选拔精英人物的一种工具，是界定何谓学术 水平出众的一种方法。对许多学术界人士来说，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职业， 是我们在学校习得的一种我们所擅长的实践，一种成为我们第二本性的实践。 最后，科学可以说是渗透到我们生活各个角落的工具和器械的集合，是一种自身受 到这些工具和技术物调整的实践。过去几个世纪里的“西方科学”甚至可以这样来 恰当地表征：日益有机地结合起来的科学技术与工业按指数增长方式对“人造物品” 的生产，它使得人类社会得以主宰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科学首先是一种 通过器械（和武器）控制物质的一种手段，一套使号称自由经济的经济体制的效率 得以变得更高的生产管理体系。我们现在的确远离了伦理学和认识论──但是谁又 敢说科学与这两者无关呢？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 姜桂兴 摘译自法国作者John Krige and Dominique Pestre的 Scien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一书的 Introduction, Overseas Publishers Association, Amsterdam B. V., 1997,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 田中、武夷山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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