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 Engl J Med 2010，363(7)：664]报告了1例40年前曾接受化疗和放疗的56岁霍奇金淋巴瘤女性患者，突发呼吸困难和休克，入院心电图提示急性心肌梗死(心梗)。患者在霍奇金淋巴瘤治疗后的数年间先后发生多种治疗相关并发症，累及心、肺、甲状腺、食管等，最终发生致死性冠脉事件，抢救无效死亡，尸检结果证实患者死于放疗损伤。在病例讨论时，艾布拉姆森医师评价，该病例揭示了医学治疗的奇迹和风险。
心脏病：癌症幸存者的另一道坎儿
近年来，癌症患者生存期明显延长。在美国，癌症患者的5年生存率在1975-1977年间为50%，到1999-2005年则升高至68%。2012年，仅美国就有约1200万癌症患者。美国M.D. 安德森癌症中心(MDACC)哈科(Aarif Khakoo)教授认为，“随着癌症患者生存期延长，我们需要应对癌症治疗继发的问题――包括对心脏的影响，肿瘤科医生需要加强与其他科医生的合作”。
癌症化疗可导致心脏收缩和舒张功能障碍、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心包炎等;放疗时若没有足够屏蔽，可能导致冠状动脉疾病、心脏瓣膜病、心包损伤和心肌损伤。梅奥诊所心脏病学家穆卡达姆(Farouk Mookadam)教授指出：“心脏毒性是癌症治疗中常见的副作用，可能影响患者的生存及生活质量，心血管并发症也常常影响癌症患者治疗策略的选择”。化疗对骨髓抑制和胃肠道的副作用是公认的，“然而，人们对癌症治疗导致心脏毒性的认识却不够充分。”梅奥诊所肿瘤学家诺思菲尔特(Donald W. Northfelt)如是说。
一项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 2013，309(22)：2371]的研究显示，在1962-2001年间1713例儿童期发生癌症的患者中，心脏异常的发生率为56.4%。2013年9月23日，美国心脏学会(AHA)在《循环》(Circulation)杂志在线发表的“科学声明”中指出，儿童癌症幸存者因心脏疾病死亡的发生率是同龄对照者的8~10倍。
“祸不单行”催生新学科
面对与日俱增的临床需求，医生们似乎并未做好妥善应对的准备。1991年，在意大利威尼斯，1名49岁男性在重体力劳动时发生典型心绞痛，他有胃淋巴瘤史并已完全缓解。经急诊检查，他被确诊为急性下壁心梗，但医生仅将其送入观察室而未予以心脏介入治疗，理由是“他是一名癌症患者”。1992年，在意大利米兰，1名45岁女性晚期乳腺癌患者发生呼吸困难，标准治疗效果不佳。超声心动图提示大量心包积液、心包压塞。考虑到“癌性心包积液、心包压塞是终末期患者的典型表现”，医生认为“没有必要进行重症监护”，仅进行对症治疗。在意大利米兰的欧洲肿瘤中心，1995年癌症患者心脏会诊比例为7%，2008年该数字上升至77%。
患者集两种危急疾病于一身，各需复杂多重用药，使诊疗错综复杂、投鼠忌器，非两个学科互知根底、密切对话无以解决。基于此，国际上近年来萌芽了一门新兴学科――心脏-肿瘤学(cardio-oncology)或肿瘤-心脏学(onco-cardiology)，重点关注癌症心血管表现以及癌症患者治疗过程中及治疗后心血管并发症的防治。
2009年1月，国际心脏肿瘤学会(ICOS)成立，其目标包括促进多学科专家参与临床决策、建立多中心数据库、制定常用术语标准和多学科指南等。ICOS也就如何实现心脏科和肿瘤科有效整合以提供最佳医疗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包括两个科在临床研究之初即开始合作、心脏科医生积极参与高危癌症患者临床管理以预防心力衰竭(心衰)和其他主要心脏事件等。
癌症治疗相关心脏毒性已成为热门研究话题，在PubMed上以cardiotoxicity(心脏毒性)和cancer therapy(癌症治疗)为关键词可检索到1700多篇文章，其中500多篇在最近5年发表。2009年，全球超过100名专家学者相聚意大利米兰，参加第三届“国际心脏肿瘤大会”;2010年，在美国休斯顿举行的首届“国际肿瘤和心脏大会”吸引了超过200名参会者。2013欧洲心脏病学会(ESC)年会针对该话题设立了专场，探讨放化疗导致心肌病、癌症晚期心衰、心脏毒性的监测和管理等话题。一位参会者在会后写道，“我有一种马上回家改变临床实践的冲动”。
美国已经有一些医院提供医疗服务以帮助癌症患者在治疗期间和治疗后保持心脏健康，例如MDACC、克利夫兰医学中心、布莱根妇女医院、路易斯维尔大学、极光圣路加医疗中心等。该亚专科发展较快，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心脏-肿瘤团队领导者莱内曼德(Garrie G. Lennemand)教授介绍，2012年秋冬，路易斯维尔大学心脏-肿瘤诊所只有13例患者，2013年春天增至32例，2013年夏天增至66例。美国心脏病学会(ACC)在2013年底发布的“2014年心血管领域大事件预测”中提到，“在交叉学科领域，心脏-肿瘤学将继续发展，期待2014年有更多医院成立该亚专科”。
心脏-肿瘤学研究：问题多于答案
化疗药物的心脏毒性
蒽环类药物 人们熟知的导致心脏毒性的化疗药首推蒽环类。蒽环类是临床上最常用的化疗药之一，对其心脏毒性的研究开始较早、也相对较成熟，国内外均发布了相关指南。蒽环类药物心脏毒性与累积剂量呈正相关且不可逆，AHA推荐，在使用蒽环类药物治疗时，要密切监测、动态观察心功能变化;当左室射血分数(LVEF)降低超过10%时，建议选择更灵敏的方法进行监测，例如动态监测肌钙蛋白等。
然而，目前仍有一些问题尚不清楚。梅奥诊所心脏病学家埃尔曼(Joerg Herrmann)教授提到，“过去认为多柔比星累积剂量达到550 mg/m2时，心脏毒性风险显著增加;但现在大量证据提示这个阈值可能更低、甚至不存在”。亨德利(Hundley)等在53例接受中低剂量蒽环类药物的癌症患者中，采用心脏磁共振成像(CMR)和生物标志物检测，发现治疗6个月时即可出现LVEF降低、动脉硬化增加[JACC Cardiovasc Imaging 2013，6(8)：877]，Hundley指出，“这些指标的早期变化是否有意义、是否提示患者风险增加、是否需要进行干预，我们并不清楚。”
新型靶向药物 近期研究显示，被认为安全性较好的新型靶向药物也有心血管毒性作用，但与传统化疗药明显不同。曲妥珠单抗是治疗乳腺癌常用的靶向药，其心脏毒性与剂量无关，且往往是可逆的。研究显示，曲妥珠单抗单药致左室功能障碍的发生率可达10%，充血性心衰的发生率为1%~4%;曲妥珠单抗联合紫杉醇或蒽环类药物时，心功能障碍的发生率可分别高达13%和28%。舒(Chu)等人研究显示，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舒尼替尼导致心衰的发生率为8%，19%的患者射血分数至少降低15%。贝伐珠单抗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高血压(3/4级高血压发生率为8%~18%)，也可导致心绞痛、心衰、心梗等，大部分心血管事件与治疗导致动脉血栓栓塞风险增加相关。其他靶向药物如伊马替尼、达沙替尼等也能导致不同程度的心脏损伤。
关于靶向药物导致心脏毒性可能的机制尚不十分明确;在治疗策略上，MDACC的 叶(Edward T.H.Yeh)教授在其所著《癌症与心脏》一书中提到，在疗效相同情况下，曲妥珠单抗每3周方案或每周方案，哪种对心脏的损伤更小，我们并不清楚。
放疗相关心脏损害
对于放疗相关心脏损害，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的穆斯利赫(Moslehi)教授说，“较早的乳腺癌放疗技术与心脏疾病发生相关，但可减少心脏辐射的现代放疗技术是否与心脏疾病发生有关，并不十分清楚”。2013年3月14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 Engl J Med2013，368:987)发表的一项病例对照研究显示，乳腺癌放疗可导致以后缺血性心脏病发生率增加。即使最小的辐射剂量也会增加风险[1格雷(Gy)辐射与冠脉事件增加7.4%有关];冠脉事件风险出现于放疗后5年，并在20年内持续存在;放疗前已存在心脏危险因素的患者风险更高。
尽管很多人都认为需要对放化疗导致的潜在心血管疾病进行早期监测，但由于证据缺乏，很多细节问题还未达成共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Abramson肿瘤中心的心脏病学家卡弗(Joseph R.Carver)教授说，“我们知道需要对患者进行随访，但不清楚合适的随访频率是多少，不清楚是超声心动图更好还是检测生物标志物更合适。”
■结语
一项来自真实世界的小规模临床研究显示，在63例化疗相关左室收缩功能障碍(LVSD)的癌症患者中，不到2/3接受了指南推荐的心衰药物治疗，仅一半接受了心脏科会诊，接受会诊者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100%对52%)和β受体阻滞剂的处方较多(94%对41%)，患者生存改善(71%对41%)[JCardFail2013，19(9):629]。
欧洲肿瘤中心奇波拉(Carlo M.Cipolla)等提到，心脏-肿瘤科医生的主要目标是寻找新的治疗策略、提供基于证据的建议、实现对患者的最优管理。但现实是，当心脏病患者被查出癌症时，心脏科医生往往不再考虑强化治疗和(或)介入治疗。同样，当癌症患者出现心脏问题时，也往往被排除在一线、更积极(通常也更有效)的放化疗策略之外，严重影响患者预后。要让心脏科医生树立起“在很多情况下，对癌症患者心脏病的管理应更像对糖尿病等慢性病、而不是终末期疾病的管理”之观念颇具挑战。如何更好地选择治疗策略尚缺乏证据，这也是心脏病学家和肿瘤学家共同面临的课题[Prog Cardiovasc Dis2010，53(2):88]。
借他山之石，解临床之惑
副标题：“M.D.Anderson实践”：讲述癌症患者心脏病管理
作者：王娣、孙云、刘娟整理 来源：中国医学论坛报 日期：2014-09-05
癌症患者心包疾病管理
急性心包炎和心包积液是癌症患者最常见的心包疾病。美国心脏病学会/美国心脏学会(ACC/AHA)并无心包疾病处理指南，而在欧洲心脏病学会(ESC)2004年颁布的指南中，癌症相关心包疾病的内容只有1页。由于临床证据缺乏，其处理很大程度依赖专家经验，须肿瘤和心脏两个学科密切协作。 癌症患者易患心包疾病有多种原因，包括感染、肿瘤侵犯、放疗、化疗[氟达拉滨、卡培他滨、蒽环类、环磷酰胺、靶向药物(如达沙替尼)和HDAC抑制剂等]。
急性心包炎
急性心包炎的主要治疗是非类固醇类抗炎药(NSAID)和阿司匹林，可加用秋水仙碱。秋水仙碱整体安全性良好，但癌症患者特别需要注意药物相互作用/配伍禁忌(抗真菌药、地尔硫卓、维拉帕米、他克莫司、他汀)，还须警惕少见、但后果严重的骨髓抑制。
在非癌症人群中并不鼓励使用糖皮质激素(仅在NSAID禁忌时使用)，但癌症患者很多对阿司匹林和NSAID有禁忌，使得糖皮质激素成为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关于剂量选择并无充分证据，观察性研究提示，大剂量、缓慢减量的用法复发率低，但药物相关副作用多见;而小剂量短期使用副作用少见，但复发率高。M.D.安德森癌症中心(MDACC)通常选用下述两种方案之一：①大剂量、迅速减量;②小剂量、缓慢减量。(图1)
心包积液
心包积液在恶性肿瘤患者中常见，尸检检出率可达15%~34%。治疗策略取决于3个因素：①临床症状严重程度;②积液量(小量，<10mm;大量，>20mm);③病因。MDACC患者资料提示，最常见合并心包积液的是肺癌(32%)，其次是乳腺癌(17%);积液2/3为非肿瘤性。约60%的患者表现出心电图低电压、20%表现出QRS交替。胸片显示出心影增大时，积液量通常已达到200~250ml。
除非并存心包炎，否则内科治疗未被证实有任何获益，治疗主要考虑引流。引流的指征为：①大量积液;②需要病因学诊断;③临床/超声提示心脏压塞。
癌症患者心包积液处理见图2-3。在ESC2004版指南中，经皮心包穿刺术为Ⅰ类推荐，外科心包开窗术是Ⅱ类推荐。MDACC在297例心包积液中，278例采用经皮心包穿刺引流，在休克患者、伴高血压或凝血功能障碍等患者中尤其适用;另外19例采用外科心包开窗术，外科手术主要适用于复发性积液、脓性积液、创伤相关积液、高引流量(超过100ml/d，连续5~7天)。
经皮心包穿刺术入路选择主要取决于积液位置：心尖/前壁(前入路)、下壁/后壁(剑突下入路)、环绕(两种入路均可)。
癌症患者左心室功能评估
接受心脏毒性化疗药物的患者应在基线接受心脏超声检查、并随访复查，这被ACC/AHA/美国超声心动图学会指南列为Ⅰ类推荐，在MDACC，超声是最常用的左心室功能评估方法，使用率是MUGA(放射性核素造影)的8倍。
案例：21岁男性尤文肉瘤患者，12年前接受多柔比星540mg/m2治疗，无心脏症状，心功能良好，随访超声显示左室射血分数(LVEF)45%~50%。鉴于2年前超声检查LVEF为55%~60%，患者被转诊心脏科评估是否化疗产生了心脏毒性。
患者在心脏科接受了进一步左心室功能评估，包括含造影剂2D超声(双平面圆盘法)定量显示LVEF为54%、3D超声计算LVEF为53%、心肌应变力评估(显示整体纵向应变为-18.3%)。3项结果均在正常范围，与2年前相比并无左室功能轻度下降。从而否定了肿瘤科医生的怀疑，避免了不必要的干预。
2D超声可用于左心室容量和功能的定性或定量评估，多数超声心动图室实施定性评估，其缺点是操作者间差异较大，并受操作者技术水平影响。定量评估费时，开展并不广泛，但指南推荐使用双平面圆盘法作定量评估。MDACC心脏科遵照指南对医生、技师和护士进行教育，推动定量方法的使用。此后1年，定量评估使用率由22%增至65%，并发现定量评估的操作者间差异显著低于定性评估。
双平面圆盘法的优点是矫正形变、尽量减少数学假定;缺陷是心尖经常出现透视缩短、心内膜信息丢失、仅依靠双平面。鉴于此，MDACC在2D超声基础上还做3D超声检查。对癌症化疗患者，3D超声已被证实是可重复性最高的左心室容量和射血分数检测法。心肌应变力则是检测药物心脏毒性最敏感的超声技术。
化疗患者的QT间期监测
案例1：66岁女性急性髓性白血病患者，在接受羟基脲继以去甲氧柔红霉素、阿糖胞苷治疗过程中出现呼吸衰竭和中性粒细胞减少性发热，因步态不稳、晕眩、跌倒收入院做神经学和心脏评估。远程监测心电图示频发室性期前收缩，伴阵发多形性室速、尖端扭转型室速。
患者用药史复杂，包括消化道药物(异丙嗪、奥坦西隆、泮托拉唑等)、精神类药物(利哌酮、羟基安定、反胺苯环醇)、雌激素、左旋甲状腺素、抗微生物药(莫西沙星、环丙沙星、伏立康唑、伐昔洛韦)、呼吸科用药(异丙托溴铵、西替利嗪、左旋沙丁胺醇)等。
血电解质检查：钠132mmol/L(135~147mmol/L)、钾3.3mmol/L(3.5~5mmol/L)、镁1.8mg/dl(1.8~2.9mg/dl)、磷3.8mg/dl(2.5~4.5mg/dl)、钙8.4mg/dl(8.4~10.2mg/dl);头部CT/磁共振成像(MRI)未提示急性梗死/软脑膜病变;经胸超声心动图表明左室射血分数(LVEF)为35%(既往为55%~60%);心导管检查未发现显著的血管阻塞性病变。既往心电图示正常窦性心率，QTc为455ms;就诊时较明显变化为QTc延长至487ms。
QT间期延长的常见危险因素包括：①电解质失衡如低钾、低镁、低钙;②代谢失调如甲状腺功能减低、低体温;③结构性心脏病;④药物，抗精神病药物(利培酮)、止吐药(奥坦西隆、异丙嗪)、抗微生物药(莫西沙星、环丙沙星、伏立康唑)等。该患者经纠正电解质失衡和其他危险因素后，随访心电图QTc为451ms，恢复正常。
案例2：62岁女性转移性肾细胞癌、左肾切除术后，患者有恶心、呕吐、腹泻，既往非缺血性心肌病史(LVEF45%~50%)。癌症治疗包括舒尼替尼(因胰腺炎、充血性心衰、急性肾衰停用)、依维莫司和贝伐珠单抗(出现大量蛋白尿，疾病进展)，遂开始用帕唑帕尼。
初诊实验室检查显示钠135mmol/L、钾4.2mmol/L、镁1.7mg/dl，心电图示QTc延长(510ms)。经心脏科和肿瘤科医生讨论后，暂停帕唑帕尼，补镁，每日复查心电图并记录QT间期。5天后，QTc缩短至467ms。
常见引起QTc延长的化疗药见表(多数来自临床前数据，有些来自病例报告和药品上市后数据)。MD Anderson实践(MAP)中QT监测及处理见图4~6。
放疗患者心脏置入器械管理
案例1：74岁男性患者，右肺上叶3期非小细胞肺癌，肺门和纵隔转移，有冠心病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史，左侧单电极ICD(置入式心律转复除颤器)一级预防，计划接受多分割放疗[34次(fractions)，74格雷(Gy)]。患者在fraction8之后出现ICD软重置(soft reset)和记忆丢失，在fraction10后出现完全重置，各项参数变为重置模式，ICD遂被重新程控为初始设置，最终完成放疗时，没有更进一步重置。
在以下情况下，考虑器械重新定位置入：①永久性起搏器(PPM)/ICD发生器位于直接放射束部位;②估计吸收放射量>5Gy;③患者为起搏器依赖;④器械阻碍了对肿瘤的有效放射。在决定重新置入之前，应考虑并发症风险。
案例2：82岁左侧乳腺侵袭性导管腺癌患者，因病态窦房结综合征于2008年左侧置入双腔起搏。患者为起搏器依赖，器械干扰了肿瘤的有效放射。经与肿瘤科医生讨论，心脏科医生将器械重置入右侧。
MAP中放疗患者心脏置入电子器械的管理见图7。
MD Anderson癌症中心之脑肿瘤中心简介
美国德州大学MD安德森癌症中心（University of Te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UT MDA）(图1)位于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始建于1941年，是集肿瘤临床诊断、综合治疗及基础科研于一体的大型专科医院，在全美乃至全球享有盛名，2008年再度被评为全美最佳癌症研究机构，这也是安德森癌症中心在9年内第6次获得该项殊荣。 1 L* }. y) s$ g/ g MD安德森癌症中心自1951年开始提供神经外科诊疗服务，先后成立神经外科（Neurosurgery），神经肿瘤科(Neuro-Oncology)。1993年，MD安德森癌症中心整合神经外科、神经肿瘤科、神经肿瘤病理、神经影像、神经肿瘤放疗、儿童肿瘤、心理学、流行病学及统计的优势，成立神经肿瘤中心，旨在通过多学科的协作，最大限度的提高神经肿瘤患者的预后及生活质量。MD安德森癌症中心神经肿瘤中心具有雄厚临床科研实力，2006年接诊病人18000例，有31项在研临床试验，另有11项临床试验待启动。神经肿瘤中心拥有1000余平方米的独立实验研究空间，目前共有12个专科71位临床医生及基础研究人员协作，其中42％的临床医生参与基础科学研究，有多位在神经肿瘤专业相关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威望。神经肿瘤中心2006年发表学术论文171篇，获得联邦基金42项，共计1160万美元；与药厂合作开发新药，获得资助730万美元；获得各类基金会资助160万美元。9 X" w5 B7 T: E+ q( s( W德森癌症中心，是世界上最好的癌症治疗中心，拥有世界上最好的肿瘤医生，世界上最好的癌症治疗设备。 神经外科& O! p+ j2 J0 [2 b- l如前所述，MD安德森癌症中心自1951年提供神经外科诊疗服务。1979年，于头颈外科下设神经外科分区。1990年，MD安德森癌症中心正式成立独立的神经外科，由Raymond Sawaya教授担任科室负责人至今。MD安德森癌症中心神经外科具有精良的手术设备，除手术显微镜、立体定向仪、术中电生理及无框立体导航设备及外，还于2006年7月引进术中磁共振单元（BrainSuite）（图2），这为最大程度切除肿瘤，最大程度保护患者生命安全及神经功能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神经外科共有10名神经外科医生，各有所长，处理包括功能区胶质瘤、脑膜瘤、垂体瘤、颅底肿瘤、转移瘤、脊髓肿瘤、癌症疼痛及四周神经肿瘤在内各类患者，2003年手术量为1303台，放射外科治疗患者194例。在全部神经外科手术中，神经导航系统辅助手术约占1/3，为318台。在临床科研方面，下属的临床研究分区（Section of Clinical Research），由专职人员负责临床试验方案的制定，患者临床及影像资料的收集及 统计学分析，目前保存有超过7200名神经外科患者的全部临床及影像学信息，为完成高质量的临床试验及撰写学术论文提供了有力的保障。除临床工作外，神经外科还开展了大量的临床及基础科学研究。神经外科在脑肿瘤中心实验部下具有独立实验室，临床医生及基础科研人员广泛参与。1993年至2003年，神经外科平均每年发表论文及参与撰写专著章节52篇，1994年至2003年，累计获得科研基金910万美元。医学教育也是神经外科的工作重点之一，每年有3名住院医师于神经外科轮转。另外，自1993年起，每年有2至4名医师于神经外科进行神经肿瘤外科专科练习，至2005年，已培训专科医师共25名，其中的大多数（60％）于全美各大医学院任职。神经外科主任Sawaya教授，目前为神经肿瘤中心负责人，曾任美国神经外科医师协会神经肿瘤分会主席。Frederick F. Lang教授为神经外科临床研究分区负责人，并担任美国神经肿瘤学会（Society of Neuro-Oncology, SNO）副主席。 7 c( B, e/ e* {1 p" g神经肿瘤科, ?* R! O% V5 a( _4 i9 SMD安德森癌症中心神经肿瘤科于上世纪80年代创立，旨在通过临床及基础研究，寻找治疗脑肿瘤行之有效新方案。神经肿瘤科由神经肿瘤专科医生、神经科医生、神经心理科医生及基础研究学者构成。神经肿瘤专科医生负责为神经肿瘤患者制定化疗方案，并通过临床研究探索新型的治疗方案。神经科医生处理全院肿瘤患者神经系统疾患及由肿瘤或治疗引起的神经系统并发症。神经心理科医生处理肿瘤相关的行为认知异常，以及对有需要的肿瘤患者及家属进行心理治疗。基础研究学者则专注于探索神经肿瘤发生、发展的分子生物机制及对新型药物及治疗方式进行临床前期研究。神经肿瘤科设有专科培训项目，每年招收3至4名医生进行专科培训。在2至3年的培训期结束后，受训医生具备独立处理神经肿瘤病人以及从事临床科研的能力。神经肿瘤科在近30年的历史当中，有多位医生学者在神经肿瘤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前任神经肿瘤科主任Victor A. Levin教授，创造了“neuor-oncology”一词，曾担任美国神经肿瘤学会（SNO）第一届主席，被很多人认为是神经肿瘤科之父。现任神经肿瘤科主任Alfred W.K. Yung教授(图3)，目前为神经肿瘤中心共同负责人，担任美国神经肿瘤学会（Society of Neuro-Oncology, SNO）委员，美国放疗协助组（RTOG, Radiation Therapy Oncology Group, RTOG）共同主席以及闻名专业学术期刊《Neuro-Oncology》的主编。值得一提的是，在Yung教授及其历届主编的共同努力下，《Neuro-Oncology》的影响力日渐提高，SCI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 IF)已由2002年的2.717迅速上升至2006年的4.939，成为神经肿瘤领域内的最具权威性杂志之一。在临床诊治方面，Yung教授致力于胶质瘤的综合治疗，尤其在化疗及分子靶向治疗方面颇有建树，指导并参与了大量较具影响力的多中心临床研究。在基础科研方面，Yung教授专注于探索胶质瘤的发生与进展的分子机制，旨在寻找新型分子靶向治疗药物，为临床治疗提供理论基础。1997年，Alfred WK Yung教授的实验室及哥伦比亚大学Parsons实验室分别独立克隆出同源性磷酸酶-张力蛋白（phosphatase and tensin homolog, PTEN）基因。PTEN是重要的抑癌基因，它的突变及缺失是许多肿瘤（如肺癌，前列腺癌及胶质瘤等）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常见的分子事件，目前仍是肿瘤研究中的热点。 " J0 k0 h p- C2 J4 c( F神经肿瘤病理科及神经肿瘤放疗组& h- \5 a8 a3 F; T8 M2 c& y7 Z/ b神经肿瘤分类复杂，组织病理学表现多样。迅速准确的病理诊断，是神经肿瘤正确诊断及合理治疗的基础。安德森癌症中心神经病理科每年病理诊断本院及外院会诊脑肿瘤病例超过1200例，具有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在基础研究方面，神经病理科具备组织芯片核心实验室，拥有自己的神经肿瘤组织库已近15年，不但为本院的科学研究提供冰冻肿瘤组织，还向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NCI）主导的癌症基因组图谱计划（The Cancer Genome Atlas，TCGA）提供肿瘤组织。神经病理科的Kenneth D. Aldape及Gregory N. Fuller参与撰写神经肿瘤病理经典参考书《WHO神经系统肿瘤分类》，在神经肿瘤病理界具有较高的声望。 ; @3 B* q" i; v* D2 s H2 `% g放疗是治疗脑肿瘤，尤其是胶质母细胞瘤、髓母细胞瘤及脑转移瘤等恶性脑肿瘤的重要手段。MD安德森癌症中心神经肿瘤放疗组能为脑肿瘤患者提供常规放疗、调强放疗、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及Gliasite球囊/导管近距离放疗。另外，安德森癌症中心斥资1.27亿美元购进质子放疗设备（图4），全美仅有3家医疗单位具有此类设备。质子放疗具有高能、定位精确及四周正常脑组织保护好的有点。安德森癌症中心也为脑肿瘤及颅底肿瘤患者提供质子放射治疗。, N! U% V" t+ N2 m% C1 P: |神经肿瘤中心重视多学科协作，在临床方面，每周举办临床病例讨论会，由神经影像、神经外、神经肿瘤、神经病理及神经肿瘤放疗医生参加，为病人制定最佳的治疗方案。在基础科研方面，神经肿瘤实验研究部定期举行学术研讨会，通报各实验室的科研情况，互通有无。同时，神经肿瘤中心还经常邀请本院及全美相关领域专家进行演讲，开拓研究思路。安德森癌症中心神经肿瘤中心具有雄厚的临床科研实力，拥有多位相关领域内领军人物，旨在通过多学科间的协作，最大限度的提高神经肿瘤患者的预后及生活质量；同时，通过基础研究及临床试验，寻找治疗神经肿瘤的新型药物及治疗手段，向着“将神经肿瘤变为历史”的最终目标迈进。 6 s1 w( H% u- G- x/ M; g: 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