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什么听你的：儒家如何获得“顶层设计”权力编者按：本文是纪武对齐义虎《以王道超越民主——为儒家宪政辩护》一文提出的个人批评和商榷，不代表本网立场。齐文和纪文互相砥砺，其共同目的都是为了儒家更好的发展，建议读者一起阅读。
在当代中国，以儒家为本位思考中国的理想政治图景，是思想解放的结果。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曾经长期“向西方寻求真理”，形成了一种否定自我历史的思维定势，冷战后的单极世界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自我否定。在这种情况之下，能够克服“历史终结”、“别无出路”的前见，探寻另一个可能的世界，无疑需要极大的思想与道德勇气。 然而，任何对“王道政治”或“儒家宪政”的探讨都有必要认识到，今天的中国并非处于康有为时代，彼时儒家的体制性地位虽然在衰败之中，但仍有大量的残留，在很大程度上还可以以在朝者自居。但在今天，经历过二十世纪革命的大断裂之后，儒家早已丧失了特权地位，不能不与形形色色的思潮一起争夺受众，而儒者何以比常人有更多的“先进性”，也是一个需要证明的命题。相比于其他思潮，儒家拥有的历史符号资源或许更多一些，但这也并不会让儒家自动居于优越地位。当代儒家提出“王道政治”或“儒家宪政”的愿景，对于儒者群体的内部整合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但提出这一愿景并不等于其自然获得了正当性。 蒋庆在回答其他学者对于其“王道政治”设计的质疑时，曾指出他是在探究政治的“可能性”，但在现实操作层面，一切仍然是开放的。蒋庆这一态度是诚实的，但同时表明了“王道政治”理论体系仍处于不成熟的状态。只要对当代观念世界投以一瞥就可以看到，由于价值筛选和排序不同，存在无数“可能的好世界”。对于信仰者来说，每个这样的世界都是最好的。问题在于如何在非信仰者那里建立起一个“好世界”的权威，但非信仰者的思维方式总是后果主义的，即要求证明这种观念的实行能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更好的实践后果。如果不能让受众产生实践效果更好的联想，“好世界”就只是一种高蹈的批判理论资源而已，不管其理论上是多么精巧、道德上是多么纯洁无瑕。 作为一种“顶层设计”，“王道政治”的实行当然有赖于“顶层设计”的权力。齐义虎所探讨的“实现儒家宪政的君子从哪里来”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是以掌握“顶层设计”权力为前提的。但当代儒生们并不掌握这种权力。“王道政治”的声誉，只能依赖于更为细致的、可试验和操作的具体实践项目的展开。换言之，以儒者自居的人士必须在自己所能参与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等各个方面贡献出比既有实践更为出色的成果，才有可能建立这种声誉。 现代世界的权力运作是高度组织化的，高度依赖于客观知识的生产，对世界的解释能力与理解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权力的基础。如果没有打上儒家烙印的客观知识，如果没有儒家的政治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就无法“驯化”当代世界的各种政治社会关系，将其导向儒家的方向，也就无法在当代世界中树立起儒家的“顶层设计”权力。从这个角度来看，二十世纪中国儒家对知识生产过程的介入存在着突出缺陷。在剧烈的政治社会变革压力下，儒家的主要努力在于更新其信仰价值体系并重述经义，但并没有在社会科学的建设上打下多深的烙印。费孝通在结合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儒家价值观方面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也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果。要实现社会科学的“儒化”，需要成百上千个费孝通。但遗憾的是，只有一个费孝通。 在今天，以儒者自居的人士大多数处于文史哲等传统人文学科内，人文学科做的是改造人心的工夫，但如果没有必要的社会科学工具，改造人心的努力往往很难奏效。举例来说，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其中很多条款对于家庭共有财产制有瓦解作用。这种瓦解往往具有某种不可逆性，一旦组织改变，人心也就改变，无法再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了。对于以家庭作为重要制度基础的儒家而言，对这样的司法解释本应密切关注。但很遗憾，学者“大儒”们大多数看不懂法律的“黑话”。其最终成为一个公共话题，还是有赖于法学界若干有一定文化保守主义情怀的学者的推动。 房产是影响婚姻家庭生活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但过去十年来，中国的房价以几何级数增长，在许多城市已经到了非常离谱的程度，围绕房产发生的婚姻家庭悲剧不可胜数，这也是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一些条款得以出台的背景。但很遗憾，当代“大儒”们中许多人尽管对房价也多有微词，但很少能从维护儒家生活方式的角度，对“中国式房产”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房地产政策又和土地、财政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到了这个层面，有能力发言的以儒者自居的人士就更少了。而到更为抽象的货币制度层面，能搞清楚当代世界金融危机发生机制的人更是凤毛麟角，更不用说发出声音了。 在国际层面，许多抱有儒家情怀的学者已经在讨论朝贡制度和“天下”， 但这种讨论往往被一种急于求成的心态所驱动，并没有深入理解当代国际法体系和国际政治的内在逻辑，更不用说抓住其命门了，因此不免出现“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局面。 当然，儒家声音在这些问题上的缺席或许与“大儒”们的文史哲出身有关。但这种解释还是不太有说服力，因为古代儒家研究的礼法，与今天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基础制度有很强的关联性。如果“与时俱进”地接续与更新古代的礼法研究传统，在当代问题的研究上并不至于这么手足无措。 以儒家自居的人士固然参与了一些社会建设与文化建设实践，如创办书院、推广儒家经典、组织慈善活动等，但这些活动的社会效果并不稳定（最为稳定的直接效果是增加了操办者自己的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更对整个社会在宏观走向上出现的一些结构性问题缺乏系统性回应。许多以儒家自居的人在经济社会议题上的态度居然是新自由主义式的，相信抽象的市场的力量，而不管这种力量对伦理生活会造成何种影响。 以上现象的出现，和二十世纪儒家的“去建制化”有很大关系。皇纲解纽，科举废除，宗族瓦解，西方学科分类方式的引入又进一步拆解了有机的儒家学术传统，儒家人士从政治社会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或者无法发声，或者成为清议派。长久不掌权的结果就是对治理事务日益生疏，相关的知识也逐渐退化。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突然对公共事务发声，就很容易只凭借价值观和情怀说话，陷入到托克维尔所说的“文人政治”中去。今天微博上许多以儒家自居的人士的公知腔就是明证，他们一碰到社会政治问题就作悲天悯人状，然后指责官方无能、社会无力、个人无德，至于解决方案么，大笔一挥：“儒家宪政”。但这种宪政究竟是以何种币制、田制、税制、军制、企业制度作为基础，语焉不详。 从根本上而言，今天以儒家自居的知识分子仍然是现代知识分子，并不是古代的士绅。古代的地方士绅既与皇权、科举相结合，又与农民住在一起，既了解君主和官僚体系，又了解民众的需求。但从晚清以来，这样的士绅就衰落了。科举废除切断了士绅的再生产机制，“不在村地主”的大量出现，标志着士绅与农民之间血肉联系的弱化。于是农村的“良绅之治”逐渐让位于土豪劣绅的统治，尽管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很大一部分的确是从士绅转化而来，但根本上，他们与城市而非农村相关联，与陌生人社会而非有机的地方血缘地缘共同体相关联。不管这些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是什么，他们的生活方式并不倾向于让他们与君主及民众密切关联，而要保持这种关联，反而需要付出艰苦的个人努力。 今天以儒家自居的人士如果要重建与君主及民众的双重关联性，恐怕不仅仅是要建设参政渠道，同时还必须思考基层“陌生人社会的熟人化”，因为，在一个普遍陌生人社会里，是很难建立儒家士绅的文化领导权的。在社会经济基础没有恰当安排的情况之下，无论是科举还是选举产生的“士君子”，都会遭遇到“代表性断裂”的问题，难以在社会中获得权威。 以儒家自居的人士在这些事务上是否已证明他们比其他信仰群体的人更为高明？很遗憾，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在这一点上的实效。 在完成这种证明之前，以儒家自居的人士有可能获得“顶层设计”的权力吗？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如果是要在一片沙地上建立一座高塔，那还不如不建。 中国的复兴就是儒家的复兴吗？并不存在这样的必然性，事在人为，决定结果的是实践的细节。对于儒家复兴更为准确的定位是一场社会运动，而且是诸多相互竞争的社会运动中的一场。儒家的优势在于有更多的传统符号资源和情感资源可用。但如果一开始就把姿态摆得太高，很可能会“透支”这些资源，反而造成自我伤害。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历史终结”、“别无出路”的喧嚣已经渐行渐远，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对一个不同世界的想象都变得更加活跃。儒家必将与许多其他力量共同加入中国的顶层建设中去，但其作用能有多大，最终还是取决于自身的知识与实践准备。 对此，我们应当有所期待，我们可以有所期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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