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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隆溪：我与钱锺书 我到北大去以后，很偶然地在北大图书馆看见一本英文书，是一个外国人翻译苏东坡的赋，书前面有一篇序言是个中国人写的，是写得非常漂亮的英文。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个人就是写《管锥编》的作者，后来《管锥编》出版了以后我才知道，钱锺书先生就是写那篇英文序的人，而且就在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但是钱先生在社科院，我在北大，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而且钱先生也不带研究生。我想，也许没有人够资格做他的研究生。我在北大，一般也没有机会见到钱先生，在这种时候，偶然机遇就很重要。这里又有一个偶然的机缘，就是当时有一个荷兰学者到北大访问，名叫佛克马，当时是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副会长。他到北大访问的时候，我做他的陪同。那天我跟他一起和社科院文学所的人座谈，因为文学所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大部分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成了他的翻译。佛克马对我的翻译很满意，他就说他明天要去见钱锺书先生，问我能不能做他的翻译。我想，钱先生是不需要翻译的，不过我很想见钱先生，我答应陪他去。很有趣的是，北大外事处的人听说这件事，就警告我说，钱先生是我们国家顶有名的学者，是第一流的学者，可是钱先生的脾气也是有名的。他脾气很怪，他如果不高兴，不喜欢一个人，脸上马上就会表现出来。他说我们可以让你去，如果半途你觉得气氛不对的话，最好你就先走。我听了这话以后大不以为然，心里很不舒服，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很固执的信念，我觉得一个人学问越大是越谦虚的，那种凡是摆架子，觉得自己了不起的人，往往不是学问最大的人。我有这么一个看法，因为在北大的时候，像朱光潜先生就是很了不起的学者，可是朱先生从来不会有架子的，对人非常谦和。有人说他像个小学教员一样，那是真的。所以我想，钱锺书当然是很有学问的，可是不至于说还没有见面就把我踢出去吧，对不对？可是当时我也的确做了会被踢出去的准备，就跟佛克马去见钱先生。 见到钱锺书的时候，钱先生讲一口漂亮的牛津英文，当然是不需要翻译的，所以我就那么呆坐着，也没有说话。钱先生非常了不起，他对当代学术的发展非常了解，他看过很多当代的书。那位佛克马先生写过一本《20世纪文学批评理论》的书，钱先生很客气，说这本书写得很好，可是也问了一个问题，问佛克马说，你为什么没有提到加拿大一位重要的文学理论家弗莱？你讲当代文学批评理论，怎么没有提到他呢？佛克马就说在他看来，弗莱的批评理论有太多心理学的成分。我当时刚好看过弗莱一本很重要的书《批评的解剖》，觉得佛克马讲得不怎么对，我就说，我看过这本书，我不大同意佛克马的看法。我这么一说，钱先生这才注意这边上还有一个人，就转过身来对我说，现在中国大概还没有几个人看过这本书。那是真的，那本书当时在北大图书馆都没有，我那一本是我在美国的一个朋友寄给我的。当时钱先生问我有什么看法，我刚看过而且准备写一篇文章介绍弗莱的理论，所以我就说了一通。钱先生颇为赞赏我的意见。后来过了一会儿，钱先生把我拉到另外一个房间，因为他要把他的《旧文四篇》送给佛克马一本，还要送给我一本，他问我的名字怎么写，我就跟他讲了。他又问我在北大干什么？我说在北大西语系做研究生，他问我老师是谁，我说是杨周翰先生，他就说，啊，周翰从前是我的学生。我告诉钱先生，佛克马是让我来做翻译的，我知道您不需要翻译，可是我看您的著作真的很佩服，非常希望来看看您，所以就来了。钱先生很痛快，他马上就对杨绛先生说，季康，把我们家的电话号码写给隆溪。他又对我说，以后你要来，尽可以先打电话。以后我就经常和钱先生见面，而且有海外的人来见钱先生，从官方的渠道见不到的，通过我私人渠道见到的也有几位。 我回到北大后，觉得很高兴。尤其因为北大外事处的人曾经告诉我说，钱先生是脾气很怪的，可是事情的发展跟他们讲的恰恰相反，而跟我自己所抱的信念是符合的，就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是决不会随便就瞧不起人，或者对人不好。对人不好也一定有原因，不是说见一个人就不喜欢一个人，不会无缘无故的傲慢。所以我觉得无缘无故傲慢的人不会是真正有学问的人，而真正有学问的人一定是很谦虚的。钱先生的为人证实了我的信念，所以我就特别感动。我记得回到北大那是个周末，我就恭恭敬敬地写了封信。那天钱先生跟佛克马谈话当中，佛克马称赞钱先生对比较文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因为佛克马是世界比较文学学会的副会长，当时就讲到这个话题。钱先生当时就说，我这不是比较文学，不过是个折中主义的东西。折中主义不是一个很好的词，等于说你和稀泥，没有一个明确的立场。我当时给钱先生写信，说佛克马称赞您的时候，您很谦虚，说自己是折中主义。我礼拜一寄的信，礼拜三就收到了钱先生的回信。到现在我还保存着钱先生给我写的五十几封信，这第一封信，是写得很漂亮的毛笔字。钱先生说，我所谓折中主义是我“似谦实傲之词”，就是表面上看很谦虚，实际上是一种自傲的说法。为什么呢？他说自从19世纪以来，英文中折中主义（eclecticism）好像变成一个贬义词了，但是我用这个字是取18世纪启蒙哲学家尤其像伏尔泰、狄德罗这些人，就是法国大百科全书派的定义。那么这个定义是什么呢？就是敢于独立思考，不要去盲从一派，而能兼采众家之长。而且他还把敢于独立思考这几个字的法文原文引出来，写在信里。他说，我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用这个词，可是佛克马先生好像对西方的经典不是很熟悉，“遂未加注意焉”。所以你看，钱锺书先生的确很渊博，每一句话里都有很多典故，很多学问在里头，如果你不能注意到的话，就说明你就不懂了。所以他说折中主义是他“似谦实傲之词”。 可是钱先生也说，因为这几十年以来各种各样的干扰，就是从50年代到70年代这么长一段时间，他计划中的著作“十未成一”，就是说他想写的书十本没有写出一本来，觉得很遗憾。钱先生在信中鼓励我要好好学习。我当时特别地感动，尤其因为钱先生对我那种亲切跟北大外事处那位先生的讲法如此相反，所以我礼拜三收到回信马上又写了一封信。因为钱先生问我在北大学习的情况，我就大概说我在北大研究英国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学和莎士比亚戏剧。紧接着我礼拜五又收到钱先生一封信，是英文写的，用打字机打出来的。钱先生第二封是英文信，我也整整齐齐用打字机打了一封英文信寄回去。从那以后，我就和钱先生常常通信，包括我后来到美国去后。我1983年离开北大到哈佛，后来到加州大学教书，很长时间里钱先生一共给我写了50多封信。我觉得去北京是我一生中很大的转折，就在于在那里可以结识到很多那么好的学者。我想在我这么大年龄的一辈人当中，我可能是跟朱光潜跟钱锺书接触最多的一个人。钱先生自己不带学生，我跟他接触非常多，钱先生对我的帮助也非常大。例如当时在社科院要写一些介绍当代西方学术各方面情形的报告，有关西方文学理论的部分本来请钱先生写，或者请钱先生推荐一个人写，后来钱先生就推荐我来写。这就逼着我去读很多书，写出了一系列文章，这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提高。 在做学问的方面，我想我尤其受到钱锺书的影响。也许本来我是自学的，没有很狭窄的分科、分系的约束，兴趣非常广，我想这也许是我很喜欢钱先生文章的原因，因为钱先生写的东西是包罗万象的，他的《管锥编》可以说是无所不包，从语言学、文学、哲学、历史、经学，甚至科学等各个方面都讲到了。在做学问的方法方面，在很多方面我都受到他的影响。譬如他给我写的第一封信里面，说要敢于独立思考，不要受任何一派的束缚，要兼采众家之长。这对我来说，在后来的工作和学习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另外呢，就是他在《谈艺录》序言里有一句话，说是“东海西海，名理本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就是说东西南北在学术的思想上都有可以互相融会贯通的地方，不能够截然地分成什么南派北派，东方西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如果大家去看《管锥编》第一册第一页，是讲什么呢？讲“易之三名”，就是《周易》这个易字有三种不同的意义，“易简一也”，第一层意思是简易的“易”；“变易二也”，第二层是变易的“易”；“不易三也”，第三层是“不易”的意思。你看，容易的“易”是用“易”字，不容易的意思也是用“易”字来表达，两个相反的意思可以用同一个字来表现。他讲这个话的道理在哪里呢？他是开篇第一段就批驳黑格尔。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经攻击和否定中国的语言，黑格尔认为只有德文和希腊文才具有哲学的思辨作用，才有哲学的辩证思想。他举中文为例，说中文这样的字是非常简单的，这种语言是不发达的，没有办法作为哲学思辨的语言。而黑格尔举的很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德文里有个字叫Aufhebung，我们中文曾经音译为“奥伏赫变”，后来翻译成“扬弃”，就是哲学里讲的“扬弃”。“扬”是举起来，“弃”是抛弃，两个相反的意思在同一个字里面，黑格尔认为这个字就可以很好代表德国哲学的辩证法思想，所以最能表现德文的确是最适合思辨的。可是钱锺书在“论易之三名”一段里，用了很多中文的字，包括“易”字，论语的“论”字，都有很多不同的意思，包括相反的意思，都是用同一个字表现的，所以这是驳斥黑格尔的偏见。钱先生说黑格尔对中文无知，固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德国哲学家，你不能要求他懂中国古汉语。但是他无知而又说这样的大话，这就是使人觉得很惋惜的事情了。所以钱先生批驳了黑格尔这一点，就奠定了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基础，使我们在互相比较之间能够得到启发，对世界文学，对世界文化有一个更广泛的了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为什么《管锥编》开篇第一节就讲“易之三名”，由此来驳斥黑格尔的讲法。因为只有批驳了把东西方文化对立的偏见，才可能展开东海西海学问的汇通。大家知道《管锥编》是评十本中国古代典籍的，可是在几乎每一段里都同时引用了西方的各种各样的作品，有五六种不同的语言，包括英文、拉丁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钱先生引用这么多不同的西方文字的材料来跟中国传统的文字材料作比较，互相融会贯通，在对比之中讲学问，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而这种研究方法和这种眼界给了我极大的影响。虽然后来我到哈佛学习，我还是觉得非常怀念跟钱先生在一起，听他畅谈学问那个时候。而且我觉得，在哈佛的确是有很多非常了不起的学问家，有很多名教授，可是像钱锺书那样对东西方的经典和文化传统有那么深入了解的人，在哈佛也很难找得到，因为哈佛的汉学家们大多都不懂西方的东西，而懂西方的学问家又不懂中国的东西。和钱先生接触对我后来在学术研究上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所以在北京的这一段对我非常重要。 我1983年到了哈佛，当然在哈佛大学有很好的条件，哈佛的图书馆是全世界最大的大学图书馆，我刚才也讲了，在哈佛有很多世界上有名的学者，所以在哈佛学习也得到了很好的训练。我在哈佛学的是比较文学，没有去修东亚系的课，因为我觉得我在中国跟钱锺书先生学，如果在哈佛再去学东亚系的课，那不是像上了大学再进小学吗？所以我基本上是学西方的东西。后来我在美国教书，开始在哈佛教，在加州大学教了十年，教的也都是西方文学理论和西方文学批评这类课程，一直到1998年我到了香港城市大学。到了香港以后，有很多机会到国内来。以前在美国离得比较远，回国往返一趟也比较困难。现在从香港回内陆就很容易了，所以现在到国内就比较多。这次我是第一次到南京来，所以我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和大家见面，跟大家聊聊我学习的经过。我就讲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希望可以提出来，我们一起来讨论。（热烈掌声） 现场提问选摘 问：您在美国和香港工作，这两个地方您更喜欢哪一个地方？ 答：我喜欢美国，在美国学习和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最近几年在香港，也很喜欢香港。首先第一点，是香港回归以后，很多事情要重新开始，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第二呢，香港是个非常国际性的社会，他既是很传统的中国人的社会，同时又是非常国际化的社会，跟外面的交往，从外面来的信息非常多，而且大学的环境非常开放，非常自由，我自己觉得跟美国没有什么区别。我想我只能像这样回答你，这两个地方我都很喜欢。 问：张教授您好，我要问的是，据我所知，您早期的求学是在国内，然后您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并任教。那我想问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所发现和体会的中国和美国的文化差异在什么地方？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把它具体到就是您在执教的过程当中，您所发现的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在学习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区别？ ：对，我想可能第二个问题比较具体一点儿，如果说中美的文化差异，题目就比较大了。我自己到美国去，并没有什么不适应，但同时我也随时感觉到，我自己在中国生活的经验影响到我对很多问题的理解和看法，使我和一些美国同行的看法不一定一致。可是中美的学生确实有些区别，当然我指的是以前我在北大教书那两年的经验。我是1981年毕业以后，留在北大任教。其实我在毕业以前，就给77届的学生上过课。那个时候77届的学生思想非常活跃，他们想学西方文学批评。北大50年代朱光潜先生开过这样的课，后来就没有人开了。朱先生当时已经80多岁了，不可能再开这个课。77届的学生要求系里开这个课，当时虽然我还没有毕业，系里就让我给他们上西方文学批评史的课，所以我给77届的学生上过课，后来毕业以后我给78届也上过课。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在北大其实同学们是非常用功的，他们的基础非常好，北大的学生素质是非常不错的，可是比较起来，中国的学生比较内在，内向一点，不太踊跃发言。我希望展开讨论，可能会有几分钟没人举手回答问题。但现在情形已经不一样，现在国内大学生们的变化很大。但总要有一个过程，一开始可能比较腼腆。可是美国学生不一样，在美国如果我讲完了问有没有问题，马上就有很多人举手，没有说再等一分钟，看谁先说。大家都是争着说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另外我在香港感觉尤其如此。香港的同学也是，讨论是最困难的，就是大家都不敢说。当然我在香港上课是用英文的，因为我不会广东话，也听不懂广东话，我们在香港，学校里规定用英文上课。但是我觉得同学不发言，不是他们英文不好，因为下课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和我用英文单独交流的。那么这就还是一种文化上的观念的问题，总觉得怕自己的问题不是很深刻，不是很有意思，怕同学会笑话，会瞧不起自己。可能有这样的压力。所以中国的同学很内向，不是他们不懂，而是说他们不轻易发言。这个情形，我想也正在逐渐地改变，我最近在北京讲课，包括今天，我觉得同学还是很积极地提问题。以前好像比较被动一点，现在主动多了。而美国的学生一直都是比较主动的，他们有很多问题要问，有时候讲了很多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很深刻的东西要表达。我希望中国的跟美国的学生折中一下最好了，就是说既能够踊跃发言，又有很好的问题提出来。（完） 来自http://ww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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