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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青海走出去的少数民族

 南山大佛图书馆 2014-09-09

    

    诺木洪文化陶牦牛

    古羌人使用过的工具

    宗日文化鸟纹彩陶壶

    湟源县大华中庄出土的卡约文化陶罐

    湟源县大华中庄出土的卡约文化青铜鸠首牛犬杖首

    羌笛是古老的乐器,唐代王之涣《凉州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等句,早已脍炙人口。羌人喜爱歌舞,夜幕降临,篝火熊熊,羌家人围着咂酒,载歌载舞,往往是“一夜羌歌舞婆娑,不知红日已瞳瞳”。后来,羌族开创的农牧文化,成为高原的典型文化。

    桃坪羌寨是目前国内上唯一保存完好的羌寨。于岷江上游杂古脑河畔的阿坝州理县桃坪乡,距离成都163公里,全寨共有98户人家,至今保存着原始羌寨建筑文化艺术“活化石”,被人们誉为“神秘的东方古堡”。

    古羌人是青海、甘肃地区的土著先民,大量考古学文化遗存与文献记载对此相互有印证。日前,我们采访了青海省社科院历史学专家崔永红研究员,了解了羌人在历史上的几次大的迁徙,并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成为西南地区彝、白、纳西、傈僳、普米、独龙、羌、怒、阿昌、景颇、拉祜、哈尼、基诺、门巴、珞巴等少数民族的先民或先民之一……

    1 吹奏古羌笛的高原先民们

    谈起三四千年前古羌人这段历史,崔永红研究员饱含感情,他说,我是武汉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29年前曾参加过与羌人有关的湟源县大华中庄卡约文化考古资料的整理工作。

    青海的史前文化非常丰富,青铜器时代的卡约文化、辛店文化、诺木洪文化以及甘肃境内发现的寺洼文化等都是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古羌人创造的文化,在此之前的齐家文化、宗日文化被认为是先羌文化。羌人文化有极富特色的彩陶,制做精美的青铜器等。

    诺木洪搭里他里哈遗址中发现有牛皮制成的鞋和用牦牛毛纺成的毛线和毛绳以及毛带(其间夹有少量的牦牛毛),这些遗物的发现,不仅反映了当时的古羌人已经能够驯养牦牛,而且还能够将牦牛皮和牦牛毛加工成生活用品。由此可见其畜牧业之发达。搭里他里哈遗址中发现一件陶牦牛,两角和尾部稍残,背部呈波浪形,腹部的长毛及地,显露出牦牛的形象。这些资料都进一步说明了牦牛在古羌人的畜牧业生产中是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是衣食住行中不可或缺的生活资料来源。

    遗址中出土的一件骨笛,残长8厘米,上面穿有直径0.4厘米的孔4个,孔距为1.2、1.3和2.7厘米。这种骨笛在西宁市西郊朱家寨遗址的卡约文化墓葬中也出土过一件,从打击乐的石磬到吹奏乐的陶埙;再从吹奏乐的陶埙到管乐的骨笛,都有力地说明西部高原羌人舞乐活动是极为丰富的。无论是陶盆、陶鼓还是陶埙、骨笛,都抒发着先民们的感情和思绪,鼓舞着先民们战胜自然的信心,从而发挥出它们特有的社会功能。

    2战国时期青海高原

    真正的王者

    古羌人的发展史上,永远都不能忽略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名字——无弋爰剑。众所周知,无弋爰剑是最早见于正史记载的青海羌人。殊不知,他原本是“不知为何戎之别也”的“戎人”,后来不但转变成了羌人,而且成了河湟古羌人的大首领。“无弋”是羌语奴隶的意思。战国时期,爰剑被秦国俘虏,沦为奴隶。在秦国,爰剑参加了多年的生产劳动,掌握了中原先进的种植技术。这一时期的河湟地区“少五谷,多禽兽”,这里的土著居民的原始农牧业还较为落后。逃出秦国的无弋爰剑将学到的种植和养殖技术带入河湟地区,传授给羌人,于是被羌人推为首领,此后,河湟地区的原始农牧业生产发展、人口增长速度加快,到秦汉之时,青海的羌族部落已多达150个。可见,无弋爰剑及其子孙是战国时期青海高原真正的王者。

    3 历史上颇具悲壮意义的大迁徙

    崔永红研究员说,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有迁徙的经历,但像羌人这样有长达数千年的迁徙历史的民族仍不多见。说起来,就像一部悲壮的史诗,古羌人迁徙的过程,同时是向四面八方传播羌文化的过程,也是羌人向中国古近代其他民族输送新鲜血液、使之更加发展壮大的过程。迁徙融合的结果是,古羌人成为了中国众多民族共同的祖先。

    古羌人对中国历史有伟大的贡献,简单讲,一是对华夏民族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传说中的炎帝姓姜,是羌人中姜姓支系的祖先。后来炎帝的姜姓部落与黄帝的姬姓部落不断东移,在日益密切的交往中结成联盟,逐渐构成华夏族的主体,成了后来汉族的核心。说明古羌人对中华民族早期形态的形成有重大贡献。二是向众多现存民族输送过新鲜血液,对它们的形成、发展和兴旺作出过重要贡献。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古羌人及其先民因各种原因多次迁徙。迁入东部的,最终融入汉族;迁入南部的,成为西南地区彝、白、纳西、傈僳、普米、独龙、羌、怒、阿昌、景颇、拉祜、哈尼、基诺、门巴、珞巴等少数民族的先民或先民之一……可见羌人与国内现存很多民族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些民族的形成、发展、兴旺都有古羌人的一份功劳。三是对西部的开发有筚路蓝缕之功。

    4两汉时期有六次大的迁徙

    据《后汉书·西羌传》等史书记载,两汉时期,羌人又有6次较大规模的迁徙活动,都是从西北塞外迁徙至塞内郡县居住,多数迁徙是统治者对降羌的强迫行为,少部分属于羌人自动、自愿的迁徙。迁徙时间分别为: 汉景帝时(公元前156~公元前141年);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 秋;王莽末年(20~23年); 东汉建武十一年(35年)夏;永平元年(58年); 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年)。

    5 寻觅羌族远去的踪影

    午后的阳光,打在崔永红研究员的脸上,他的讲述也变得更更加沉厚,他说,古羌人的大迁徙引人注目,其实,羌人及其先民的迁徙活动,在史书记载的战国时期之前就早已经开始了。有学者作了专门研究,认为,黄河上游地区的人群向藏彝走廊的迁徙远非始于秦献公时代,而是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开始,且极为活跃。现今分布于藏彝走廊中的藏缅语民族有羌、彝、白、纳西、傈僳、普米、独龙、怒、阿昌、景颇、拉祜、哈尼、基诺、门巴、珞巴等16个主要的世居民族。藏彝走廊史前文化渊源于青海、甘肃地区,这一观点得到考古资料的支持,基本上是能站得住脚的。

    到了春秋战国之前的西周初期,羌人继帮助周武王推翻商朝之后,还曾在周公旦的率领下参加东征,平定了东部叛乱,稳定了政局。之后,周朝为了加强对全国各地的统治,分封许多功臣和贵族到各地做诸侯。齐、申、吕、许等即是姜姓羌人受封建立的诸侯国。曾先后为周文王、周武王当过军师的羌人杰出人物──姜尚(子牙)即是齐国的开国君王。齐、申、吕、许这几个诸侯国的贵族是继炎、黄部落之后较早进入中原的羌人,他们在东部定居下来,渐渐改变原有的民族习俗,逐步融入到了当地民族之中,以华夏族自居。

    战国时期秦献公时代,河湟羌人较为集中的远途迁徙活动中,有的向南迁到今天的白龙江流域,后来发展成了“武都羌”;有的南迁到今天的涪江、岷江流域,后来发展成了“广汉羌”;有的南迁到今天四川省的雅砻江流域,后来发展成了“越巂羌”;还有的西迁到今新疆南部,后来发展成“婼羌”等等。

    至今居于岷江上游的现代羌族,也是当时或在此前后从西北向东南迁徙,曾与戈基人大战的那支古羌人的后裔。当然,当代羌族并非古羌人的直接传承者,二者之间曾经经历了十分复杂的融合与演变过程。

    两汉时期,河湟羌人与汉、月支、匈奴等民族杂居共处,多元文化相互交融。十六国时期,羌人建立过后秦政权。唐代,吐蕃王朝兴起并强大以后,生活在今青甘川交界一带的党项羌的一部分被迫向内陆迁,被唐朝安置在今陕甘宁交界一带。到了宋代,这些党项人势力强大,建立西夏政权。宋以后逐渐分化并与周边各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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