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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人故地——大通河流域 羌人故地——今日西宁 羌人制陶雕塑 羌人故地——门源川 彩陶舞蹈纹盆 柳湾彩陶 沈家遗址 隋炀帝亲征吐谷浑雕塑 大禹治水雕塑 说起青海，有一首唐诗这般描述：“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这首诗的基调悲壮苍凉，道出西部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文化碰撞，又体现出青海在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结合部的重要性。 1949年9月5日青海解放，这片拥有72万平方公里的广袤高原不但获得了新生，而且融入与祖国同发展、同进步、同命运的时代步伐中。那么，作为历史上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曾经生活在青海的古羌人，其踪迹何如？其后代何在？ 根据考古发掘，大约2至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先民生活在青海这片广袤的高地，当时的青海高原气候温暖湿润，草原茂盛，食草动物成为先民狩猎的主要来源。后来，随着气候环境的恶化，青海先民根据不同的地理位置特点，采取了适合自然生存法则的宜耕宜牧或农牧兼顾、各有侧重的生活方式，但重点还是以游牧生活为主，他们不断适应高原残酷的自然环境，顽强不息地生存了下来。 羌人是最早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土著居民，其主要分布地点在今天的青海、甘肃、新疆等西部地区，重点活动区域在青海河湟地区，以水为居，繁衍生息。 青海的原住民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推进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今天在青海考古发掘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等人类文化遗址，已被确认为与古羌人有着密切关系而得到考古学界的普遍认可，由此说明，青海古羌人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另外，先秦时期我国古籍对居住在青藏高原的古羌人以“西戎”、“戎狄”、“西夷”、“西羌”等称呼，体现出西部羌人与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密切关系。 尽管青海是古羌人的聚居地，但对多数青海人来说，古羌人仍然是一个神秘的话题，存在着许多不解之谜。 我国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家范晔（公元398-445）所著《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商、周、秦、汉时期，羌人在青海等西部地区分布很普遍。中国人非常讲究叶落归根，称自己是炎黄子孙，中华文明史上，伏羲、炎帝、烈山氏、共工氏、四岳氏、金田氏、大禹等都是古羌人，以炎帝为代表的羌人部落和以黄帝为代表的华夏部落，在推动历史发展中，融合组成汉族先民华夏族。 先秦之前，我国历史上是没有民族划分这一概念的。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国众多，对人的来源区别以所在国相称，如秦国人称秦人，魏国人称魏人，齐国人称齐人等，以此类推。公元前206年，起兵于江苏沛县的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史称前汉），成为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第二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其国力强盛，延续400多年，幅员辽阔，史称大汉，因刘邦在推翻秦帝国后曾被封为汉王，地点在今天的陕西省汉中一带，故称国号为汉，居民为汉人，军队为汉兵，因影响深远，其居民后来演变为汉族，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众所周知，汉族是中国古代多民族在长期发展融合中形成的，不是单一的纯民族。 再说古羌人。羌人在游牧生活中对羊很崇敬，因为羊是羌人养殖和维持生活的主要畜种，羌人部落以羊为图腾，“羌”字就是由羊的象形文字转化而来的，羌也是“牧羊人”的意思。但是，商朝时期羌人与商朝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军事斗争，我国3500年多前的甲骨文已出现了“羌”、“羌方”、“师伐羌”、“众人伐羌”的文字记录，如商王武丁的王后妇好率领13000人的军队征伐羌人取得大胜的史实已从甲骨文中得到考证，特别是妇好已成为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女将领，由此可证明，至少在商朝时期羌人与华夏族之间的冲突从未停止过。另外，商周以来西部羌人在长期的大迁徙中，向我国东南出击，尤以向西南气候温暖地区的发展较为突出，时至今日，我国西南地区的四川、贵州、云南等省区中，彝族、纳西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和缅甸联邦共和国的缅族、克钦族等大部分民族，都是我国西部羌人的后裔。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二十多万羌族同胞，始终不渝地认定青海古羌人为他们的祖先，青海是他们的故乡，对青海人特别和蔼可亲。 中国历史上，古羌人是在青藏高原分布很普遍的民族之一，我国古代昆仑神话传说中的西王母，其实是母系社会中青海羌人与自然斗争的美好演绎，西王母是羌人的部落首领，她与周穆王会盟的事迹在我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甚至在民间演化为两人相互倾慕的故事，体现了青海古羌人与我国周王朝的紧密关系。另外，流传于河湟地区的羌人无弋爰剑，是当时秦国向西部拓土时俘获的奴隶，后逃脱秦兵追捕，逃入一山洞，秦兵放火焚烧以为其死，羌人发现他还活着，被称为神人，后来受到青海河湟地区羌人的拥戴而成为首领，在青海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朝以来，中国出现400多年相对稳定的局面，这期间，青海羌人在发展中形成了大大小小十四个部落，人数在十几万至几万人之间不等，人数在万人至几千人的小部落很多，主要居住于河湟流域的西宁（古时称湟中）、海东平安、乐都、大通河流域的门源盆地、黄河上游的贵德等地区，气候宜人的平安地区，是羌人活跃的核心地区，如公元前60年，西汉王朝在今平安区设安夷县，辖地包含了今天的西宁、互助、湟中等地，说明羌人与汉族和谐相处的普遍现象。 公元前121年，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三次大规模击破匈奴，占领今甘肃省河西地区，打通西域通道。西汉王朝在此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纳入西汉统治版图，开始大量移民，经营河西走廊。同时，霍去病率汉军从河西地区经扁都口进入门源盆地，过达坂山抵达河湟地区，筑西平亭（西宁）驻守。公元前111年，汉将军李息、徐自为进军河湟击败羌人起义，西汉王朝为安抚羌人和管理河湟地区，设立“护羌校尉”一职（与郡相当），管理青海羌人事务，主要安置羌人的生产生活，民事纠纷，保障经济、军事交通等事务。公元前61年，76岁的西汉后将军赵充国率6万汉军平息河湟羌人判乱后，实行屯田，在宜居宜田的平坦地区，大力开垦土地，兴修水利灌溉设施，并从中原地区招募引进先进耕作农具和迁徙农民，率领羌汉人民发展农业生产，促进了青海农业发展，贡献巨大。这是汉民族首次进入青海的记载。 公元四世纪初，来自我国东北一带的鲜卑人进入青海南部高原，建立了一个南北宽上千里、东西长几千里的草原王国吐谷浑。这一时期，青海羌人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迫使羌人的党项羌部落一部分融入吐谷浑，不愿寄人篱下的党项羌远走他乡，继续迁徙，其中的党项人拓跋部落漫无目的地到达青藏高原东南部青海、甘肃、四川交界处一个叫河曲的地方安置下来，当成他们的栖身地，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静生活。他们多么希望永远平静地生活下去，不要让外族再来打扰他们。但是，这里不是世外桃源。公元七世纪，西藏高原上的吐蕃强盛起来，不断向青海渗透发展，于公元663年消灭立国350余年的吐谷浑王国，鲜卑人没落，其居民大部分转入吐蕃势力范围。618年，唐朝建立，经历四百余年分裂与动乱的中国，终于迎来了一个统一的王朝，大唐帝国以前所未有的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一时期吐蕃的发展很强盛，为确保西部特别是青海地区稳定，唐王朝采取了和亲政策，王室文成公主经青海日月山远嫁西藏，具有鲜卑人血统的唐太宗李世民为缓和民族矛盾，提出了“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依朕如父母”的华夏各民族一律平等发展的民族政策，民族部落首领归顺唐朝后，可由政府任命为都督或太守等地方长官，负责治理本民族事务，这类似于今天的民族自治区政府主席，从而增强了与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发展。 吐谷浑被吐蕃灭亡后，原有的各政权相互牵制平衡机制被打乱，党项人顺应历史潮流心向唐朝，公元638年，党项族首领拓拔赤辞率领族人归属唐朝，被唐太宗李世民任命为都督，赐予国姓李姓。后来，黄巢农民起义军占领唐朝首都长安，党项人帮助唐王朝重新夺回长安，加之受到吐蕃政权的不断打击，生存危机堪忧，唐政府只好允许党项人迁徙进入黄土高原的甘肃庆阳及宁夏和陕北一带，开始男耕女织、相对安逸的农耕生活。公元960年，宋朝建立后，党项人继续向宁夏平原发展。公元1032年，党项人杰出的首领李元昊在银川一带建立西夏国，领土包含宁夏、甘肃西北部的武威、张掖、酒泉、陕西和内蒙古的西北部、青海的东北部等地区，面积达8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200多万。执政者不断吸收汉文化精华，政权管理完全按照汉族的体制运行，创立了独一无二、与汉字有所不同的西夏文字，被称为第二汉字，修筑了都城和皇宫，设置教育机构，传授西夏文，通过改变剃发形式和设计民族服装，以党项人为主的西夏国发展到了历史的全盛时期。 魏晋时期，羌人参与五胡乱华，唐宋时期，青海地区的羌人始终处于与匈奴、鲜卑、吐蕃、蒙古、汉等民族冲突交融的境况中，党项人不断地融入到以上民族中，公元1227年，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王国被兴起于蒙古高原的成吉思汗军队所灭亡，其后裔为躲避杀掠，颠沛流离逃入四川省康定一带，形成与藏族不同的木雅藏族人，居住用石板筑成的碉楼房屋，其他党项人融入到各民族中。居住在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羌族人人数众多，比较集中，是纯正的青海古羌人一支，与西夏灭亡后的党项人无关。另外，由于历史上鲜卑、匈奴、吐蕃等少数民族迁徙进入青海纵横驰骋，西部羌人的流动性很大，有些文献也把鲜卑人归类为羌人的一支，认为他们在上古时期源出同族。 值得一提的是，据《史记》等古籍记载，匈奴是我国夏朝时期大禹的族人，与汉族同为一族，公元前1600年夏王朝灭亡后，最后一任君主夏桀的后裔逃到中国北方一带，与汉族分道扬镳，过上游牧生活成为匈奴族。汉代时，匈奴人经过汉武帝的军事打击，一部分败走欧洲融入当地人，一部分在三国期间被曹操迁入河南、山西一带，与汉族杂居，隋唐时期匈奴人已基本消失。如此来看，匈奴是大禹的族人，与汉族同出一源，而大禹出自羌人，羌人与鲜卑人源远流长，各民族最终走上了民族大融合的结局。 在中国历史上，西部地区情况繁杂，部落众多，很难一一归类。但是羌人作为青海高原古老的民族，这一点毋庸置疑，在唐朝初吐蕃兴起时，随着吐蕃势力波及青海，遗留在青海的羌人被吐蕃同化，成为藏族的一部分。 1974年3月，正是青海东部农业区的农忙季节，在河湟地区的羌人故地青海省乐都县高庙公社柳湾生产队，当地社员在半山坡上挖渠引水灌溉时，挖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古文化遗址——柳湾。当时出土的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罐，时间为距今4600年至3600年之间，包含了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齐家文化、辛店文化至青铜文化等类型，历史跨度为我国夏朝到商朝初期阶段，柳湾彩陶的制陶烧制工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而赢得中国“彩陶之乡”的美名，引起世界瞩目。其高超技艺毫不逊色于秦始皇兵马俑，且比兵马俑还早2000年。 令人叫绝的是，秦始皇兵马俑也发现于1974年3月，也是当地农民在打井取水时发现的。历史就是这样巧合——青海柳湾彩陶与陕西临潼兵马俑在同一时间横空出世，难道他们之间有一种冥冥之中的时空沟通吗？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制作柳湾彩陶的先民到底是哪个先民？没有交待，根据笔者查阅文献资料，结合青海人类发展踪迹和长期积累的历史知识，加之参观位于西宁市城北区的沈那古羌人遗址及发掘出的陶罐等文物，认为柳湾彩陶与沈那遗址时间衔接，两者之间位于湟水流域，距离不远，陶罐制作工艺接近，属于一脉相承的文化，也是先进的青海古羌人制作的。因为，从青海柳湾发现的1700多座墓葬、3.5万多件彩陶的数量来看，这个彩陶制作基地人数众多，分工明确，如果没有农耕文明的粮食支承，是很难维持下去的，从柳湾彩陶的工艺来看，说明青海古羌人与中原文明有着紧密的文化交流。我国文献记载的“禹兴于西羌”，禹是我国夏朝奴隶制国家的开创者，大禹治水时带领青海古羌人迁徙进入中原地区是不可争议的事实，如果没有彼此之间的文明融合，柳湾彩陶先民是很难制作出如此高水平的彩陶工艺品的。所以，单从河湟谷地4000年前的柳湾彩陶和沈那遗址的文物不难看出，青海古羌人具有高度的文明程度，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披头散发、袒胸露腹、腰裹兽皮、手持木棍、茹毛如血的原始人，而从陶罐上那些精美的绘画符号和亮丽的色彩，足以说明他们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理想和追求。 综上所述，公元313年前后,鲜卑人进入青海，占领羌人故地建立吐谷浑国后，羌人已基本退出青海，其后归附唐朝得以生存发展。609年，隋炀帝亲征青海击败吐谷浑国使其国力衰退，663年，西藏吐蕃最终灭亡吐谷浑国；九世纪吐蕃衰落，宋及辽时期西羌后裔党项人利用两国相互牵制机遇，于1032年建立西夏国至1227年亡国，自此我国古籍中已无羌人政治活动记载。 遥远的青海古羌人，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古代先民。历史发展到当代，他们虽然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但传承下来的那种在高原艰苦的环境中顺应自然、改造自然和与日月争辉的不屈精神，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青海古羌人遗留下来的生活痕迹无处不在，青海方言、农村火炕、牧民的牦牛毛帐篷、手抓羊肉、熬饭、土火锅等饮食文化都有青海古羌人的遗风。另外，青海喇家遗址出土的4000年前的面条，不但是中华第一碗面条，也是世界第一碗面条；大家知道，当今的广场舞特别是青海锅庄舞已成为时尚，可以说广场舞和锅庄舞的故乡在青海，因为1973年在大通上孙家寨出土了一件5000年前的国宝级文物“彩陶舞蹈纹盆”，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盆内一圈五人一组的欢快舞蹈人物，是古羌人对当时生活状况的最好描摹，那种舞蹈形式，难道不是今天锅庄舞的体现吗？特别是青海牦牛、藏系羊、浩门马等优良畜种，都是羌人在远古时代狩猎生活中驯化而来，这是不争的事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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