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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水师战船

 爱的不深的高手 2014-09-11


明朝水师战船。 明朝水师实力在当时的世界上非常强大,综合作战能力可以列前七位,嘉靖到万历年间,仅仅在江浙一带,战船的型号就达到了二十一种,如果加上福建和两广,型号更是繁多。
  随着火器的大量应用,海军战术也随之发生了重大改变,抗倭名将俞大猷适时提出“海战不过是以大船胜小船,以大铳胜小铳;以多船胜寡船,以多铳胜寡铳。 ”,由此可见,明代的海战很早就进入了近代的模式。在嘉靖年间,明军的战船一半以上的战斗人员都使用火器,而到了万历年间,比例达到了99%。 明朝海军的装备,主要以福船为主,诞生于福建沿海的一种船型的统称,其底尖上阔,首尖尾宽两头翘。建材主要为福建的松、杉、樟、楠木。共有六号,海战用的福船,是指一号和二号。按曾在1560年取得数次大胜的抗倭名将戚继光云:“福船高大如城,非人力可驱,全仗风势,倭船自来矮小如我小苍船,故福船乘风下压,如车碾螳螂。斗船力而不在斗人力”据《武备志》云“用火器与浪漕间,起伏荡漾,未必能中贼。即使中矣,亦无几何,但可假次以吓敌人之心胆耳。所恃者有二:发射佛朗机。是惟不中,中则无船不粉,一也。以火球之类于船头,相遇之时,从高掷下,火发而贼船焚,二也”。由此可见中国海军船型大,干舷高,在冲撞等近战场合有明显优势。
  明朝水师战船——大福船:一号称大福船,柁楼三重,底尖上阔,首尾高昂,能容百人“吃水太深,起止迟重”,机动性能不好;二号福船:二号称福船较一号稍小,“合常用之”。福船高大如楼,可容百人。底尖上阔,船首昂起张开,尾部高耸,吃水约3.5米,舰首备红夷炮1门、千斤佛郎机6门、碗口铳3门,迅雷炮20门,喷筒60个,噜密铳10支,弩箭500支,火药弩10张,火箭300支,火砖100块,及冷兵器上千。乘员64人,水手9人,战士55人,据《武备志》描述,这种巨船设楼三层于上.其傍皆护板,护以茅竹,竖立如垣,其帆桅二道。中有四层。下层装压舱石,第三层放置淡水柜,第二层为士兵居住的地方。最上一层为露台,需从第三层的梯爬上,两旁用板翼作栏,人靠在上面作战,矢石火炮皆俯瞰而发。实为海战利器。
  福船的缺点是机动性能不好,“高大如城,非人力可驱,全仗顺风顺潮,而回翔有所不便,又其吃水深,惟利空阔大洋,在里海则易胶浅,须跟哨船接济”。(《续文献通考》)
  草撇船:福船型中的第三号称为草撇船,又名哨船,比福船小。
  海沧船:福船型中的第四号称为海沧船,和哨船差不多,比福船稍小,吃水约七八尺,风小时机动,配合福船。武器装备有千斤佛郎机4门,碗口铳3个,噜密铳6,喷筒50,烟罐80,火砖50,火箭200,药弩6张,弩箭100。乘员 53人,水手9人,战士44人。
  苍山船:海沧船中最小的叫苍山船,又名苍山铁,船体较小,高出水面,吃水5尺,设有橹,风顺则扬帆,风息则荡橹。此船轻便灵巧,主要用于追敌和捞取首级。装备千斤佛郎机2门,碗口铳3个,噜密铳4把,喷筒40个,烟筒60个,火砖30块,火箭100支,药弩4张,弩箭100支。全船37人,水手4人,战士33人,编三甲。第一甲佛郎机与鸟枪,第三甲火器,第二甲冷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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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初年曾出现造船的第一次高峰期,史书曾多次记载明朝积极充实军备、建造战船,仅沿海一带的战船就有五千艘左右,如果加上沿江临河的战船,明朝的战船总数就更多了。明朝中叶,为了抵御倭寇,掀起了第二次大规模建造战船的高潮。明朝战船种类极多,除了前代已有的战船,如楼船、蒙冲、斗舰、海鹘、走舸、游艇等外,还有四百料战座船、四百料巡座船、九江式哨船、划船等。
  除了建造战船外,明朝时期还有了严格的战舰编队制度,当时战舰有二十多种,其中著名的战舰就是福船。
  网梭船:超小型,形如梭,竹桅木帆,吃水七八寸,内有2—4人,装备二三支鸟枪。战时二三百船蜂聚蚁附。
  鹰船:轻型,两头尖翘,不辨首尾,进退如飞,机动性强。四周用茅竹密钉以掩护,竹间留铳眼。常冲入敌阵,与沙船配合。
  连环船:轻型,长4丈,形似一船实为二船。前船占三分之一,后船占三分之二,中用2铁环相连。前船有大倒须钉多个,上载火球、神烟、神沙、毒火,并有火铳,后船安桨载乘士兵。战时顺风直驶敌阵,前船钉于敌船上,并点燃各种火器,同时解脱铁环,后船返航,后船既返,前船烈焰旋起,敌船遂焚。
  子母船:轻型,母船长3丈5,前2丈,后1丈5,只有两边舷板,内空,有一小船,上有盖板,有4桨可划,用绳索与母船绑。母船有柴火猛油,火药火线。战时母船迅速抵近敌船,钉在一起,点燃母船后人乘子船而返。
  火龙船:轻型,分三层。以生牛皮为护,上有铳眼,中置刀板,钉板,下伏士兵。两侧有飞轮, 4名水手。先伪败于敌,诱敌登船,开动机关,使敌从上层落入中层刀板钉板中。
  赤龙舟:轻型,船身像龙,分为3层,内藏火器刀枪。船首如龙头张口,内藏士兵一人,侦察敌情。龙背用竹片钉之,胸开一小铁门,两侧各有1口供一兵划桨。身有坚木架2个,船龙骨以铁坠,使船平稳。内部除兵器外不装他物,2兵于其内发射火器,一兵掌舵操帆。常以数百船齐射攻敌。
  苍山船:小型,吃水5尺,装备千斤佛郎机2门,碗口铳3个,噜密铳4把,喷筒40个,烟筒60个,火砖30块,火箭100支,药弩4张,弩箭100支。全船37人,水手4人,战士33人,编三甲。第一甲佛郎机与鸟枪,第三甲火器,第二甲冷兵器。
  车轮舸:以轮击水的战船,长4丈2,宽1丈3,外虚边框各1尺,内安4轮,轮头入水约1尺,船速远快于划桨。船前平头长8尺,中舱长2丈7,尾长 7尺。上有板钉棚窝,通前彻后,两边伏下,每块板长5尺,宽2尺。作战时先放神沙、沙筒、神火,之后掀开船板,士兵立于两侧,向敌船抛掷火球,发射火箭,投掷标枪,毁杀敌船。
  海沧船:中型,吃水七八尺深,风小时机动,配合福船。千斤佛郎机4门,碗口铳3个,噜密铳6,喷筒50,烟罐80,火砖50,火箭200,药弩6张,弩箭100。乘员53人,水手9人,战士44人,分4甲。第一甲佛郎机和鸟枪,第四甲火器甲。
  福船:大型,身高大,底尖上挑,首昂尾翘,树2桅,舱3层,船面设楼高如城,旁有护板。士兵掩护在其后向敌船射箭发弹,掷火球、火砖、火桶。并顺水顺风撞沉倭船。舰首备红夷炮1门、千斤佛郎机6门、碗口铳3门,迅雷炮20门,喷筒60个,噜密铳10支,弩箭500支,火药弩10张,火箭300支,火砖 100块,及冷兵器上千。乘员64人,水手9人,战士55人,编5甲。一为佛郎机甲,操舰首炮、佛郎机,近敌掷火球火砖;第二甲是鸟枪甲,专门射鸟枪;第三、四甲为标枪杂役,兼操舟近战;第五甲为火弩甲,专射火箭。
  蜈蚣船:大型,仿葡萄牙多桨船,底尖而阔,航行迅速,逆风亦可行,不惧风浪。上有千斤佛郎机舰炮并有火球、火箭。
  三桅炮船:巨型,水师主力,身高大,首昂尾翘,航行迅速,不惧风浪。树3桅,主桅高4丈,船长20丈,舱5层,船面设楼高如城,可容300人,配红夷炮 8门,千斤佛郎机40门。郑成功水师曾以此大败葡萄牙东印度公司舰队及荷兰殖民军,此船造法样式均失传,仅东山岛出土过残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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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罗湾海战。料罗湾海战是中国古代规模比较大的海战之一,明朝方面投入了战舰150多艘,士兵几万人,荷兰人方面印支殖民总部派遣了最强大的武力,共计数十艘最新式带加农炮的战舰。在规模上不亚于鸦片战争,同样是武器落后于西方,但是结局却迥然不同。料罗湾大捷使荷兰人不得不屈尊于中国海商集团的实力,从此荷兰人每年向郑芝龙的船队缴纳12万法郎的进贡,才可以保证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远东水域的安全。在17世纪的远东水域完全变成了由中国海商一家说了算的天下。料罗湾一战后,16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也曾经私下与郑芝龙达成四六开的贸易协议,无奈郑芝龙的海上力量过于强大,六开的贸易协定对于郑芝龙来说也只是一纸空文.晚明时期几乎整个远东水域―――澳门,马尼拉,厦门,日本各港口之间所有的商船都悬挂是郑氏令旗的中国商船。荷兰人屈服了,他们放弃了垄断中国海上贸易的企图,转而承认郑芝龙的海上霸权秩序。战争的起因是荷兰方面为夺占中国对外贸易权.禁止西班牙人、葡萄人介入与中国交易.荷兰方面认为攻击中国以先进的大炮武器,性能优异的快速战舰则十拿九稳。所以派了战舰十一艘(Jacht, Bredam, Weiringen, de Fluyt Warmondt, Texcel, Weesp, Couckercke, Catwijck, Zeeburch, Kemphaen, Salm),交由普特曼斯指挥,另有旗舰密德堡及一艘中国戎克船打狗号(Tavcoya),此外还包括50艘海盗船。

1633年7月7日,新任荷兰台湾长官普特曼斯率领以密德堡号为旗舰的十三艘荷兰战舰,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明朝管辖的南澳发起了进攻。明南澳守军立即还击,激战中,明把总(守备队长)范汝耀受重伤,17名明军将士阵亡,而荷兰军亦有相当伤亡,不得不解围北上。7月12日,荷兰舰队来到厦门,当时厦门港内停泊着几十艘明廷和郑芝龙军的待修船只。此时南澳战斗的消息尚未传来,明军厦门守将张永产正在泉州操办器械,郑芝龙也正在率主力部队在福宁剿匪。因此荷兰舰队到来进行偷袭时时,中国方面实际处于毫无戒备的状态。结果,荷兰人一举烧毁和击沉了中国方面的15艘舰船(郑军10,明廷5),并登岸“大掠”。偷袭得手后,荷兰人封锁了厦门湾,强迫金厦附近的村庄向荷兰人进贡猪牛等物,并威胁中国方面开放贸易。

7月26日,中国方面的答复来了,荷兰人提的条件是中国方面立即停止同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贸易,只能与荷兰人贸易,否则将再度开战。中国方面的答复是:荷兰人先赔偿战争损失,退回大员,然后才有可能谈判商务方面的问题。

这种谈判纯属鸡同鸭讲,没有可能成功。荷兰人再次进攻厦门,游击张永产和同安知县熊汝霖督度明军迎击,荷军败退,10余名荷兰士兵被杀。明朝海军追至外洋,因风向不利,经两昼夜未能接敌而回。败退的荷军在海上游弋二十余日,不敢再攻厦门,于是转而从料罗湾进窥海澄境,海澄知县梁兆阳率兵夜渡金门浯屿,袭破荷军,焚其小舟三艘,获五艘。浯屿之战后,荷兰人由于接连吃亏不敢贸然进犯,明朝地方管员也在等待朝廷对于这次明显不是小打小闹的冲突的处理意见,因此在整个八九月份的台风间隙里,明荷双方只保持小范围的接触。
9月22日,福建巡抚邹维琏接到圣旨,崇祯皇帝严令惩荷。邹维琏立即飞谕各地文武将吏,不许再谈“互市”二字,“誓以一身拼死当夷”。10月12日,邹维琏自省城抵达漳州,檄调诸将,大集舟师。以郑芝龙为先锋,高应岳为左翼,张永产为右翼,王尚忠为游兵,吴震元、陈梦珠记功散赏。安排停当后,散发海战方略给各位将领。10月15日,他亲自渡过海澄,誓师督战。

郑芝龙不料荷人会采用攻击,因不久前郑芝龙答应发给台湾方面自由贸易的执照,认为这样应会使荷兰人满意。七月十二日荷军偷袭厦门,明军在无防守下大败,计有郑芝龙部下十艘船被焚,张永产部下的五艘船亦焚毁。郑芝龙在停在厦门的船队被彻底摧毁。七月十七日起,荷兰从攻击河流上游,改为封锁海面、掠夺船只。

厦门之战损失最重当属郑芝龙,损失的人马既是部下又是绿林兄弟,因此,除了明朝官方安排的赏格外,郑芝龙本人动用了江湖令。他用自己的私人金库对手下发出赏格:参战者每人给银二两,若战事延长,额外增给五两。每只火船16人,若烧了荷兰船,给银二百两(16人分),一个荷兰人头给银五十两。考虑到当时朝廷的七品官月俸,相当今天县处级干部的月工资也不过白银五两左右,这个赏格相当之高。高赏格加上江湖义气激起的愤怒,使得郑芝龙的部下士气高涨。

在明方积极备战时,荷兰人也不敢怠慢,他们招来了郑芝龙的对头大海盗刘香为增援。刘香带来了战船五十余只。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双方重兵集团互相搜索,互寻战机。直到1633年10月22日,最终爆发了料罗湾大战。

这是一个寂静的黎明,得到可靠情报的明军主力一百五十艘战船悄悄开到了金门岛南部的料罗湾口,在那里,正停泊着荷兰-刘香联合舰队的全部主力。当发现明军来袭时,荷刘舰队摆开了一个荷兰战舰居中,海盗船四散策应的防御阵形,明军舰队则在料罗湾东南角展开,以郑芝龙部队为先锋,顺东风采取了两路突击,黑虎掏心的战术。按照事先布置,明军主力部队全部直奔荷兰舰队,只以辅助部队对付海盗船。同时,他们采用了荷兰人在欧洲战场从未见过的打法――火海战术。明军 150艘战船中,只有50艘是炮舰,其余100条小船清一色的火船,随着一声令下,在大船火炮掩护下,百条火船蜂拥而上搭钩点火。



欧洲人使用火船最多只几条,即使在欧洲算是使用火船一流行家的荷兰人也从来没有遭遇过这种火船铺天盖地蜂拥而上的场面。在这种情况下的战斗,结果不会有什么悬念,一阵喧嚣过后,参战的全部九艘荷兰大型战舰中,两艘刚一开战即被火船搭住焚毁,另外两艘则在炮战中被硬碰硬的击沉,此外又被俘一艘,其余几艘全部在受重伤后逃走。荷兰舰只尚且如此,何况刘香的海盗船,参战的刘香战船五十艘,全军覆没在了料罗湾。

八月十二日,红毛人企图登陆,张永产与同安知县熊汝霖防御海岸得宜,红毛人未能得逞。八月十四日、十八日、十九日有海上战事。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有台风,普特曼斯将船队开到铜山避风,同时再获得一百名士兵的增援。九月五日,普特曼斯在铜山避风后,不忘强盗本色,攻击铜山一带,抢了一些牛、猪、鸡。九月八日,又进行掠夺牛、猪、鸡。九月十八日,郑芝龙与刘香有激战,刘香败,逃往澎湖。
据《巴达维亚城日记》所记,被俘虏的荷兰人约计百人。可见,荷兰这次海战是失败了的,可说是损失惨重。据福建巡抚邹维琏奏报的战绩:“计生擒夷众一百一十八名,馘斩夷级二十颗,焚夷夹版(板)巨舰五只,夺夷夹版(板)巨舰一只,击破夷贼小舟五十余只,夺盔甲、刀剑、罗经、海图等物皆有籍存。而前后铳死夷尸被夷拖去,未能割级者,累累难数,亦不敢叙。”中方的纪录应包括与荷兰人合作的海盗在内。郑芝龙集中优势兵力,大量使用西式大炮对敌轰击,用火船贴身近战,打的确实漂亮。不过荷兰人的战舰仅九艘,大多是轻型的快速帆船—快艇,载炮只10门以下。郑芝龙的舰队主力仍是“戎克船”—当时西方人对中国帆船的统称----并以10倍的数量优势压倒了荷兰——中国海盗联合舰队。

“ 说者皆曰:闽粤自有红夷以来,数十年,此捷创闻.”料罗湾大捷使荷兰人不得不屈尊于中国海商集团的实力,从此荷兰人每年向郑芝龙的船队缴纳12万法郎的进贡,才可以保证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远东水域的安全。在17世纪的远东水域完全变成了由中国海商一家说了算的天下。料罗湾一战后,16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也曾经私下与郑芝龙达成四六开的贸易协议,无奈郑芝龙的海上力量过于强大,六开的贸易协定对于郑芝龙来说也只是一纸空文.晚明时期几乎整个远东水域――― 澳门,马尼拉,厦门,日本各港口之间所有的商船都悬挂是郑氏令旗的中国商船。荷兰人屈服了,他们放弃了垄断中国海上贸易的企图,转而承认郑芝龙的海上霸权秩序。

台湾海峡成为郑氏舰队的内湖。郑芝龙违禁开辟的对日贸易,从此有了福建沿海地区这一稳定的货源地和转运中心,确立了与日本及与大陆沿海各地贸易中对荷兰人的优势。荷兰人千辛万苦殖民台湾,在台湾从事对日本和福建的贸易,将台湾作为东亚、东南亚贸易转运站,也因退出福建水域而使台湾从此失去中介作用。金门的胜利也使郑芝龙被明朝升为福建副总兵,成为合法的福建水师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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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梁海战。露梁海战是明朝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在明朝万历抗倭援朝战争中中朝两国水师同日本水师,在朝鲜半岛露梁以西海域进行的一场大规模海战。这次战役给侵朝日军以歼灭性重大打击、对战后朝鲜200年和平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万历二十年至二十五年,日本太政大臣丰臣秀吉,为实现其吞并朝鲜和中国的野心,两次发兵侵犯朝鲜。明廷应朝鲜国王李昖的请求,两度派兵支援其抗日。战事持续到1598年,已历时七载,其间,战局起伏不定,但总体上逐渐对日本不利。日军出兵后,迅速占领了汉城和平壤,但明军于1592年年底入朝后,又先后收复了以上地方,日军只能退守半岛南部诸地,双方在你来我往一番后陷入胶着状态,不久,日方提出议和,明朝也乐得早日休兵,双方暂时订下了和议,内容规定明朝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日军自朝鲜半岛撤军。但是,丰臣秀吉提出的真实撤军条件是:日本吞并朝鲜南部,明朝要把公主嫁给天皇,且朝鲜今后要臣服于日本等等。而明朝负责谈判的使臣却未敢告诉朝廷真相,只是汇报说日本已答应撤出朝鲜云云,这使得丰臣秀吉最终又找到了借口,以朝鲜不守和议为名,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七月二十五日,丰臣秀吉增兵北犯。第二年,中朝联军大举反攻,连续奏捷,将日军压缩在朝鲜南部一隅。这年八月,丰臣秀吉病死.遗命从朝鲜撤军。当时,盘踞在朝鲜东南一隅之日军,除驻蔚山之第一军主力已先期撤退外,尚有兵力4.6万余人,其撤退部署是:东部驻西生浦、梁山、竹岛各部,于十一月先行撤退,在釜山集结,候船返国;中部居昌之军,就地上船返回本国;西部驻顺天、泗川、南海、固城之日军,待东部日军撤离后,分头到巨济岛集结,再乘船回国。日本水师在开战时,拥有1000余艘船船,到战争末期已发展到3000艘左右。数量虽然可观,但构造简单,性能较差。装备的武器为铳(即原始的滑膛枪炮)、枪、弓矢、倭刀等。

朝鲜水师兵力约为8万多人(占朝鲜总兵力的1/4),拥有船舶488艘,包括战船80艘(每船80人),辅助战船192艘(每船30-60人),勤务船 26艘。在这些战船中,李舜臣创造的“龟船” 很有特色。这是一种大型战船,上覆盖板,板上有十字小槽,小槽以外的地方,追插利刃及锥尖。前为龙头,龙口是铳穴;后为龟尾,尾下亦有铳穴。两舷各有6个铳穴,铳穴下有橹8—10支。龟船甲板坚固,机动灵活,攻击和防护能力均较好。日水军呈秀吉之曾说:“朝鲜人水战大异陆战,且战船大而行速,楼牌坚厚,铳丸俱不能入。我船遇之,尽被撞破。”可见朝鲜水师在李舜臣领导下,不仅武备精良,而且训练有素,是一支累败日军的海上劲旅。



明朝投入朝鲜战场的兵力约10万人(占当时全国总兵力的1/8),后来逐渐增加到14万人。其中水师1.3万人,战船500余艘。战船的种类繁多,有福船、楼船、百槽、沙船、苍船、铜绞艄、海舫、八喇虎等,战船的武器精良,除弓、弩、刀枪、矛等冷兵器外,还有大量火器,如佛郎机、虎蹲炮等。据史料记载,明军火炮的射程最远可达3000米,而日军的只有100、200米。
丰臣秀吉死后,日军分三路从海上撤退。当时,中朝联军水师主力约有800艘战船,部署在古今岛一带海面,掌握了朝鲜半岛西南海域的制海权。明朝水师提督陈璘先获悉日军撤退的情报,决定在海上阻击日军,并作出了相应的部署:
1、联军水师主力由古今岛向前推进,前出到左水营、猡老岛以东海面;
2、在左水营建立基地和联合军事指挥所;
3、以一部兵力占领猫岛,封锁光阳湾,截断小西行长所率第二军的退路;
4、以一部兵力在露梁海峡及其以东海域巡逻,监视泗川、南海、固城各地日军动向。

驻朝鲜西部日军接到撤退命今后,拟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十一月十一日起开始撤退。驻顺天之第二军先撤,接着,驻泗川、南海、固城之日军,依次到巨济岛集结,候船回国。
十—日晨,第二军部队登船待发。其先遣部队驶至光阳湾口的猫岛附近海面时,受到中朝联军水师的拦击,退路被截断。为了突破重围;第二军编组了一支冲锋舰队,连日向联军水师发起攻击,均未能奏效,只得向驻泗川、南海之日军求援。

此时,驻泗川、新城之日军第五军主力,在岛津义弘率领下,已经登船,只待涨潮出发,驶往巨济岛,岛津义弘接到小西行长的求援信后,当即率领这支庞大的船队,于十八日夜乘月色向露梁海峡疾驶,企图突入光阳湾,解小西行长之围。中途与从南海开来之宗智义部船队会合。两支船队会合后,共有兵力万余人,舰船 500余艘,于午夜开始通过露梁海峡。

陈璘、李舜臣获悉日援军西进的情报后,立即着手调整部署,决心在露梁以西海域,包围和歼灭救援之敌。其作战部署是:
1、以邓子龙率兵1000人,驾3艘巨舰为前锋,待日船队通过海峡后,迂回到侧后发起攻击,切断其归路;
2、以陈璘率明朝水师为左军,泊昆阳之竹岛与水门洞港湾内,待机出击;
3、以李舜臣率朝鲜水师为右军,进泊南海之观音浦,待机与明军夹击日军。



十九日丑时(凌晨1时至3时左右),岛津义弘船队主力大部已驶出海峡,进至露梁以西海面。此时,“月挂西山,山影倒海,半边微明,我船无数,从阴影中来,将近贼船,前锋放火炮,呐喊直驶向贼,诸船皆应之。贼知我来,一时鸟铳齐发,声震海中,飞丸落于水中者如雨。”(《柳成龙惩毖录》卷二第六十八页)由于众寡悬殊,邓子龙部旋即被日船包围,“子龙素慷慨,年逾七十,意气弥厉,欲得首功,急携壮士二百,跃上朝鲜船、直前奋击,贼死伤无数。他舟误掷火器入子龙舟。舟中火、贼乘之,子龙战死。”(《明史·邓子龙传》)陈璘即派副将陈蚕率舰前往支援。

与此同时,中朝联军水师左右两路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向大岛以东海面之日船队主力,展开了猛烈的攻击。《朝鲜李忠武公行述》对这场战今作了生动的描述:“ 两军突发,左右掩击,炮鼓齐鸣、矢石交下,柴火乱投,杀喊之声,山海同撼。许多倭船,大半延燃,贼兵殊死血战,势不能支,乃进入观音浦,日已明矣。”

李舜臣率朝鲜水师跟踪追击,进入观音浦,再度与日军血战。陈璘也率中国水师前来支援,用虎蹲炮连续轰击,日船纷纷起火。在—片混乱之中,日军仍垂死挣扎,拼命反击。李舜臣领先督战,中弹牺牲。其子秘不发丧,鸣鼓挥旗,代父指挥,继续同中国水师并肩战斗。到中午时,日军已停止抵抗,大部分舰船或焚毁沉没,或被联军俘获。弃船上岸的日军。也为陆上联军歼灭。露梁海战是在近400余年前由中朝水师单独进行的,以切断敌人海上退路为目的的海上战役。这次战役给侵朝日军以歼灭性重大打击、对战后朝鲜200年和平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朝联军水师在这次海战中,密切配合,善于准确判断情况,并根据敌情变化,及时调整部署,迅速转移兵力,依托岛岸、隐蔽待机,适时出击。先对一部从海上撤退的敌军实施严密封锁,迫其求援;在另一部敌军来援时。又迅速断其退路,从南北两个方向实施夹击,达到了全歼敌军的目的。

中朝两国水师在统一指挥下,密切协同,英勇奋战,是露梁海战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朝鲜水师统帅李舜臣身先士卒,中国老将邓子龙奋不顾身,都在激战中英勇牺牲,李舜臣牺牲后,其子仍“麾旗督战,向前不已”,表现了中朝两国军队勇敢善战,前仆后继,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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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水师战船。 雍正二年,额定四种战船:曰水艍船,曰趕缯船,曰双篷船,曰快哨船。其六桨船、八桨船,雍正七年后所增设也。嘉庆四年,令战船悉改同安船式。

  其外海战船名号凡十类:曰趕缯船,曰双篷艍船,曰双篷船,曰平底哨船,曰圆底双篷?船,曰白艕?船,曰哨船,曰平底船,曰双篷哨船,曰平底?船。内河战船名号凡九类:曰八桨船,曰六桨平底小巡船,曰花驾座船,曰八桨哨船,曰小八桨船,曰中八桨船,曰大八桨船,曰花官座船,曰哨艍船。各船水师多寡之数,以船之大小为衡。大小战船咸设砲位。长龙船千斤头砲二位,七百斤边砲四位,艘砲一位。舢板船八百斤头砲一位,六、七百斤哨砲一位,船边五十斤转珠小砲二位。洋枪刀矛之属,随宜分配。旗帜以桅旗为主,悬方式长龙旗,凡长一丈二尺。舢板船旗长九尺,船艄悬尖式龙旗,书某标某营某哨。桅上小旗,或船首立旗,书驾船将弁之姓,以示区别。总兵座船三艘,督阵舢板二艘,亲兵十二人。副将座船二艘,督阵舢板一艘,长龙二艘,亲兵十二人。游击座船二艘,督阵舢板一艘,长龙一艘,亲兵十二人。都司二人,各座船一艘,长龙一艘。守备二人,各座船一艘,舢板一艘,飞划一艘。四哨千总八人,各座船一艘,舢板一艘,飞划一艘。四哨把总九人,各座船一艘,舢板一艘,飞划一艘。四哨外委十一人,各座船一艘,舢板一艘,飞划一艘。又外委一人,管带督阵舢板,有座船一艘,无舢板。战船之大者,每艘或设兵二十人,为舵兵一人,头兵一人,砲兵二人,桨兵十六人;或设兵二十五人,为舵兵一人,舱兵一人,头兵一人,砲兵四人,桨兵十八人。舢板船每艘设兵十四人。节选自《清史稿》作者:柯劭忞等。

  







[转贴] 《郑和航海图》并非《郑和船队航海全图》。作者:张治强。 明朝永乐年间,郑和秉承明成祖中外通好、共享太平的旨意,从永乐三年开始,率领船队七下西洋。作为明王朝的和平使者,郑和船队到过西洋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为建立和加强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友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明朝茅元仪所辑之《武备志》中载有《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即后人所称之《郑和航海图》,该图记录了郑和下西洋所取之航道及有关国名、地名。在这张航海图的非洲大陆东、南海岸,标注着15个地名。其原文自北至南分别为:1、葛兒得風 2、哈甫泥 3、木兒立哈必兒 4、黑兒 5、剌思那呵 6、抹兒幹别 7、木骨都束 8、木鲁旺 9、十剌哇 10、慢八撒 11、起若兒 12、者剌则即哈剌 13、門肥赤 14、葛荅幹 15、麻林地。  一、“木儿立哈必儿”及“木鲁旺”考释
  在这15个非洲地名中,前9个地名在今索马里境内。索马里北濒亚丁湾;东邻印度洋。郑和船队若从北向南航行,所到之第1站应是东经51°16′北纬 11°50′的“葛儿得风”,也就是今称为瓜达富伊的海角(Cape Guardafui,GeesGwardafuy)。 该处曾被称为 “香料之角”,因该海角曾有出售香料的市场。这里出售的乳香是用乳香树树脂制成的香料,当地人用以供奉和祭祀神祇。
  第2站是“哈甫泥”,即今之哈丰角(Ras Hafun)。非洲大陆的北端是突尼斯的吉兰角;南端是南非的厄加勒斯角;西端是塞内加尔的佛得角,东端就是索马里的哈丰角。
  第3站“木儿立哈必儿”应是今之霍比亚(Hobyo,Hobiya,Obbia)。“哈必儿”当是霍比亚的译音.从地理位置看,霍比亚港市位于哈丰角以南,与“哈必儿”在航海图上的位置相吻合。郑和船队是十五世纪前期访问此地的。15世纪时,霍比亚想必还是一个较繁华的贸易中心。但是,后来随着巴纳迪尔海岸(Banadir,Benadir)几个港市的逐渐繁荣,霍比亚便日趋衰败了。
  “木儿立” 不是地名,应为阿拉伯语中“摩尔人的;摩尔式的”( ????,Moorish)一词之译音[1]。将这六个字放在一起,可以译成“摩尔人的霍比亚”[2]。这个非同一般的地名,在航海图上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它告知我们,在东非,早在十五世纪初期,已开始用“摩尔人”(????,Moor)一词表示那些与当地人通婚并与他们融为一体的外族人。
  第4站是“黑儿”(待考证)。
  第5站是“剌思那呵”(待考证)。
  第6站是“抹儿干别”(待考证)。
  第7站是“木骨都束”,即今之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Mogadishu,Mogadisho,Muqdisho)。它位于索马里东南巴纳迪尔海岸,南临梅尔卡市。1331年,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曾访问过木骨都束。据他讲,当时的“木骨都束是一个相当大的城市。”[3]
  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间,木骨都束使者曾三次来华进贡。郑和船队也曾三次造访此地。《明史》中有如下记载:“木骨都束,自小葛兰舟行二十昼夜可至。永乐十四年遣使与不剌哇、麻林诸国奉表朝贡,命郑和赍敕及币偕其使者往报之。后再入贡,复命和偕行,赐王及妃彩币。二十一年,贡使又至。比还,其王及妃更有赐。宣德五年,和复颁诏其国。国滨海,山连地旷,硗瘠少收。岁常旱,或数年不雨。俗顽嚚,时操兵习射。地不产木。亦如忽鲁谟斯,垒石为屋,及用鱼腊以饲牛羊马驼云。”[4]
  第8站是“木鲁旺”,这里的“旺”字乃“旰”字之讹。木鲁旰即今之港市梅尔卡(Merka,Marka,Merca)。梅尔卡位于摩加迪沙西南大约70公里。
  第9站是“十剌哇”,其中的“十”字应为“卜”字或“不”字,不剌哇今称布腊瓦(Brava,Baraawe,Barawa)。布腊瓦位于梅尔卡以南,基斯马尤以北。不剌哇使者曾四次来华奉贡。郑和船队也曾三次造访不剌哇。《明史》中有如下叙述:“不剌哇,与木骨都束接壤。自锡兰山别罗里南行,二十一昼夜可至。永乐十四年至二十一年,凡四入贡,并与木骨都束偕。郑和亦两使其国。宣德五年,和复往使。其国,傍海而居,地广斥卤,少草木,亦垒石为屋。有盐池。但投树枝于中,已而取起,盐即凝其上。俗淳。田不可耕,蒜葱之外无他种,专捕鱼为食。所产有马哈兽,状如獐;花福禄,状如驴;及犀、象、骆驼、没药、乳香、龙涎香之类,常以充贡。”[5]
  费信在《星槎胜览》中提到过索马里的另一处地方——“竹步”,即今之朱巴河口地区(Juba,Jubba),位于摩加迪沙西南400多公里的沿海地带。费信写道:“其处与木骨都束山地连接。村居寥落,垒石为城,砌石为屋。风俗亦淳。男女拳发。男子围布,妇女出则以布兜头,不露身面。山地黄赤,数年不雨,草木不生。绞车深井,网鱼为业。地产狮子、金钱豹、驼蹄鸡[有六七尺高者,其足如驼蹄]、龙涎香、乳香、金珀、货用土珠、叚绢、金银磁器、胡椒、米谷之属。酋长受赐感化,奉贡方物。[6]航海图上没有标注这一地名。后来,在朱巴河口地区兴起了一座城市,名为基斯马尤(Kismayu,Kismaayo,Chisimayu,Chisimaio)。
  上面的记载说明,郑和船队曾于十五世纪前期多次去过索马里,当时中国人与索马里人之间已建立了友好关系,来往亦不可谓不频繁。
  二、肯尼亚地名浅释
  第10个非洲地名是“慢八撒”,即今之蒙巴萨。蒙巴萨市(Mombasa)位于肯尼亚东南部。该市由蒙巴萨岛及三面环抱该岛的部分水、陆组成。岛、陆之间有堤道和铁路桥相连。岛的东南是旧港,名为蒙巴萨港;岛的西南是新港,名为基林迪尼港(KilindiniHarbor)。这两个港口都是天然的避风良港。
  14世纪30年代,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图塔曾在蒙巴萨留下游踪。他在游记中写道:“我们来到了蒙巴萨,这是一座大岛......岛上种有香蕉、柠檬和香橼等果树......岛上的居民不种田,不得不从大陆沿海运来谷物。他们的食物多由香蕉和鱼制成。他们是沙斐仪教法学派的信徒(Shafiites),虔诚,正直,言而有信。岛上的清真寺都是木结构的,造得十分精致。”[7]
  从航海图上可以看出,郑和船队曾于十五世纪前期到过肯尼亚的蒙巴萨,当时蒙巴萨已是东非沿海的一个居民点。虽然航海图上只注记了“慢八撒”三个字,它却告知世人,早在数百年前,中国人与肯尼亚人之间就已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有了和平的交往。
  三、“起若儿”考释
  “起若儿”是第11个地名。起若儿三个字中,第二个字既不是草字头的“荅”也不是竹字头的“答”,而应是“若”字。那么,起若儿是现今的甚么地方呢?从图上可看出,它位于蒙巴萨以南,索法拉以北。将其间每个地名的斯瓦希里语发音与“起若儿” 的中文发音相对照,经研究,本人断定,起若儿就是坦桑尼亚沿海的基尔瓦岛。
  基尔瓦这个岛名,用斯瓦希里文书写为“Kilwa”。当时的通事把“Ki” 译成了“起”,把“lwa”译成“若儿”,这是可以接受的。
  据已故英国考古学家内维尔·奇蒂克博士(Neville Chittick)讲:“Kilwa 这个名字来源于阿拉伯语;葡萄牙人把它改成了'Quiloa’。在欧洲,这一词形一直使用到了十九世纪。”[8] 无疑,这一史实进一步证明了起若儿就是基尔瓦。
  了解一点儿基尔瓦的地理和历史,也许会有所助益。从现今的非洲地图上可看出,东非海岸有三个基尔瓦:一个是位于最北边的沿海城市基尔瓦–基温杰(Kilwa Kivinje,义为“有木麻黄树的基尔瓦”);另一个是位于基尔瓦–基温杰以南二十多公里的基尔瓦–马索科(KilwaMasoko,义为“有交易市场的基尔瓦”),该市也位于海岸;第三个是位于基尔瓦–马索科以南的岛屿基尔瓦–基西瓦尼(KilwaKisiwani,义为“岛上的基尔瓦”),我们平时所说的基尔瓦就是指这个岛屿。
  “根据奇蒂克的研究,虽然基尔瓦几个世纪前就有了居民点,直到十二世纪末才成为一座较重要的城市。基尔瓦建成一个强大的城邦,应追溯到来自索马里南部海岸已东非化的“设拉子”移民,他们在基尔瓦和基西马尼–马菲亚建立了统治王朝。”[9] 基西马尼–马菲亚(KisimaniMafia,义为“有井的马菲亚”)是一座岛屿,它的西面临近大陆的鲁菲季河口,北面距桑给巴尔120公里。
  设拉子王朝建立后,基尔瓦的经济逐渐繁荣。有人认为,到了十三世纪晚期,从也门去到基尔瓦的阿拉伯人取代了设拉子人的统治,这就是历史上马赫达里王朝(Mahdali)的开始。“此时, 基尔瓦已取得对索法拉港口和黄金贸易的控制权。”[10]“任何别的沿海城市与索法拉进行贸易都必须向基尔瓦素丹的金库交税。”[11] 最兴旺时期,基尔瓦曾成为东非海岸最大的贸易中心。
  十四世纪下半叶,基尔瓦的经济有所衰退,到十五世纪初期又重新复苏。郑和船队应是此期间访问基尔瓦岛的。
  显然,基尔瓦就是基尔瓦,基尔瓦不是麻林地。
  四、“者剌则即哈剌”考释
  破译第12个地名“者剌则即哈剌”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这六个字并非都是地名。后三个字虽然是地名,里面却有讹误。
  那么,“者剌则即哈剌”到底是什么地方呢?为了易于理解,我先讲述后三个字。“即哈剌”三个字中的首字是讹字。航海图的编绘者最初写的当是“所”字,想必是刻印时出的问题,因为这两个字的字形颇为相似。所哈剌即今译之索法拉(Sofala)。
  莫桑比克的索法拉在东非历史上占据过重要的位置。当年,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的黄金和象牙,都必须经过索法拉才能出口,它是一个转运口岸。
  据说,在现今莫桑比克第二大城市贝拉(Beira)以南不太远的地方,曾有过一条河。有人说此河名为Sofala;亦有人说为Cuama。此河由西向东流,即将流到河口时,遇一小岛,河水一分为二,绕过该岛后又合二为一, 紧接着流入印度洋。
  索法拉就位于包括上述小岛的河口一带,它曾一度受制于基尔瓦的设拉子王朝。有人认为,索法拉到十五世纪初期才彻底摆脱了基尔瓦的控制。
  航海图上的所哈剌前面又冠上了“者剌则”三个字。“者剌则”就是现今所谓之“设拉子”(Shirazi)。全部六个字放在一起便成了“设拉子人的索法拉” 或“设拉子式的索法拉”。如何解释这几个字呢?它们既可能表示:郑和船队于十五世纪前期造访索法拉时,设拉子王朝还没有发生更迭,也就是说,也门的阿拉伯人尚未在基尔瓦建立起马赫达里王朝(Mahdali);也可能意味着,设拉子王朝虽已发生更迭,索法拉却仍处在设拉子人的控制之下。究竟史实如何,有待进一步研究。
  五、“门肥赤”考释
  第13个地名是“门肥赤”,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一直没能破译这一地名呢?主要原因也是因为这三个字中有一个误字,那就是其中的“肥”字。实际上,制作航海图的人最初写在图稿上的当为“门肐赤”。“肐”是“胳”字的异体字,读“旮”音。“门肐赤”就是马尔加什。
  马尔加什这个词有两种不同的称说。一种是Malgache;另一种是Malagasy。二者的拼写和发音均不相同。十五世纪前期,郑和船队到达马尔加什时, 岛上居民想必是惯用前一种称谓,于是郑和船队的通事把“mal” 译成了“门”,把“ga” 译为“肐”,把“che”译成“赤”,整个岛名便成了“门肐赤”。
  该岛现称马达加斯加岛(Madagascar),位列格陵兰(Greenland)、新几内亚(New Guinea)、婆罗洲(Borneo)之后,是世界第四大岛。它位于印度洋西南部,隔莫桑比克海峡与非洲大陆相望。
  最早到马岛定居的是非洲大陆的班图人和东南亚的渔民。后来,到该岛落户的人越来越多,逐渐发展成了众多部族。几乎所有这些部族的人都说马尔加什语。因岛上东南亚移民众多,印度尼西亚语对马尔加什语影响很大。两者均属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Malayo-Polynesian languagefamily)。
  六、遗留问题
  第14个地名是“葛荅干”。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名,但时至今日尚无人能破译。其位置在莫桑比克的索法拉与南非南端的麻林地之间。
  七、关于“麻林地”之推测
  航海图上标注的第15个地名是麻林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名。考证麻林地这个地名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
  为了便于理解,先简单地讲一讲“麻林地”一词的由来:东非很多居民都会说一种通用语,这种语言叫斯瓦希里语(Kiswahili),属班图语系(Bantu)。麻林地就是斯瓦希里语 malindi 一词的译音。Malindi 是kilindi一词的指大词,义为“水深可停船的地方”。[12]作为地名,无论将其译为麻林地还是译成马林迪,都是可以的。但是,前两个音节 malin与后一个音节di不能分开,更不能将后一个音节省去,因为它们是一个整体,我们不能只称麻林地为麻林。
  在航海图上见到麻林地这个地名,人们自然地便会想到位于蒙巴萨以北的Malindi,它的中文译名为马林迪,二者发音极为相似。正因此,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有的学者经过研究得出结论:航海图上的“慢八撒”即今肯尼亚之蒙巴萨,航海图上的“麻林地”即今肯尼亚之Malindi,是绘图者错把麻林地放在了慢八撒以南。
  这是研究麻林地这个地名所迈出的第一步:正确地断定了麻林地的外文是Malindi,同时又误认为麻林地在肯尼亚。
  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从十三世纪始,蒙巴萨以北就确实有这么一个叫Malindi的城市,其居民主要由非洲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组成。经考察,历史学家埃斯蒙德·布雷德利·马丁(Esmond BradleyMartin)得出结论:“1500年时的马林迪,沿海岸南北长约600米;向内陆延伸的宽度不超过240米。四周被城墙围绕着,城墙外沿海有零星的房屋和清真寺。” [13]“马林迪约占地17公顷。总人口5500人,其中城内3500人,城外2000人,城外人口多数是住在种植园的非洲人。”[14]
  这个规模不大的Malindi城,不可能是航海图上所标注的麻林地。之所以这样说,不仅是因其港湾小,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位于蒙巴萨以北;与其相反,航海图上的麻林地却位于蒙巴萨以南。
  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有人对上述结论产生了怀疑。主要的原因是,航海图其它地方没有这种将两个地名倒置的现象。于是,出现了第二种判断:认为航海图上的麻林地是坦桑尼亚的基尔瓦岛。郑和船队确实到过基尔瓦,但是,基尔瓦不是麻林地。虽则如此,这种想发.愣.功不可没,因为它向正确的结论又迈进了一步。
  到了九十年代,在蒙巴萨以南找到了第二个麻林地,它位于桑给巴尔岛。桑给巴尔市位于该岛西岸,市北面是桑给巴尔港,港湾平静,是个安全的良港。桑给巴尔港的陆地部分就叫Malindi。
  印度洋上每年12月至翌年3月气候炎热,刮东北风,风力强劲,当地人称其为“北风季”。东北风可将帆船从阿拉伯湾沿非洲东海岸直吹到莫桑比克海峡。4 月至9月又改刮西南风或东南风,当地人称其为“南风季”。西南风和东南风可将帆船吹回阿拉伯湾。所以,自古以来,阿拉伯、波斯和印度商人便利用这种季节风,来往于阿拉伯湾与莫桑比克海峡之间进行贸易。
  桑给巴尔港之Malindi所处的位置,有可能引起人们的猜想:此地应该是航海图上的麻林地。因为其地处蒙巴萨以南,其称谓的发音与航海图上麻林地的发音相似,它面对的是一宽阔的港口,该港口具有海外商人到此经商的悠久历史。那么,郑和船队当年到达的是不是桑给巴尔的Malindi呢?不是。
  说航海图上的麻林地是桑给巴尔的Malindi不无道理,但是航海图上从慢八撒到麻林地中间尚有四个地名,不破译这4个地名,这一想法便站不住脚。
  如上所述,2003年8月我破译了起若儿、者剌则即哈剌、门肥赤三个地名。之后,紧接着我又推测出了麻林地的所在。因为这时已可清楚地看出,航海图上的麻林地位于莫桑比克和马达加斯加以南的非洲南端,其旁还画有一座塔式建筑物。
  麻林地以南已无陆地,但有九个无名岛屿。关于这九个岛屿,可参看《最新世界地图集》第二页的<世界地形>.。[15]这张地形图是用横轴等积方位投影的方法绘制的,比例尺为1:110,000,000。在这张地形图的非洲大陆以南,恰恰也绘有九座岛屿、群岛,与《郑和航海图》上的九个无名岛之数量正好相等,这也许不仅仅是偶然的巧合!
  上面提到的塔式建筑物显然是位于海角的航标。现如今,在非洲南端的厄加勒斯角(CapeAgulhas)有灯塔;在距离非洲西南端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不远的开普半岛山顶也有灯塔。“厄加勒斯角”和“好望角”是葡萄牙人于十五世纪晚期给这两个海角起的名字,不是它们的原名。
  值得一提的是,南非人使用的茨瓦纳语(Tswana)、索托语(Sotho)、斯威士语(Swazi)、柯萨语(Xhosa)、祖鲁语(Zulu)也都属于班图语系。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十五世纪前期在非洲东部地区有地名叫Malindi,在非洲南部地区也有地名叫Malindi的原因。
  不过,十五世纪前期的麻林地到底位于非洲南端什么位置,它的地理坐标是多少,这两个问题,还有待进行调查和发掘。
  综上所述,十五世纪前期,非洲东、南海岸有三个Malindi。航海图上的麻林地,既不是肯尼亚的Malindi,也不是坦桑尼亚的Malindi,而是位于非洲南端的Malindi。这是寻找到的第三个麻林地。
  从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得知,郑和船队不仅到过索马里、肯尼亚,而且到过坦桑尼亚、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和南非。那么,他们不远万里,绕过非洲南端的麻林地,到西非去,有何公干呢?回答是:送麻林国使臣回国。
  八、“麻林国”考
  明朝前期,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规模宏大,气壮山河,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一大盛举。但是,几百年过去了,郑和船队究竟都到过哪些国家和地区至今还没有完全考证清楚,尚有不少谜题未能破解,“麻林国”就是其中之一。
  在明代出版的书籍中,记载有麻林国使臣两次来中国的情况。第一次来中国记载在《皇明象胥录》上:“麻林国,未详。永乐十三年,献麒麟。”[16]这件事发生在郑和第四次下西洋之后。“麻林国,未详”,虽然才五个字,却蕴含着很多信息。这五个字明确地表示,麻林是一个国家的名称;麻林国使臣是不速之客。当时,上自明皇下至文武百官对这个国家均不了解,也不知该国处在何方。因此,《皇明象胥录》注明了“未详”二字。另外,这五个字还告知我们,“麻林”不是地名,与航海图上的“麻林地”无关。
  在中国逗留期间,明成祖曾给予麻林国使臣热情的款待。到永乐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明成祖在奉天门亲自收受了他们进贡的奇珍异兽。《太宗文皇帝实录》对此次接见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永乐十三年十一月壬子,麻林国及诸番国进麒麟、天马、神鹿等物,上御奉天门受之,文武群臣稽首称贺曰:'陛下圣德广大,被及远夷,故致此嘉瑞。’上曰:'岂朕德所致,此皆皇考深仁厚泽所被及,亦卿等勤劳赞辅,故远人毕来。继今,宜益尽心秉德,进贤达能,辅朕为理,远人来归,未足恃也。’”[17]
  召见之后,麻林国及诸番国使臣才离开中国。
  第二次“麻林国”使臣来中国是永乐十四年,即1416年。永乐十四年十一月戊子朔:“古里、爪哇、满剌加、占城、苏门答剌、南巫里、沙里湾泥、彭享(应为“亨” )、锡兰山、木骨都束、满(应为“溜” )山、喃渤利、不剌哇、阿丹、麻林、剌撤(应为“撒”)、忽鲁谟斯、柯枝诸国及旧港宣慰使(应为“司” )等各遣使贡马及犀、象、方物。”[18]
  麻林国使臣是永乐十四年十二月辞还的,有文为证:“永乐十四年十二月丁卯,古里、爪哇、不剌哇、满剌加、占城、锡兰山、木骨都束、溜山、喃渤利、阿丹、苏门答剌、麻林、剌撤(应为“撒”)、忽鲁谟斯、柯枝、南巫里、沙里湾泥、彭亨诸国及旧港宣慰司使臣辞还,悉赐文绮、袭衣。遣中官郑和等赍敕及锦绮、纱罗、彩绢等物,偕往赐各国及柯枝国王可亦里印王诰并封其国中之山为镇国山。”[19]
  综上所述,根据明代文献记载,麻林国使臣曾于永乐十三年及永乐十四年两次来中国。 郑和于永乐十四年十二月曾受遣偕麻林国使臣同往赐麻林国王锦绮、纱罗、彩绢等物。郑和是1417年启程前往的。如果说郑和访问过麻林,这一次偕麻林国使臣同往的可能性最大。
  据史书记载,榜葛剌、麻林、阿丹、忽鲁谟斯都曾向明朝进过“麒麟”。
  从麻林国使臣以“麒麟”进贡中国这件事,我们可以推测出麻林国所处的大致方位。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这里所说的“麒麟”究竟是什么动物。明朝祁氏淡生堂抄本《瀛涯胜览》一书中有如下叙述:“有麒麟,前两足高九尺余,后二足高六尺余,长颈,抬头高一丈六尺,首昂后低,人莫(疑脱“能”字)骑。头生二短肉角,在耳边。牛尾鹿身,蹄有三跲,匾口。食粟、豆、面饼。”[20]由此描述不难看出,所谓“麒麟”者,实乃长颈鹿也。
  当时地球七大洲中,只有亚洲和非洲产长颈鹿。就历史研究而言,我们对亚洲历史的了解要比对非洲历史的了解详细得多。可以说,迄今还没有发现亚洲历史上出现过叫麻林的国家。因此,我们可初步认定麻林国位于非洲。那么,十五世纪时,非洲有哪些国家呢?
  十五世纪前后,在非洲较具规模的王国有埃及(Egypt)、努比亚(Nubia)、埃塞俄比亚(Ethiopia);桑给(Zenj);刚果(Congo)、莫诺莫塔帕(Monomotapa)、津巴布韦(Zimbabwe);加纳(Ghana)、马里(Mali)、桑海(Songhai)、伊费(Ife)、贝宁(Benin)等等。单从发音方面探讨,唯有马里国名的发音与“麻林”的发音相似。马里国还有另一称说,即“Melle”,[21] 这个称谓就更接近“麻林”的发音。诚然,不能仅靠这一论据就妄下结论。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古马里国十五世纪前后的情况。
  古马里国盛产黄金、铜和食盐,这些珍稀物品吸引着各地的富商大贾纷纷去马里经商。到十三、十四世纪已有多条商路从古马里通达北非和东北非。例如,由马里经廷巴克图(Timbuktu)、霍加尔(Hoggar)、费赞(Fezzan)、奥季拉(Augila)到埃及;由马里经廷巴克图、加奥(Gao)、卡诺(Kano)、卡内姆(Kanem)到努比亚等等。[22] 这些商路都经过黄金、铜矿区或者是产盐区。
  到十四世纪,古马里发展成了西非最强盛的王国。“此时,其势力范围已扩大到北至撒哈拉沙漠北缘的塔阿扎(Taghaza)产盐区;南达热带大草原南缘的黄金产地;西抵大西洋沿岸;东逾塔开达(Takedda)铜矿区和商队中心。”[23] 请注意,当时古马里国的疆域已经“西抵大西洋沿岸”。
  据传说,1324-1325年期间,古马里国王坎坎·穆萨(Kankan Musa )曾携带奴仆五百,从古马里出发,横越撒哈拉,经开罗,到麦加朝圣。其声势之浩大,排场之阔绰,极为罕见。
  在历次朝觐的过程中,古马里国的国王及其他穆斯林免不了会在麦加听到中国的消息,也免不了与中国的穆斯林接触。
  1304年出生于摩洛哥丹基尔(Tangier)的伊本·巴图塔,21岁时,到麦加去朝觐,他发现自己非常喜好旅游,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先后游历了亚洲、非洲、欧洲的很多国家和地区,他也到过中国,对中国有相当程度的了解。1352年他到古马里国旅游,看到了那里国泰民安的景象,留连忘返,一直游览到1353年才离去。
  不难想象,当时的古马里国王及文武百官完全有可能从伊本·巴图塔或其他到过中国的宾客口中了解到中国的消息。因此,明成祖登基后,在位的古马里国王萌生出将长颈鹿献给明皇的想法,是不足为奇的。
  由此可见,十五世纪初期,古马里使者若从陆路出发,先到印度洋西岸,然后取道海上,赴中国朝贡,是可以办到的。
  不可否认,还存在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古马里国使者取陆路和海路将长颈鹿进献给明成祖后,郑和奉命第五次下西洋,取海路,绕过非洲南端的麻林地,将古马里国使臣送回国。
  早在唐、宋、元朝时期,中国的海外交通、海外贸易及航海技术就已有了一定的发展。明成祖登基后,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国力雄厚;造船水平更加高超,航海技术益发先进。除此之外,当时明皇及郑和等朝廷命官都已知道非洲大陆是一个倒三角形的大陆。只要沿非洲东海岸南行,绕过南端,再沿非洲西岸北上,即可到达麻林国所在地。关于这个问题,有图为证:
  “与汪大渊、伊本·巴图塔同时代的元代两位地理学家李泽民、释清濬分别绘制过《声教广被图》及《混一疆理图》。根据上述二图,朝鲜的李荟、权近二人合绘成了《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图上的非洲被画成一个倒三角形,尖端朝着南方的大洋,这是史无前例也是基本正确的非洲图形,图上用表示戈壁沙漠的黑色线条标明撒哈拉大沙漠,还注出了35个非洲地名。”[24]
  除了上述地图,在郑和下西洋之前的1389年,明太祖朱元璋命人为朝廷绘制了一张《大明混一图》。这幅世界地图的左下方也比较清楚地描绘出了非洲某些河流、湖泊、山脉、海角的位置。
  这一切为郑和船队出海远航,抵达非洲,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再加上前几次下西洋积累的航海经验,把麻林国使臣送回国,便成了并非绝对办不到的事情。
  因此,我认为:《皇明象胥录》卷七中所言之“麻林国”即古马里国。


 九、解读郑和船队非洲之行
  《郑和航海图》上记录了郑和船队的非洲之行。因该图为横条形,横宽纵窄,空间有限,绘图者采用了特殊的手法。说得形象一点儿,非洲大陆被“头”朝西,“脚”朝东地横绘在了南图廓上。加之刻印时几个地名出了差错,郑和船队的非洲之行遂成了百年不解之谜。
  说到这里,有必要点明,虽然为了易于理解,我一直是按照从北向南的顺序叙述非洲地名的,但是航海图上所记录的郑和船队非洲之行,却不是由北至南,而是从南向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不可忽视的。  航海图上所记录的航线是从非洲南端的麻林地开始,途经葛荅干(国别待考)、门肐赤(马达加斯加的马尔加什岛)、所哈剌(莫桑比克的索法拉)、起若儿(坦桑尼亚的基尔瓦),到慢八撒(肯尼亚的蒙巴萨);然后便进入索马里境域,先到不剌哇(布腊瓦),又停经木鲁旰(梅尔卡)、木骨都束(摩加迪沙)、抹儿干别(今名待考证)、剌思那呵(待考证)、黑儿(待考证)、哈必儿(霍比亚)、哈甫泥(哈丰角),而后船收葛儿得风(瓜达富伊角)。因航程艰难,途中,除使用罗盘,还牵测了两个星座。一个是华盖星,另一个是北辰星。至于在整个非洲航程中,船队还牵测过哪些别的星座,因没有提及,不得而知。
  我们可以把上述航线分为两段。
  一段是南段。从麻林地到“华盖星五指内”。这一段只写了麻林地、葛荅干、门肐赤和所哈剌几个地名,却没有注明航向、航程等内容。类似的情况,在航海图其它地方也所在多有。譬如,从澳大利亚西南回南京的两条航线,开始的一段就未做任何注记。又如,船队回到长江口后,也只注明了“寳山,用辛酉針,三更,船過吴凇江,到太倉港口繋船”。[25]至于郑和等要员所乘宝船及家住南京将士、船工所乘船舶继续前行,经东鞋山、西鞋山、樊山、叚腰、太子洲,最后回到宝船厂等行止,也只画了航线而未加记载。为什么这样做呢?一是,因篇幅所限无法注记;另一是,因一目了然无须赘述;再者,也有可能,是认为不宜记述。
  另一段是北段。注记了如下文字:“在華蓋星五指内,去到北辰星四指,坐斗上山势,坐癸丑針,六十五更,船收葛兒得風,哈甫兒雨。”[26]。
  其中,“在华盖星五指内”,是指航海图上非洲之行北段的记录始于华盖星五指内某地。在此地用牵星板测量北方的华盖星时,水平线到华盖星的高度在五指内。
  牵星术是一种手握牵星板观测星辰高度的天文航海术,用此牵星术可判定船舶所在方位,再通过计算可得知航程之远近。李诩所撰《戒庵老人漫笔》一书中有介绍牵星板的文字,原文如下:“苏州马怀德牵星板一副,十二片,乌木为之,自小渐大,大者长七寸余。标为一指、二指,以至十二指,俱有细刻,若分、寸然。又有象牙一块,长二寸,四角皆缺,上有半指、半角、一角、三角等字,颠倒相向,盖周髀算尺也。”[27]牵星板的刻度单位为“指”和“角”,一指等于4角。
  用“癸丑针”,指的是船队所选的航向,即船舶朝北偏东22.5°行驶。当时是用罗盘测定方位的。罗盘由方位盘及磁针组成。方位盘划分为24个方位,分别由地支的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天干的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八卦的乾、坤、(坎)、(离)、(震)、(兑)、艮、巽24个字搭配而成,称“丹针”或“单针”。共计360°,每个字所占度数相当于现代罗盘的15°。如航海图中有“用丹午針,進西後門。” ,这里的丹午针义为船舶朝南180°行驶。两字之间中缝线的方位称“缝针”,用相邻的两个字表示,如“用辛酉針,八十四更,船收加剌哈。” 这里的辛酉针指的是船舶朝西稍偏北277.5°行驶。实际上这些缝针又构成了另外的24个方位。
  “六十五更”,指的是航时、航程。在《东西洋考·舟师考》中,写有“如欲度道里远近多少,准一昼夜风利所至为十更。约行几更可到某处。”[28] 在《顺风相送· 行船更数法》中写道“每一更二点半约有一站,每站者计六十里。”[29]这里所言之“六十五更”是指从华盖星五指内某地到北辰星四指的葛儿得风,航行了六十五更。知道了更数便可计算出航程。不过,这个更数可能有误。为什么说有误呢?因为同样是在这张航海图上,从翠兰屿到锡兰山的航程约为非洲之行北段航程的二分之一,但标注的却是八十更。再看,从官屿至木骨都束的航程本与非洲之行北段航程相差不太多,但标注的却是一百五十更。当然,如有讹脱,仍可能是刻印时出的差错。
  “收葛儿得风”,说的是此行的目的地是位于北纬11°50’的瓜达富伊角,而在葛儿得风用牵星板测量北辰星高度时,结果为四指平水。
  郑和船队从华盖星五指内某地北上,“坐斗上山势”,越往北,离华盖星越近,指数越高,经华盖星六指、七指到达八指位于北纬1°5’的不剌哇。之后,继续前进, 从北辰星一指、经二指、三指,直到北辰星四指内的葛儿得风。
  从北辰星一指到四指,实际上是从北纬1°5’航行到了北纬11°50’。同样的道理,从华盖星五指经六指、七指到八指的不剌哇,应是从南纬10°左右航行到位于北纬1°5’的不剌哇。为了便于理解,请参阅附表。
  写到此处,不能不提及一个问题,那就是郑和船队是从哪儿航行到麻林地的?我认为,航海图上所记录的这段非洲航线,就是郑和船队第五次下西洋时,到西非,把麻林国使臣送回国后,返航途中所经由的一段路线。
  永乐十三年(1415年),麻林国使臣初来乍到,上从明皇下至百姓,无人知晓麻林国的情况。就此,明代出版的《皇明象胥录》只记录了五个字:“麻林国,未详。”翌年,麻林国使臣又来华进贡。经过麻林国使臣两次来华朝贡时的自我介绍,以及郑和船队第五次下西洋时将该国使臣送回国,对这个国家有了一定的了解。故此,到了清朝张廷玉等编撰《明史》时,才有了“麻林,去中国绝远”[30]之说。请注意,不是“很远”,不是“非常远”,也不是“特别远”,而是 “绝远”!
  十、《郑和航海图》之无名大陆考
  推断出麻林地在非洲南端之后,再看《郑和航海图》,它包罗的地域范围似乎比以前大了很多,它的内容也好象比以前增加了许多。
  从非洲南端麻林地开始,沿着南图廓往东看,可见到一块大陆。这块大陆没有画完整,只是象征性地画了它的北端,它的岸线里面画着些许山脉,却未标注地名。不过,在这块大陆的左上角,也就是它的西北方,写着“有人家”三个字,在这三个字的西边不远处有一座小岛,岛上注有“虎尾礁”三个字。大陆的上方是苏门答腊。大陆的右上角,也就是它的东北方,也写着“有人家”三个字,在这三个字的东边,也有一座小岛,岛上注有“石城山”三个字。这块陆地虽然只占每页底部很小的版面,但是它的宽度却连跨数页。从图中还可看出,郑和船队由这块大陆西南方北上回国的两条航线。一条是东线:从虎尾礁西侧北上,穿过苏门答腊、爪哇之间的巽他海峡(Sunda Strait,SelatSunda),再经南海、东海回南京。另一条是西线:也是从虎尾礁西侧北上,绕过苏门答腊北端,再穿过马六甲海峡,经南海、东海回南京。至于郑和船队是经过哪些国家到达这块大陆西南的,图中只字未提。以前虽然也看到过这块大陆,但始终未能断定它是什么地方。而这次却不然,这次既不是从肯尼亚的Malindi出发,也不是从坦桑尼亚的Malindi出发,而是从非洲南端的Malindi出发。由于角度变了,得出的结论也截然不同,于是我断然确定:这块大陆就是澳大利亚。  十一、《郑和航海图》制图范围之我见
  现在看来,《郑和航海图》所包括的地理范围已涉及三大洲、两大洋。三大洲是亚洲、非洲、大洋洲;两大洋是太平洋和印度洋。至于是否涉及大西洋,则要等查清麻林地的具体位置后才能断定。
  本人认为,航海图所包括的地理范围大致是北抵北纬33o;南越南纬40o;西至东经18o;东逾东经160o。
  东边的界线最难确定,因必须先考证出澳大利亚以东的石城山、凉伞屿、南傅山、沉礁、金屿、双屿、九屿、沙糖礁、白沙等岛屿的今名和方位,然后才能确定何处为图之东界。
  令人遗憾的是,后人根据各自的理解所画出的航海图却多将肯尼亚或坦桑尼亚以南的半个非洲、非洲大陆以南的九个无名岛、澳大利亚大陆以及虎尾礁、石城山、凉伞屿、南傅山、沉礁、金屿、双屿、九屿、沙糖礁、白沙等十个岛屿全都砍掉了。
  十二、结论
  《郑和航海图》既是亚洲、非洲、大洋洲十五世纪前期历史的见证,又是这一阶段历史的记录。它的内涵既丰实又深奥,需要去挖掘,去领会;它的外延既模糊又神秘,需要去考察,去研究。
  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郑和航海图》本身已经告知我们,它的制图范围并未涵盖郑和船队七下西洋所到过的全部地区。因此,也许可以说,《郑和船队航海全图》至今尚未被世人所发现。  注释:
  [1]刘易斯在其著作《索马里近代史》中谈道“至迟到回历纪元后不久,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索马里沿海建立了一连串的城镇。”(p20)“他们在这里传教,通婚,最后与当地居民融合成一体,形成了索马里和阿拉伯混合的文化和社会......而且各个海港的混合程度不一样。”(p21)刘易斯在书中所提及的这些阿拉伯人、波斯人当时被称为“摩尔人”。
  [2] 巴兹尔·戴维逊在其著作《古老非洲的再发现》一书中写道:“杜阿特·巴波萨(DuarteBarbosa)曾随同瓦斯科·达·伽马到东非,1501年当他谈到亲眼所见的基尔瓦时,说'基尔瓦是一座摩尔人的城市,那里有很多用泥巴和石头建成的漂亮房屋。’”(p.171)他还称其访问过的布腊瓦是一个“摩尔人的大城”。(p.164)上述情况或多或少地可以间接证明,航海图中称霍比亚港市为“摩尔人的霍比亚”是有原由的。
  [3] Translated by H.A.R. Gibb, The Travels of Ibn Battuta,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374.
  [4] [清] 张廷玉等撰,<外国七>, 见 《明史· 列传第二百十四》,1974年4月第一版,第8448-8449页, 中华书局。
  [5] [清] 张廷玉等撰,<外国七>, 见《明史·列传第二百十四》,1974年4月第一版,第8449页, 中华书局。
  [6] [明]费信撰,<星槎胜览>,见《历代小史丛书》,卷之一百二,第十五页。
  [7] Translated by H.A.R. Gibb, The Travels of Ibn Battuta,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379.
  [8] H.N. Chittick,F.S.A. A Guide to the Ruins of Kilwa,Ministry of National Education,1970, p.1.
  [9] Edited by I. N. Kimambo and A.J. Temu ,A History of Tanzania, East African Publishing House, Nairobi, Kenya, 1969, p.36.
  [10] H.N. Chittick, F.S.A. . A Guide to the Ruins of Kilwa, Ministry of National Education, 1970, p.3.
  [11] Edited by I. N. Kimambo and A.J. Temu, A History of Tanzania, East African Publishing House, Nairobi, Kenya, 1969, p.37.
  [12] Taasisi ya Uchunguzi wa Kiswahili, Kamusi ya Kiswahili Sanifu,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ast and Central Africa, 1981, p117.
  [13] Martin, E, B, The History of Malindi , East African Literature Bureau,1973,p.19.
  [14] Martin, E, B, The History of Malindi , East African Literature Bureau,1973,p.28.
  [15]在中国地图出版社1998年4月编制的《最新世界地图集》第4版第二页上,非洲大陆以南也恰恰有九个岛屿,它们是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Tristanda Cunha Grp)、戈夫岛(Gough I.)、布韦岛(Bouvet I.)、爱德华王子群岛(Prince EdwardIs.)、克罗泽群岛(Crozet Is.)、阿姆斯特丹岛(Amsterdam I.)、圣保罗岛(Saint-PaulI.)、凯尔盖朗群岛(Kerguelen Archipelago)、赫德岛(Heard I.)。
  [16] [明] 茅瑞征撰, <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皇明象胥录>,见《四库禁毁书丛刊·史10》, 影印明崇祯刻本, 卷七, 第二十六页, 北京出版社。
  [17] [明]张辅、杨士奇等纂修,《太宗文皇帝实录》,[明]驾说轩藏本,宣德五年刻本,卷九十九,第三页。
  [18] [明]张辅、杨士奇等纂修,《太宗文皇帝实录》,[明]驾说轩藏本,宣德五年刻本,卷一百三,第三页。
  [19] [明]张辅、杨士奇等纂修,《太宗文皇帝实录》,[明]驾说轩藏本,宣德五年刻本,卷九十九,第六页。
  [20] [明] 马欢撰,<瀛涯胜览>,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二五五》,福建省图书馆藏明祁氏淡生堂钞本,第三十五页,齐鲁书社。
  [21] Davidson B., Old Africa Rediscovered, Victor Gollancz Ltd, London, 1965, p.88.
  [22] Fage J. D ., A History of West Af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figure 3.
  [23] Davidson B., Old Africa Rediscovered, Victor Gollancz Ltd, London, 1965, pp.90-91.
  [24] 李德富,〈郑和远航非洲的地理基础〉, 见《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 1985年,第243页, 南京大学出版社。
  [25] [明]茅元仪辑,《武备志·航海》, 莲溪草堂本,卷二百四十,第四页, 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
  [26] [明]茅元仪辑,《武备志·航海》, 莲溪草堂本,卷二百四十, 第一十九页,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
  [27] [明]李诩撰,《戒庵老人漫笔》,卷一。
  [28] [明]张燮撰次,王起宗校梓,《绘图校正 东西洋考·舟师考》,1644年[清]刻本,卷之九,第一页。
  [29] 作者佚名,《两种海道针经·顺风相送》, 向达校注,第25页, 中华书局。
  [30] [清] 张廷玉等撰,<外国七>, 见《明史·列传第二百十四》,1974年4月第一版,第8451页, 中华书局。



凴什麽讓鄭和船隊過好望角呢?(转贴)
凴什麽讓鄭和船隊過好望角呢?這真的是一個好問題。現有的歷史記載沒有告訴我們鄭和船隊起碼是大宗船隊過好望角的直接證據。孟席斯先生的大作《1421中國發現世界》中也沒有拿出讓人完全信服的答案。那麽,鄭和船隊到底爲什麽沒有繼續前進並繞過好望角呢?是技術原因?政治原因?軍事原因?還是人的因素?鄭和船隊有進入大西洋的實力嗎?有進入大西洋的精神動力嗎?

一、鄭和船隊是否有能力過好望角?
目前歷史界的主流觀點認爲鄭和船隊繞過好望角應該是沒有太大的技術障礙,這些觀點大多認爲鄭和船隊的船隻性能優越、航海人員素質較高、準備和補給充分、海上政治軍事環境穩定。從字面上看這些的確都是航行的有利因素,但深入分析下去就會發現其背後也許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難。

首先,從當時世界各國綜合水準上看鄭和寳船的性能的確比較好。既然能數次來回橫渡印度洋,説明工藝已經失傳的明初造船技術還是能經受西洋、南海時常肆虐的驚濤駭浪的考驗。但鄭和船隊的實際損失在史料中一直是極其含糊的,有說“軍民死傷萬人”。而按照16—17世紀歐洲船舶在印度洋的表現看,鄭和船隊在橫渡時一艘都不損失顯然也是太過樂觀的估計。船隊若要繞過好望角,很可能會在現在的開普角附近的港口停泊補給修理,但好望角(風暴角)真的是讓人生畏的地方。衆所周知,好望角附近的航行條件非常惡劣。狂怒滔天的海浪、陰雲密佈或暴雨閃電是家常便飯,而可怕的海上殺手——湧浪,在那裏甚至會高達20米!鄭和船隊以福船船形爲主似乎是史界的公認,但型深相較歐洲船隻比較淺的福船能否經受住搖擺和顛簸呢?在那樣的環境下,如何保持海上編隊和相互聯係呢?體態龐大的大型寳船能在巨浪中生存下來嗎?中小型的輔助船隻又能面臨什麽樣的結果呢?[table]一年幾乎三分之一時間都存在的巨浪大概會讓船隊損失不小,那种狀況下,鄭和集團的領導層會堅持下去嗎?鄭和船隊的航行在大部分旅途中都是實行“近岸航行”的,而後期真正的跨洋航行又是比較熟悉的印度洋航綫。要說航行經驗,我覺得鄭和船隊在狹長水道和避礁航行方面比較充足,但對於好望角附近的海況很可能估計不足,而船員的臨場應變能力也要接受全新的考驗。總之,鄭和船隊大概還是有過好望角的能力,但如果沒有足夠的心理、經驗、物資及技術準備,就算過了好望角也是“慘”字當頭,大明的旗幟不太會很風光地飄揚在大西洋上。[table=72%,#ffffff]
[table] 二、船隊過了好望角又怎樣?
這個問題好像是我在擡槓,其實不然。了解西南非沿海情況的人可能都會反思這個問題,因爲當時那兒真的堪稱一片荒涼。船隊過了好望角,大概已經損失不小甚至七零八落了,可他們馬上會發現船隊的補給將成爲首要的問題。過好望角後以北的區域,雖然海上環境趨於穩定並有順流的輔助,但沿海的開發程度卻遠不及亞洲海域。如果說以前在亞洲的航海只是像坐公交車一樣一站接一站的在不同的港口間循序前行,,那從這裡開始就好比乘長途客車了。當時西南非沿海雖然也有人類生活的聚集點,但要指望在那裏獲得大量的食品補給就比較困難,船隊上的糧草度支和採辦人員估計會發愁自己完成不了任務。而且嚴重困擾船隊的後勤保障問題除了糧食外,還有淡水補給。在過好望角后直到剛果河口的沿岸原始荒蕪景象的震撼下,有關船隊前進意義的討論就將重新展開。雖然鄭和船隊有鐵的紀律和完善的管理體系,水手和軍士不會像歐洲探險船隊的船員那樣動不動就内訌叫嚷着要回家,但前途未知的北上長途真的會考驗甚至動搖船隊每個人的信心。如果沒有明確的目標和能讓人接受的沿岸物資補充環境,過了好望角又怎樣呢?[table=72%,#ffffff]
[table] 三、鄭和船隊爲什麽沒有過好望角?
首先請注意我這裡說的“沒有過好望角”是按照正史來談的,是指大宗船隊,並不包括可能有小宗船隊或單艘的先遣探路隊去過。因爲現在沒有直接的證據證明大宗船隊繞過那裏,甚至關於鄭和船隊在東非到達過的最遠港口到底是哪個目前都有爭議。古代船隊的航行,不太可能只是爲了完成旅行,尤其對於鄭和這樣的船隊來説政治目的才是最主要,政治需求遠大於貿易或探險需求。沒有明確的政治目的,航行就失去了其内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也許鄭和集團的最高層也兼負了探索海外未知區域和搜集海外奇珍異寶的使命,但我始終認爲那樣的使命和貿易目的一樣都是附屬在政治上的,沒有單獨存在的理由。民間或個人的旅行當然可能存在,但明朝官方的海上力量從來都不是那種只談貿易或探險的歐式風格。前方未知海域固然會吸引船隊中一部份少壯派人士或領導層,可做事講究名分的中國傳統思維還是會克制這些根本不符合明朝國情的願望。既然前方有沒有番邦、有幾個番邦、航行是否困難甚至是否已經到了無法再前行的天涯海角都是沒有答案的未知因素,固執保守的中國人肯定不會繼續前進,哪怕他們能從當地人的嘴中獲得一點前方的消息。[table=72%,#ffffff]
[table]再前進又能如何呢?他們經歷的國家已經有數十個之多,大明皇帝希望昭告天下、普諭万邦的目的已經完成得很不錯了,擔負未知的風險再向前行會讓每個思鄉心切的參與者感到毫無意義。因此鄭和船隊不會過好望角,因爲那既不符合當時的現實、也不符合中國人的性格、更不符合船隊大多數人員的意願。至於什麽“鄭和船隊要遠征世界”之類的藉口,只能是意淫小説家們自做主張式的“發明”了。

四、鄭和集團中的小宗船隊是否曾航行得更遠?
史料上對於這個問題記載不清,中國的史料曾談及第六次下西洋時,小宗船隊曾經在海上停留了2、3年,還去了什麽烏龜洋。而國外有種説法,西人地圖上記載說 1420年左右有一艘戎克船(即中國式帆船)繞過了好望角並向前行了好遠。我猜測那有可能是肩負探路任務的鄭和集團的先遣偵查船,目的爲了大宗船隊以後向未知海域航行獲得足夠的資料。同時我也在想,鄭和集團的每次航行是否都有小宗船隊擔負更遠程的探路任務而為下次大宗航行鋪路呢?從常識看,如此安排是合理且必要的。小宗甚至數量更少但裝備精良的單船以輻射狀周遊亞洲海域,對於鄭和航海圖的繪製和海域環境信息收集也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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