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 器
我们现在所用的各种青铜器名称，多数是沿用宋代金石学家的定名。青铜器的分类，科学的方法是以用途分类，可分为食器、酒器、兵器、乐器等。食器又可分为饪食器与盛食器两大类。饪食器有鼎、鬲、甗；盛食器有簋、簠、盨、敦、豆、铺、盂、盆等。
 鬲
 饪食器和礼器。流行于商代至战国时期。商代鬲的造型仿新石器时代陶鬲制成，器身较高，两直耳立于口沿上，侈口，圆腹，腹下部做成中空的袋状，以便烹煮时扩大受火面积，腹底有3个锥形短足，花纹简单。商中期后，鬲身开始装饰精美的花纹。商晚期至西周时，袋足逐渐蜕化，器身也由竖高向横宽发展；还有方鬲，下部有门可以开合。西周中期后出现附耳，有的口沿外侈无耳，晚期部分鬲为蹄形足。春秋基本沿袭西周造型。战国晚期后铜鬲消失。
西周中期后，鬲除炊粥外，也作为祭器陪鼎使用，一般以鬲二、四器与列鼎三、五组合。
 鼎
 饪食器和礼器。流行于商至汉代。造型以圆腹、双耳、三足为主，腹用以盛鱼肉等食物，耳用钩钩起或用棍棒抬起鼎体。商早中期，鼎为小直耳、深腹、短锥形足，其中一耳与一足在一条直线上，一耳在另外两足之间。鼎体较薄，花纹简单。商后期至西周早期鼎腹稍浅，两耳稍大，三足变为圆柱形，两耳位于三足之间，胎体厚重，花纹精美，这一时期也有分裆鼎、四足方鼎和扁足圆鼎。西周中后期，鼎开始出现附耳、兽蹄形足。春秋时则均变为附耳，蹄足，鼎身渐薄，出现鼎盖。战国后期，鼎胎更薄，盖上加环，可翻转过来用作盘，鼎身纹饰细碎。秦汉时，鼎为素面，器型沿袭战国式样，有的鼎足做成熊足状。
商周时期，鼎不仅是实用品，也是奴隶主贵族身份和权势的象征。鼎的使用有着严格的制度，不允许随意僭越。等级越高，使用鼎的数目越多，反之则少。礼书记载，西周时，天子用九鼎，分别盛放牛、羊、豕、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而一般平民和奴隶则不能用鼎。
簠
盛食器和礼器。流行于西周至战国时期。作用与簋、盨相同，用于祭祀时盛放煮熟：的饭食。造型为长方体，口部外侈，上大下小，四壁斜直，平底。腹壁外有两耳，下有四面做出缺口的方角圈足或四短足。
 簋
 簋，又写作匦、朹，盛食器和礼器。流行于商至春秋战国时期。主要用于放置煮熟的饭食。簋的形制很多，变化较大。商代簋形体厚重，多为圆形，侈口，深腹，圈足，两耳或无耳。器身多饰繁缛的兽面纹，有的器耳做成兽首状。西周除原有式样外，又出现了四耳簋、四足簋、圆身方座簋、三足簋、弇口簋等各种形式，部分簋上加盖。商周时多数簋体形厚重，饰饕餮、云雷、乳钉等纹饰，少数为素面或仅饰一二道弦纹。春秋时期，簋的铜胎变薄，花纹细碎，有的簋盖铸成莲瓣形。战国以后，簋极少见到。簋是商周时重要的礼器。宴享和祭祀时，以偶数与列鼎配合使用。史书记载，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
盨
盛食器和礼器。流行于西周中后期。作用与簋相同，都是放置黍、稷、稻、粱等饭食的器具。造型为椭圆形或圆角长方形，敛口，鼓腹，两侧有兽形耳或附耳，下有圈足，有的在圈足下附四个矮足。带盖，盖上有四短足或凸起的圈足，可翻转过来仰置食物。
 甗
 饪食器和礼器。流行于商至汉代，造型分上下两部分。上部用以盛放食物，称为甑，甑底是一有穿孔的箅，以利于蒸汽通过；下部是鬲，用以煮水，鬲足间可烧火加热。商代觑多为圆形，直耳，侈口，束腰，袋状腹，腹下设锥是足或柱形足，器体厚重。商早期花纹简单，晚期多用兽面纹装饰。西周除沿袭商代形式外，还出现了附耳，有的上下部可以分开，在下半部也加附耳，同时还出现了长方形甗。春秋战国时，器身变薄，袋足消失，许多器物不再用花纹装饰。甑在商代早期至西周晚期，基本上都是甑鬲合体的，春秋早期以后则多为甑鬲式。商代的甗一般甑部较深，比例上略大干鬲部，多为立耳。西周的甗则甑部与鬲部的高度相差不大，附耳较多。西周中期开始出现方甗。春秋以后，甗的甑部多为大口斜腹的式样，即甑的底径要大大地小于口径。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三联甗，却是在一个长方形鬲部上置3个甑，这仅是极个别的特例。除实用外，西周末春秋初，甗还是礼器，与鼎、簋、豆、壶、盘、匜等组成成套随葬品。
 豆
 盛食器和礼器。源于新石器时代的同名陶器，出现于商代晚期，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最早用于盛放黍稷，后演变为专门盛放腌菜、肉酱等调味品的器物。豆的造型类似高足盘，上部呈圆盘状，盘下有柄，柄下有圈足。商周时豆多浅腹，粗柄，无耳，无盖。春秋战国时豆的形制较多，有浅盘、深盘、长柄、短柄、附耳、环耳等各种形状，上有盖可仰置盛放食物，亦有方形的豆。豆身常见纹饰有蟠螭纹、蟠虺纹等。使用时，豆也常以偶数出现，按尊卑长幼，亦有数量多少之分。
敦
盛食器和礼器。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由鼎、簋的形制结合发展而成。基本造型为圆腹、双环耳、三足或圈足，有盖。器身常饰有环带纹、蟠虺纹等纹样。
酒器和水器
酒器和水器均是古代青铜器中的主要种类。酒器主要可分为饮酒器和盛酒器两大类。水器多用于盥洗，所以亦称为盥器，又可分为注水器、承水器、盛水器三种，器型不多，主要有盘、匜、鉴。
 斝和卣
斝，盛酒器和礼器，由新石器时代陶斝发展而成。盛行于商晚期至西周中期，用于盛酒或温酒。基本造型为侈口，口沿有柱，宽身，体侧有鋬，下有长足。斝的形制较多，器身有圆形、方形两种，有的有盖，有的无盖；口沿上有一柱或二柱，柱有蘑菇形、鸟形等不同形式；腹有直筒状、鼓腹状及下腹作分裆袋状几种；鋬有的是扁平素面，有的用兽头装饰；底有平底、圆底；足有三足、四足、锥状空足、锥状实足、柱形足等。一般来说，商早期斝多为平底、空锥形足或较瘦的袋状足，胎体轻薄，纹饰简单，一般只有一层花纹。商中期至西周早期，斝多为圆底或肥圆的袋状腹，柱形足，器体厚重，花纹繁缛，常用蕉叶纹、饕餮纹、云雷纹等纹样装饰，有的以云雷纹做地，其上饰有多层花纹。斝作为礼器，常与觚、爵等组合成套使用。
卣，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和西周时期，作用是祭祀时盛放(牛+巨)鬯(一种香草泡过的酒)。造型多为椭圆形，颈微束，垂腹，圈足，带提梁，俗称提梁卣，也有部分方形和直筒形卣。此外，鸟兽形有提梁的盛酒器，习惯上称为鸟兽形卣。已发现的鸟兽形卣有双鸟、单鸟、鴞、豕、虎等造型，鴞卣一般是器的两侧各为一个猫头鹰形象，盖为鴞首，器为鴞身，足为鴞足；豕卣也如此，由对称的两豕形象合成，足为豕蹄形。提梁卣的器身与尊一样，饰有繁缛的云雷纹和各种兽面纹、动物纹，并将装提梁的系做成各种动物头像，与厚重的器物造型相呼应，显得雄浑而庄重。
爵、角和觚
爵，饮酒器和礼器。流行于夏商周时期，作用相当于酒杯。圆腹，也有个别方腹，一侧的口部前端有流(即倒酒的流槽)，后部有尖状尾，流与口之间有立柱，腹部一旁有鋬(即把手)，下有3个锥状长足。夏代爵胎体轻薄，制作粗糙；椭圆形器身，流长而狭，短尾，流口间多不设柱，平底，一般没有铭文和花纹，偶见有连珠纹者。商早期流与口之间开始出现短柱，下腹部中空；有的透镂有圆孔，以便温酒加火时透风。商中期后，爵演变为圆身，圆底，流口增高，多设一柱或二柱，柱身加长并向后移，三是粗实且棱角分明，器身加厚。商晚期至西周早期爵体厚重，制作精美；爵身饰有饕餮、云雷、蕉叶等精美的纹饰，鋬上端和柱上也饰有动物形象；有少数无柱而带盖的爵，盖铸成兽首形。西周前期还有一种器表铸有扉棱的爵，往往以云雷纹作地，饰有两层或三层花纹，纹饰繁缛而精美。西周后期，爵逐渐消失。
角，饮酒器。流行于夏商周时期。是下级官吏及平民使用之物，出土数量很少。器物造型与爵相似，不同之处是口沿无柱，流变形成与爵尾相同的尖形角状。多有盖，有的盖做成禽鸟展翅飞翔状，非常美观。传世有一件角的杯体中有一管状流，形制和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陶角相似，可以认为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角。商代和西周早期的角有盖。西周中期以后，角便不复存在。
觚，饮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周时期，作用相当于酒杯。造型为圆形细长身，喇叭形大口，侈口，细腰，圈足外撇。觚身下腹部常有一段凸起，于近圈足处用两段扉棱作为装饰。商早中期，觚的器身较为粗矮，圈足上部有一“十”字孔。商晚期至西周早期，觚身细长，中腰更细，口沿和圈足外撇更甚，圈是上无“十”字孔。这一时期的觚胎体厚重，器身常饰有蚕纹、饕餮、蕉叶等纹饰。西周后期。觚逐渐消失。
方 彝
盛酒器。盛行于商晚期至西周中期。彝本是青铜礼器的通称，宋人始称这类器物为方彝。方彝的造型特征是长方形器身，带盖，直口，直腹，圈足。器盖上小底大，做成斜坡式屋顶形，圈足上往往每边都有一个缺口。也有少数方彝下腹外鼓成曲腹状。方彝的盖与器身往往铸有4条或8条凸起的扉棱，全器满饰云雷纹地，上凸雕出兽面、动物等纹样，给人以庄重华丽的感觉。商代晚期的方彝一般多是直壁，上口大于底部。在河南安阳妇好墓曾出土一件长体有肩附耳式的方彝，器身横长两倍丁纵长，有斜肩，犹如两个方彝之组合，故人称偶方彝，是商代晚期的代表作。西周早期的方彝四壁多作弧线状，因此器腹鼓出，圈足上的缺口也多不见了。西周中期的方彝有作直角方形的，即器的上口与底部一样大小，此为方彝的最后形式，流传较少。
觥
盛酒器。流行于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椭圆形或方形器身，有流和鋬，圈足或四足。带盖，盖做成有角的兽头或长鼻上卷的象头状。有的觥全器做成动物状，头、背为盖，身为腹，尾为鋬，四腿做足。且觥的装饰纹样同牺尊、鸟兽形卣相似，因此有人将其误以为兽形尊。然觥与兽形尊不同，觥盖做成兽首连接兽背脊的形状，觥的流部为兽形的颈部，可用作倾酒。
盆
大型食器与水器。流行于春秋时期，战国秦汉也可见到，用途与盂相同，盛放熟食兼用盛水。器形为圆形，折肩，深腹，平底，双环耳或兽耳。多数带盖，有底设三足的。器身多饰有春秋战国时流行的铜器纹样，亦有少数为素面。
尊
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流行于商周时期，春秋后期偶有所见。尊与彝一样，原是成组礼器的共称，宋朝之后开始专指一类器物。尊的基本造型是侈口，长颈，圆腹或方腹，高圈足。商早中期，尊均有肩，圈足上多带“十”字孔，主要是圆体尊。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有方形尊和觚形尊。方形尊仍带肩，肩上多饰有数个圆雕兽头；觚形尊又称大口筒形尊，形似觚而体较粗，商晚期圈足上有“十”字孔或象征性的“寸’”字，西周早期“十”字消失。这两种尊器表多饰有凸起的扉棱，雕铸着繁缛厚重的蕉叶、云雷和兽面纹，显得雄浑而神秘。西周时，又出现了垂腹的圆尊，形状为大口，长颈，鼓腹下垂，圈足低矮。整件器物线条柔和，花纹也比较简单，已失去了有肩的圆、方形尊和觚形尊的气势。
除上述各式尊外，商周至战国期间还有牺尊。将尊铸成牛、羊、虎、象、豕、马、鸟、雁、凤等动物形象，统称为牺尊。牺尊上装饰有各种华丽的纹饰，兽背或头做成尊盖，既是实用器皿，又是艺术价值极高的工艺品。
壶和钫
壶，盛酒器和水器。流行于商至汉代，用于装酒和装水。壶使用的年代较长，式样也很多，大致有圆形、方形、扁圆形、八角形、瓠形等。断面为扁圆形，深腹下垂，带扁方形贯耳和圈足的壶大多为商代器物，但商代也有长颈鼓腹的圆壶。西周壶除承袭商代式样外，多设有圈顶壶盖，盖可倒置用作杯。耳多为半环耳或兽首衔环状耳。春秋壶造型较商周壶轻巧，多为扁圆壶或方壶。许多壶盖上端做成莲瓣形，也有一些在壶盖或壶身外表装饰鹤、龙、螭虎等立体动物形象。战国和汉代的壶由垂腹改为鼓腹，下腹部内收，圈足微外撇或平底，底部小巧而稳重，显得秀丽灵巧。这一时期也有提梁壶，提梁用数十节铜链串接而成，便于外出携带。瓠形壶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作品。造型为长颈，圆腹，腹旁有鋬，平底或圈足。壶颈向一侧倾斜，形状类似瓠瓜。
钫，酒器，即方壶。战国末年改称钫，多为素面，流行于战国末期至汉代。造型为方身，长颈，大腹，圈足，带盖。少数器身有花纹，花纹不用铜器传统图案，多用菱形或三角形等几何纹饰。
罍和瓿
罍，大型盛酒器和礼器。流行于商晚期至春秋中期。造型有圆形、方形两种。圆形罍造型为敛口，广肩，丰腹，圈足或平底；肩部两侧有两耳或四耳，耳作环形或兽首形；下腹部一侧有穿鼻。方形罍多为小口，斜肩，深腹，圈足式，亦有少数为平底；有盖，盖作斜坡式屋顶状；下腹近圈足处亦有穿鼻。罍的器身一般都满饰花纹，常见纹饰有饕餮纹、蟠龙纹和蕉叶纹等。繁缛的花纹配以厚重的胎体，显得深邃神秘，凝重大方。
瓿，盛酒器和盛水器，亦用于盛酱。流行于商代至战国。器型似尊，但较尊矮小。圆体，敛口，广肩，大腹，圈足，带盖，有带耳与不带耳两种，亦有方形瓿。器身常装饰饕餮、乳钉、云雷等纹饰，两耳多做成兽头状。
盉
盛酒器和盛水器。流行于商代至战国，主要用途是盛水以调酒。基本造型为圆腹，带盖，前有流，后有鋬，下设三是或四足。商周时期，盉口大，腹深，流直，多作分裆式袋足或柱形足，商代是则多做成空心。春秋战国时，盉口变小，腹部扁圆，流往往做成弯曲的鸟头或兽头状，蹄形足较为常见，有的蹄形是做成动物形象。许多盉还加上弯曲的提梁，并用环索连结盉盖与提梁，造型轻盈秀巧。
缶
酒器和盛水器。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实用缶多为陶器，青铜缶数量很少。基本造型为圆体，大口，深腹，圈足或平底，上腹部有四环耳可套绳索，有盖。有极个别方形缶。
盘
承水器。流行于商代至战国，作用是承接盥洗时用匜或盉浇下的洗手后的污水。商早期即出现，至战国以后演变为洗，仍在使用。商早期和晚期的盘均为圆形，敞口，平缘，腹较深，圈足上有“十”字孔或方孔。西周盘多为圈足，附耳，有的盘前有宽流，后有兽首形鋬，也有的为环耳。春秋时期，圈足盘数量渐少，至中期，盘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浅腹，直壁，平底无圈足，三蹄足式；另一种为平折口沿，深腹，斜壁，平底式。战国的盘多数无足，折腹，圆底，式样接近于汉代的洗。
鉴和匜
鉴，盛水器。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鉴即是大盆，作用有三：一是盛水照面，用作镜子；二是盛冰；三是沐浴洗澡。造型为圆形或方形，大腹，兽首形双耳或四耳，平底或圈足。器身装饰有春秋战国时的流行纹饰。
匜，注水器。流行于西周至汉代，用于盥洗时往手上倒水。匜身为椭圆形，前有注水的流，后有端持的鋬，下有足。西周至春秋早中期多为四足，兽首形鋬。春秋中期后，出现圈足，并有一些将流做成兽首形。春秋晚期以后，是逐渐消失，变为平底。
兵 器
兵器是考古发掘中出土的青铜器中较多的一类，它包括戈、矛、戟、钺、刀、剑、匕首等。
戈、矛和戟
戈，流行于商至汉代，用于钩杀。由戈头、戈柲(用于手执的木、竹、铜柄)、柲冒(柲顶端的铜冒)和铜鐏(柲末端的铜头)4个部分组成。戈头每部分又有专用名称。戈下部为刃，戈刃上面的长条形部分叫“援”，刃与援之间的尖端叫“锋”。戈嵌入木柲中的部分叫“内”，由刃部向柲部转折而下的部分叫“胡”，胡上用于穿绳缚柲的长方形小孔称“穿”。商代早期和中期的戈，器身短而粗，无胡，有的内有銎用以穿柲，有直内和曲内等不同形式。商代晚期至西周，部分戈开始出现胡，胡上有一穿或二穿。春秋战国的戈，援部细长，胡上有三穿，有的内上刻有铭文或花纹。此外，春秋战国时还有许多特殊形式的戈。
矛，流行于商至汉代，用于刺杀。由矛身和矛骹两部分组成。矛身有一锋二刃，中部为隆起的脊。矛骰即矛的銎，为直筒状，用于安装木、竹或藤条制作的长柲，柲的末端有铜制的镦。商周时，矛骹的两旁常铸有两个环耳。商早期矛身短而狭。商晚期、西周和春秋初期矛身宽大。春秋中期后的矛，多细而长，有血槽，有的在骹部铸有精美的花纹，各地出土的矛数量较多。
戟，流行于商代至战国。戟是戈和矛的合体，即在戈柲的顶端铸有或装上矛形尖刺，西周时期也有戈和刀的合体。戟集戈与矛的性能于一体，既可刺杀又可钩杀，杀伤力较强。商周时的戟，戈、矛多铸成一体，戈体和矛身均短而宽。战国时的戟，一般为戈、矛分铸，矛头可随意装卸，戈体与矛身都较细长。这一时期，也有在戟柲上装有两件或三件无内戈的多戈戟，杀伤力更强。
剑、钺、镞和匕首
剑，流行于西周至汉代。是随身携带的短兵器，可斩可刺，由剑身、剑把两部分组成。各部位均有特定的名称，剑身前端突出的尖称“锋”，中间凸起的棱称“脊”，脊两旁从棱至刃的斜坡部分称“从”，从两边的刃部称“锷”，脊与两从合称为“腊”。圆形或扁形的剑把称“茎”，剑把与剑身之间的相隔处称“格”，又称“卫”、“镡”，茎末端的圆形部分称“首”。剑鞘顶端的玉饰称“珌”，中部穿带的玉饰称“珥”。西周的剑短而宽，春秋战国的剑细而长。
钺，兵器和礼器。流行于商至战国时期。钺即是大斧，既用于实战，也作为仪仗用具。钺的基本形状是长方形或方形，也有的呈月牙状。一端有刃，另一端有穿或銎，用于捆缚或插上木制的柲。由于是仪仗用具，多装饰精美，有的饰有人头，有的雕镂兽首，也有的饰有各种动物纹饰和几何纹饰。
镞，指用弓弩射发的箭头。流行于商至汉代。前端有尖头，两侧有张开的两翼，中有凸起的棱，后有安装木制箭杆部分的铤。镞各部分也有特定的名称，尖头称“前锋”，中部凸起的棱称“脊”，两侧的三角形叶片称“翼”，翼的两个锐利的边称“刃”，两翼尾部的尖头称“后锋”，后锋与脊的连接部称“本”，脊与后部铤的相连处称“关”，关后端的圆棍称“铤”。春秋中期后出现了刃部为三角形的镞，这种镞无双翼，脊上等距离分布着3条窄而锋利的刃。汉代还有一种平头镞，前端无锋，呈圆棍状，不是实用品。
匕首，即短剑，是随身携带的小型近身杀伤武器。器身短而扁平，有的一面有脊，一面平，柄亦较短。许多匕首上装饰着有时代特色的花纹，可作为断代的依据。
乐 器
中国是礼乐之邦，青铜礼器和青铜乐器是古代礼乐的重要物质载体。青铜乐器主要有铃、铙、钲、钟、鎛、錞于、铎、鼓等。
铙和鼓
铙，流行于商周时期。主要用途有两种：一是战争中退军时敲击，指示停止攻击；二是祭祀和宴乐时配合其他乐器击奏打节拍。形似铃而稍大，横阔竖短或横竖相当，上部为直口或稍凹的弧形口，体内中空，底部正中有管状短柄，柄中空可插木把。器表多饰兽面纹，也有的在铙体边缘或内部刻画虎、象、鱼等动物形象。使用时口部朝上，一手执柄，另一手执棒敲击。以大小不同的3个或5个为一组。
鼓，流行于商至汉代。常用于指挥战争，也用于乐舞宴享。中原地区出土的铜鼓很少，形状为横置的长圆筒形。顶部有两头高、中部低的枕形座，用以插杆饰。鼓身两侧蒙罩革制鼓面，周缘有钉鼓面的钉纹，下部有四足。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大量出土铜鼓。这些铜鼓整体用铜制作，鼓面雕铸有精美的花纹。鼓身中空，两侧有环耳，腰部略细，无底。演奏时，一般直接放在地上，也有悬挂在鼓架上的。
钲
又名丁宁、金鼓。主要流行于春秋战国时南方的徐、楚等国。形似铙，但较铙高大，呈微下凹的弧形，两角尖锐，底部中央为管状短柄，柄中空与钲体相通。使用时口部向上，铜柄插入带有底座的木把之上，以棒敲击。
钟
钟，由铙发展而成，流行于商代至战国，有甬钟、纽钟和鎛钟之分。最早出现的是甬钟，它的基本形状是圆形或椭圆形，钟顶有悬柄，钟壁有兽面纹和乳钉装饰，钟口为凹弧式口。使用方法是口朝下悬挂在钟架上，以槌敲击。钟的各部位均有特定名称，悬挂钟的柄部称“甬”，甬顶称“衡”，甬中段突出部分称“旋”，旋的上孔称“干”，钟顶称“舞”。钟壁中上部突出的乳钉称“枚”，枚顶部称“景”，枚与枚之间的竖条间隔部分称“钲”，枚的上下横向间隔部分称“篆”。钟壁下部称“鼓”，弧式口称“于”，弧口的两个角称“铣”。甬钟的甬侧有旋，是斜挂在钟架上的。西周中期，开始出现纽钟，形状与甬钟大体相同，只是将悬挂的“甬”改为半圆形纽，直挂在钟架上。鎛钟钟顶作扁圆纽或伏兽形纽，下口平直。商代以后，器乐演奏时钟往往成组出现，每组由3枚至数十枚不等，称为编钟。
铜 镜
铜镜是古人用来照面饰容的日常用具，在我国流行了数千年，直到清代玻璃镜普及后才退出了历史舞台。铜镜既是实用器具又是精美的工艺品，被视为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珍品，历来受到古玩收藏者的垂青。
齐家文化至南北朝铜镜
从齐家文化到西周时期的铜镜，合金均为青铜，质地粗糙。镜全为圆形，一般直径为6至7厘米；厚为0.2至0.4厘米。镜纽较小，且多为弓形纽，无纽座。镜背面光素无纹饰者居多，而有纹饰者以几何纹为土。
战国铜镜的制作特点是形制轻巧，多圆形，少数为方形。镜的厚度在0.1至0.8厘米之间，直径一般在10至20厘米之间。镜纽多为细小的弓形纽，纽上也常有几道弦纹。纽的周缘常有圆形或方形纽座。圆形镜多为素卷缘，方形镜有较宽的边沿。战国铜镜不铸铭文，但花纹样式极其丰富多彩，除素面的外，也有单层或双层花纹。
汉代铜镜较之战国铜镜要厚重。除氧化“黑漆古”外，铜镜的表面多呈银灰色、红色锈。镜纽主要为半圆形，十分规整。东汉时期镜纽又加高加大。均有纽座。镜缘多为宽厚缘，边厚向内微坡。汉镜纹饰有别于其他时代的纹饰，乳钉纹经常用作装饰，有尖乳、圆凸乳和中心下凹的乳钉。另外，铜镜边缘卜的锯齿纹、双线纹、双线三角纹、流云纹也是区别战国和唐以后铜镜的重要标志。汉镜铭文减字、减句、省笔略画现象普遍，这种现象在唐以后的铜镜铭文中是很少见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铜镜均为圆形，镜正面明显外凸，呈弧形，背面内凹。胎质较汉镜要轻薄，镜体也大为减小。南朝还出现了小型镜，一般直径为5厘米左右，镜纽最大特点是矮扁，顶部尽平，铜镜纹饰主要沿用汉镜的风格。
隋唐铜镜
隋镜镜面大，壁厚，最大直径达33厘米，造型均为圆形。半圆形纽，较唐镜要丰满，皆有纽座，多为连珠纹和柿蒂纹。镜缘高平向外略有斜坡，缘内侧多饰锯齿纹一周。隋镜纹饰繁缛工整，图案多四方配置，讲求对称，并设置有界格，大致可分为3类，即四兽纹、十二生肖纹及四神十二生肖纹。
唐镜外观厚实，表面多呈银白色、黑褐色(俗称“黑漆古”)和深绿色(俗称“绿漆古”)。造型除传统的方、圆形外，又创新出了八瓣菱花形、八瓣葵花形、委角方形、亚字形、八棱形。镜纽以半圆形纽为主，并有兽形纽、方形纽、树枝形纽。镜缘多呈斜面内倾，并饰花纹。唐初，镜缘装饰有忍冬、卷草纹；唐中晚期，多饰水波纹、重瓣花纹、花枝纹和流云纹等。唐镜背面的装饰图案，偏重于自由写实或故事，表现手法也由繁乱纷杂而转为清鲜优雅。唐初期，铜镜的主题纹饰以瑞兽为主，造型丰腴、活泼，最引入注目的是海兽葡萄纹镜，它以高浮雕葡萄为主题，间饰海兽、雀鸟、蜂蝶和花草，纹饰华丽而繁缛。此外还有宝相花纹，它是一种将某些自然形态的花朵(主要是荷花)进行艺术处理，变成的一种装饰化的花朵纹样。唐中期，铜镜的纹饰，格调新颖，题材广泛，主要流行对鸟纹、蟠龙纹以及人物故事图案。唐后期，铜镜的纹饰趋于简单、粗拙，失去了盛唐时期富丽堂皇的风格。这时期，含有宗教色彩的纹饰特别盛行，有道教意味的纹样，以八卦为主纹，配以附录、星象和干支；具有佛教色彩，佛意为吉祥万德之所集的万字标志也被用作纹饰。唐镜铭文十分规整，字体多为正楷，字形扩大，字文清晰，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四字或五字骈体铭文。铭文依据意义可分为两种：一是歌颂赞美铭文，均为韵语，多四言、五言及少数长短句，其长者达数百字；二是宗教铭文，多配山川、日月、干支、十二辰图文。
五代至元代铜镜
五代十国铜镜造型主要有圆形、葵花形，亦有方形和方形委角的。纹饰除四灵八卦纹外，尚有花鸟纹和花朵纹图案。一般铜镜为素面，有的镜上铸有吉祥语或作坊铸工名。
宋镜造型仍继承唐代多样化的风格，并创出了一些新式样。纽制变小，纽弓窄而孔显大，纽顶趋平。无纽座、圆纽座和花瓣纽座居多。镜缘主要有两种：一种较宽，里厚向外缓坡；另一种为窄边，比较方正。带柄镜的镜缘与镜柄的凸边连成一气。宋镜大致自北宋政和年间开始出现铭文，铭文绝大多数为商标铭记，多置于镜纽一侧的方格内。
辽代铜镜在形制上，主要有圆形、“亚”字形和葵花形，此外还有八角形。在纹饰上，主要有双鱼纹、八卦纹、童子戏花纹、荷花纹、连钱纹和牡丹龟背纹等。辽镜上也见有吉祥语句，不仅有汉字，还有契丹字。
金镜造型常见的主要有圆形、菱花形和带柄镜等。镜纽以圆纽为多，纽上部较尖，尖顶为平面。镜缘多外薄里厚，与宋镜特征相仿。区别于其他时代铜镜的特征是：在圆形镜边缘内侧常铸有一个二层台，二层台有宽有窄，宽者上面多饰有花纹或铸有铭文。金代铜镜铭文意义渐乏趣味，偏重实用，惟有特殊情况，则为阴刻、边刻、地名、官名。
元代铜镜一般可以说是“粗者甚粗，精者颇精”。式样较少，除流行的圆形和圆形带柄镜外，早期常见的还有菱花形和葵花形镜，与金镜不同，它仍保留着宋镜六分法的形制。元镜镜缘多为素宽缘，里厚外薄，里直外坡。镜纽多为半圆形纽，较之宋金时期的镜纽要大。纽座主要有方形和圆形纽座两种。另外，无纽座铜镜此时仍占有很大比例。元镜纹饰有浅浮雕和浮雕两种。元代前期铜镜均无铭文，后期铭文内容也较简单，纪年铭文多绕纽配置。
明清仿古铜镜
明代仿古铜镜的铅质比宋，金好，质细，表面多呈灰白色，但无汉唐铜镜的那种光泽。仿制的唐镜多有铭文，内区大于外区；而宋代仿制铜镜则正好相反。明代仿制的唐镜镜纽，比宋仿要大；纽顶多磨平，这是因为铸造时铜汁从此孔道流入，冷却后需打磨才能平整。唐以前铜镜纽绝无平顶，当时铜汁从范边流入范内。铸造方法的变更，为我们提供了断代的依据。明代仿汉唐铜镜，有的在装饰上明显具有本时代的特征。如明仿昭明镜的形制，却去掉纹饰变为素镜，再于纽至边缘的区间铸以铭文；仿唐重轮镜往往将中间的弦纹移到镜子的边缘，以便于内区铸以醒目的铭文；仿唐素圆镜上也多添铸铭文。
清代仿制铜镜比明代还要精细，而且数量增多，并首次出现了宫廷仿制的铜镜。乾隆年间，宫廷内务府造办处照本仿制了一批汉唐铜镜，主要有仿汉“鸟兽规矩纹镜”、“八乳禽兽纹镜”；仿隋“十二辰镜”；仿唐“瑞兽鸾鸟镜”、“四神规矩纹镜”、“双鸾纹镜”、“盘龙纹镜”。清官仿制的铜镜，铜质为铅灰色，镜正面多仍可光亮鉴人。民间仿制的铜镜，铜质则为白中闪黄。清仿铜镜，特别是宫廷仿制的铜镜，多照本模仿古镜，大体与原器整体造型一致，但棱角分明，厚重压手。清仿铜镜只重形似，而在装饰上，常常添枝加叶或随意变化。如仿汉铜镜，不仅镜体加厚许多，而且镜纽铸成很小的鼻纽，图案纹饰变形、走样，实际已流于不伦不类。
古钱币
古钱币是中国几千年来经济活动的实物见证，它从一开始就与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活动紧紧相连。在漫长的使用和演变过程中，其犹如一个万花筒，折射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艺术的各个方面。
夏商至晋代钱币
我国最初的货币是“海贝”，流通于夏、商之际。商代中晚期，产生了我国最早的金属铸币——铜仿贝。春秋战国时期，青铜铸币成为主要通货。早期布币空首，形体较大，战国以后，布币形制逐渐变小，首部变平，铲形无銎。用刀币的主要国家是齐、燕、赵和中山等，有尖首刀、明刀、圆首刀、齐刀之分。早期的圆钱为圆孔，方孔圆钱是战国晚期流通货币的一种，目前发现仅齐、燕、秦等国铸行。
秦统一中国后，废除列国币制，以秦的方孔圆钱为统—的货币形式，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西汉时期，最初仍沿用秦半两钱，后来将半两钱分为八铢、四铢和“榆荚”等儿种。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开始铸造五铢钱，半两钱始更名。王莽代汉建立新朝后，曾经进行了4次币制方面的改革。东汉初年仍使用西汉的五铢钱和王莽旧钱，并于建武十六年(40)恢复了五铢钱的铸行。汉代末年，小钱名曰“五铢”，实不足一铢；剪轮、环五铢此时也充斥市场。
三国时期，刘备占据四川，铸造了“直百五铢”及其他钱币；孙吴铸造了“大泉当千”、“大泉五百”等钱币；曹魏初年，废止五铢钱，而明帝初年，又恢复厂五铢钱。晋成帝咸康四年(338)，李寿改国号汉，于汉兴年间铸“汉兴”钱，这是我国最早的年号钱。公元407年，赫连勃勃建大夏国，419年铸“大夏真兴”钱，开创了国号、年号合为一体，同铸于币文的先例。
南北朝至辽金钱币
南朝宋、齐、梁、陈均铸钱，北魏建国以后直到太和十九年(495)，才开始铸造“太和五铢”钱，此后各朝均铸有钱币。北齐初期，仍用北魏的“永安五铢”，到天保四年(553)才改铸“常平五铢”。后周之初，也沿用北魏旧钱，武帝时铸造了“布泉”、“五行大布”钱，宣帝时铸行了“永通万国”钱。
隋建国后，于开皇元年(581)铸行五铢钱，隋五铢是中国古钱中五铢钱的最后一种。唐代刚建立时，用隋五铢钱。高祖武德四年(621)，铸造了开元钱“开元通宝”，高宗时改铸“乾封泉宝”，肃宗时又铸“乾元重宝”，后两种钱均与“开元通宝”并行使用。
宋初的“宋元通宝”仿自开元钱，以后凡如此大小者皆为小平钱，另有折二、折三、折五等钱，但铸量最多的仍为小平钱。宋钱书体多变，有真、草、隶、篆、行等体，是我国货币书法艺术的巅峰。而且，北宋钱币的一大特色就是“对钱”的盛行。除使用金属货币外，北宋中期还创行了纸币——交子，这是世界的首创。南宋继承了北宋货币制度，铜、铁钱仍是主要通货。流通中的铜钱，以折二、折三钱为多。北宋的“对钱”沿用到南宋淳熙七年(1180)才绝迹，代之以一种纪年和纪地钱文的形式。南宋末年出现了当百大钱，钱文书体渐趋单一化。“交子”是南宋最主要的纸币，面额有一贯、200文、300文、500文。
辽建国后，多用唐、宋以来的旧钱。现今，辽前期钱币发现极少，是为泉界珍品，主要是汉文钱，契丹文钱罕见。金初，使用辽、宋旧钱，海陵王贞元二年(1154)设交钞库，发行纸币，称为“交钞”。金正式铸钱是在海陵王正隆年间，金钱皆用汉文，可与宋钱相媲美。西夏福圣承道元年(1053)以后开始铸钱，仁宗时正式设立铸钱机构——通济监，以汉、西夏两种文字为钱文，有铜、铁两种铜钱区。
元明清钱币
元代主要流通纸币，中统元年(1260)，政府印行“中统元宝交钞”，从此，纸币的发行权完全属于政府。直到武宗至大二年(1309)，才大量铸造铜钱。钱文分汉文和八思巴文两种，形制有小平、折二、折三、折十四等。元末，各地建立了多个农民起义政权。这些政权有国号、纪年，也铸造货币，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流通。徐寿辉铸有“天启通宝”和“天定通宝”，张土诚铸有“天佑通宝”，韩林儿铸有“龙凤通宝”，陈友谅铸有“大义通宝”，朱元璋铸有“大中通宝”等。
明初期沿袭元代纸币制度，从洪武年间就发行“大明通行宝钞”，成为定制。明后期纸币贬值，铜钱铸造开始增多。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铸“永昌通宝”钱，分小平、折五两种，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铸“大顺通宝”等钱。明亡以后，明代藩王纷纷自立抗清，设官署，建年号，又各自铸有钱币，以永历钱铸量最大，传世较多。
清代的币制以银为本，钱为末，但民间使用的主要还是铜钱。清军入关以前就已经开始铸造钱币了，如努尔哈赤铸“天命汗钱”、皇太极铸“天聪汗钱”。入关后，从顺治开始历代相沿，各朝都铸造以年号为名的制钱，面文是年号加“通宝”或“元宝”，背文为满文或满汉合璧，分纪局、纪地、纪值，或星、月、圆点等。清政府除在中央工、户两部设局铸钱外，各省亦允许设局铸钱，制钱成为主要通货，白银作为大额支付而行使货币职能。咸丰年间发行了当五、当十，直至当五百、当千的多种钱币。清末，币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机器压制的铜币取代了方孔钱，银元和新式钞票开始进入流通领域。咸丰元年(1851)，洪秀全在广西发动起义，国号“太平天国”，初期曾铸行“通宝”钱。咸丰三年(1853)定都南京(后改天京)后，铸造太平天国钱币，版式繁多，背文为“圣宝”等字。
金铜佛像
中国佛教的金铜佛造像依照语言和流行地区划分为汉传、藏传和南传三大系统，其中流传地域广泛、影响最大的是汉、藏两系佛教造像。
汉传佛教造像——魏晋南北朝时期
金铜佛在中国佛教初传期称作金人或金泥铜像。东汉末年，下邳相笮融施造可容纳3000人的佛寺，于中“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一般认为即是金铜佛像，这是中国立寺造像首次见于史载。随着古代中国与南亚次大陆的佛教文化交流，在印度显教期出现的犍陀罗、马土腊和笈多艺术，以及密教期形成的东印度帕拉、尼泊尔、斯瓦特和克什米尔等造像模式先后传人中国。北魏初期佛像就有较多的犍陀罗佛像痕迹，同时又受到马土腊造像的影响。佛的造型多为坐姿施禅定印，发髻呈水波纹状，通肩大衣薄柔贴体，衣纹走向呈u形或变形s状，与中国人物画“曹衣出水”的技法有异曲同工之妙。随着云冈石窟的开凿，金铜佛也呈现出新的风格，其中以释迦牟尼佛坐像最具有特色，其额宽颊丰、鼻挺嘴小、大耳垂肩。身穿袒右肩式大衣，内着纹线细密的僧祗支，结跏端坐于四方台座上。光背为大舟形，由头光背和身光背两层纹饰组成，内饰化佛。这类造像流行于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成为北魏迁都洛阳前的主导样式。北魏晚期佛像以龙门风格为主导，出现了形象上的“秀骨清像”和服饰上的“褒衣博带”，可谓是清谈玄学的南朝士大夫的写照。西魏造像面庞丰同，体躯壮实，褶襞稠密。东魏和北齐的金铜佛，继承了北魏造像的某些样式。东魏承北魏清瘦的遗风，像身衲衣贴体，褶襞较为简洁。北齐造像身体修长，衣着轻柔而线条简洁，同时显示了向隋唐造像过渡的新作风。
汉传佛教造像——隋至宋辽时期
隋代造像保留了北齐、北周的遗韵。佛造像广额丰颐，躯体敦实，姿势显得凝重呆板。菩萨像多是头戴花冠和发髻冠，前腹挺起，站立的重心向前倾，身体比例略显失调。璎珞颗粒粗硕，深垂过膝。缯带和帔帛在体侧低垂，缺乏动感。流行的铜鎏金菩萨像，身材修长，莲瓣状背光呈前拱状，上端尖锐，火焰纹浅显细腻，佛床为双重式四足方型，有的錾刻铭文。
唐代金铜佛在形体上以丰腴为美，佛头饰螺发，面庞及像身圆润浑厚，胸部可见肌肉凸起，天王力士像的肌肉感尤为突出。菩萨像以女性成熟丰盈的体态作为表现形式，多束高髻，上躯袒露，或斜披络腋，下着羊肠大裙。从胸部至腰际形成突出的弧线，并配以像身的外轮廓和帔帛的曲线，构成造型上的三折枝式，这是唐代菩萨像最流行的样式。唐代佛造像的衣纹起伏流走自然，特别是一些坐姿佛像，垂落千座前的衣绉布排有序，繁而不乱，富于时代感。
宋代造像以写实著称，基本是依据世俗的审美情趣和要求来塑造佛像，当时最流行的题材是观音及罗汉等。此时的菩萨像如同现实中的贵妇，头戴花冠或发髻冠，中嵌宝珠，并饰有繁复的蔓草纹；身披网状璎珞珠饰，衣褶宽大流畅，呈现出一派富贵气象。佛像的衣着也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种内着V领僧衣、外斜披袈裟的新样式，这实际是将宋代僧人的衣着借鉴到佛像上。
辽代佛像在沿袭中原文化艺术传统的前提下，又融合本民族的特色而进行创造性的发挥。佛像面庞丰圆，肉髻呈缓丘状，身着袒胸衲衣，下着长裙；菩萨像多头戴花蔓冠，冠箍的形制较特别，束发披肩，装饰较宋地简洁。坐像上身挺拔，双膝紧收，而立像则两腿显得板直。台座均为束腰式，多见上部仰莲宽肥舒展，下承圆形或六角、八角形的底座，表现出一种权衡之美，有别于宋像。
汉传佛教造像——元明清时期
元、明、清三代随着藏传佛教在内陆的传播，汉式传统造像虽然在承袭前代风格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但已呈衰落趋势。明代嘉靖以后，特别是万历年间，汉地造像又独盛一时，造型多头大身长，体态丰臃，传世品较多。明代的汉传佛教造像特别是中早期造像，比例比较适中，身躯饱满结实，线条简洁流畅，丰腴而不虚，近人而不俗。像身胸、腹的起伏和平简的外衣形成对照，富有整体感。清代的汉传佛教造像的主要特征是颊丰颐满，弯眉细长，鼻高且直，宽肩细腰。佛像大都是着袒右式衲衣，质地显得比较厚实。菩萨像多为汉式装束，服饰贴体而轻柔，衣纹和衣饰的刻画运用写实手法，真实感觉较强；只是在表现手法上显得纤巧无力，缺乏艺术感染力。
藏传佛教造像——西藏地区
西藏地接中亚和印巴次人陆，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西藏佛教艺术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虽然吐蕃时期的法王重视以本土审美标准塑造佛像，但从七八世纪至十二三世纪，西藏的金铜佛还是以模仿斯瓦特、克什米尔、东北印度和尼泊尔等外国作品为主，其中以克什米尔、尼泊尔风格的造像居多，人致在13世纪左右才逐渐形成了本土的艺术风格。具体表现为高肉髻、颧骨略显高突、腭部呈尖状、阔胸高乳、细腰大臀等体貌特征，而对于猛相神则突出其凶忿的形貌和律动感。此外，造像的衣冠形式、莲座背光式样也趋于统一。
在选材与造型风格上，13至15世纪的藏西(阿里地区)佛像深受克什米尔和东印度造像的影响，多采用黄铜制作。面颊略瘦，额部较宽，五官深刻，细眉突起，眉弓处加刻阴线。发髻高耸，宝缯曲卷外扬，与身后飘逸的帛带纠结而成镂空的光背状，有的还辅以梁架起到加固的作用；还有的在璎珞钏镯、衣缘、台座覆布及眼白、眉毛等处嵌红铜、白银或镶松石等，一般不鎏金。17世纪后，随着古格王朝的灭亡，藏西造像所见稀少。以拉萨为核心的藏中地区，12至13世纪的佛造像主要汲取藏西、尼泊尔、克什米尔及印度的工艺技巧，明清以来义融入了汉地造像的艺术风格。传世的明代藏传金铜佛多产于藏中地区，特别是14至17世纪的写实技法空前提高，高僧的肖像作品比较流行。这一时期的造像普遍比例协调，五官端正优美，细部刻画生动，有的像身开设槽眼，镶嵌松石、珊瑚等，又喜在裙上饰以凸起的双籀纹，如绳链般缠于腿部，膝间露出的裙角，宛若倒置的折扇，给人以突出的印象。有些作品追摹明代宫廷造像。拉萨多觉边肯、扎什伦布寺及康区德格等地的金铜佛，都与永乐青铜塑像和东印度佛像的风格相近。
藏传佛教造像——藏东、内蒙及喀尔喀蒙古
除西藏外，四川、甘肃、青海、内蒙古、北京、承德以及蒙古的藏传佛像制作也颇为兴盛。以昌都为中心的川、青、甘等地制作的佛像最具特点，造型质朴，在风格和表现技法上颇受内蒙古和内陆造像的影响，通称为藏东佛像。
内蒙古与蒙古的金铜佛多为清顺治至乾隆时期的作品，二者的风格既有区别亦有联系。内蒙古的造像面庞宽阔，双目平直，鼻若悬锤，颧骨突显，表情憨厚。冠饰及肩花大而繁复，又喜嵌松石、玛瑙和青金石。菩萨佛造像多戴五佛冠，梳葫芦形发髻，项挂长珠链多从两乳外侧绕过，缯带和帔帛呈祥云状飘于体侧。有些作品采用铜皮锤揲、分段接合而成，质地轻盈，鎏金略显稀薄，也有以金或银板锤揲而成。台座多为仰覆莲瓣，但莲瓣宽肥，轮廓迂缓，缺乏隽秀之气。内蒙古系统造像的产地包括呼和浩特、乌兰巴托以及北京、承德等地，国外学者又称其为内蒙古察哈尔式，即流布于呼和浩特、包头、集宁、张家口以至甘、青一带的造像式样。
蒙古是指清代漠北蒙古喀尔喀各部所在地区，其造像风格始创于第一世哲布尊丹巴洛桑丹贝圣赞，世称“丹巴体系”。其祖型源自藏中风格，特征是面容端丽，上躯挺直，肩胸宽阔，腰部收敛，花饰精巧。佛像多穿袒右式大衣，菩萨下着裙，仍是不重刻画衣褶而使肢体突显的萨尔那特样式。有的裙部阴刻U形纹，并敲刻梅花点，结跏的双腿间露出扇形的裙角。菩萨像的装饰略多，胸前的长珠链大多从两乳外侧环绕，融入了东印度帕拉和尼泊尔造像的某些因素，端正中不失纤巧与柔软感。台座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束腰不深的高台座，仰覆莲瓣交互排列，紧贴座壁，底边呈卷唇状．另一种是鼓形莲座，上敞下敛，莲瓣层层包裹，但多扁薄，这种台座是喀尔喀蒙古造像的特色。
藏传佛教造像——元明清宫廷
元代宫廷专门设立梵像提举司负责塑造藏式怫像，与制作铜佛有关的部门还有出蜡局提举司。尼泊尔、西藏的造型技艺传播到内陆，流风所及影响了元代整个艺坛。元代藏系怫像虽然承袭了尼泊尔风格，但其面目已趋藏化，同时融入了汉地的审美因素和表现技法。菩萨像均袒上身，下着裙，璎珞颗粒较大。佛像面庞网满，肩胸宽厚，肢体突显，衣纹简洁。
明代宫廷造像，尤其是永乐、宣德时期的宫廷造像，直接以两减作品为模范，多用红铜以失蜡法浇铸而成。风格传承脉络清晰，同时又融人了汉地的审美观念和传统表现手法，只是更加铺张细节，浮雕珠宝密实镶边。原来在西藏所特别强调的凶忿形象，在内陆也已经淡化了。在形象塑造方面，注重神情刻画，面部男方女圆，略带汉族人物造型特征。菩萨佛母像多呈三折枝态，身上装具制作精巧。莲座通常是圆形或方形两种造型，仰覆莲瓣上短下长，束腰内收成锐角状，主瓣问露出底层莲瓣一角，微微卜翘。莲座上下层各镶一圈精致的连珠，富而堂皇。这些造像多为中央政府赐赠减传佛教各派高僧的礼品，一般都镌有“大明永乐年施”、“大明宣德年施”楷书阴识，对西藏金铜造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清代宫廷造像始于康熙时期，至乾隆时期达到了高峰，不仅摹造克什米尔、东印度帕拉、尼泊尔等多种风格的佛像，而且还雕铸了大量宫廷匠师设计的作品。这些造像多在皇帝及章嘉、土观呼图克图的直接参与下完成，台座上通常有“大清乾隆庚寅年敬造”刻款、“大清乾隆年敬造”铸款以及佛名、部属等楷书阴识。造型端庄，面相宽平，铜质精炼，衣褶线条若行云流水，富于汉族审美品味，但已趋于程式化。据清宫档案记载，有的佛像并非宫廷所造，只是将进贡的佛像重新修整或刮去款识再加刻官款。
法 器
法器又称为佛器，佛具、法具或道具。就广义而言，凡是在佛教寺院内，所有庄严佛坛，以及用于祈请、修法、供养、法会等各类佛事的器具，或是佛教徒所携带的念珠，乃至锡杖等修行用的器具，都可称之为法器。
法器以用途来区分，一般可分为庄严具、供佛器、报时器、容置器、携行器及密教法器等6种。具体来说，庄严道场的佛具包括佛坛、须弥坛、幡、盖、经幢等物；供养用的佛具包括灯。华、香、瑜伽器等；梵呗赞诵用的法器包括木鱼、钟、鼓、磬、云板等；古代比丘生活日用器具包括钵、三衣、澡豆、头巾、手巾、齿木、滤水囊、念珠等，其中钵为比丘游化乞食时所用，依个人食量差异而有不同大小，材质则以铁钵、瓦钵为主；置物用的法器包括佛龛、舍利塔、经箱、戒体箱等；密教的法器包括曼荼罗、金刚铃、金刚杵、法螺、护摩器具等。其中金刚杵有独钴杵、三钴杵、五钴杵、九钴杵等几种，其各钴形状呈鬼面，或为人形，钴之上方则呈握状，可供行者手持之用。另外还有藏密特别的法器，如八吉祥、七宝等。
法器具有非常丰富的宗教内涵及很高的艺术观赏价值。从法器的宗教内涵来看，法器一般都有一套与宗教活动密切相关的仪轨，如它使用的场合、方法、目的及意义等。法器的宗教内涵除了体现在功用上外，还体现在其艺术造型和装饰上。均有佛教思想和文化的明显标志，所以这些也归于宗教内涵的具体表现方面。从法器的艺术观赏价值上说，其价值主要体现在造型和工艺上。不同的法器造型各异，神秘而完美，都体现了一种独特的艺术手法和审美隋趣，令人叹为观止。
铜 炉
铜炉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角色。根据用途、形制的不同，可分为薰炉，宣德炉和手炉等。
薰炉是薰香用具，流行于两汉魏晋时期。由炉身、炉盖和底座3部分组成。炉身为中空的半球形，内置香料。炉盖与炉身盖合，上小下大，镂空雕刻以利于香烟冒出。底座为圆形，或做成各种雕塑，上有圆柱与炉身相接。除普通薰炉外，较常见的还有炉盖做成山峦状的博山炉。这种炉炉盖雕镂成高低错落、群山叠嶂的形状，山上雕刻有花草树木或龙、虎、猿等各种动物以及骑猎人物等，有的还配以鎏金、错银的花纹。许多博山炉下设盛水的圆盘，燃香时造成云雾缭绕、水天相接的效果，象征着海上仙山——博山，因之称为博山炉。
宣德炉是指明宣德年间铸造的一批宫廷专用的香炉。器型为圆身，敛口，三足。胎料为南洋进口，加入多种金属反复烧炼4至12次之后制成。炉身以褐色为基调，发出青、绿、红、蓝、黄、褐、白、金等数十种颜色，异常美观。底有“宣德年制”或“大明宣德年制”款识。宣德炉外形美观，价值很高，自制成后即有仿制者，清代至民国年间的仿造品更是不可胜数。
手炉又称“袖炉”、“捧炉”、“火笼”，顾名思义就是暖手用的工具。手炉由炉身、炉底、炉盖(炉罩)、提梁(提柄或提把)等组成，但也有无柄的。盖为炉的散热区，有许多小孔。手炉表面有千变万化的纹饰，有的还在炉身、炉柄等处刻有人物、山水、花鸟、花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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