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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授权代发） @周泉根 今年暑假特别长，长得都让人有点不好意思。即便如此，转眼还是不忍心又到开学了。期间经历了一场十七级的台风，重温了思孟学派的几部经典，接受了一次《中国社会科学报》的专访。报社的李永杰先生要我谈谈求学为学的道路与经验、刻骨铭心的事件与影响、理论研究的困惑与乐趣、学科交叉的兴趣与学理、科研教学的相得与相冲、西风东渐的问题与评价等等。 像我这样齿德俱卑的后学，哪有资格谈经验，倒是有一堆教训供自己反省。《幽梦影》中有段文辞雅洁、思理清致的漂亮话：“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也。”学林之间常戏谑，若非要争雄，就看谁能熬过谁，谁活得长谁学问大。在文史领域，若才非天纵，大体都就是这样。曾改造严沧浪的话告诫学生说：“为学如参禅：禅学者流，乘有大小，宗有南北，道有正邪；学者亦然，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其实这也是我自己的教训。那些曾经占去我好多时间的三流著作，终于随着新入好书的上架被一本一本弃置，有种复仇的感觉。至于其他关乎当下学风的问题，不敢说有什么高见，最多只是些牢骚，如果一定要反躬自问，深感前贤时贤的一些话翻出来依然新鲜。容我略作清理，分述如下。 一、“古之学者为己” 作为学者，一篇高论、一本好书、一场高质量的讲座、一次荒江野老屋中素心人之间谈话的旁听，都可能刷新自己的某种认识。而对我来说，所谓刻骨铭心的事件，我想是对纯粹知识兴趣的堂而皇之地供奉。中学时代对于谦那篇励志的《石灰吟》并不惬意，却每每喜爱诵引其“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之诗句。我一直感觉读书本身就是件很快乐的事，读书其求真、致明、达乐的旨趣高于致用、致善、为人的目的。但我们成长环境却几乎找不到前者的影子，耳闻目睹的是“学以致用”、“古为今用”、“活学活用、急用先学”、“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读书”等等，即使主张“求真”也须以“致善”为依归。以致纯粹知识一点都不纯粹，更谈不上可爱。这两者在我身上一直有隐隐的裂痕。直到有阵子，我读周作人自省个人也是自省我们的民族文化中的一个显而易见却无人非议的传统：“伦理自然化，道义事功化”。虽然，我对周作人的整体评价有很大保留，但依然被这两个概念深深刺激。周作人批评“中国儒家重伦理”而“持之太过”，以致求知态度“在中国又正是缺少”，赞赏希腊“为知识而求知识的态度甚可尊重，为纯粹的学问之根源”。我从这几句话一下看清了自己身上的裂痕。一旦意识到这一层，接下来的读书总是遇到类似的判词，好像纷纷都是来做我的说客，帮我彻底清整这个问题。什么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马克斯?韦伯的“价值中立说”、康德对“学问的本性似应要求随时把经验的部分和理性部分谨慎分开”等等。其实，何劳远求他山，我们汉语文化中这类主张同样所见多有。老庄都有“无用之用”的妙论。钱钟书在《管锥编》中专门疏议了“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观念和文献的传递衍异历史。儒家重人伦教化，但其至高处同样感叹：“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孔子唱之，荀卿和之。只可惜实践者寥寥。 近代诸子在世界风云激荡下，这种观念在学理上有重光之端倪。前番所提周作人之外，章太炎、王国维都有直接的提倡。如章太炎说：“学以求真，不在致用。用以济民，不在干禄。”只是近代的救亡和当代的复兴这些执着热切的宏大致善主题挤压了追求纯粹知识兴趣者的信仰和自信。前阵子读到周振鹤先生《求真存实还是经世致用》一文，从中令我深切感受到几代学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模糊与觉醒。我不认为致用有什么错，只是以不反对求真的乐趣、纯粹知识的纯粹为前提。 近年往来学林，最大的感受就是，学者的书卷气、文人味越来越淡乎寡味，而成功学、工匠气却越来越甚嚣尘上，反倒是一些宅一点的学者，较之自投罗网为人所拘牵的学界达人，更合“为己”之古义。我自己与达人们总有些疏离感，更喜欢对知识有纯粹兴趣的。交游之际、席次之间，较不喜欢人大谈选题啊、前沿啊、学术话语权啊等等。在这个貌似很承平的时代，到处流传着各种成功的故事。如果只是讨生活，不妨听刘姥姥的劝，“这‘长安’城中，遍地皆是钱”，又何必参乎学问这种苦差事。我们自己更多还不是从俗如流。只是心里到底不服气。 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大家常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说这话的人重点多在后半部，强调眼前生活精彩，只是顺便拿“理论”来反衬。其实，理论，一半是针对多彩的生活去的，一半是针对生动的思维去的。我一直以为，理论是生活的骨头，如果生活之树的风情辞采是一首诗的话，那么“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它是文明中的干货，是硬朗的、抽象的，却不是灰色的。再说了，举凡人文学科的理论研究，都是理论史研究、学术史研究，都统摄在史学研究这面大纛之下。忘了哪个西方史学家说的，大意是，比起文学的虚构来，一条历史的证据要生动多了。简而言之，理论研究的背后是理据，理据不是灰色的。 文艺理论研究，因为研究对象是艺术，其理论更是不乏云烟。比起西方文艺理论来，我所耕耘的中国文艺理论，就更是鸢飞鱼跃、活泼泼的了。中国人偏爱取象，擅长立象尽意，其持论或诗意盎然、或辞采粲然。如杜牧论李贺：“云烟联绵，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陊殿，梗莽邱垄，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我想谁读到这一段都会喉头自然律动、脑海翻然生动吧。 反正，我觉得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既是“文艺的理论”，也是“理论的文艺”，既不乏思维的理趣，又充满艺术的情趣。我个人觉得，治中国文艺理论最大的困难是，面对浩如烟海、难以尽读的史料，如何高明地处置简约与深芜、英华与枝叶的矛盾。治诗学、美学，比一般理论研究又多出的一个困难，即判断力之外还要有感受力。而感受力最是无法勉强的，虽然“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审美能力可以培养，但在有感与无感、积累与陶冶之间，确是有了天和地、云和泥的差别。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你理论上知道，价值上未必认同，价值上认同，情感上未必喜爱。如果一个治诗学书学、画论乐论的人，都艺术本身无感，那么其为人为学注定毫无生气。学生入学，交谈几句，就能感觉其有无古典气息。如果没有，要培养也难，有志气也难，你说勤能补拙，你说你心事能拿云，但你无法在机场候来一艘航母。那一段文脉只能生续，没法死接。 三、“立门庭者必餖飣” 文史哲本来就是一片原野田园，分类只是个方便。这让我想到我们古文论研究的“辨体与破体”的辨证。文章一方面须辨体，分出诗词曲赋、书论奏议、文笔骈散等等，一方面却又要看到各体之间模糊的边界。辨体使诗文有法、破体让体式创新。学科分类也是这样，分类能让这个学科更体系化、专门化，交叉又能发现新问题甚至创造新学科，二者循环代谢，乃是学术发展的正道。但我们也确实感到跨界的压力，不仅是自身学殖学力不够所产生的压力，还有“业界良心”发来的各种非议。只要问题是真的，只要此中有真意，论题非驴非马、似文似哲，有何不可？放眼西方的哲学和诗学不是早就泯合无垠了！ 我很服膺船山先生的“门庭说”，他说：“立门庭与依傍门庭者，皆逐队者也。”“诗文立门庭使人学已，人一学即似者，自诩为‘大家’，为‘才子’，亦艺苑教师而已。” “立门庭者必餖飣，非餖飣不可以立门庭。盖心灵人所自有，而不相贷，无从开方便法门，任陋人支借也。”这个用于死守学科门槛也非常合适。黄保真教授在海南常跟我们谈起做文论时，告诫我们不能古今不通、中外不通、文史不通等等。只是，要通又谈何容易！钱钟书还觉得陈寅恪以诗证史知史不知文，而李泽厚又觉得钱先生有学问没思想。大牛们尚且难逃指摘，况一般从业人员。但这等意识和眼界却是不可或无的。这既是兴趣问题，也是学理问题。我认为，知识是已有确定解的问题，问题是尚无共识的知识。解决新问题，一则是靠新材料，一则是靠新方法。提出新问题，也是如此，一则新视角可以重新组织释读既有的材料，一则新材料能打破既有知识体系的和谐。在待解问题的边缘处的相关学科，很可能既能提供新材料、又能提供新视角。而不同学科的知识之间的缝隙，也是发现新问题的契机。说到底，学科融合乃是还知识生态以完整，还问题生成以自然。常常感叹前辈通人，出史入哲，样样擅场。 四、“学无新旧中西” 站在人类文明的终端，世界学术已在同一平台、且每一种文明的历史乃具有同等的价值。我们自己还要立一个中西，是不是太狭隘了？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曾说：“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钱钟书在《谈艺录·序》中也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太强调本土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这种与西方中心主义属同一种病。王国维在上个世纪初就这个问题写过一篇非常有说服力的文章《论新学语之输入》。 这个问题反应在文论界，就是所谓“失语症”话题。不妨反观反问一下：为何王国维、钱钟书、朱光潜没有失语的焦虑？就这个问题，我认同蒋寅先生的观点，他在《古典文学研究“三执”》中认为“失语症”是个伪命题。汪勇豪先生分析说，“或因一份不甘，或仍有一份自持，再受些失去讲席和听众的刺激……不免为一种民族情绪所驱使，……其动机或无可厚非，其心态不免浮躁可议”。 中国人对西来学术的移译和融通，按说是有经验的。诚如季羡林所指出的，以前的西方一般只是特指印度。印度的佛学，在陈寅恪看来乃是中国学术更造的一大因缘（《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下)》）。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不管你认可与否，我们一直走在西化的道路上，只是这次西化，不再是印度，而是欧美，包括苏俄。现在我们依然走在移译、消化、融通的路上。参照汉明帝时佛陀东来，今天的西学最多只到了玄奘的时代，离开出新儒学新道学的宋代还早着呢。说不客气的话，我们很多学者还只是在学说话的阶段，但总要经历这么一个阶段。而且更大且无可回避的难题——如何对基督教教义实现本土叙述——正在后面等着行者、学者们的挑战。 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文明态度、文化生命问题。为何不能想象前面提到的王国维、钱钟书、朱光潜会有失语的焦虑？还不是这些巨子有一个开放的文明态度和鲜活的国学根底。曾经有人问我，古代文论研究有什么用、有什么出路？我说，没什么用，没什么出路，也不要什么出路。《史记》《红楼梦》研究有什么出路。我们需要找的不是出路，而是进去的路。那是一个逝去的故土，是我们可以续接给养生命的故乡。西哲有云说，一个不知出生之前的事的人永远只是没有发蒙的小孩。同样，一个没有故园的人，如果有灵魂的话，也如断线的风筝，不知所起，不知何归。然而这种文化态度，新文化运动以来非常罕见。学院派更多是振振有词的应用思维，江湖派则充满神神叨叨的秘笈思维。毫不具备稽古之力的作家们却能无畏地去寻根，结果把传统抽象成一堆阴森古怪的意象人物，并就地文化弑父。毫无右文之心却把传统当信仰甚至当宗教的复古之徒，则用表态和热情代替原原本本地学习，或宪政，或神道，结果那一脉心香几乎化作文化恋尸癖。於时保之、於时守之的文化保守，兼具着知识传承与情感寄意，岂是没有内容的流连涵咏、没有理解的同情敬意可比？岂是影射史学的古为今用者、借尸还魂的空疏复古者可比？ 我也不喜欢“三十河东三十河西”的文明观，不管西风东渐、还是南风时熏、或者东风来归，我认为都是人间好时节。 五、“第一流的课是讲给自己的” 科研与教学在我没有多大的矛盾。“教学相长”这话并不过时。大学确实存在只做自己科研而敷衍教学的，有的只上课而对科研不甚用心的。后一种有的只是不发表论文、不申报课题而已，学习研究并不稍怠。但有的确实不写文章不读书、一本讲义用十年。还有人竟提出要为一些专门只擅长课堂的老师豁免科研。这在理工科，我不知道，但在人文学科，这肯定不通之至。 大学人文科老师，肯定不能只是知识的掮客，每个老师都应该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立场传授。同一门课，不同老师上，就是不同的课。甚至同一个老师上同一门课程，隔年或者隔几年下来，也要有别是一门的气象。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国学院曾给自己立下规矩，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不讲。一个从北大转到上海的大学者曾经在课堂很寂寞地说，第一流的课是上给自己的。这些大师级别的人物，陈义太高，固然只能欣赏其风流余韵。但不做知识的二道贩子，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东西的精神还是不容置疑的。 反正，我一门课，如《周易入门》，一旦讲熟了，甚至讲出习气了，我就不想讲了，甚至讨厌自己的讲授了。随着学习的推进，深感五经中《易经》是最单纯的一部，我不能继续只用筮法、梅花易数去取媚学生。相反，《中国文学批评史》、《先秦经典导读》和《经学与文学》的课，不管是参考书还是讲义，每年都自然不一样，常上常新。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本人从业不精，还在不断学习钻研过程中。在这个前提下，科研与教学的矛盾就剩下教学工作量太大，没有科研年假的问题了。不过，谁又能奢望这种年假呢？以至于暑假长一点，我们都有点内疚了。 学者于这个社会应该有三个职志：传承文明、批判时代、创造文化。而这三者根本也是为己，反求诸己，就是一个学者自我修行的过程和目的。既是文明的更新，更是自我的更造。不仅是一个学者，每个人停止发育之后也不能停止成长。举凡古今中外的大家对自我多半是且破且立，甚至大破大立。自省自破于当代中国人尤为重要，因为我们骨子里被灌输的“常识”、“道理”太多了。可以这么说，就身上背负的壳而言，八十年代生人比七十年代的薄，七十年代生人又比六十年代的薄，尤以四五十年代生人为最沉重，要做回真我太难了，也太少了。一则由于青春期落下的病根，一则是大概壳已长到肉里。多少人能泯家国之恨、父兄之仇，却不能自我清理，依然老而无悔，用信仰去选择知识。事前、事中明白的少，事后能明白的也多不到哪去。岛上近来出版了《革命后记》的某作家，我看就是个典型。 借此访谈之机，聊作如上清理，既是明确一个立场，也是一次自我告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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