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同学就总喜欢这种笑话式的帖子，你拿了什么证据，就“总而言之”了？ 我摘录蒲立本的 上古时代的华夏人和邻族 一些文字 从已有的相关研究论著来看，人们会以为下述两种意见似乎可以成立：狄与后出的草原民族如匈奴有关；狄使用一种阿尔泰话。但如果仔细审察，就会发现常用来证明上述假设的证据几乎仅仅只是下述这个事实：狄和后出的与中国敌对的民族住在同一个方向。其实狄的领土并不在草原。并没有证据可以说明他们是骑马拉的战车打仗（《左传·昭公元年》）。没有任何特别的理由可以让人想象，家畜饲养在他们的经济里比在中国邻居中起著更大的作用。 至少根据中国的文献记载，在春秋时期，中国对北方的草原尚无所知，那时候东亚有无骑马的游牧民族还有待研究。 不幸的是，后来对狄这个族称的混用，加强了这样的误解，即认为狄人与匈奴人或突厥人有关。用于写“狄”族的汉字恰好也用来写“锹历”。狄历是联盟之一，维吾尔族是渊源於狄历。这个族称的最早形式是Ting-ling（丁云），最早见于公元前二世纪，当时是一个被冒顿（匈奴帝国的缔造者）征服的北方民族的名称。但即使名称相同，丁云和周代的狄的关系也是相当疏远的。实际上在相当晚近的时候两者才发生关系。到那时候丁云已更造近中国了。在匈奴帝国的被推翻之后，他们南迁到阿尔泰及临近的草原，在那儿被称为高车，此外还有许多可以相互替换的本民族自称，例如，“狄历”，早期中古音dejk-lejk;“直勒”，早期中古音drök-l«k;特勒，早期中古音d«k-l«k;“铁勒”，早期中古音t'et-l«k。此外还有“丁灵”，早期中音tejN-lejN。汉密尔顿（Hamilton,1962）以突厥语ta_gra_g(圈、环)为基础来解释这些名称，还含糊地提到中国人所谓“高车”是指一种特殊形式的战车，轮子很大，高车人以使用这种车闻名。但实际上，老的单音节名称“狄”（早期中古音dejk<*lákj）跟这个双音节的突厥词没有关系。上古汉语*1-在其他情况下，可以通过“易”（早期中古音jiajk<*làkj）和“狄”的交换显示出来。例如齐恒公厨子“易牙”也写作“狄牙”，见诸桥辙次《大汉和词典》。 还有一个巧合增加了混乱，那就是后汉时居於山西的匈奴人中间有了丁云人和别的已臣服的民族。四、五世纪的文献在许多场合提到这些人。马长寿提出鲜于这个姓（有点像古狄的名称鲜虞）出於丁云（古中山国的邻国，公元428年背叛了拓跋魏）。可能真的有住在中山国的古狄人的后裔卷入丁云的反叛，但是这不能使丁云成为狄的后裔。这个姓不见於仍住在中国之外的铁勒或高车。 古代的狄常跟戎并称，似乎也有后者的特徵，可能是藏缅人；他们也可能跟东胡有关，属阿尔泰人；但也许他们属於完全不同的民族或语言系统。目前我还没有办法解答这个问题。 九、匈 奴 司马迁在匈奴传的开头概述了汉代之前中国北方的敌人。除了地理方位之外，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把他们和匈奴联系在一起。司马迁曾述及两个民族，其名称跟匈奴有点相似，过去也常常假定他们是匈奴人的祖先，此即荤粥（早期中古音xun-juwk）和猃狁（早期中古音xiam-jwin）。《孟子》曾提到荤粥，说他们是先周时代住在上魏山谷的野蛮人。因为对他们所知太少，所以资料无助於把他们和后来的民族联系起来，尽管荤粥在语音上与浑瘐（早期中古音Äw«n-jua）有对应关系。浑庾是汉代早期中国西部的一个部落，后为匈奴所征服。 有关猃狁的问题更加诡秘。许多青铜器提到猃狁；《诗经》中有四首诗也提到猃狁，说他们曾於公元前780年左右在魏山谷突袭西周帝国。继其入侵之后，其他野蛮民族又发起攻击，最后导致西周的灭亡。周朝的首都也因此迁到东部的洛邑，但从此猃狁也最终消失了。猃狁的名称肯定与匈奴无关，但是他们的突然出现和消失表明他们是来自草原的人侵者。他们是在西方产生骑兵之后不久出现的。这暗示游牧生活的革命性发展——骑马已引进东方。游牧民族的骑马风尚大约始於公元前第一个一千年早期，此后一直到现代，在中亚历史上起著支配作用。哈农(haloun,1937)甚至提出猃狁这个名称和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有关。普实克（Prusek,1971）认为两者在语言学上没有一致性，然而救灾是想把他们当作远东的首批骑马者。这里的困难在於：在中国文献中没有鲜明的证据说明猃狁是骑马民族，为了这个结论寻找证据的天真的努力仍然没有说服力。可以肯定的只是，即使猃狁人的袭击使中国人第一次看到用骑兵作战，但这也没有产生直接的后果，没有导致军事技术的任何变化。军事技术的变化是公元前四世纪末以后产生的，史籍在那时候才明确提到骑马。 中国人首次确实接触到的骑马民族是胡（早期中古音γO<*gá）。这个名称最早见於战国时期有关赵国和燕国的文献，说胡人燕国的领土。在公元前，在公元前458年越国兼并了位於今晋北大同的代国。虽然资料没有我们预期的那么清楚，不过可以明确，代国人不是汉族而可能是狄族。但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们是不骑马的游 牧民族，因为在他们被征报之后，在赵国采用骑兵之前，他国是作为一个封建领地为赵国公子所统治的。然而占领代国，使赵国接触草原，这是公元前307年的著名大辩论的前奏；辩论的焦点是要不要采用胡服，即游牧民骑马时穿的服饰，穿胡服是获得骑马射箭的军事技术的必要步骤。《战国策·赵二》和《史记·赵世家》 对这次辩论的记载，正如顾主雅（Creel,1965）所指出的，是经过文学加工的。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其主要内容，即中国在军事技术中引进骑马射简明大约是在公元前四世纪末期。从那以后，在有关赵国和其他大国的文献中可以找到关於骑兵的资料。 赵国统治者采用游牧民的作战方法的动因，很明显，更多的是为了增加自身对外侵略的潜力，而不是抵御游牧民的入侵。指出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在这个著名辩论过后几年，同一个统治者“衣胡服”率军赴西北，迂回避开秦国，从北面侵入了游牧民族的领土（《史记·赵世家》。实际上，与赵国交战的游牧民族当时并不强大，也不富於侵略性。“胡”有三个分支，从西到东为林胡、楼胡和东胡。赵国靠新建立的骑兵确立了对林胡和楼胡的梳治地位，并建造了一条用於分界的墙，那就是秦长城的前身。有一个汉代的文献在涉及当时这些事件之时，用匈奴一名代替了林胡。这可能是因时代先后的错误所致。 到公元前第三世纪，情况有了变化。为了防止游牧民的袭击，保卫北方边境，赵国将军李牧在中国北部边界地区创立了一个几乎延续了近一千年的制度。当时李牧的敌人被认定为匈奴。不过这时候的匈奴究竟是新的民族抑或是旧有民族的新的政治集团，是不易确定的。匈奴后来的历史（他们被秦国将军蒙恬赶出鄂尔多斯之后，第一次跟草原上的邻居为生存的空间争门，接著是一系列成功的征服活动，在草原东部建立了第一个帝国，跟南边的汉帝国相映、抗衡）以及他们跟汉帝国争门、直到公元二世民才因崩溃而消散的经过，都是从所周知的事实。 我在别处曾指出（1962），跟过去常见的观点相反，没有证据说明匈奴在语言和种族上与突厥或蒙古有关缘关系。事实上在语言学上有无可争辩的理由，可以否定匈奴人曾使用任何种类的阿尔泰语的看法。相反，正如利格特（Ligeti,1950）所首先指出的，匈奴人很可能使用了一种属於古西伯利亚（Palaeo-Siberian）语系的语言，这个语系现存的唯一语言是凯特什（Kettish）语，也叫叶尼塞奥斯加克（Yenissei-Ostyak）语。当俄罗斯人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首次到达西伯利亚的时候，那儿还有些与凯特什相关的语言在使用，其中有的使用者是骑马的游牧民。有一些匈奴语的词汇曾用汉字记录并予注释，从中可知这些匈奴语词汇同凯特什语，或已经消亡但有词 汇记录的古西伯利亚语有许多惊人的联系。虽然我们对古西伯利亚语言的早期历史所知甚少，但是对其作为一个残存的语系的可能性，理应加以认真的研究。这个语系有可能包括匈奴语，并可能在远东历史上发生过重要作用。 匈奴和欧洲匈（Huns）的同一性是de Guignes在十八世纪首次提出来的，从那以后一直有很多争论。现在我们可以有所握地认定两者的同一性了，而名称的关系便是这种同一性的表现。在这里，没有必要讨论更多的问题或更晌午杂的问题，如关于名称向西方或东方的传播，这个名称对民族学、语言学和政治边疆体的意义。 论定这个问题的更重要的基础，是有关匈奴和斯基泰人在文化上有特殊的亲缘关系的明确证据（Egami:1948;1951；浦立本1962和印刷中a）。这些亲缘关系不是用游牧生活的迫切需要，例如特殊的宗教风俗，所能解释的。骑马的游牧生活显然是为适应草原环境而产生出来的，然后通过模仿从一个中心扩散开去。 公元前一千年骑马游牧的盛行在西亚和东亚都是伟大的事件。对於中国文明的形成来说，尽管这个事件在时间上太晚，不足以成为其直接基础；但它同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有间接联系。由匈奴人和斯基泰人(Scythians)完善起来的骑马游牧生活，只是将马用於战争全过程扔最后阶段。将马用於战争在更早一千年前就已开始，那时曾将马套在两轮的轻便战车上。虽然很少看到有关马拉战车向东部草原以及中国传播的文献，但这些事件必定是曾经有过的。而它所带来的后果同骑马游牧的产生应当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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