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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王朝在澶渊之盟后经过休养生息，生产迅速恢复，国家也比较富裕，有《清明上河图》为证。可是当北宋王朝正处于“倒U型线”的顶端时，不可避免地发生转折而走下坡路了。人们总是把这种现象用“历史的周期律”一言以蔽之，而不去探寻其中深层次的原因，久而久之，就把历史周期律当成了中国历史的宿命，以至于几千年来似乎没有人想去打破，直到20世纪中期黄炎培先生才提出这个课题。 其实，在当时的宋朝，非理性的毒素并不因为阶级矛盾的逐步缓和而绝迹，相反，经济的发展为非理性毒素的酝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正是中国历史的顽固僵化之处，一旦情势迫不得已，经过社会变革或社会革命后，在社会发展的同时非理性因素也在继续酝酿，直到再一次迫不得已。 非理性的毒素在经济繁荣的表象下继续酝酿，突出表现在土地兼并上。 宋初人口稀少，荒地很多，但“地各有主，户或无田产，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国家主要利用租甸制来解决“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的矛盾。土地是掌握在封建国家手里，还是掌握在地主及其他私人手中？这已不是土地的中心问题。宋廷所关心的主要是掌握土地的转移情况，而能按土地的多少收税就行了。宋人所谓“官中条令，惟交易（指田产交易）一事最为祥备”，其道理正是如此。然而，即使有了祥备的官中条令，但因为理性化程度低，无法制订理性的交易规则，地主阶级仍然能通过土地买卖攫取大量土地，更有甚者，还通过暴力和其他非法手段兼并土地，政府对此却不能有效约束。 事实证明，北宋政府的土地买卖政策加速了土地兼并的过程。北宋中期以后，由于土地买卖盛行，兼并之家的财产迅速扩大，社会矛盾进一步加深。非理性毒素经过一段时期的酝酿，已经成了社会机体中的恶瘤。《中国历史·宋史》（周宝珠陈振主编人民出版社 2007年）一书中描述了当时的土地兼并情况。 宋代官户，形势户地主有权有势，他们的对劳动人民的剥削特别残酷，发家致富的手段极为恶劣，除合法的土地买卖外，贪赃枉法，公开掠夺，经商走私，影庇税户，从中牟利，很快暴富起来。 关中一带，土地肥沃，官僚 集，他们的子弟“恃荫无恐，恣为凶狠”。豪族郑文坦，用高利贷盘剥贫民，收息一倍，有的已偿还三、四倍了，郑家仍把借契藏起来，继续进行讹诈。不少高利贷之家，对于借贷的贫民，则“平入田产”作为抵偿。太宗、真宗时，长安兼并之家十余族，以官僚种放（种放名为隐士，实乃授官）为首，“侵渔细民，凌暴孤寡”。他住在终南山，周围两百余里以内，圈为己有，并在长安“广置良田，岁利甚薄”。据官僚王嗣宗揭发，种放的良田都是强买来的，连他们的门人族属，都依仗权势，“动为不法”。秦州长道县一个小小的酒务官李益，家财雄厚，童仆常数百人，他上交朝廷权贵，下握州县官吏短处。他的儿子李仕衡，以贪赃出名，“家资至累钜万，建大第常安里中，严若官府”。俨然是地方上一大恶霸。 从当时全国的情况来看，官户、形势户的势力都和关中不相上下。曹州民苏庄，“蓄兵器，匿亡命”，掠夺民产，积脏达四十万。婺州知州薛智周，强迫农民以罗帛为贡礼，搜刮财物不知其数，老百姓给他送个外号“罗端公”。青州的麻士瑶，家大族众，在朝为官者多人，他上结朝廷权贵及内侍，下敢陵篾州县，许多官僚都不敢揭发他的不法行为。最后当麻士瑶犯法处理时，牵连到权贵多人，可见势力之大。休宁县一家汪姓地主，横行乡里，不交赋税，县衙对他没有办法。上元县地主王豹子，霸占别人田产，抢掠男女为仆妾，谁要想去告发，就杀人以灭口。其他如齐州周高、抚州李甲、陈留卢澄、曹州赵谏、赵谔兄弟等，都是形势户地主的典型代表人物。虽然他们中少数人触犯皇权利益时受到打击和处罚，但不可否认，这个官户、形势户集团是宋王朝封建统治的主要力量。他们正是凭借宋王朝给予的种种特权发展起来的。 另外，官户、形势户从事商业活动的也很多。宰相王薄，其父做官，“能殖货，所至有田宅，家累万金”。官僚夏辣，大肆经商，“邸店最广”。藩镇、贵戚等，莫不如此。官僚霸占土地、经营商业，二者同时进行，比前代更为突出。 当非理性的毒素形成社会恶瘤后，广大老百姓出于自身生存考虑，纷纷为恶瘤的进一步恶化提供了温床。这表现为诡名户的不断发展，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下降。 在宋代，对于隐匿不报（或以多报少）的户口和财产有很多称呼，一般通称为“诡名户”。这是宋代赋税剥削制度下，与官户、形势户地主密切相关的一个特殊问题。 诡名户，是官户、形势户通过自身的封建特权或势力，包庇（又称影庇）许多别户的财产及户口（其中有无特权的中小地主，也有农民），名义上成为他家的佃户，不入官府的税籍。这样一来，受影庇的中小地主之家不负担官府的差役和徭役，不向官府交纳赋税，他们和官户、形势户“或约分租课，契券自收”，或向影庇之家交纳一定的财物，两者狼狈为奸。也有部分农民，在不堪忍受官府的赋税剥削时，把土地投献给官户、形势户，作为他们的佃户，交纳租课，以免官府骚扰。诡名挟佃时间长了，官户、形势户就逼迫受影庇的人户把土地卖给他们的也不乏其人。诡名挟佃的结果，宋政府的赋税和差役首先受到影响，官吏们则把诡名户的负担转嫁到其他人户身上，这些人户忍受不了，也去受官户、形势户的影庇，使得诡名户越来越多，成了一股潮流，不可阻止。官户、形势户在这股潮流中，乘机发财，扩大势力，真宗、仁宗时期，官户、形势户掌握了全国半数以上的耕地，这是他们发家暴富的手段之一。 诡名户到了宋仁宗时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引起了宋政府的注意。周湛为江南西路转运使时，曾对当地的诡名挟佃等作了一番清查，“凡括隐户三十万”。当时江西共十个州军、四十九个县，每县平均有六千一百二十多家隐匿的户口。宋廷曾把周湛括隐户的办法，用诏书颁发下去，要求各路如法实行，其他路的情况当时没有具体记载，但从以后清查的材料来看，与江西是大体相同的。 诡名户的发展，反映了北宋官户、形势户同宋政府及其他地主的矛盾，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北宋土地兼并日益严重，阶级矛盾逐步尖锐。这都是非理性毒素恶化的结果。 在非理性文明的环境下，社会中不可能有一套理性的自我完善优化机制，社会矛盾的解决，只有通过农民起义了。仁宗时掀起的农民起义风暴，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就在农民起义山雨欲来之时，宋朝的边防形势又出现了紧张的局面。1038年十月，西夏逐步强大起来后，元昊正式称帝，要与宋、辽处于对等地位。宋廷对元昊称帝很不满，下诏募人捕捉元昊，同时经略夏州。元昊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向宋发动一系列的掠夺战争，在1040年和1041年两年内大战三次，都以宋军的失败而告终。 当时的宋朝，非理性的毒素已经转化为社会恶瘤。根据推论二，所以自然谈不上强盛的综合国力，对夏战争的失败是理所当然了。就像澶渊之盟的背景一样，双方都因战争搞得疲困不堪，经过讨价还价，宋、夏签订了和约。 宋、夏签订和约后的形势与澶渊之盟后的形势不一样。澶渊之盟后，社会中的非理性毒素比较少，经过一些缓和阶级矛盾的有效措施，使社会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宋、夏签订和约之时，社会中的非理性毒素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已经转化为恶瘤无法自我根治了。以荆湖南路为例，仁宗庆历年间，封建剥削突然加重，转运使王逵“心同蛇蝎”，在常赋之外，“非理率配人户钱物正供”，一年内竟配数十年的物品，强令百姓交纳。潭州有的人户死绝，田产早已转归别的地主，而令现佃的农民赔纳，受害者多达数千户。各州“率皆类此”，弄得一路之民，例遭枷锢，逃移死亡的不知其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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