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具史识者，必具史德”

史德，是清人章学诚明确提出的，在其名著《文史通义》中，有《史德》篇，专门论述这个问题。他说：“能具史识者，必具史德”。章氏提出这一点，是对唐朝人刘知几史才三长论的补充。所谓史才三长，就是史才、史学、史识。刘知几说：“夫有学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对于史识的内含，刘知几没有明白说出，只是说“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事实上这里面包含了史家的道德因素。章学诚在肯定刘氏理论的前提下，感觉意犹未尽，“虽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于是就提出来“史德”。何谓“史德”？章学诚说，史德就是“著书者之心术”。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清华大学讲《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提出“史家的四长”，把“史德”排在第一位，这就是“史德、史学、史识、史才”。史德之提出以及置于最重要的地位，这是历史认识和史学家的自觉意识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标志。

史德的概念虽然到清代才被提出来，但在中国悠久的史学传统中，却是一直被特别强调的，只是所用的词汇有所不同而已。先秦时期，孔子称赞晋太史董狐“书法不隐”。汉朝班彪、班固父子表彰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提出“素心”说：“析理居正，唯素心乎！”唐朝刘知几在《史通》中有《直书》、《曲笔》专篇，对直书予以表彰，对曲笔予以无情地鞭笞，爱憎分明，充满激情。明朝胡应麟有“公心”之论：“才、学、识三长足尽史乎？未也。有公心焉，有直笔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从书法不隐、实录到素心说、直书论、公心论，无不与史学家（历史研究者）的道德有关。强调史家的道德修养，从现代历史认识论来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研究历史，涉及到三个方面，即客观的历史自身、历史资料、历史研究者。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统一于历史研究活动之中。客观的历史自身是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历史研究者工作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地将这个曾经存在而又已经消失、一去不复返的本体再现出来，如何再现？逝者不能复现，历史研究者依靠的就是历史本体所留下的痕迹——历史资料，所以有人说历史研究是一种三极思维活动。历史研究者是史学活动的能动者，是他把两个失去生命力的事物——历史本体、历史资料激活，使历史资料再现历史本体。在历史研究活动中，史学家始终是最积极能动的因素。可见，历史认识有自身的特殊困难，如果史学家不能坚守忠于历史的职业道德，他所写出的历史在多大程度上与历史实际相符，就要大打折扣了。正由于这一点，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对史家的修养才非常重视，而且大都集中在史德上，所以，强调史德，从历史认识论来讲，是十分正确的。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国传统史学对史家道德修养的评论是有局限的。无论是直笔论，还是史德论，它们都没有摆脱名教的束缚。刘知几说：“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德》篇以较多的篇幅论述司马迁《史记》如何合乎“名教”，说：“《骚》与《史》，皆深于《诗》者也，言婉多风，皆不背于名教，而梏于文者不辨也”。封建社会的史学是它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从根本上说，它要维护封建社会的秩序。君臣父子夫妇是封建等级制的根本，而名教就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作了规定，成为维护封建社会体制的根本原则，历史学的求实、直笔等，都不能突破它。在刘知几看来，尊从名教，在记载历史、评论史事上对客观历史的扭曲不是曲笔，是直笔的另一种形式。章学诚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名教是道的核心内容，自是天然合理，不可置疑的。所以，在他们那里，维护名教与提倡史德并不矛盾。中国传统史学与封建政治联系紧密，带有鲜明的二重性特点，它一方面追求实录直书；又一方面为了宣传皇权神授，维护封建统治，在某种情况下又故意曲解历史。封建史学二重性反映在对史家的道德要求上，就出现了这种自相矛盾，从而表现出局限性。

摈弃其封建性的糟粕，我国传统史学重视“史德”的传统在今天仍是值得发扬光大的。《左传》上记载的齐国史官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千古传诵。当时，齐国的崔杼杀了国君，“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氏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这种忠于史官职守，不畏权贵，据事直书，冒死以赴的壮举，是崇高史德的表现，在任何时代都为人们所敬仰。相反，那些“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曲笔阿时”，“谀言媚王”的人，总是为世人所唾弃，为一切正直的史家所不齿。中国史学已形成了崇尚直书的优秀传统，尽管其“直书”有不彻底的地方。从史德的角度来反思新中国以来的历史学，有很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故意歪曲历史，颠倒黑白，在政治上起了很坏的推波助澜作用；一些人以历史研究为名，对历史资料断章取义，肆意解释，史学成了他们整人的工具，严重败坏了历史学的声誉，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后果。历史学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首先是某些治史者在史德方面出现了问题。“史德者何？著书者之心术也”。心术不正，什么恣意践踏历史的事都能做得出来。可见，加强史德修养，对历史研究者（不仅仅指专业史学家）是多么重要，对历史学界是多么重要，对整个社会又是多么重要。章学诚把史德归结为“心术”，梁启超则说史德的第一要义是对历史“忠实”。这里我们再借用西方人一句话，治史者要对历史怀有敬意。

历史学有两大主要功能，一是科学功能，一是社会功能。在现代民主社会中，这两大功能应该是统一的，而不应是对立的。历史著作首先要具有科学性，这是历史学作为一个学科得以立足的根本。失去了科学性，历史学就丧失了存在的价值。历史学要实现它的借鉴功能，也必须以科学性为基础。错误的历史研究结论不可能为社会提供正确的资鉴。也就是说，要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首先要实现它的科学功能。而史德则是实现历史学的科学功能的前提。

强调科学性，决不意味着提倡治史者漠视现实、只在无关紧要的论题上埋首钻研的学风。历史学属于社会科学，关心社会是它的职责。不关心社会的历史学，其研究成果也许合乎科学的规则，但终不免为社会所冷落，它的科学价值亦不能在社会中得以实现。当然，对于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我们要看得开阔一些，以免出现实用主义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