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看兴亡周期率

在中国历史上，以家族集团为核心统治力量的世袭制度占据了奴隶制建立以来的大部分时间，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王朝。在这些王朝兴亡更替的过程中，探索执政规律的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尽管这些努力从来没有取得过完全意义上的成功，但却为后来者提供了大量可供借鉴的经验和应当汲取的教训。分析和研究他们的历史，我们至少可以知道一个统治集团是怎样取得执政地位，又是哪些原因使得他们相继退出历史的舞台。

一、夏商周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家族世袭制的王朝。同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制不同，夏朝及其以后的商朝和周朝所建立的是一种诸侯联盟的统治形式（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逐渐演变为诸侯联盟和分封制并存的政权组织形式）。之所以采取这种统治形式，一是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有限，社会财富的聚集量也很少，无法长期维持中央集权所必需的统治力量——大规模的军队和完善的行政机构，发动统一战争的能力也相对较差；二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组织形式很大程度上残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痕迹，各诸侯习惯于自主管理自身的内部事务，中央政权不想也无力去干涉诸侯国的内政；三是由于当时处于国家建立初期，管理国家的实践经验和实际能力都十分缺乏，中央政权不懂得如何管理统一的国家，因而不自觉地采取放任自流的方式。现存的史料无不证明了这种情况的真实性。夏商周三朝中央政权直接控制的土地面积相当狭小、所掌握的军队也十分有限。在这三朝的历史上，由于各种原因都出现过几经衰落和中兴的局面，在兴盛时，影响力较大，各诸侯国定期朝拜纳贡，当衰落时，各诸侯国就不再听从中央政权的管辖，更不用提朝拜纳贡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当各诸侯国不再响应中央政权号令的时候，周王朝自身所属的军队竟然无力抵抗少数民族的入侵。

然而，就是这样一种弱势的政权组织形式，据此建立的三个王朝的统治时间却都相当长久。夏朝统治了470年，商朝统治了554年，而周朝统治了796年，即使将周朝分为西周和东周分别计算也分别长达275年和521年，比后来建立的任何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的统治历史都长得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而且发展缓慢这一根本原因以外，其他直接的原因可能有如下几个：一是尽管中央政权的实力不强，可各诸侯国的实力也好不到哪儿去，由于国小、地少、人少，加之中央政权对诸侯国之间相互兼并的限制，各诸侯国的实力很难单独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要想推翻中央政权就必须采取联合的形式。但是由于胜利的成果无法平均分配，所以除非极端的情况出现，这种联合是无法实现的；二是由于各诸侯国之间大小相当、实力平均，在国与国间出现纷争的时候，都需要中央政权的支持。因此，中央政权在这里成为了一种制衡的力量，他的存在和长期稳定符合各诸侯国的利益；三是这种弱势的中央政权所获利益十分有限，而要推翻他取而代之的成本却相当高昂，可以说是得不偿失，正是投入产出比的这种不均衡使得诸侯国们对中央政权始终提不起兴趣来，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号令诸侯之实而非中央政权之名。因此，尽管后来有很多诸侯国的实力渐渐强大，而且具备了取中央政权而代之的可能，但真正尝试将这种可能变成现实的却少之又少。

不过，尽管统治时间很长，夏商周三朝还是相继灭亡了。其中，夏商两朝的灭亡具有显著的共性，通常人们将灭亡的原因归咎于夏桀和商纣的残暴。这可能是真实的，但是还有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第一，原来的诸侯国商和周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具备了号令诸侯的实力和影响力；第二，这两个王朝的末代统治者试图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力因而严重侵害了各诸侯国的利益（我们姑且不去管他们这样做的动机究竟是为了个人私欲还是国家利益），从而遭致了各诸侯国的联合反对。第一个原因使得他们推翻中央政权取而代之的行动成为一种可能，第二个原因使得他们推翻中央政权取而代之的行动成为一种必需。这两个原因的叠加促成了政权的更迭。

与此不同的是，西周和东周的灭亡则是由与此完全不同的原因造成的。在西周灭亡的过程中，中国历史上决定王朝更替的一支重要力量——游牧民族第一次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公元前771年，犬戎攻破西周的都城镐京，将其洗劫一空并彻底摧毁，西周由此灭亡。当然，其他因素在这一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比如说，周幽王在处理与诸侯国的关系上的失误、周王朝统治力量的削弱等等。

西周灭亡后，由游牧民族的生存特点和当时的发展水平决定，他们既无法也没有愿望在中原地区建立稳定的政权，而各诸侯国的力量又没有强大到足以取代周王朝，再加上导致西周灭亡的是一起突发事件，各诸侯国都没有来得及为建立新的中央政权做政治上的准备。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东周得以建立并得到诸侯国的认同，周王朝的统治得以延续。

承袭西周的统治地位所建立的东周政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极度虚弱的政权，一方面，他很难从西周灭亡时所遭受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另一方面，西周的灭亡也给了各诸侯国一个重要的启示，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不希望东周政权重新强大起来。更重要的是，决定历史发展的主导因素——生产力在这一时期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社会财富进一步聚集，各诸侯国能够在这一基础上组建更为强大的军队了，这在以往是很难做到的。为各追求更多的人口、土地和财富，他们依靠这样的军队，首先对较小的诸侯国发动了兼并战争。由于东周王朝是如此虚弱，影响力又是如此之小，因此，在遇到诸侯国间发生战争的时候，只能以调停者的面目出现，已经无力对各诸侯国间的兼并战争进行有效的干预了。

东周王朝就是这样眼看着各诸侯国在持续不断的兼并战争中由几千个减少到几百个、几十个直至十几个。在这一过程中诸侯国的力量随着土地、人口的汇聚而不断强大，东周王朝随着诸侯国的强大显得更加弱小，其统治基础就这样逐渐地丧失殆尽。在各诸侯国兼并战争的前期，也就是春秋时期，各诸侯国还将东周王朝作为一枚重要的棋子来加以运用，在称霸诸侯的同时对东周王朝保持着形式上的尊重，进行着实质上的利用。而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意识到了东周王朝的实力和影响已经衰退到了难以加以利用的程度了，东周王朝已经不再有存在的价值了，于是纷纷将周王朝置之不顾，在发动战争的时候也不会向周王朝去争取名义上的支持了。

但是，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东周居然又苟延残喘了很长时间。这主要是因为东周已经削弱到无力对各诸侯国采取不利行动的程度了，削弱到甚至难以为诸侯国消灭东周提供一个像样的借口。加上东周的土地狭小、人口很少，即是消灭了东周也所获甚少，由此，各相邻的诸侯国已经将东周作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存在来看待了。直至后来，秦国在力量空前强大之后，才借口东周赧王一个不聪明的举动弹指间吞并了东周。从名义上看，东周存在的时间很长，但从实际上看，在其建立后不久，东周就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统治基础和统治能力。而这种基础和能力一旦丧失之后，就再也无法重新建立起来了。

二、秦

秦王朝之所以能够统一全国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从秦国自身看，一方面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加之商鞅变法之后历任统治者所采取的合理的经济政策大大增强了秦国的国力，为其发动统一战争奠定了经济基础；另一方面是由于秦国吸取经验教训建立了一整套有别于以往的分封制的政治制度，这就是中央集权制，这一制度使得秦国可以更为有效地运用自身的战争资源于统一战争之中。其他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也许并不比秦国差，甚至有的诸侯国比起秦国来尤有过之，但是说到利用效率恐怕就差得多了。当然，对各国人才的接纳和使用也是重要的原因。尽管秦国也曾有意识地排斥外来人士，但他确实为有识之士在其国家里建功立业提供了最良好的社会土壤。从百里奚、范雎、商鞅一直到吕不韦，无不是在其他六国备受压制和排斥，却在秦国创建了自己的功业。就连那个被韩国当作牵制秦国东进的筹码的水工郑国在计谋败露后也被秦国允许完成那被后人称为郑国渠的耗费人力物力巨大的水利工程。从其他六国来看，导致灭亡的原因多种多样，既有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战略上和政策上的失误，也有国内各种矛盾的牵制，当然也包括由于用人失误而导致的人才损失与流失等等。从客观环境上看，秦国所处的包括自然环境和政治环境在内的综合环境在七国当中不仅不是最好的，而且可以说是最差的。然而，正是由于这种先天环境的恶劣所带来的危机意识促使秦国不断地发展和进攻，以摆脱亡国的命运，结果却成就了一统天下。反观七国当中综合环境最为优越的齐国，却在这种优势意识的麻痹下，一直不思进取直至最终灭亡。

统一后的秦王朝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中央集权制的政权。尽管他只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很短的时间，但是他的存在却决定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使得中国的以中央集权制为特色的封建社会与欧洲的以分封制为特色的封建社会相比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发展特点。在地方政权的组织形式上，秦王朝以郡县制取代了夏商周三代沿袭的分封制。同分封制相比，郡县制的优点在于强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力，使得中央的政令更加快速和有效地贯彻下去，增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但同时，他也有自己的缺点，那就是削弱了地方政府的权力，同时削弱了地方政府在解决本地矛盾和问题上的积极性，强化了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赖。在各级官员的管理体制上，秦王朝以中央统一任命的有限任期制取代了各级层层委派的世袭分封制，以俸禄制取代了食邑制。这种制度的优点在于强化了中央政府对各级官员的任命、考核、奖惩、升降的管理，强化了各级官员对中央政府的依附性，使各级官员更为直接地服从于中央政府；他的缺点在于弱化了各级官员对与本地和本职的归属感，增加了各级官员行为的随机性和不稳定性。除此以外，秦王朝还建立了一整套与上述基本制度相适应和起到辅助作用的管理制度和基础设施。更为难得的是，这所有的一切是仅仅在短短的三十几年时间里就建立起来了。并且这一体制在秦王朝所修建的驰道、长城以及其他浩大的工程当中发挥了极高的效率。此后的两千多年间，历代封建王朝大体上沿袭了这一整套的管理体制。

但是，为中国的历史发展和历代王朝的有效统治产生如此重要影响的秦王朝自身却不但没有摆脱兴亡周期率，反而很快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人们往往愿意将秦王朝的灭亡归因于他的残暴统治和无休止的工程劳役。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要分析一个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时，又不应该简单地将它作为秦王朝灭亡的唯一原因。事实上，秦王朝之所以在短时间内灭亡，其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前面所说的广为公认的原因其实只是一个表象而已。真正导致他迅速灭亡的原因应该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秦王朝的领土在短短的三十多年里扩大了十多倍，他所接纳的绝不仅仅是所占领的土地和土地上的劳动力，还有其所附带的、不可分离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以及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矛盾。而中央集权制同分封制不同的关键一点就在于他的正常运行必然要求这种地域、经济和文化间的差异通过不断的沟通相互融合，以适应统一的国家管理模式，否则他的政令就不可能畅通，管辖也不可能有效。这是中央集权制在获得对自然和社会资源更大的运用能力的同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秦王朝的统治者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却并没有耐心用很长的时间稳妥地处理这方面的问题，于是试图采取强力措施诸如强制迁移人口等等方式加以解决。而这些措施既不可能完全或基本解决上述问题，又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更严重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直接危及了秦王朝的统治。形象一点说，秦王朝是要用吃泻药的办法来医治自身的消化不良，结果却严重影响了自身的生理机能。回顾中外历史，没有哪一个领土面积迅速扩大的国家能够避免随之而来的短期内分崩离析的命运。

其次，用郡县制取代沿袭已久的分封制势必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特别是同郡县制相比，分封制有着众多的受益者，也就是以往各诸侯国及其属国的的贵族。秦王朝在统一六国和建立郡县制的过程中，他们被剥夺了封地，是损失最大的也是对秦王朝最为怨恨的一个社会阶层，是秦王朝稳定的最大威胁。为了消除这个威胁，秦王朝的统治者对他们采取了最为严酷的镇压手段。但是问题在于分封制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根深蒂固，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消除的。秦王朝即使能消灭和监视起所有在以往的分封制下受封的各国贵族（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控制那些希望跻身贵族阶层、获得自己专属封地的平民百姓的思想和行动。这部分人是对中央集权统治的巨大威胁，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不惜铤而走险去追求自己理想中的利益。这是秦王朝无论采取什么手段都难以抑制的问题。实际上，除了皇帝本人和希望当皇帝的人以外，很少有人会喜欢郡县制而不喜欢分封制。就算是到了后来，中央集权体制完全确立而分封制的实现完全没有希望之后，人们也仍然换用另一种形式和手段不断地去追求相同的利益。那种形式和手段就是——土地兼并。

再次，中央集权制固然有其自身的优点，但同时也有着无法避免的弊端，这种弊端概括起来就是由于最高统治者及其控制下的中央政权对下属的各级政权和各级官吏有着绝对的控制力，这种控制力除了保证各级政权和管理的行为符合最高统治者和中央政权的意志外，还极易于使得各级政权和官吏为主动迎合或者被迫屈从于最高统治者和中央政权的意志而违背客观实际和自身的职责。当秦王朝严酷的统治和繁重的劳役聚集了大量社会矛盾的时候，地方政权和官吏因为害怕上级追究自身的责任而刻意隐瞒了真实情况，使得中央政权未能及早发现问题；当反抗秦王朝统治的风潮已经在各地出现的时候，各级地方政权和官吏不得不上报真实情况时却遭到中央政权和最高统治者的压制，在他们的授意下被迫将有组织的反抗活动报为个别盗贼打劫，将局势已经失控报为已经平息，使得秦王朝失去了最后挽救自身命运的机会；当丞相赵高公然在朝廷上指鹿为马却得到多数大臣附和的时候，中央集权制的这种弊端在它诞生之初就已经表露无遗了。而秦王朝的统治者并未认识到这种弊端的存在，当然也就谈不上采取措施消除其不良影响了。对于任何一个政权来说，不了解其各个方面的真实情况都是极度危险的，仅凭这一点就会导致其最终灭亡。

最后，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尽管当时生产力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仍然不足以确保中央集权体制的有效运行。这里仅以情况的上报和政令的传达为例，尽管秦王朝为了确保政令的畅通修建了大规模的驰道，这些驰道也确实大大加快了政令传递的速度。但是一个上报的奏章在经过辗转传递到中央政权，再由中央政权将指令下达给地方政权仍然需要较长的时间，大部分问题解决的时机都会因此而错过。不仅仅是秦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情况的及时上报和政令的迅速传递都是困扰统治者的一个难题。在这种条件下，一方面，赋予地方政权以适当的自主权是必要的，坚持事无巨细都由中央政权决定只能带来越来越多的问题，积累越来越多的矛盾；另一方面，地方政权如果拥有了过大的自主权，同样会威胁到中央政权的稳固。

在中国的历史上，按照各个时期统治集团的执政特点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分封制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也就是夏商周三朝。在这一时期，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地区所走过的是一条大致相同或者说具有明显共性的发展道路。不过，自秦朝以后，中国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以中央集权制为核心统治制度的发展道路。从秦统一六国到唐末，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和巩固阶段。

3、西汉

在秦王朝的统治结束之后，西汉成为第二个中央集权制王朝，他成功地解决了导致秦王朝覆灭的一系列问题，真正结束了分封制的历史，成功地建立起了稳固的中央集权制政权。

然而，在秦朝末年分崩离析的形势下，西汉的创立者刘邦却并未能在一开始就显示出他具有一统天下的能力和趋势。在当时，最具王者相的无疑是西楚霸王——项羽。从军事实力上看，项羽拥有者占据绝对优势的武装力量，刘邦的军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与之相比。从政治出身上看，项羽是世族子弟而刘邦则出身平民，两者相比项羽无疑拥有强大的多的政治基础。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大小小王朝之中，其创立者只有西汉的刘邦和明朝的朱元璋出身平民。从人格魅力上看，项羽无论从哪个方面都称得上是英雄豪杰，而刘邦只不过是个市井无赖，两者的差距十分明显。

令人不解的是，这所有的优势却都未能帮助项羽在这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斗争中获胜，最后的胜利者竟然是不被看好的刘邦。这里面当然不能排除种种偶然因素，例如刘邦一次又一次的死里逃生等等。但是，偶然因素之外的必然因素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关于这方面，刘邦本人已经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两个字——人才。答案看似简单，其内涵却值得深思。前面已经说过，要是仅就个人素质而言，项羽和刘邦相比，显然前者更应称得上人才。然而，项羽的才能却产生了两方面的消极作用，一方面，他的才能使得他拥有了排斥其他人才的理由，不需要其他的人才，仅凭西楚霸王的一人之力便可以平定天下。这一点，项羽或许做到了，可也就是这一点，使得大批怀才不遇之士离他而去，成为刘邦的下属，反过来对抗他，例如韩信、陈平等等。不但排斥人才，还使得被排斥的人才加入敌人的阵营，项羽这个人才的作用可真是发挥到了极致。另一方面，他的才能也助长了下属的依赖心理，为下属的消极被动提供了最好的理由。这样一来，胜利之时自然手下一呼百应，失败之时手下却一筹莫展，以致一蹶不振，百战百胜的项王居然经受不住一次失败的打击，真可谓一败涂地。反观刘邦，本人也许没有出众的才能，但却有着驾驭和使用人才的能力，总是在危难时刻和关键之际凭借手下人才的谋略与武力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这对于任何时代、任何条件下的统治者都是一个重要的启示：以自身的才能压制下属的才能，不能有效地驾驭和使用人才发挥其特长的统治者，无论其自身的才能多么突出，都注定会成为失败者。

尽管仅凭这一点，楚汉之争的胜负已经决定，但是，真正决定胜负的却又不仅仅是这一点。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项羽在取得胜利之后，在中央集权制和分封制两者之间选择了后者。导致他作出这一选择的原因的或许是对故土的思念，或许是作为贵族对分封制的留恋。但无论怎样，他的这一选择在客观上造成了这样一种结果：在胜利唾手可得之际放弃了一统天下的机会，使天下重新又回到了分崩离析的状态。也许项羽认为仅凭自己的威名，就足以使各路诸侯臣服，然而在分封之后不久，天下就又起战端，项羽不得不再次诉诸武力以平定天下，不过这时他已经失去了最佳机遇。事态往后的发展再不是他能够左右的了。可悲的是直到最后，项羽也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会失败，或者说不肯承认是自己的错误导致了失败。

作为获胜一方的西汉王朝，其发展过程也远非一帆风顺。历经战乱的经济和社会、北方重新崛起的游牧民族、心怀异志的各路诸侯甚至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都可能导致其走上秦王朝或是其他王朝的覆辙。在这方面，西汉王朝总的来说是做得比较成功的。

西汉王朝在巩固其统治的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巩固中央集权制。在与项羽争夺天下的过程中，尽管不情愿，但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改变与项羽的力量对比，刘邦还是分封了大量的异姓诸侯。在这方面，刘邦比项羽高明之处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意识到这些诸侯是对中央权力的重大威胁，因而在大局甫定之际就立刻展开了削夺异姓诸侯权力的行动。行动的第一个对象就是军功最大、握有重兵、实力也最强的韩信。首先迅速夺取了韩信的兵权，将其由齐王改封为楚王，调离其原来的势力范围。而后刘邦又出游云梦，乘韩信前来拜谒之机将其捉拿回京，赦免后改封为淮阴侯并将其羁留在长安。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韩信由于猝不及防，没有作出有效的反应，刘邦巩固自身权力的目的得以顺利实现，为其进一步削夺各异姓诸侯的权力争取了时间。另一方面是刘邦意识到削夺异姓诸侯权力的行动不能操之过急，因而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冷水煮青蛙、小步渐进、各个击破的办法。刘邦几乎将登基后的全部时间都用在做这件事情上，直到去世前还带病出征英布，平定了威胁西汉王朝的最后一个异姓诸侯，从而为其后的继任者实施有效统治奠定了基础。

但是，中央集权与分封制的冲突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为巩固自身权力，刘邦在削夺异姓诸侯权力的同时大量分封了同姓子弟为王。不可否认的是，刘邦的这一举措对于汉王朝度过其创立之初的权力交接的危机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正是刘姓诸侯的存在使得汉王朝解决了平定诸吕后随之而来的继承人问题，代王刘恒被拥立为帝，刘氏家族的统治得以延续。其后，同姓诸侯在牵制位高权重的汉高祖旧将方面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汉王朝解决了这些困扰自身的种种问题，进入稳定发展阶段的时候，同姓诸侯各自为政、拥兵自重的种种表现却不断地证明，同姓诸侯同样会威胁到中央政权的政令统一和畅通，进而威胁到汉王朝的统治。对此，汉文帝采取了妥协怀柔的策略，汉景帝着手削除藩国的权力，却因为操之过急引发了七国之乱，叛乱虽然最终平定，诸侯分治的政治格局却未得到根本转变。直到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藩国的力量和影响才得以被巧妙地削弱，加之大一统思想的确立，中央集权制在和分封制的较量中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西汉王朝在巩固其统治的过程中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巩固和发展经济。西汉建立之初，经济和社会由于长期战乱而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成为威胁西汉统治的又一个严峻考验。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成为西汉初期历代统治者的一致选择。这一政策的从实际效果上得到了后来的一致肯定，但其所包含的内容和产生的影响却又绝非如此简单。首先，严酷的经济环境使得西汉王朝给予了经济问题以前所未有的重视，在此之前的历代王朝从未给予经济以如此关注。其次，西汉初期的统治者从秦王朝的失败当中认识到了经济问题的复杂性，采取了给予经济活动以发展空间的放任态度。再次，西汉初期的经济政策具有很强的延续性，没有因统治者的更替而改变，这也是经济政策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最后，我们也应当看到，这一政策并非完美无缺，也不是统治者的睿智使然，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一政策是一种被动的、无奈的选择。然而，这样的政策毕竟获得了成功的客观效果，因战乱而受到破坏的经济也得到了有效的恢复。

西汉王朝在巩固其统治的过程中遇到的第三个问题是北方游牧民族问题，说具体一点儿，也就是匈奴问题。客观地说，匈奴族并不以消灭西汉王朝为自己的目标，匈奴和西汉的冲突可以看作是游牧和农耕两种不同农业生产方式之间的冲突。但是，西汉王朝仍然视匈奴的侵扰和掠夺为危及自身生存的重大威胁试图予以消除。在立国之初，刘邦曾试图使用武力来打击频繁滋扰的匈奴，但是在遭到平城之败后，意识到匈奴不是短期内可以消灭的以后，将主要精力放到了消除异姓诸侯王的势力以巩固西汉政权上，对匈奴转而采取怀柔的和亲政策。这一政策为后来的文帝和景帝所沿袭，成为确保经济得以恢复的重要因素之一，正是在这一政策下，西汉王朝的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国力得到了显著的增强。到了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已经十分强大，内部也基本安定，统治者的主要精力开始转移到开疆拓土上来。这种情况下，匈奴的存在不仅威胁着西汉的边疆安定，同时，作为其传统势力范围的西域各国也成为西汉的重要目标，西汉与匈奴的大规模战争在所难免。多年战争的结果是：西汉在付出巨大的经济和人力物力代价之后，削弱了匈奴的实力和在西域的影响力，历史上第一次代替匈奴确立了在西域的统治地位。然而其以前积累的巨大财富也消耗殆尽，况且匈奴只是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遏制，并未真正退出历史的舞台。其中的得失从不同的角度看会有不同的结论，总的来说可以概括为三句话：成果颇丰、代价巨大、效率低下。此后，匈奴内部发生分裂，自身实力受到极大削弱，与西汉的关系渐趋缓和。

从以上几个方面看，西汉王朝在巩固中央集权制方面所作的努力基本上是成功的，他在做出了很大程度的妥协并且承袭了秦王朝的统治制度的情况下避免了重蹈前朝的覆辙。西汉的成功为以后的各代王朝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其后的历代王朝在建立之初为巩固政权，大都采用了与西汉类似的政策和措施并且都取得了成功。

但是，在成功地解决上面几个威胁自身统治的问题后，西汉王朝却遇到了一个以往的王朝从未遇到过的问题，那就是外戚专权的问题。最终，正是这个问题使得西汉王朝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其实，外戚问题在西汉建立之时就已经初露端倪，汉高祖及汉惠帝之后，吕后称制，极力培植吕氏家族势力，削弱刘氏集团，希望取刘氏而代之。后虽因触动了汉初功臣集团的利益，在一场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失势而未能如愿，但也几乎动摇了西汉王朝的根基。从此以后，尽管西汉王朝的统治者在大多数时期对外戚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但最终也未能摆脱外戚问题的困扰。更有意思的是，真正取代西汉的外戚王莽正是在西汉历经几朝外戚专权，对外戚保持着高度戒心的时候登上历史舞台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曾经因为外戚身份而受到排斥和压制。但最终，王莽利用了有利的政治形势和自身苦心经营、刻意伪装而取得政治势力掌握了实际统治权并最终取西汉而代之。

客观上说，一方面，所谓的王莽篡汉由于实现了权力的平滑过渡，政治体制和格局都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因而称不上是完全意义上的改朝换代；另一方面，王莽的成功夺权也不应完全归因于外戚问题，刘氏集团统治能力的丧失才是根本原因。王莽登上权力顶峰后，并没有遭到刘氏集团的全面反对，经济和社会并未受到严重的破坏，中央政权的财力十分雄厚，其统治基础应当算是很扎实的。但就是这样一个不错的基础，却在王莽执政后短短的十几年里迅速走向了崩溃。

关于王莽失败的原因，历史的记载似乎已经给出了完整的答案。总的来说，王莽管理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的能力显然远远赶不上他争夺相应权力时所表现出来的技巧和水平。一个精通权谋的政治家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一个优秀的管理者，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不过真正达到王莽这样高度的却不多。作为一个统治者的王莽，在管理国家方面几乎犯了一个统治者可能犯的所有错误。当然，王莽的统治也并非一无是处，比如他设立五均司市，利用国家资金贱卖贵卖、平抑物价，就可以说是利用经济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调控市场的一个有益的尝试；再比如说他设立钱府官，向生活困难、缺乏生产资金的百姓赊贷资金，也不失为政府调控社会分配的一种途径。

但是，作为一个统治者，王莽比比皆是的失误的确比他不多的亮点更能够给人以警示和借鉴。从大的方面说，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令繁复、琐碎、出尔反尔、前后不一。不可否认的是，王莽自视颇高，并且很想在登上帝位后作为一番，再者，他也想显示自己的统治超出于西汉之处。正是在这两种思想的驱使下，他刚一登基就开始下达一系列的有别于前朝的政令，全面地修改前朝的政治制度。同样为了显示自己的高明，他的政令极其细致和繁杂，可以说对细节的注重达到了极点，甚至于经常为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小纰漏就对政令和法律作大规模的修改。然而，正是这种对细节的注重使他的政令失去了可行性，同时也使得政令之间、法律之间相互冲突，让人无所适从。在他统治期间，政令繁杂到一道政令尚未送达，另一道相关的修改政令已经在传递途中了，就一件事情发布的政令往往要经过三番五次的修改，令下级无所适从，而最后却不了了之；法律复杂到平民百姓举手投足之间就会触犯到，并且为此而接受惩罚和制裁。王莽还频繁地变更官制、官名、地名，有的甚至在短期内变换五、六次，以至于到了向地方下达政令的时候谁也不知道那个地方该叫做什么名字。王莽的智慧并不差，不可谓不廉政，也相当勤政，经常通宵达旦地批阅奏折。但是，他的这种勤政到头来只是为自己统治的国家制造了无穷无尽的混乱。

其次，好大喜功、文过饰非、慕虚名、爱作秀。王莽对于功业和名望的渴求和珍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为了建功立业，他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挑动本来已经相对和睦的与匈奴的关系，发动毫无疑义的战争以建立开疆拓土的功业。为此耗尽了国家的财力，将原来富饶安定的边疆变成了一片荒凉不毛之地。在追逐功业和名望的时候，王莽还十分热衷于采用作秀的方式，比如说，用贿赂来诱使少数民族向他表示虚假的臣服，通过举行各种各样的告祭、拜祭仪式和百官、百姓的拥戴活动来显示自己的功绩和地位。为此，他不惜编制虚假的地方奏章来达到目的。甚至当所有人都已经看清并且厌倦了他的这些举动，当自己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的时候，他依然无法改变这种自欺欺人的做秀行为。可以想见，在这样的统治者手下，各级官员会有怎样的选择和行为，他的统治又会有怎样的结果。

最后，不合时宜的行为葬送了自己的统治基础。在西汉末期，土地兼并这个困扰了绝大多数封建王朝的问题开始表现出来。统治者在初次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犯错误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王莽所犯的错误却是十分荒唐的。也许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复古思想，王莽对于这个问题格外敏感，他刚一登基就颁布了禁止土地和奴婢买卖的法令。由于这个法令违背经济规律、违背地主阶级利益、甚至违背普通百姓的利益，也就是违背了所有人的利益，因而不仅得不到有效地执行，反而使得王莽在这个最为重要的问题上丧失了所有人的支持，极大地动摇了他的统治基础。尽管在后期王莽被迫取消了这一法令，但已经丧失的统治基础这时已经无法挽回了。再有，王莽在登基之初取消了各级官员的俸禄，而在此后议定俸禄额度的时候又由于他的政令繁杂琐碎造成了事情久拖不决。（在历史上，官员没有俸禄的时期只有两个，一个是王莽的新，一个是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前期。）这样一来，所有的官员养家糊口的唯一选择就只能是贪污受贿。对于王莽的政权来说，其结果就是国家财富被不断侵吞，官场和社会风气不断败坏，而他作为最高统治者也招致了所有统治工具也就是全体官吏的不满。这样，他既失去了自己的政治基础又削弱了自己的政治工具，一旦这种局面形成，众叛亲离的结果就不可避免了。

4、东汉

在中国历史上，灭亡而后重新复兴的王朝一共有四个：西周和东周、西汉和东汉、西晋和东晋、北宋和南宋。将这四个王朝的复兴过程进行比较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这其中，东汉的光武中兴显得比较另类。同其他三个王朝相比，一则前朝覆灭的原因不同，其他王朝的覆灭的直接原因都是由外族的入侵所导致的，经历了一定规模的战争；唯独西汉时被外戚建立的王朝所和平取代的。二则建立的过程不同，其他新一代王朝的建立都是由原有政权的残余部分完成的，建立的过程是和平的，而且在各个方面和前朝存在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唯独东汉王朝是全新组建的，在建立的过程中经历了多次大规模的战争，从继承性上来说和其他三个王朝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已经很难说得上是对前朝的直接继承了。

在东汉王朝的建立方面，有两个方面是值得着重分析的。

首先，从继承性上看，东汉王朝对西汉王朝的继承绝不仅仅体现在刘氏血统上。同绝大多数王朝不同，西汉王朝灭亡时，经济和社会仍处于稳定和繁荣状态，再加之王莽的混乱统治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使得人们更加怀念西汉王朝清静无为的统治，肯定那种统治方式，因而愿意支持作为西汉王朝继承者的刘氏政权。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为东汉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稳定的社会基础，使得东汉王朝的建立和巩固同西汉王朝相比得到了更多的支持、遇到了更少的阻碍。这才是东汉王朝从西汉王朝所继承的最有价值的财富。

其次，从非继承性上看，对于西汉王朝来说，东汉王朝虽然从他那里继承了很多东西，但这种继承却并非是直接继承。一方面，东汉的政权机构是全新组建的，被王莽直接继承的西汉政权机构并没有直接转移到刘秀的手中。另一方面，东汉政权对西汉政权的继承并非是顺理成章的和平过渡，而是经过了激烈的战争从众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的。这使得王朝建立的过程更为艰难，也因此而具有了更为稳固的统治基础。

正是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使得东汉王朝成为历史上的中兴王朝之中最有作为的一个，而其政治方面主要的作为就集中体现在开疆拓土方面。

首先，东汉王朝利用匈奴分裂的契机，运用安抚和征讨两种不同手段，成功地消灭了北匈奴，并使南匈奴彻底地依附于东汉。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吸取了西汉王朝与匈奴长期相处的经验和教训，东汉王朝在处理匈奴问题上表现出了成熟的政治手段和谋略。在此以后，无论东汉王朝动荡和衰弱到何种程度，都再没有受到来自匈奴的威胁。

其次，东汉王朝第一次在西域建立了有效的管理，将西域纳入了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西域原属匈奴的势力范围，东汉派遣班超出使西域的最初目的仅仅是要联合西域各国削弱匈奴的势力，但班超的作为远远超出了东汉统治者的预期。他不仅使传统上依附于匈奴的西域各国转而依附于东汉，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对西域各国统治者更替的决定权，从而在名义上和事实上都建立了东汉对西域的有效管理。这种管理虽然由于班超的继任者在政策上的把握失当而受到很大削弱，但中央政权对西域的影响却从此建立并经常发挥重要的作用。

相比于政治方面的作为，东汉王朝在经济上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绩。其中唯一可以说得上成功的就是暂时缓解了土地兼并问题对经济和社会的压力。对于进行土地兼并的主导方面，东汉王朝仅仅采取了有限的限制措施；对于在土地兼并过程中失去土地的一方，东汉王朝采取了移民措施对其带来的压力加以缓解。这些措施仅仅是延缓了经济和社会矛盾的积累和爆发，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土地兼并以及由此产生的大量贫困人口成为后来导致东汉灭亡的重要原因。

导致东汉灭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产生于统治集团内部。鉴于西汉灭亡的教训，东汉王朝在建立之初对外戚参政进行了极为严格的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发挥作用的一个必要条件是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最高统治者，一旦这个最高统治者的统治能力弱化了，这种限制也就形同虚设了。到了东汉中期，这样的局面出现了，外戚重又掌握了管理国家的大权，东汉的统治面临巨大的危机。在这种威胁面前，决定封建王朝命运的另一股势力——宦官发挥了重要作用。借助宦官，东汉消除了外戚的威胁，但却造就了另一股政治势力，导致了另一个威胁，这就是宦官专权。当时的统治者或许认为宦官无法实现权力的延续传递因而不可能对中央政权构成长期的实际威胁，因而放心地将权力交给他们，以此来实现对外戚和重臣的制约。但是，当宦官成为一个势力集团后，这种权力的传递就成为了可能，加之宦官虽然没有直系儿女却同样拥有家族势力，同样拥有对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巨大需求。在最高统治者的纵容下，宦官作为一个政治集团，其权力越来越大。事实上，无论外戚还是宦官，都没有合理地管理国家事务的稳定的能力，也没有维系现行统治的强烈愿望，他们所看重和追求的要么是最终取现行统治者而代之，要么是短期的个人经济利益。因而，任何一个王朝也不可能依靠这些势力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到了东汉后期，宦官专权已经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党锢之祸”的出现正说明了宦官作为一个政治集团，已经取得了对国家事务的绝对主导权，同时招致了社会的普遍反对，而正常管理国家的各级行政机构已经无法有效行使权力了。

在东汉后期，还有一个对政权巩固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个因素就是宗教。宗教在中国登上历史舞台正是东汉王朝由土地兼并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和经济矛盾相当突出的时期，正是这样一种经济和社会矛盾在人们心中造成的影响为宗教的迅速传播创造了机遇和条件。佛教传入中国是在这个时期，道教的创立和传播也是在这个时期。在宗教思想传播初期，东汉统治者对其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这种放任的态度加上不断恶化的经济和社会形势，使得人们有可能在宗教的旗号下聚集起大量的信徒，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黄巾起义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和条件下爆发的。

黄巾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一方面，经济和社会依然处于混乱状态；另一方面，地方势力借镇压黄巾军而获得了军政大权。两方面原因共同作用，使得东汉中央政权的统治能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加之这时宦官与外戚的权力之争重新爆发，在斗争中双方两败俱伤，为地方势力登上政治舞台创造了条件。东汉中央政权已经在事实上丧失了统治权，它的最终覆灭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三、中国历史上的王朝（三）

两汉之后，中国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次进入了长期的分裂状态，究其原因，封建社会的两种主要生产方式——农耕和游牧以及建立在这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之间的冲突是一个直接的原因；同时，中央集权制在其初创时期未能很好解决而积累下来的种种矛盾则是更为根本的原因。在这一阶段，中央集权制的发展遇到了重大的阻碍。

5、魏晋

从魏晋两朝开始，中国继春秋战国之后重新进入了长期的分裂和动荡之中。在这一时期，政权的获取和巩固成为主要任务，政治谋略和军事斗争成为决定政权的获取和巩固的主导因素，而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能力只有在战争的间隙才会发挥作用，因而在确保执政的综合要素中退居到了次要地位。

在这一时期，所有登上历史舞台的政治势力在政权的获得方面都有特定的条件支持和成功经验，而在政权的巩固方面也都有特定的条件限制和失败教训。沿着历史的脉络分析，这一时期主要有以下几个值得关注的方面。

第一，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与东汉的灭亡。

东汉末期与魏晋初期的这段时期通常被人们称之为三国时期，这也是现代人们最为熟悉的一段历史，而期间各政治势力的兴亡成败与执政经验也被人们反复论及而无须赘述，这里要提及的一个关节点是在三国形成过程中的一番政治运筹。事实上，三国鼎立的政治局面在刘备入主西川后就已经基本形成，但三国的正式建立却远在此之后，而这一结果是当时政治形势和各方的政治策略所决定的。

在当时，一个比较微妙的因素就是在曹操实际控制下的名存实亡的东汉政权，这个政权尽管已经奄奄一息，但却仍然有着相当一批政治和经济上的受益者，因而意图复兴至少是维护这一政权存在的势力仍有一定影响。这种影响尽管难以起到决定作用，但在那段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也曾不止一次地表现出来，正是这种影响引发的两个方面的政治考虑使得三国政权的建立相比他们实际权力的取得大大延后了。

一方面，从称帝建国所需要付出的政治成本来看，三国之中无论是谁率先称帝都会被看作是对东汉政权的背弃因而会丧失一定的政治支持、付出一定的政治代价。其中，东吴政权由于和东汉的联系最少，因而需要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小；西蜀政权由于以刘备的皇族血统和匡扶汉室的政治旗号作为号召，因而其称帝的政治成本就要比东吴大得多；而曹操实际掌握着东汉政权，这样他要取而代之就必须承担直接消灭东汉政权的政治责任，因而他称帝的政治成本最为高昂。

另一方面，从维持东汉政权名义上存在的政治利益上看，对东吴来说，这样的政治格局可以说是有害无益，不仅得不到任何好处，反而会在政治上受到一定的牵制；对西蜀来说，这样的政治格局可以说是利弊各半，东汉政权的存在既是对其合理性的肯定，又限制了其在政治上的作为空间；对于曹操来说，这样的政治格局可以说明显利大于弊，东汉政权名以上的存在和他对政权的实际掌握使得他可以利用这一形势对其他地方政权进行种种牵制以获得自身利益。

这两个方面的分析决定了三方对待称帝建国这一问题的态度，实际的发展次序也体现了这一情况。东吴的孙权在称帝之前最后进行了一次试图完全摆脱道义责任的尝试，他上书劝说曹操称帝，在被曹操看破企图加以拒绝后，立刻迈出了称帝建国的最后一步。在这种形势下，东汉政权彻底失去了利用价值，终于被曹魏所取代，随后，西蜀建国。

第二，西晋取代魏与三国鼎立局面的结束。

短暂的三国鼎立局面很快走到了尽头，关于三国灭亡的原因可以用同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人才。东吴和西蜀大致采取了基本相同的人才政策，那就是对人才的限制与压制。正是人才特别是军事人才的匮乏和受到压制，才使得两国分别在魏和西晋的军事打击下迅速崩溃和灭亡。而曹魏虽然与此相反，涌现出了一批人才并以此在入川灭蜀的战争中获胜，但却仍然未能摆脱被取代的命运，其核心因素也是人才。正是由于司马氏家族三代人才辈出，并且利用三国割据的局面所造成的对曹魏政权的压力发挥政治和军事才能掌握了政治和军事主导权，使得曹魏政权对其失去了控制力，才导致了曹魏政权最终被西晋所取代。此后的历代政权都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才政策间来回摇摆，从未找到导致问题产生的真正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有效措施。

第三，西晋的内部斗争与衰落。

和其他任何一个王朝相同，西晋在建立之初也面临着中央政权巩固的问题，正是由于在这个问题上的处置失当，导致了西晋的迅速衰落。在这方面，西晋的主要失误有三个，第一是未能吸取两汉处理同姓诸侯问题上的教训，采取有效措施对同姓诸侯进行有效的削弱，导致其拥兵自重，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第二是未能吸取两汉在处理外戚问题上的教训，采取有效措施对皇后和外戚当政进行有效的防范，导致政局混乱；第三是在政权巩固的关键时期选择了一个暗弱愚昧的继承者，无法有效处理上述种种复杂混乱的局面。正是这三个失误的叠加和相互作用，导致西晋早早陷入了司马家族的内部斗争之中，连绵不断的争斗使得自东汉末年以来尚未充分恢复的经济和社会再遭沉重打击。西晋就这样迅速衰落，为游牧民族势力的介入创造了条件。

第四，游牧民族的群雄并起与混战。

匈奴势力的削弱和部族南迁使得西部和北方传统的游牧地区出现了巨大的真空，加之后来的汉族政权忙于内部之间的战争，无暇他顾，这就使得其他游牧民族如鲜卑族、羯族、氐族、羌族等迅速发展起来，填补了这个真空。正当西晋在内部斗争中日渐衰落之际，自匈奴刘渊开始，相继进入中原地区——中国自古以来的经济政治中心，这是历史上游牧民族第一次大规模地进入汉族聚居地。

同以步兵为主要作战兵种的两晋相比，以骑兵为主的游牧民族由于机动性强、冲击力大在军事上取得了巨大的优势。但是，游牧民族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在政治上缺乏统治和管理农耕社会的经验。军事上的优势和政治上的弱点共同决定了他们所建立政权的不稳定性。因此，这一时期就成为中国历史上战争最频繁、政局最动荡的阶段。其间，前秦的苻坚曾短暂地统一了北部、西部和中原地区，但遗憾的是，他未能静下心来将主要精力用于巩固政权、稳定通过战争夺得的地区，反而急于进攻东晋，试图一举统一全国。在淝水之战中，苻坚战败，前秦也迅速分裂，中原地区又陷入了混乱之中。

第五，东晋的建立与中国经济中心的第一次南移。

西晋灭亡后，司马睿又在江南建立了东晋政权。这一政权能够被人们所接受，也是当时特殊的形势所决定的。其核心是由于北方士族为躲避战乱而大规模南迁，进入了南方士族的势力范围，两方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和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拥戴与西晋具有直接继承性的司马氏家族成为北方士族维护自身利益的最为有利的政治选择。而对于南方士族来说，由于面临着游牧民族南下的威胁，也不得不与北方士族联合起来，以抵御共同的威胁。正是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才使得东晋政权为人们所接受，也正是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决定了东晋政权是一个弱势政权而非强势政权。

在当时，由于北方持续战乱，大规模南迁的不仅有豪门士族，其他的社会阶层中同样有大批人口为了躲避战乱选择了南迁，这样就推动了南方经济的加速发展，加之北方原有的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在游牧民族的侵袭下遭到严重破坏，两者一消一长，中国的经济中心开始由北方向南方迁移。

6、南北朝

东晋末年，刘裕趁北方各族在长期战争中相互削弱之机，率兵北伐，连续攻克洛阳和长安，攻取了大部分北方土地，大有一统天下，结束分裂和战乱之势。但是，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这次北伐最终却成为一次虎头蛇尾的行动。

首先，当时的北方历经战乱和政权更迭，已成胡汉杂居的状态，民族矛盾十分突出，加之坞堡遍地，地方武装势力众多，统治难度相当大。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维持有效统治，就必须长期驻留，而刘裕既要控制已经攻取的土地，又要控制东晋政权，还要与其他游牧民族政权作战，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将东晋的都城从建康迁移到北方。但是迁都洛阳的想法从一开始就遭到反对，结果不了了之。

其次，在北伐取得胜利的前提下，刘裕将关注的焦点由平定北方转移到了夺取东晋政权上来。加之在外连续作战，军队处于疲惫状态，来自南方的将士思乡情切，且后勤补给难以有效保障，在这种形势下，刘裕选择了南归。

再次，自东晋建立以来，所谓的北人和南人之间的矛盾就一直存在，当外部威胁由于北伐的原因减弱之后，这种矛盾所引发的冲突和猜忌越来越多地表现了出来。刘裕南归时对于北方的驻军安排采取的办法是，既任用北人将领以稳定军心和民心，又任用南人以期牵制北人将领的不臣之举。但这种貌似两全的做法却引发了更大的矛盾，在外敌当前之际，东晋的留驻部队间爆发冲突，北人将领被杀，直接导致军心民心的丧失，各地相继叛离东晋投向其他政权，刘裕北伐所取得的成果顷刻间土崩瓦解、付之东流。

其后，刘裕北伐的成果为北魏所利用，以此为基础，又经过连年征战，北魏统一了北方。而在南方，刘裕仿效西晋对曹魏的做法，逼迫晋恭帝禅位，自己登上帝位，定国号为宋。历史由此进入了南北对峙的南北朝时期。

这一时期，由于国家处于分裂状态，战争成为决定政权兴亡的主导因素。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了期间各朝对武将的过度依赖。再加之各政权统治者鉴于西晋灭亡的教训，对同姓王以及外戚多加限制和排斥，造成了一大批手握大权和重兵、且难以对其进行有效制衡的武将。而这些武将实力壮大后的共同选择就是取代前朝而自立为帝，其手段又无一例外地选择了与刘裕相同的做法。从南朝的宋、齐、梁、陈到北朝的北齐、北周无不是在这种基础上，采取相同的形式取代前朝建立了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个政权很容易，但是要巩固这个政权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除北魏以外所有的政权无不是随着其建立者的去世而迅速衰落，最终为自身政权的军事上的骨干力量所取代。

这样一种政治格局决定了南北朝时期维系政权的有效统治和存在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各个政权在这方面所采取的统治措施都难以收到持久的效果，即使是这一时期最为有名的北魏孝文帝改革也不例外。

孝文帝的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其一为以均田制为主的土地制度改革。它有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它是作为游牧民族的统治者自主自愿地选择由游牧生产方式向农耕生产方式过渡，对于强化国家经济基础和增加社会财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二，它在巧妙地照顾了地主阶层和失地农民双方的利益的同时对主要的社会资源——土地进行了有效的分配。

其二是以俸禄制和依托均田制的三长制为主的政治改革。由于北魏政权脱胎于鲜卑游牧部落，其各级官吏在孝文帝之前是没有俸禄的，官吏维持自身生存的唯一选择就是贪污受贿，这就造成了贪污受贿公开化的局面。而俸禄制的实行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状况，规范和强化了对各级官吏的管理。在基层政权的建设上，北魏在孝文帝时期建立了以均田制为依托的三长制，而三长制又反过来维护了均田制，使得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形成相互协调和支持的局面，确保了两项制度的稳定推行。

其三是以民族融合为主的文化改革。孝文帝将都城从塞上的平城迁到中原的洛阳，又推行了着汉服、说汉话、改汉姓以及与汉族通婚等一系列促进民族融和的政策。自愿放弃游牧民族的传统，接受汉民族的先进文化，这在视民族文化为至宝的古人和今人眼里几乎是一个无法理解的选择。

北魏孝文帝改革不仅在当时称得上是创举，即使是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算得上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特异事件。首先，孝文帝改革是一个综合性的改革，它几乎涵盖了经济、政治和文化各个方面，既有对沿袭已久的统治弊端的改变，又有着眼于长远发展所进行的统治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调整，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次，孝文帝改革是一次极具效率的改革，它以简单的方法解决了复杂的问题，在短时期内改变了北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传统。再次，这是一次游牧民族主动改变自身的生活方式和统治制度以适应强化统治要求的改革，孝文帝在这一改革中所表现出来的眼界和胸怀在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中是极其罕见的。最后，这是一次由最高统治者亲自推动的以严刑峻法为保障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北魏统治的残酷程度丝毫不逊色于秦王朝。正是这种独裁的特点使得孝文帝的改革跨越了其他时代和其他政权所无法跨越的障碍。

不过，这一改革并非完美无缺，也有其致命的弱点，孝文帝在全面接纳汉民族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同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系列政治制度的弊端或者至少是没有来得及采取措施克服这些弊端。自从汉末以来，大臣专权进而逼迫帝王退位，自己取而代之的历史一再重演。而游牧民族政权由于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得以避免这一情况出现在自己身上。但是，当游牧民族政权适应长治久安的需要，将统治方式由武治转为文治之后，这一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最终，北魏因此而分裂，分裂后的东魏和西魏也因此而灭亡。

南北朝时期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关系到政权的焦点就是宗教问题。这一时期的统治者对待宗教的态度出现了两种重要的变化：第一种是一部分统治者和王公贵族对宗教的信仰和痴迷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这部分人当中以梁武帝萧衍的表现最为极端。第二种是将宗教与皇权结合起来，通过宗教来强化自身统治地位的合理性。这一方面以北魏为代表。在北魏建国后不久，他的统治者就将在中国最为传统、也是当时最有影响的道教作为国教，不仅设立了皇家专用的道坛，还将新皇帝登基，亲登道坛接受符箓作为必经仪式，以显示皇权受命于天，宗教自此成为了统治者进行思想统治的工具，各种教派之间的冲突由此也成为了政治斗争的一种表现。北魏的两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和北齐在取代东魏前后对道教的打击十分明确地反映出了政治和宗教的关系。自北魏以后，所有重要王朝都无一例外地沿袭了北魏的做法，这一现象也说明了宗教对于加强统治的作用。宗教既然是一种被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所接受的信仰，作为统治者就应当对其加以利用，使之成为巩固统治的工具。如果统治者不能对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加以适应和利用，它就会被其他人利用而成为反对统治者的思想工具。

四、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四）

自东汉末年开始的大动荡、大分裂时期，其间经历了西晋的短暂统一，再经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两个大的阶段，直至杨坚建立的隋朝才在真正意义上结束了分裂局面，重新实现了统一，其间的时间跨度长达四百余年。在这期间频繁更迭的各个政权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执政智慧，倒是不断在重复着前人错误和失败。中国封建王朝的发展历史上最辉煌、也最为人称道的时代恰恰就在这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到来了。

7、隋

隋朝实现统一的原因和过程几乎可以看作是西晋统一过程的翻版，而隋朝短暂的统一、对后世具有重要影响的作为和迅速的灭亡又仿佛是秦王朝历史的重演。

南北朝末期再次出现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在北方，北齐和北周东西对峙，南方有南朝的最后一个王朝——陈。北周由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举措，实力不断壮大，而陈和北齐却由于其统治者的混乱统治而一直无所作为、日渐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北周率先向北齐发难，经过一系列战争，消灭了北齐，在北方实现了统一。这时统治北周的宇文氏家族势力强大，颇有一统天下的趋势，但是却由于在选择继承者方面出了问题，为杨坚取代宇文氏统治创造了条件，杨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不断削弱宇文氏的实力，最后终于取而代之，建立了隋。此后，隋又成功地灭了陈，实现了统一。

统一后的隋承袭了北周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而后又采取了一系列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的举措。这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两个方面：

第一，在官吏选拔上首次实行了科举制，取代了沿袭已久的九品中正制的取士方式。历史上最早提出采取考试方法选拔官吏的思想是在公元237年（魏景初元年），当时，魏明帝曹睿对汉初以来沿袭的以名望论优劣的举荐制的选拔方式颇有微词，吏部尚书卢毓于是提出采用考课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在魏明帝的授意下，一部《都官考课法》由此制定出来。但是这一方法却因为触及各方利益而久议不决，最终未能得以施行。其后从两晋到南北朝，以门第出身论贵贱的九品中正制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制度虽不断显露出其弊端，但由于符合统治阶层的短期利益一直没有被废除。鉴于长期的历史教训和当时的政治需要，隋首次实行了科举制。同九品中正制和举荐制相比，科举制最为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是以可衡量的才能而不是以门第和名望来选拔官吏，尽管科举制也还存在着种种弊端，尽管科举制也未必能够真正将最优秀的人才选拔出来，但是，这种制度所选拔出来的官吏相比以往的选拔制度所任用的官吏就整体素质而言确有较大优势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自此以后，科举制就成为历代沿袭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成为封建统治的一块重要基石。

第二，在中央政权管理体制上首次确立了三省六部制。这又是提高统治能力的一个创举，他既将宰相的权力一分为三，避免了宰相权力过大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又使分权所带来的管理效率的降低处于一个可接受的程度内。同时，六部的建立使得中央机构的权责划分清晰明确，大大减少了以往的管理体制下政出多门、职责不清的现象。尽管这一体制由于最高统治者的专权而受到很大制约，但仍发挥了较为积极的作用。

统一后的隋另一个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的举措就是开凿了举世闻名的大运河，这条大运河在耗费了巨大人力和物力，并且给隋王朝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压力后，成为了一条重要的经济命脉，对后来相当长时期内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隋王朝自身却几乎没有从它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反而为它付出了沉重的经济和政治代价。

隋统一全国后，经济和社会迅速从长期战乱中恢复过来，出现了高速发展的态势，人口迅速增加，国力也在短时期内达到了以往不曾有过的强盛。要想准确地判定隋的统治前期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十分困难的，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明确一点，那就是隋前期的统治和管理活动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阻碍相对较小，为其提供了较为自由的发展空间。

隋王朝灭亡的原因和秦王朝有既有很大程度的类似，又有微妙的差异。其中至关重要的两点，一是由于在隋统一全国之前，国家经历了长时间的分裂和动荡，这就造成了地方势力的过度发展，地区冲突和民族矛盾呈现既十分复杂又相对紧张的局面，从而给国家实行有效统治带来了困难；二是在这种情况下，隋的统治者没有选择逐步消化内部矛盾、集中精力巩固统一成果的稳健对策，反而依仗国力的强大一方面实行高压统治、滥用民力，一方面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大肆用兵。这就使得隋王朝的内部矛盾空前激化，其统治也遭到了广泛的反对。

一个与秦末极其类似的局面很快出现了，在经历了短暂而激烈的全国范围内的战争后，李唐王朝成为了最终的胜利者。

8、唐与五代十国

在中国历史上，唐王朝一直被作为最为辉煌的一个王朝来看待，但是，在这一王朝建立之初，他却并未表现出与这种辉煌相当的趋势。当时，在其统治范围内，长期分裂的后遗症远未消除，统治集团内部进行着激烈的权力斗争；在外部，自隋朝时期崛起的游牧民族突厥势力十分强大，直接威胁到了唐王朝的生存。直到李世民在权力斗争中赢得胜利，并最终成为最高统治者后，这种局面才出现了转机。借助在建立李唐王朝过程中所形成的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势力及声望，加之广泛吸纳代表各方势力的人才加入其政治阵营，李世民迅速巩固了唐王朝的政权，为唐王朝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暂时解决了内部问题之后，唐王朝立刻又面临着突厥的巨大威胁，这里面首当其冲的就是东突厥。由于军事实力上的差距，唐王朝不得不采取了优容忍让的策略，而游牧民族政权的政治和经济特点决定了东突厥既无意取代中原汉族政权，又希望获得中原农耕生产方式下所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所以此后数年间，东突厥未向唐王朝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但中小规模的侵扰和掠夺却始终没有中断过。在此期间，唐王朝对于东突厥的侵扰采取了外示优容忍让，暗中加紧备战的策略，直至感到条件成熟时，才向东突厥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这时，游牧民族政权在经济上社会财富积累不足、受自然灾害影响大，在政治上稳定性差，内部难于统一的弱点明确地表现了出来。唐王朝军队敏锐地把握住了稍纵即逝的机遇，一系列大胆的冒险行动打乱了对唐王朝认识不足的东突厥政权的军事部署和政治谋略。其结果是唐王朝军队短时间内消灭了东突厥，一举解决了这个唐王朝原本准备花费长时间、大力气加以解决的问题。此后，唐王朝又采取不同策略，成功地解决了与西部和北部游牧民族的关系，将中央政权的统治范围和影响力扩大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使之成为唐王朝强盛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唐王朝的前期，中央政权处理与游牧民族的关系问题的策略和技巧是全部中国历史上最为出色的，产生的效果也是最好的。其主要的成功经验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上安抚分化与军事打击并重的刚柔相济的政策。在处理与游牧民族的关系方面，唐王朝并非一味忍让或单一诉诸武力，而是采取外柔内刚、先礼后兵、明文暗武等一系列策略，利用游牧民族的特定弱点和内部矛盾来逐步强化其对游牧民族的统治。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表面上标榜宽诚无欺，但是只要游牧民族间有矛盾值得利用，或者有机会削弱游牧民族，唐王朝立刻就会将原有的承诺抛到一边，采取毫不留情的手段以强化自己的统治。

第二，有张有弛，因地施治的政治统治策略。在处理与游牧民族的关系方面，唐王朝也并非一味地放纵或对其内部事务全面干涉，而是根据统治需要、统治能力和各民族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例如在处理东突厥这个靠近唐王朝都城长安也是威胁最大的游牧民族政权问题时，唐王朝采取了彻底消灭其政权，建立直接管辖机构，迁移人口以及将其贵族作为人质等一系列最为强硬的对策，其目的就是要彻底消除这一威胁。在对待西域各游牧民族政权时，可推行汉族政治制度的就加以推行，不能推行汉族政治制度的就仅进行名义上的统治。在对待吐蕃这个唐王朝实际统治无法到达的地区时，就采取怀柔和和亲政策。

第三，接纳包容、消溶民族矛盾的统治思想。在历史上，唐王朝第一次提出了“胡汉一家”，对于胡汉交往和通婚给予鼓励，对于不同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给予包容，采取了促进民族交流和融合而不是进行民族隔离的一系列政策。

唐王朝之所以会采取上述政策其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是总结了以往历朝历代处理这一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其二与统治者自身的出身和经历有很大的关系，李唐王朝的统治者在夺取政权以前就长期处在汉族与游牧民族杂居的环境下，并且自身就有游牧民族的血统，对于游牧民族的特点、生活习惯和统治方式都有较为准确的认识，因而采取的措施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行性，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当然，在处理这类复杂问题方面，唐王朝也并非全部是成功的，也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失误，有的甚至对唐王朝的衰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唐王朝在历史上的辉煌不只表现在他有效地拓展了自身的统治范围，还表现在他的政治统治和经济管理达到了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高度。但这种高度却并非是由其自身创造出来的，而是通过对以往各个朝代，特别是北魏、北周和隋的成功做法和体制的继承和发展而实现的。在土地政策上，唐王朝沿袭并发展了北魏以来实行的均田制，在土地分配和管理过程中，充分照顾了从无地农民到封建官吏各方面的利益，使社会各方面都乐于接受和维护其施行的土地制度。在法律制度上，唐王朝吸取了历代王朝特别是隋王朝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既强化了法律的制定，又规范了法律的执行。这两方面的完善对于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在唐王朝统治期间，不仅农业得到了巩固和发展，手工业、商业也有了显著的进步，更重要的是，金融业的雏形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出现，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后世钱庄的前身——柜坊、后世汇票的雏形——飞钱都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尽管史籍对这方面的关注和记载相当稀少，但我们仍可以据此判定，在这一时期，社会财富的积累和经济活动的发展不仅产生了对金融业的需求，甚至以金银等硬通货为主的交易方式也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经济发展这时已经需要一种更加快速、便捷和安全的交易方式了，飞钱就是这种交易方式的载体。唐王朝在经济上的发展确实令人惊叹。

鉴于唐以前历代王朝在军队管理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唐王朝开始在军队的控制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实现既保证军队作战能力又防范军队实力过强而失去控制的目标。在唐王朝的前期，这种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军队既具备较强的作战能力，又处于中央政权的有效控制之下。但是，到唐朝中期，为强化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唐王朝开始设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节度使，使得军队的实力过度膨胀。其结果不仅为导致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的爆发打下了伏笔，而且为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局面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说到唐王朝的政权，就不能不提及其统治集团核心的政治斗争。在中国的历史上，唐王朝既是一个最为强势的政权，又是统治集团核心的政治斗争最为激烈的政权。在这些政治斗争中，我们几乎可以看到封建社会全部的政治手段和权谋，从李世民、武则天一直到李隆基，这三个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当时政治、经济和社会繁荣产生最大影响作出最重要贡献的最高统治者都不是既定的接班人，都是通过充满曲折和血腥的政治斗争才将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却看到了两个令人疑惑的现象，其一是这些政治斗争并非发生在王朝衰落时期，而是恰恰相反无一例外地发生在王朝政权最为强盛的时期；其二是同历史上的大多数情况不同，这些政治斗争不仅没有导致王朝的衰落，反而成为王朝持续兴盛，从一个发展高峰走向另一个发展高峰的起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要解释这两个看似矛盾、不合逻辑的现象并不容易，我们可以想到并且没有得到历史事实反证的解释有如下三个:第一，这些政治斗争的范围被限制在统治集团的核心和高层，很少波及到地方政权和具体执行国家管理功能的机构和人员；第二，这些政治斗争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的破坏作用受到了内容、机构、功能完备并且较为科学合理的国家政治和法律体系的限制，有效地保护了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受大的干预；第三，唐王朝具有较为稳固和按既定规范运行的地方政权，受高层政治斗争和最高统治者更迭的影响不大。如果上述解释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唐王朝在其前期所进行的政权建设活动无疑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和借鉴。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人所称道的王朝，唐王朝的衰落和他的兴起一一样值得深入研究。在这方面，除了长期以来为人们所普遍公认的安史之乱——这个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以及最高统治者的个人因素外，还有以下几个原因应当重点关注：

第一，唐朝中期以后，节度使的设立使得地方首脑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并且所辖土地面积巨大、人口众多，形成了地方实力趋强而中央控制力趋弱的强枝弱干的政治局面，导致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不足，地方势力不断坐大；

第二，由于唐王朝前期社会稳定加之军力强盛，因此，在此期间发动的历次战争都远离经济和社会的中心地带，在边境以及境外进行。这就导致唐王朝内部从地方政府到社会公众对内部战争的爆发普遍准备不足、应对失措。而发动安史之乱的军队常年在边境作战，战斗力较强。两者的明显反差导致了叛军连战连胜，战乱迅速波及唐王朝的中心地区；

第三，唐王朝的强盛使得中央政权过高估计了自身的实际控制力和地方政府的忠诚度，因而对于潜在的危机及其不断表现出来的爆发趋势始终视而不见。这不仅是最高统治者的态度，也是朝野上下的普遍看法，因而错失了稳定局势的最后机遇；

第四，在危机爆发、平定过程中，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地方官吏为自身利益普遍采取了拥兵自保而非积极勤王的态度，导致安史之乱的规模越来越大，最终严重削弱了唐王朝的实力。而在叛乱平定后则顺理成章地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唐王朝由此基本失去了对地方的实际控制力。

在此后，尽管唐王朝也曾多次试图强化中央政权，恢复对地方的有效管理，但是如同历史上的所有王朝一样，中央政权一旦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就再也无法建立起有效统治了。唐王朝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可逆转的衰落道路，尽管其从衰落到灭亡又经历了很长时间，其间又出现了诸如宦官专政、土地兼并加剧和税负劳役加重等一系列引发统治危机的问题，尽管上述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导致一个王朝的灭亡，但是唐王朝最终仍亡于地方藩帅之手。

唐王朝灭亡后，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短暂而动荡的分裂时期，这就是五代十国。这是一个乏善可陈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唐朝中后期所形成的藩镇割据、君弱臣强的格局依旧，因而王朝更迭频繁、统治混乱，所有国家被迫将主要精力用于战争，在管理和统治国家方面少有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事件发生在北方游牧民族地区，在唐朝衰落的过程中趁机壮大起来的游牧民族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其中契丹族成为第一个取得北方地区主导地位的游牧民族。

五、中国历史上的王朝（五）

在中国的历史上，宋朝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既是封建制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又是执政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从这一时期开始，封建王朝的统治者由进取转向保守，其关注焦点由向外转为了向内，由武功转向了文治。这种转变成功避免了重蹈以往历代王朝灭亡的覆辙，但是却给王朝统治的维系带来了新的问题，也并未由此而避免最终灭亡的命运。

9、北宋与南宋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以后，吸取以往历代特别是五代十国时期的教训，认为掌握军队的军事将领实力过于强大是国家局势动荡不安的最大威胁，因而采取了一系列抑武尊文的措施。首先，通过威胁利诱和平解除了辅佐其建立国家的将领的兵权；其次，建立并推行了旨在削弱将领和军队在国家政治事务中的影响力的以文官治政为主的政治体系，使得武将很难参与到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决策中；再次，在军事体制上形成了养兵、练兵和带兵相互分离，以相互牵制为目标的军队管理方式。

宋朝的历代统治者对于潜在的内部军事威胁都有着根深蒂固的恐惧，这种恐惧程度甚至超过了对明显的可导致王朝灭亡的外部军事威胁的恐惧程度。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这一整套政治制度得到了彻底的执行，而且确实实现了统治者建立这一制度的初衷。从北宋建立一直到南宋的灭亡，宋朝没有出现过武将拥兵自重的情况，没有发生过大的内乱，不能不说是这一整套制度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这一制度为明清统治者所沿袭和发展，成为保持封建统治稳固的基本治制度。

不过，这一制度在维系封建王朝内部稳固的作用诚然巨大，但其带来的弊端也不容忽视，那就是大大削弱了军队的作战能力，使之在外部敌人的军事打击面前难以承担起保护国家安全的任务。

第一，从军事将领方面看，由于宋朝奉行重文轻武、尊文抑武的政策，导致在文武两类官吏中，文官成为风险低收益高且易于出人头地的职业、而武将则成为风险高收益低且极难出人头地的职业。由于这一政策的影响，士族子弟和有志在国家政权机构中作为一番的人在确定自己的人生道路时就纷纷选择了从文弃武。这样一来，国家就很难吸引到乐于从事军事工作的优秀人才。即使有较为优秀的军事人才从士兵及下级军官中脱颖而出，也只能充任低级官吏。有的甚至会因为自己的出众才能和强大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而引发最高统治者丧失权利的恐惧从而招来杀身之祸，比如说岳飞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因而在这种政权体制下很难产生出优秀的军事将领和精彩的战争谋略。除北宋建立初期从前朝和他国所继承的军事人才以外，只有在南宋初期和末期在战乱中出现过几个有影响的将领，而即使是他们，单就其军事能力而言同以往各个历史朝代的名将相比也只能算得上是平庸之辈。优秀将领的缺少直接导致了两宋军队作战指挥水平的下降。

第二，从兵员素质方面看，宋朝对以往历代的兵员组织制度作了较大的改变，以募兵制取代了府兵制，军队的职业化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按理说，这种变革在加重国家经济负担的同时应该带来军队作战能力的提升。但是事实与此恰恰相反，军队作战能力不仅没有提升反而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同样源自于宋朝重武轻文的政治制度，在这一制度及其指导思想的作用下，宋朝解决社会矛盾的首选是非军事手段，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选择军事手段，而军队就成为其缓解社会矛盾的减压阀和调节器。每当经济和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使统治者感受到威胁时，宋朝就开始大规模募兵，将失去土地和其他必要生产资料而难以生存的劳动力吸纳到军队中。这样一来，军队就承担了本来不应当由其承担的社会责任，不可避免地导致兵员素质和作战能力的下降。

第三，从军队协同方面看，宋朝为了最大限度地消除武将专权对国家的威胁，建立了养兵、练兵和带兵相互分离、相互牵制的军队管理方式。这种方式在消除了上述威胁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弊端。其一是在这种体制下，练兵者无须为战争的结果承担直接责任，这就导致了军队训练水平的下降，进而极大削弱了军队的作战能力；其二是在这种体制下，将领平时手中无兵，只有在战时临时接过军队指挥权，战后立刻归还指挥权，这就造成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兵将之间难以协同配合的情况。一遇战事，兵将仓促上阵、秩序混乱，难以协同配合，再遇到行动迅速、冲击力很强的游牧民族骑兵，失败就在所难免了。

综上所述，在重武轻文的政治制度下，将领能力不强，士兵素质不高，兵将之间又因缺乏相互了解而造成指挥失灵，在封建制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拥有先进武器的农耕政权军队综合作战能力不如武器相对落后的游牧政权军队的情况。无论北宋还是南宋，在于威胁其国家安全的游牧民族政权对抗的过程中始终没有占到过上风。

既然在攘外与安内之间选择了后者，面对游牧民族政权的步步紧逼，宋朝就只能采取用岁币保平安这种忍让和妥协的方法了。尽管朝野间强烈反对这种饮鸩止渴的对外政策，但鉴于前朝的经验教训，最高统治者始终无意对这一策略做出根本性的改变。

在中国历史上处理与游牧民族的关系方面，宋朝无疑是最为失败的一个王朝。北宋和南宋相继被北方游牧民族所灭亡就是对这一论点的最有力的证明。然而，宋朝失败之处却不仅仅是他所建立的重文轻武、重内轻外的政治制度和忍让妥协的安全策略。对于宋朝来说，还有一个致命的失误在导致其灭亡方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北宋末期，随着契丹的衰落和女真的兴起，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这为北宋解决威胁国家安全的游牧民族问题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是，在这一机遇面前，北宋政权却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他联合女真灭辽，为正在崛起的女真消灭了客观上作为自身屏障的辽国。其结果是，在灭辽后不久，女真就发动对北宋的战争，一举灭亡了北宋。北宋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一方面是由于和辽国多年的积怨和仇恨使之做出了目光短浅的选择，一定要致辽国这个多年的宿敌于死地而后快；另一方面历代王朝所惯用的远交近攻的策略也使得北宋认为联合女真灭辽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殊不知远交近攻是进取型的策略，需要与强大的军事力量配合使用，对于军事力量长期积弱、历来采取防御性策略的北宋政权来说在这个时期、这种形势下采取这样的策略恰恰是适得其反。北宋的这个政治抉择称得上是南辕北辙，不仅无助于确保国家安全，反而加速了自身的灭亡。女真的南侵、北宋的灭亡和南宋的建立所带来的一个对中国历史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就是中国经济和政治中心的再次南移，正是这次南移使得江南地区最终成为中国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无独有偶，在南宋末期，当女真政权日益衰落而蒙古政权不断崛起之际，南宋政权非但没有从北宋的灭亡当中吸取教训，反而重复了和北宋相同的错误，联合蒙古灭金，这一失误理所当然招致了相同的结果。

尽管宋朝的灭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政治军事制度的天然缺陷所造成的，但是这种政治军事制度也并非一无是处，至少他在维护政权内部的稳定方面做到了以往历代王朝都不曾做到的事情。在稳定的政治制度下，宋朝的经济和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这方面，宋朝统治时期有几个显著的特点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首先，宋朝的各项经济政策同历代王朝包括与其后建立的王朝相比都有很大的不同，不限制土地兼并，不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也是历代王朝所最少的，凡此种种与封建时代所一贯奉行的经济政策背道而驰。这一系列政策如果放到宋以前的历代王朝，其结果必然会遭致失败和混乱，但是在当时却取得了明显的成功。其成功的证明从以下两个方面可以略见一斑，其一是在这一系列政策下，宋朝的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国家财政收入空前增加，而税负却较以往历朝为轻；其二是在这一系列政策下，收入分配和社会关系的调整所引发的社会矛盾被限制在了一个可接受的程度内，由这些政策和国家统治所产生的社会矛盾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国家的统治基础。即使是在两宋灭亡的前期，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体系也基本上是稳固的。为什么宋朝的这一系列经济政策会取得成功，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些政策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关系的要求。那么，当时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究竟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其次，从宋朝所遗留下来的文献和史料看，当时的社会确实面临着深刻的变革，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从这些矛盾的内涵和成因上看，也已经脱离了封建社会典型特征。就拿被我们作为农民起义的经典案例所反复援引的宋江起义来说，从中已经很难找出多少农民起义的痕迹，反而是更多地体现出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社会各阶层分化的特点。另外，在当时，科学思想和工程技术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宋时出现的两部著作可以为这一结论提供注脚，作为前者的体现是《梦溪笔谈》，作为后者的体现是《营造法式》。《梦溪笔谈》是自然科学的启蒙之作，而《营造法式》则是工程技术的指南。特别是后者，只有当工程建设成为一种大规模的、频繁重复的活动时，这一著作才有出现的可能。而满足这一前提的重要条件就是城市的快速发展和手工业的兴盛。这方面也有事实作为证明，依据史料推断，宋朝中后期城镇人口的数量已占总人口的30%，这一比例已经十分接近千年之后的现今的城乡人口比例（然而这一比例居然在此后的近千年间停滞不动，实在令后人汗颜）。再者，宋朝时期，金融业相比于唐朝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纸币、汇票以至于国债这些现代金融手段的雏形纷纷出现，工商业和海外贸易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国家财政收入的70%不是来自于传统的农业税收，而是来自于工商税收。国家财政收入对农业的依赖的大幅减轻也是国家内部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实际情况。

最后，尽管同样充满着矛盾和失误，但是宋朝的经济政策总的说来颇有可取之处，至少要比中国其它的封建王朝要高明，也是历代封建王朝中管理社会和经济最接近于现代思想和理念的。而且，假如我们不带偏见和不受先入之见影响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东方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体制相比于西欧的那种分封制的体制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确有独特的优势，调动和集中社会资源的能力更强，对于地区和社会各阶层的分隔相比于分封制更小，更有利于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活动等等。（如果不是宋朝在内政和外交上对于前朝相关政策矫枉过正而走上另一个极端并导致自身灭亡，如果不是西欧的分封制被外来力量及其他因素所打破，如果不是后来游牧民族在东亚和欧洲所采取的相同做法所导致的不同结果的话，历史的走向究竟如何恐怕还是一个谜。）

宋朝自始至终未能实现国家的统一，在其周边先后存在过多个政权，其中以北部和西部的游牧民族政权影响最大，但是游牧民族政权由于其统治策略的不成熟以及自身的不稳定性，因而在国家政权的维护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方面少有经验和成就可供借鉴。

10、元

元朝是历史上第一个由游牧民族政权所建立的统治中国全境的王朝。元帝国由于其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影响而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但是要说到巩固政权和延续统治，其失败的教训却要远远多于其成功的经验。

说到元朝，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在短时期内迅速扩张所建立的庞大帝国。很难想象，一个人数并不众多的草原游牧民族能够在短时期内占领和控制如此大面积的土地。这其中虽不能排除偶然因素的作用，但以下内在条件对元帝国的迅速扩张的影响显然更为关键：

第一，游牧民族以骑兵为主的军队使其获得了高度的机动性，而不定居、游牧的生活方式又使得其军队对不同环境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这就决定了蒙古军队在长距离、大范围的作战方面具有重要的优势；

第二，游牧民族全民皆兵和兵民一体的军事和社会体制使得元帝国能够以较少的人口组成规模庞大的军队，使其在对付人口数量远远超过自己的以农耕生产方式为主的国家时一直拥有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的军队；

第三，蒙古军队由于其高度机动的特点因而不会携带较多的辎重，部队所需的粮食和物资大部分依靠占领后的掠夺来补充。这一特点使得其军队在冒着巨大风险的同时很少受到后勤补给的困扰；

第四，蒙古军队每占领一地并不致力于建立自己的长期统治，而是专注于掠夺和屠杀，这就使得被占领地区难以在短期内聚集起有效的反抗力量，因而蒙古军队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能够有效地维护其对相应地取的占领和控制；

第五，元帝国在与金和南宋长期对峙的过程中很快掌握了对手所拥有的先进的作战组织方式和武器装备，再加上自身的骑兵所具有的固有优势，使其在和其他政权作战的过程中拥有了显著的优势。

以上这样一些特点决定了元帝国对各个国家的征服和占领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显著特点：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蒙古军队在军事征服和占领方面发挥了极高的效能和组织水平，同时，这种高效能是一对占领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严重破坏为代价的。另一方面，蒙古军队的这种作战方式虽然有利于短期征服，但是却不利于长期占领，对于有志于建立长期稳固统治的封建统治者来说，这一做法并不可取。

正是由于以上因素，元帝国的疆域呈现出了极不稳定的特点，迅速扩张而后又在短期内分崩离析成为元帝国疆域变化的基本规律。并且往往是那些蒙古军队迅速占领和征服的国家，其重新脱离元帝国统治而自立的进程也较为快速，而那些经过长期对峙和战争后才征服的土地，元帝国却能够维持较长时间的占领，比如说金和南宋地区。

在意识到自身统治能力的局限和侵占掠夺并不能保证一个政权长期统治的需要后，元朝开始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经营社会和经济比较发达的中原和江南地区，逐步开始改变原有的以破坏和掠夺为主的统治方式，转而更多地实行金和南宋在这些地区所实行的原有的经济和社会管理方式。

但是，由于这些地区对元朝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加之在抗击元朝占领的过程中这些地区曾对蒙古军队进行过激烈的反抗，使之付出了较大的代价，所以元朝统治者对这一地区的稳定给予了高度的关注。由习惯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所决定，元朝统治者选择了单一的高压手段来强化其对这一地区的统治。而高压政策是一种短期内可以有效维护稳定，长期使用必然产生不良后果的统治手段。元朝统治者的这一做法虽然在短期内对维护这一地区的稳定产生了作用，但却在以后招致了更为激烈的反抗，并直接导致了元朝的灭亡。

同那些能够在历史上生存较长时间的王朝相比，元朝在巩固和稳定政权、维持有效统治方面表现得并不成熟。尽管其任用了原金和南宋一些比较具有统治经验的官吏，尽管其后来基本上沿袭了原金和南宋的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方法，尽管其征服和占领的是当时世界上经济社会、生产技术最为领先的地区，但是元朝的统治者仍然未能有效地运用这一系列优势来巩固和延续自己的统治。

元朝的统治者在管理国家事务方面的主要失误除了前面提到的通过对经济和社会的破坏来进行占领和过度依靠单一的高压手段维护统治以外，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无序的政治和社会管理。从元朝统一中国全境直到他重新退回到蒙古草原，其统治者一直未能从根本上改变鲜明的游牧民族统治策略和管理思路。现在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知道，农耕社会和游牧社会的社会结构差异性很大，其组织形式、管理方式都有着明显而深刻的差别，农耕社会的管理体制无法应用于游牧社会，同样，游牧社会的管理体制也无法应用于农耕社会。在元朝建立初期，蒙古军队军事上的巨大胜利和高压统治下的表面上的稳定使得其统治者未能对统治一个疆域广大、文化差异明显不同的国家的难度缺乏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对其统治手段的弊端和局限也缺乏应有的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如我们在前面所说，尽管元朝政府在管理中原和江南地区时也沿袭了原金和南宋的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方法，但这些管理措施由于上述原因经常受到蒙古上层贵族的干扰和破坏，以至于难以得到有效的施行。正是政治和社会管理中的这种混乱与无序，加剧了元帝国内部的社会动荡，使之很快走到了政治和社会动荡的边缘。

第二，纷乱不息的权力争夺。如果说在唐朝时，统治者的权力争夺和更替上存在着一定的无序性的话，那么到了宋朝，最高统治者的权力更替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秩序。因而，在宋朝统治期间，我们看到统治者的权力争夺的激烈程度比起以往各个朝代来说是大大降低了。但是到了元朝，宋朝在确保权力顺畅交接方面的经验并未被元朝的统治者所接受，游牧民族传统的权力交接模式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我们看到在元朝的每次权力交接过程中都少不了激烈的冲突甚至是你死我活的武装冲突。这种纷乱不息的权力争夺极大地分散了元帝国的注意力和军事政治力量，使其维护统治稳定和延续的努力受到了多方干扰和牵制，无法集中注意力于国家政权建设。甚至当朱元璋大举北伐、步步紧逼，国家大势已去之际，蒙古军队内部仍在自相残杀。

第三，混乱的经济和国家财政管理。要是说元帝国在管理国家方面有什么成功之处的话，我认为应当首推开放和放任的经济政策。但是很遗憾，促使元帝国实行这一政策的并非是其对经济和社会的深刻了解，而恰恰相反，是对管理国家经济和财政的无知和漠视。正是这种无知和漠视导致元帝国在管理国家经济和财政方面犯下了一系列错误，以至于不但抵消了其开放和放任的经济政策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还引发了经济动荡和社会混乱。其一是在财政支出上挥霍无度，缺少起码的计划和节制；其二是滥用金融手段，企图通过大量发行纸币来弥补其财政的亏空。前面的错误很大程度上是源自于游牧民族不蓄财产的传统生活习惯，而后面的问题即使是在今天也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作为掌握财政大权而又面临经济困难的政府来说，要抵制这个诱惑是很不容易的。

六、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六）

明清两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两个朝代，也是以血缘为纽带和内聚力的家族政治集团统治的最后两个朝代。如果要概括这两个朝代的执政特点的话，那就是“强干弱枝”。在这两朝，中央的权力空前加强，对地方的控制能力也达到了封建制王朝的顶点。但是很遗憾，这里中央权力的强化是建立在对地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限制和削弱基础上的。虽然中央权力和王朝统治得以在较长的时间内维持，但是这种维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因此而丧失了发展活力，积贫积弱的趋势由此而形成。

11、明

在元朝末年的纷乱复杂的政治形势当中，具备争夺天下的实力的政治力量不在少数。朱元璋作为参与这一竞争的后来者，能够脱颖而出实属不易。概括起来，其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有三个：

第一，韬光养晦、厚积薄发的政治策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是这一策略的基本概括。依靠这一策略，朱元璋既在一定程度上远离了政治斗争的中心，从而在力量相对不足时有效地保存了自身实力，又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壮大实力、积聚能量，为即将到来的争夺创造了条件。在这一过程中，其他各方势力激烈争夺、相互削弱，也为朱元璋的这一策略的成功在客观上创造了条件。

第二，谦恭下士、广纳贤良的人才策略。对于一个统治者而言，人才是他最重要的政治资本，这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在事业初创时期，正确的人才策略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当时起兵反抗元朝统治、争夺天下的各方势力中，朱元璋在人才的吸引、接纳和使用方面无疑是做得最为出色的。也正是他所招纳和延揽的这些人才在其夺取天下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第三，立足长远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朱元璋之所以能够最终取得天下，一个重要的优势是他所占据的是国家经济最为发达的江浙地区，为它夺取天下提供了经济和社会支持。但也正是由于江浙地区的重要地位，使其成为历朝历代统治者聚敛税负的重点关照对象。朱元璋在这方面做的又比较成功，他在大规模作战非常需要经济支持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关注经济恢复和发展，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社会稳定。这为他夺取天下和巩固统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成功夺取天下后，同以往的王朝建立者一样，朱元璋立刻着手从以下两个方面强化明王朝的统治。

第一，进一步强化中央的政治集权。

不可否认，在明王朝以前的历代王朝中，除宋朝以外，其他绝大多数的王朝的覆灭都和中央权力削弱、地方势力过度膨胀有着十分重要的关联。特别是元朝由于游牧民族自身特点，没有沿袭宋朝统治的基本思路，而是采取类似部落分治那种大而化之的管理模式，结果很快失去了对国家安定的主导权。朱元璋在总结统治经验的过程中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将巩固统治的重点放到了强化中央政治集权方面。朱元璋十分推崇宋朝的统治思路，甚至在他的陵墓前也刻上“治隆唐宋”，以此自诩。但事实上他在强化中央集权方面比宋朝走得更远，其行为更加极端、手段也更加残酷，因而其弊病也更加突出。

首先，朱元璋采用削弱地方权力的办法来强化中央集权。他通过调整地方管理机构设置、分解地方机构管理职能、将地方管理机构相关权力收归中央政府等一系列手段，削减地方权力、强化中央控制。这一系列措施确实使得中央权力得以强化，明朝的统治得以巩固。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这种管理思路和方法带来的一个重要的负面效应就是地方政府的权力被大大削弱，使得地方政府在处置危及国家安全和有效统治的事件时缺乏应有的能力。在明王朝的末期，这种弊端显露无遗。

其次，朱元璋改变了隋唐以来沿袭的以三省六部制为基本框架的中央政权结构，废除丞相职位，分权给六部，而六部间又相互制约，共同对皇帝负责。这样一来，国家权力就全部集中到帝王手中。这一举措既强化了最高统治者的权力，确保国家事务全部由帝王亲自裁决，同时由于事务繁杂，而帝王又往往没有足够的事件和处理相应事务的专业知识，造成了决策质量和决策效率低下。明王朝统治期间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决策的失误都与这一体制有重要的关系。

再次，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极端手段强化对各级官员的管理，清除可能对明王朝统治产生威胁的势力。他一方面设立专门的监察和侦查机构，强化对各级官员的监督和惩处，为了起到威慑作用，采用了一系列恐怖和高压手段。另一方面，为了剪除在辅佐他争夺天下的过程中建立起较大影响的功臣们的势力，朱元璋不惜罗织罪名、大杀功臣，其株连之广、杀戮之众，在中国历史上堪称观止。

通过上述一系列手段，朱元璋巩固和稳定了明王朝的统治，抑制了大臣和地方势力的异己行为，其后的继任者也大多沿袭了这一治国思路，保证了明王朝统治的延续。但是这一系列措施所带来的副作用——君臣猜忌、上下离心却使得明王朝从建立之初起就丧失了生机和活力，从而造成了君主权重、国势衰弱的局面。这种局面在整个明王朝的存在期间一直未能得到改变，成为其在历史上少有作为的一个王朝。

除此以外，朱元璋还重拾在西汉和西晋造成剧烈的政治动荡，已经被历史证明是失败的分封制度，将子弟分封到国家各地为王，试图以此稳固王朝的统治。但是他刚一去世，其子孙便因为争权夺利和互相猜忌展开了复杂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最终，燕王朱棣通过靖难之变夺取了皇位。明王朝只是由于诸王实力的不平衡才得以避免分崩离析的命运。

第二，进一步强化中央的经济集权。

在中国的历代王朝中，明朝对经济的控制和管理是最为严格的，这一点较以往历代王朝以放任为主的经济政策有着很大的不同。而明王朝的政策较之以往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同当时的社会变化，特别是商业的发展和商人阶层实力的壮大有着很大的关系。在朱元璋争夺天下的过程中，因其比较开明的政策和举措得到了各个方面的大力支持。特别是以往为历代统治者所轻视的、不依附于土地而又聚集起大笔财富的商人更给予了朱元璋以极具实际意义的帮助。然而，正是这种帮助使得朱元璋看到了商人们所聚集起的巨大的财富和其可能产生的重要影响足以构成对自身统治的威胁，于是将强化中央政权对经济的控制作为稳固其统治的重要措施。

首先，实行严格的重农抑商政策，限制商业资本的发展。一方面在明朝初期，由于元朝统治期间采取的毁田放牧行为和经历元朝末期的混战所呈现出的民生凋敝的状况使得明初的统治者感到了在粮食生产方面的沉重压力；另一方面，民间工商业资本的发展及其在推翻元朝统治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使得明初的统治者对其产生了高度的警惕。在这双重原因的共同作用下，明初的统治者将重农抑商政策推行到了极致。在大规模移民垦荒、严格实行户籍管理以及对商人和商业行为的多方面限制的一系列措施的作用下，农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耕地面积有了显著的增加。但是由此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工商业的发展受到极大限制，相比于两宋时期工商业税收大幅减少，国家在削弱了商人这一利益阶层的同时也削弱了自身的经济实力和财政收入。同时，农业社会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却并没有因为明王朝的高度重视而得到有效的缓解。在明王朝的统治期间，土地兼并、农民破产直至大规模农民起义等各种问题和危机层出不穷，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最终，明王朝也没有逃脱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灭亡的命运。其中的原因的确引人深思。

其次，扩大国家专营范围，强化经济控制手段。为了加强对经济的控制，明王朝大量将矿山开采权和重要商品和资源的专营权收归国有，严格禁止私人经营。这样做的目的既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限制民间工商业的发展，又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将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但是，这一政策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弊端，一方面，这种国家全面控制资源和经济要素的做法导致了民间工商业的长期不振，中央政府也因此得不到相应的税收支持，中央财政长期处于困难状态；另一方面，在对主要资源和经济命脉实行官营官办的过程中，经营效率低下，贪污腐化横行，使得国家掌控下的主要资源和经济命脉的运行状况不佳，难以满足国家需要。其后，明王朝不得不逐渐放松对资源和经济要素的控制，民间工商也因此得到一定的发展，但是其与民争利的统治思想并未有根本转变。明王朝的经济形势和民间工商业的发展状况也未能有根本性的好转。

再次，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闭关锁国，垄断对外贸易。自从宋朝以后，由于汉族政权在与游牧民族政权的军事斗争中处于守势，与西方的陆上交通受到严重影响。海上贸易因此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途径和商人聚集财富、国家获得税收的重要来源。这一形势到明朝时期一直没有大的变化，而明王朝在对外贸易方面却采取了杀鸡取卵的做法，将从事对外贸易的权利全部收归中央政府，同时为了确保中央政府的收入不受影响，实行了极其严厉的海禁政策，规定民间商船不得出海。这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实行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一是明王朝的对外贸易受到极大的限制，中央政府的贸易收入不但没有因此而增长，反而大幅减少；其二是不满和受困于明王朝与民争利、与地方争利的经济政策的民间商人和地方官吏相互勾结起来，通过非法对外贸易来牟取利益，也就是所谓走私。而所谓走私，说穿了就是国家和民间、中央和地方的经济利益冲突在对外贸易方面的体现。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一下著名的郑和下西洋，这个曾经让我们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历史事件用现在的观点来看不过是一个典型的高成本、低效率的形象工程，他所能满足的恐怕只有统治者的虚荣心而已。明王朝的统治时期对于西欧来说正处于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因此，明王朝的自我封闭所损失的不仅仅是对外贸易的收入，更重要的是丧失了对海上航路的控制权，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外贸易和未来发展的主导权。

总体看来，明王朝的统治政策其消极影响要远远大于积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明王朝的统治政策在政治和经济上联系的紧密程度和前后的一贯性是非常突出的。其统治政策的完整性和各项政策相互配合的严谨性是以往的历代王朝所无法相比的，这不能不说是明王朝在构建统治思想体系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和进步。遗憾的是明王朝在执政能力方面的这种进步却因其最高统治者狭隘、落后和封闭的思想意识而南辕北辙，早早为明王朝的灭亡和中国地区经济、社会的持续衰落种下了祸根。这一结果虽然令人遗憾，但是鉴于封建统治者最为关心的是其统治的稳固和延续，经济发展和国力强盛从来就处于次要地位，这一结果似乎也是历史的必然。

12、清

当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社会开始走向没落之际，以封建社会的另一种经济形势——游牧经济为核心的少数民族政权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当明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摇摇欲坠之际，他的重要的政治对手——被驱逐到塞外的蒙古政权也逐渐衰落了。自南宋末年就被其征服和统治的女真人的后裔——满族这时开始兴起，替代蒙古政权成为了明王朝的主要政治对手，两个政权之间积累的冲突和对峙由此开始。

同宋朝一样，明王朝由于将治理国家的关注焦点放在了政权内部，忽视了外来威胁，在同满族政权作战中处于被动的守势。客观地说，当时的满族政权——后金无论从其所控制的地区还是从其军队的实际作战能力来说都远不如两宋的对手——女真政权和蒙古政权。作为控制着国家绝大部分地区，经济实力远比后金雄厚的明王朝来说，完全有能力与其相抗衡。这样一种局面如果长期持续下去，形成比拼综合实力的消耗战的话，对于刚刚创建、在经济上严重依附于农耕地区的满族政权来说将会是十分不利的。

同宋朝不一样的是，明王朝在处理内部经济和社会问题方面做得远谈不上成功，长期统治所积累和聚集的矛盾恰恰在这个时候爆发出来。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中，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最终直接灭亡了明王朝。而在中国的历史上，被农民起义所建立的政权直接推翻的王朝除了王莽建立的新以外，也就只有明王朝一个了。而取代明王朝的大顺政权尽管面临着有利局势，却因为在巩固政权方面犯下的一系列低级错误导致已经投向自身的前明王朝的各方力量的反叛。满族政权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大举入关，在很短时间内，以很小的代价控制了局势。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成为明朝末期这场政治和军事角逐的最后胜利者。

然而，迎接刚刚踏入中原地区的清王朝的却并不是一个稳定的政治格局。长期战乱对社会和经济造成的严重破坏，满族在入主中原之初所采取的一系列极富游牧民族色彩的错误政策对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再次破坏，手握重兵、各怀异志的王公贵族以及孱弱的最高统治者，诸多不利因素综合起来，似乎预示着进入中原不久的清王朝即将重蹈元朝的覆辙，面临着迅速分崩离析的命运。

清王朝刚刚入主中原时的形势的确和元朝极为相似，但还有一点重要的不同，那就是清王朝从军事实力到核心统治者的实际影响力都赶不上当初的元朝。正是这一相对弱点使得清王朝的统治政策和策略远不如元朝强硬，反倒成了促使其采用刚柔相济的措施，进而避免重蹈元朝覆辙的重要原因。为了控制国家的局势，清王朝不得不及时改变一些破坏性的经济和政治政策，以平息反抗情绪；为了控制国家的局势，清王朝不得不大量接纳甚至积极笼络前明王朝有才能、有影响的官吏和将领，他们不仅仅将一些先进的统治经验运用于协助清王朝进行国家管理，还使得满族王公们感受到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威胁，进而从侧面牵制了他们的不臣之举。接下来年少继位的康熙通过一系列手段削夺满族王公的兵权、平定三藩之乱，一一消除了威胁清王朝统治的诸多因素；其后继任的雍正解决了权力的传递问题，使得清王朝在其后有效避免了由于皇位更迭造成的混乱。加之康雍乾三朝大力推行汉化政策，全面接纳了汉族的治国思想和策略，终于使得清王朝的统治得以稳固并被人口占大多数的汉族所接纳。

作为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在经济和社会管理的很多方面都达到了历代王朝的高峰，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摊丁入亩的农业税赋改革。摊丁入亩彻底改变了历代封建王朝按人口计税的方法，改由按地计税，即在很大程度上对土地兼并起到了抑制作用，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税负不公，特别是贫困人口税负过重的问题，可谓是四两拨千斤的高明政策。在清王朝统治期间，诸如此类的亮点还有很多，在这里之所以不一一列举，是因为当时大的统治格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清王朝所采取的高明手段已经不足以使其避免覆亡的命运了。我们要探讨的是究竟是哪些原因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衰落和灭亡。

在历史上，清王朝的衰落是和中华民族在近代的屈辱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关于这方面的探讨历来已经很多，而且大的方面也已基本形成了共识：因为妄自尊大、丧失危机意识而失去进取的动力；因为重农抑商、限制工业发展使得经济和社会日趋落后；因为闭关锁国、盲目排外而排斥与外部世界的沟通和交流，进而丧失发展的机遇；最为根本的因为封建统治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使得清王朝的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而拒绝采取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措施等等。对于以上原因这里不一一赘述，这里要补充的是另一个不大为人关注的方面。

作为明王朝实际的继承者，清王朝在总结前朝失败教训的时候对明王朝的基本统治思路是持肯定态度的，那就是强化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和部门势力。因此，在它自身的统治实践当中，清王朝几乎全部照搬了明王朝的一系列措施。大力强化中央权力、削弱地方和部门权力；建立特务机构对各级官员进行严格的监督；加强中央对经济的管理和控制，采用政治统治和经济统治一体联动的方法强化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管理等等。其核心是要建立一个君主强、大臣弱，中央强、地方弱的强干弱枝的统治体系，以维护中央集权。但是清王朝恰恰没有看到一点，这就是这种强干弱枝的统治体系固然可以有效抑制内部的分裂和异己势力，但这种统治的稳固是以削弱国家的统治基础为代价的。这个时候，清王朝需要集中力量应对的不是内部的稳固，而是外来的威胁。正是由于这种中央权重、地方势弱的体制使得地方政权缺少按中央一直管理地方事务的积极性、权利和能力，在面临一系列重大问题时采取消极回避的态度和策略，使得问题矛盾不断积累，最终错失解决矛盾和问题的最佳机遇，使得事态变得不可收拾。这是宋、明、清三朝政治上积弱、经济上积贫现象在统治思路上的根本原因。

清王朝后来的命运及演变过程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随着清王朝的衰落和覆亡，中国长久以来同外界绝少深入交流的与世隔绝、独立发展的格局被彻底打破，新的要素不断进入，新的规律不断建立，国家的发展和政权的统治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