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而不倒》：第三章文/安德鲁·罗斯·索尔金2008年4月2日，蒂莫西·盖特纳乘坐全美航空公司航班从纽约飞抵华盛顿里根国家机场，他的神色非常焦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自己所面临的压力了。不到三周前，盖特纳通过一项“最后一分钟救援”式的交易计划把贝尔斯登从破产边缘拉了回来，明天上午他将首次向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及全世界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一切都马虎不得。 在飞机上，盖特纳已经仔细研究了一周以来反复修改的提案，一遍遍地回顾相关内容，目的是想彻底明确一点：在他看来，贝尔斯登公司的问题不仅仅是大多数人所认为的一个孤立的问题。尽管这个观点可能不受欢迎，但他仍然要强调这一事实：贝尔斯登几乎每天都依靠借款来维持高杠杆率的经营，因此与其他数百家机构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交易关系，而这预示着美国金融体系可能面临更大的问题。 那个周末，3月15日，盖特纳向贝尔斯登提供了290亿美元的政府担保并最终劝服摩根大通的总裁杰米·戴蒙承担贝尔斯登公司的债务，尽管戴蒙并不太情愿。这一举措保护了贝尔斯登的债权人以及数以千计与该公司进行交易的投资者，避免了对全球金融体系的一次重创。 银行委员会的委员们却不一定这么看。他们没有公然地蔑视盖特纳，不过暗地里却质疑他的做法。不光是那群不了解情况的人所组成的合唱团（译注：这里指参议员们）对这次交易表示谴责，就连盖特纳的朋友和同事也颇有微词。大家普遍持有这样的观点：历史上美联储从未将如此巨额的贷款发放给私人机构。政府为什么非要干预这桩交易？毕竟，他们不是无辜的蓝领工人，而是有着高收入却无视风险的银行家。难道盖特纳乃至广大的美国民众都是白痴吗？ 盖特纳曾在演讲中一次又一次地强调自己的观点，但是真的有人听进去了吗？事实上金融界以外的人们并没有特别关注这位纽联储主席的言论，他们知道的全部只是格林斯潘、格林斯潘、格林斯潘以及后来的伯南克、伯南克、伯南克。想到这些，盖特纳就感到非常沮丧。 几个月前，只要盖特纳稍微改变一下主意，他的人生就会发生极大的改变，很可能他现在就是花旗集团的首席执行官，而非银行的监管者了。 2007年11月6日，美国经济开始遭受第一波信用危机的冲击。当天，花旗帝国的缔造者和大股东桑迪·威尔通过预约与盖特纳通了电话，他问盖特纳：“你觉得由你来管理花旗怎么样？” 加盟花旗的邀请起初听起来让人感到诧异，但他马上就敏锐地觉察到其中的利益冲突。他不假思索地立即答复道：“我不是合适的人选。” 尽管如此，在随后的一周里，威尔的邀请还是让盖特纳对未来思考了许多：工作、收入、还有责任。他也和妻子卡罗尔商量过这个工作机会，他的年薪是398200美元，对于监管部门的公务员来说已经相当可观。但如果与住在枫树山的邻居相比，他们的收入则明显只能算是中等了。最后，盖特纳给他的老朋友罗伯特·鲁宾打电话以确定自己没有做错决定。罗伯特·鲁宾委婉地向盖特纳表示，自己正在推荐维克拉姆·潘迪特（Vikram S. Pandit）管理花旗，并鼓励盖特纳继续留任现在的职位。 “他才刚刚十二岁！” 2003年1月，当彼得·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第一次见到盖特纳时，他非常吃惊地喊出这句话。彼得森在寻找接班人的过程中遇到了麻烦，他挑选的最佳候选人都对此不感兴趣。于是他顺着候选人名单往下看，当蒂莫西·盖特纳这个不太熟悉的名字映入眼帘时，他决定安排一次会面。但见过盖特纳后，彼得森犹豫不决，因为他看起来年轻、瘦弱，讲话轻声细语，近乎含糊不清。 举荐盖特纳的劳伦斯·萨默斯试图打消彼得森的顾虑。他告诉彼得森，盖特纳看上去瘦弱，实际上很强硬，盖特纳是在和他共事过的同事中，唯一一个敢直接走进办公室对他说“劳伦斯，在这件事上，你简直是脑子进水了”的家伙。 盖特纳的成长环境需要他不断地适应陌生人和新的情况，因此养成了讲话直截了当的习惯。大学毕业后，盖特纳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学院深造，并于1985年取得硕士学位。 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的推荐下，盖特纳进入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咨询公司工作，为基辛格的撰写一本书做前期调研，并给这位前国务卿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工作中，盖特纳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在有权势的人手下有效地工作而不仅仅是变成一个马屁精。克林顿卸任后，盖特纳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随后又被聘用到纽联储工作。尽管曾供职于民主党政府，盖特纳还是被共和党出身的彼得森委以重用。 纽联储主席一职是美国中央银行系统第二重要的职位，担负着重大职责，因为纽联储不仅负有管理财政部大部分国债的责任，而且是政府在全国金融中心的耳目。尽管盖特纳的个性并不适应这种环境，但他还是逐渐适应了在纽联储的工作，并且因善于深思熟虑、促成共识而声明远播。 保尔森和盖特纳、伯南克以及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考克斯均被安排于4月3日上午在银行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但保尔森突然需要立即飞往中国进行一次官方访问，所以副手斯蒂尔将代他出席听证会。 尽管斯蒂尔在国会议员面前展现的形象是一位经验丰富而又自信的演讲者，但这次所面临的挑战要比以往大得多。他知道除了会被问及“贝尔斯登救援”之类棘手问题外，等待他的还有一个难答的问题：为什么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家所谓由政府支持的企业买进了如此多的抵押贷款。 准备妥当后，斯蒂尔和他的助手们乘坐财政部的专车驶向国会。此时参议院办公大楼的听证室已经开始热闹起来，摄像人员正忙着安装设备，摄影师则忙着调试灯光。斯蒂尔就座后马上注意到，尽管贝尔斯登的艾伦·施瓦茨下午才需要作证，但他已经早早地来到听证室，两人还打了声招呼。紧挨着斯蒂尔两边的分别是盖特纳和考克斯，考克斯的右边则是伯南克。从解决当前金融问题的角度看，坐成一排的这几位乃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物。 听证会上，委员会主席、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托弗·多德（Christopher Dodd）发问道：“这次行动究竟属于为防止金融市场系统性崩溃而采取的合理救助，还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放着为房贷苦苦挣扎的民众不管，而用纳税人的300亿美元来救助一家华尔街公司？” 此问一发，现场气氛突然躁动起来，委员会的委员们严厉批评监管者对金融公司疏于监管。对此，伯南克急忙解释政府的立场：“我们的出发点是保护美国金融体系和整个经济体的安全。我相信如果美国民众能明白我们是在努力保护经济体而非华尔街银行家，他们就会更好地理解我们所采取的行动。” 接着是一个斯蒂尔早有准备的问题：每股2美元的收购价格是不是由财政部决定的？ 斯蒂尔回答道：“先生，正如您所说的，在刚刚过去的96个小时中，财政部长和财政部的其他成员都积极地参与到这件事当中，并且前前后后进行了许多讨论。” “与此同时，任何这种类型的并购都有多种条款和条件。我认为财政部对此事有两点看法，其一，正如伯南克主席所提出的：为维护稳定而联合采取措施将使整个市场产生有利的结果；其二，因为牵涉到联邦基金或者政府资金在里面，所以我们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关于这点，保尔森部长有自己的看法。” “考虑到政府参与其中，他认为价格不应该太高，而应该尽量定得低一些，这就是我们的观点。关于具体的操作细节，交易谈判实际上是在纽联储和其他两个公司之间完成的。” 正如斯蒂尔所解释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即使不是为了全世界，也是为了整个国家，因此应该感谢他们付出的努力。最后，盖特纳自信地告诉国会议员们，堤坝的漏洞已经被堵上了。 他坐在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办公室楼下的会议室里，探讨怎样才能很好地解释低价收购贝尔斯登的交易，同时听起来又不像是从纳税人手里得到了好处。 与斯蒂尔不同，戴蒙从没在自己位于公园大道的办公室里进行过应对棘手问题的预演准备，他只是在参议院会议室里利用最后几分钟做了一些简单准备。一位参议院的工作人员把他领进会议室，所以他不用待在长廊里等候。 针对收购贝尔斯登一事，戴蒙简单明了地说道：“买一幢别墅与买一幢正在着火的别墅不同。”他认为这一句话就足够了，每个人都会理解其中的意思。 他想要传达的信息很明确：美联储和财政部官员应该对交易行为进行监管，但他并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为公司股东的利益着想天经地义，自己并没有义务去保护纳税人的利益。如果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话，他倒是有点担心收购所带来的问题要远大于所获得的价值。 早在3月13日，戴蒙和妻子及三个女儿正在共进晚餐，庆祝戴蒙52岁生日。六点左右，戴蒙的手机突然响了，他颇为不满地接了电话。 “杰米，我们正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电话是拉扎德公司的银行家加里·帕尔（Gary Parr）代表贝尔斯登打来的，他问道：“你可以跟艾伦谈谈吗？” 戴蒙吃了一惊，几个星期前就有关于贝尔斯登的传闻了，但这个电话却意味着事态远比他预想的要严重得多。没几分钟，贝尔斯登的首席执行官艾伦·施瓦茨就打来电话告诉他，他的公司急缺现金，需要帮助。 “需要多少钱？”戴蒙问道。 “可能要300亿美元左右。” 夜空下的戴蒙倒吸了一口凉气：实在是太多了。但最后他还是答应会尽力帮施瓦茨走出困境。他马上打电话向盖特纳表示，摩根大通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现金，但他愿意参与救助贝尔斯登。 第二天，3月14日，美联储把摩根大通的贷款注入了贝尔斯登，以解决贝尔斯登所面临的流动性危机，并为贝尔斯登制定长远计划，提供了28天的喘息时间。然而，美联储和财政部都不想让这个悬而未决的局面拖这么长时间，于是周末就开始催促戴蒙对贝尔斯登进行收购。摩根大通派出了三百人的团队进驻贝尔斯登的办公大楼，这些人将把搜集到的材料反馈给戴蒙和他的执行官。 截至周日上午，戴蒙已经分析了足够多的关于贝尔斯登的资料。他告诉盖特纳，摩根大通准备撤离，放弃收购。但盖特纳不愿接受他退出的决定，他提出了增加这笔交易吸引力的条款。 他们最终达成协议，美联储同意为贝尔斯登持有的问题债券资产提供300亿美元担保，但摩根大通将负担最先发生的10亿美元损失。 毫无疑问，这些谈判的内容受到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密切关注。他们的疑问是，摩根大通是否有意识地利用自己的杠杆同政府过分地进行讨价还价，从而损害了纳税人的利益？ 戴蒙满头银发，他不卑不亢地描述着促成与贝尔斯登交易的一系列事件。他平静地陈述道：“这并不是为妥协而故作姿态，而是纯粹的事实。”在戴蒙的讲话中，事实真相非常清楚，那就是他和盖特纳都是好人，他们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成功地力挽狂澜。 在所有银行委员会的成员中，有强烈自由市场偏好的邦宁是最反对这笔交易的，或许他也是最有先见之明的一位。他说：“贝尔斯登的失败让我感到非常不安，可我并不赞成美联储插手救援……据我所知那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 他还不安地问道：“接下来怎么办呢？如果美林、雷曼或是其他这类公司也面临倒闭呢？难道政府接着出手救援？”（完） （本文节选自安德鲁·罗斯·索尔金所著的《大而不倒》，中文版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10年9月出版发行） 本篇编辑：周鹤 关注巴曙松研究员“百度百家”专栏（网址：http://bashusong.baijia.baidu.com），请点击底部“阅读原文”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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