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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的应用极大降低了社会安全的潜在风险，社交媒体舆情的处理不当才是当前一个新的安全隐患（在“社交网络的安全”研讨会上的发言大意） 对于社交媒体的安全问题可以有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如从政治、军事等对外的角度，或者从个体、机构、社会等不同的层面来看。本发言从国内的社会层面来看社交媒体的安全功能。 一、 社交媒体的应用极大降低了社会安全的潜在风险
其次，社交媒体起到了疫苗作用。社交媒体是社会现实问题的一个排气口，社会问题有了一个出口，避免挤压，最后总爆发而出现严重后果。化学里有一个概念叫“熵”，简单理解是构成一个物体的分子越活跃，“熵”值越高，物体结构就越稳定。社交媒体的活跃度可以看作是社会的一个“熵”值。 第三，社交媒体让潜在的社会安全问题表面化，提供了社会问题的讨论与监督空间。一方面将社会问题放到聚光灯下讨论，使得区域化的、小群体内的谣言失去了生存空间。另外一方面，社会问题有了一个及时发现与纠正的机会。所以，不能认为控制了社交媒体上的社会不满情绪就天下太平了，这是一种短视的做法。 第四，社交媒体提供了语言代替行为的可能。社会问题的反应简单可分为情绪和行为两个层面，社交媒体只是一个情绪层面，用语言等来表达，是带有期待的——即通过社会舆论来解决问题，或者可以通过社会舆论来纠正个体的错误情绪。通过社交媒体的情绪发泄，降低了行为的可能。 第五，社交媒体的言论对他人态度的影响是很有限的。传播学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三个效果认识阶段是：强态度效果——有限态度效果——强认知效果。也就是早期认为媒体对受众的态度改变很有效，后来学者们发现影响是有限的，再到后来学者们发现只在认知上更有效。我们目前的管理还是基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魔弹论”等强态度认识基础上的决策机制，似乎社交媒体言论能够改变个体的态度。 前打击网络谣言行动在一些地方有扩大化现象，造成新的社会矛盾，产生了一些负效果。具体有三个方面的表现。 一是将一些正常批评政府的言论与谣言不区分，将正常言论也作为打击对象，在一些城市调查中有居民主动提到一点：一方面中央要求走群众路线，老百姓通过网络反映一点问题就成了谣言。甚至疑问群众路线是不是走形式的问题。 对政府正常批评和谣言不分清楚，都简单作为打击对象，会造成新的官群矛盾。应该将谣言与对政府的正常批评分开。 二是打击网络谣言不按照法制法规办事，一些地方是长官意志。典型的如张家川拘捕16岁中学生事件，当地政府简单按照长官意志办事，最后在民意驱动下不得不改变处理方式。这些单个事件的出现不仅仅会使当地政府失去在群众中的威信，还会严重伤害政府的政策推进。建议打击网络谣言必须严格依法行事，不能有任何的长官意志。 三是对社会问题的本末不分，简单将网络问题作为根源。有些地方简单的认为只要打击了网络的一些言论就是解决了根本问题，忽视了社会问题的根源在现实，需要解决现实问题才能真正化解矛盾。 四是一些地方政府对社交媒体的重视出现偏差，将现实的官僚做法带到网络舆情应对中，层层花费财政收入来维护地方领导个人的正常批评，进而产生新的不满情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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