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雷雨》的主题陈寿德

sanmin 2014-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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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雷雨》的主题

陈寿德

内容提要：关于《雷雨》的主题众说纷纭，我从主题的多义性角度来理解，认为《雷雨》具有社会悲剧和命运悲剧的双重意蕴，二者不能偏废。《雷雨》主题的社会悲剧的一面表现在：通过周鲁两家之间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尖锐的矛盾冲突来暴露封建大家庭的罪恶；通过这个充满了不义和邪恶的旧家庭来揭示时代现实和阶级关系。《雷雨》主题的命运悲剧的一面表现在：从作者的本意看是要表现宇宙的残忍，人世间的冷酷，反映出命运悲剧的一面；从作品中的基督教意识看表现出二元对立的命运悲剧；从《雷雨》的“序幕”和“尾声”看揭示了《雷雨》命运悲剧的意蕴。

同时，过去人们对《雷雨》的种种宿命论的指责，我有着不同的看法。因为在《雷雨》的命运悲剧中，人物在命运面前不是消极的、宿命的，而是积极主动、富有反抗精神的。《雷雨》的命运悲剧主题拓展了戏剧的意义空间，带给读者多样的审美感受。

关键词：《雷雨》，主题多义性，意义拓展

从1933年曹禺在《文学季刊》上发表处女作《雷雨》起，关于《雷雨》的主题的探讨和争论就从未停止过。主要的观点有两种：一种是理解成社会悲剧。即认为《雷雨》表现的是反封建和个性解放的主题；一种是理解成命运悲剧，认为《雷雨》中有宿命论思想，反映了作者世界观的局限性。1942年，张庚在《悲剧的发展--评〈雷雨〉》论文中更是作出权威的结论“他的创作竟部分地有了反封建的客观意义”^（1）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鲜明地批判了作者宿命论哲学。此后关于《雷雨》的主题解释就一直是一边倒——强调前者，而去除后者，把《雷雨》主题单方面理解成一部反封建和个性解放的社会悲剧；新时期以来，钱理群等学者对此表示质疑和反驳，认为此种主题解释不可避免地打上特定的时代和政治的烙印，旨在突出《雷雨》超现实的另一面，认为在《雷雨》中表现了命运对人的捉弄和人的生存困境。

从主题的多义性角度来理解，我认为《雷雨》具有社会悲剧和命运悲剧的双重意蕴、二者不能偏废。作为一部经典作品，《雷雨》是复杂的、多元的，给我们提供了巨大的阐释空间，而单一的理解只能带来片面和狭隘。我们先来理解《雷雨》社会悲剧的一面。

一、暴露封建大家庭的罪恶

关于这一点，周扬曾经指出：“‘本来没有意识着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的他写到末了，也不得不‘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罪恶’。作者看出了大家庭的罪恶和危机，对家庭中的封建势力提出抗议，一个沉痛的，有良心的，但却是消沉的抗议”。^（2）这篇剧作是以1923年前后的中国社会为背景，描写了一个以周朴园为代表的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的生活悲剧。文章是通过周鲁两家之间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尖锐的矛盾冲突来暴露封建大家庭的罪恶。例如周朴园抛弃侍萍的原因，显然与强调“门当户对”的封建婚姻观念有关，而从周朴园逼蘩漪吃药的场景中更能看出封建家庭的专制和冷酷。

二、时代现实和阶级关系的揭示

写《雷雨》时，作者虽然还不能从理论上清楚的认识他的人物的阶级属性，但具体描写上已经接触到了现实阶级关系的某些本质方面。周朴园和鲁侍萍矛盾分明带有上层社会与下层人民之间的阶级对立的性质，周朴园和鲁大海的冲突，更可以看出劳资矛盾对作者的直接影响。剧本虽然从性爱关系的角度，写了一出家庭的悲剧，但客观上也反映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某些侧面。可以说，充满了不义和邪恶的旧家庭正是整个旧中国现实生活的缩影。

三、作者个人生活经历的投影

曹禺幼年家庭很阔绰，他的父亲是一个军阀，过着很富裕的生活，但在精神上他是苦闷的。据曹禺本人的说法，说他父亲是一个严厉、冷漠、冷酷之人。曹禺后来回忆说：“我总是害怕和他一起吃饭，他常常在饭桌上就训起子弟来”。他还说：“我对自己作品里写到过的人和事，是非常熟悉的。我出身在一个官僚家庭里，看到过许多高级恶棍、高级流氓；《雷雨》、《日出》、《北京人》里出现的那些人物，我看得太多了，有一段时期甚至可以说是和他们朝夕相处。因此，我所写的就是他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3）应该说《雷雨》暴露出来的封建大家庭的罪恶是和作者的人生经历有着一定的联系，有着作者个人生活经历的投影。

我还想通过对周朴园人物形象的分析，来进一步说明《雷雨》作为一部社会悲剧对现实社会的反映。

周朴园无疑是《雷雨》中成功的艺术形象之一，他是悲剧的制造者，也是这一切的承担者。《雷雨》的深刻之处在于：在周朴园这个人物身上，曹禺揭示出中国的资产阶级同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有着政治的思想的精神的联系，揭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封建性。

我们先追溯周朴园的发家史，不难发现阔绰的周公馆，周家所过的豪华生活都是建立在无数劳动人民累累白骨之上的。周朴园从前在哈尔滨包修江桥，故意叫江堤出险，淹死了二千二百个小工，每个小工身上扣了三百块钱，所以周朴园“发的是绝子绝孙的昧心财。”如今，他又在矿工残酷地剥削压迫工人，镇压工人的罢工，鲁大海是罢工的骨干，明明是他亲生儿子他都不认，仍要把他开除，可见资本家对工人的残忍已超越伦理血缘关系。周朴园口口声声说他的家庭最圆满，最守秩序，是个“模范”家庭，但就在这个“模范”家庭里面演出了一系列人间悲剧，从而暴露了封建资产阶级家庭的道德沦丧，彻底堕落。三十年前周朴园为了娶一位有钱有门弟的小姐，将侍萍扫地出门，逼得她在年三十晚上抱着出生不久的孩子，投河自尽，侍萍被人救出后，嫁了两次人，遭受了人间最惨重的折磨，三十年后，她和周朴园重新见面，周朴园不仅不认她，而且还不让她认自己的儿子，企图用金钱赎罪，又一次将侍萍赶走，这一系列罪恶行径，撕下了所谓“怀念”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彻底暴露了周朴园对侍萍的残忍。

同时，我觉得周朴园也是封建制度下的牺牲品。他年轻时与鲁侍萍相爱，本是一件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伟大的爱情，他本是一个无阶级意识的不乏善良的富家少爷，却被封建礼教下的门当户对和资本家的唯利是图意识毒害，直至后来他逐渐习惯资本家的不择手段。他自己也被教化成一个无情虚伪的资本家。我觉得周朴园的本性还是有点善良之处的，却被封建制度所害，他既要赶走现在的鲁侍萍，却又保留鲁侍萍的相片，这里充满着矛盾。他受到现实中自身利益与内心深处真性情的强烈冲击，最后利益占了上风。可见周朴园也是可悲的封建制度下的牺牲品。

那么，《雷雨》是否仅止于社会悲剧，有没有命运悲剧的影子呢？我认为也是有的。

我们再来理解《雷雨》命运悲剧的一面。

一、从作者创作意图上来分析

《雷雨》是曹禺先生23 岁时创作的。他写《雷雨》，究竟要告诉读者和观众一点什么东西？也就是作者的创作本意创作主旨是什么？这个主旨就是我们所说的主题。曹禺自己对《雷雨》是怎么解释的呢？曹禺第一次谈到了《雷雨》的写作意图。曹禺说：“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道叙事诗，（原谅我，我决不是套易卜生的话，我决没有这样大胆的希冀，处处来仿效他。）这诗不一定是美丽的，但是必须给读诗的一个不断的新感觉。这固然有些实际的东西在内（如罢工……等），但决非一个社会问题剧”。^（4）1936年，《雷雨》第一次出版了单行本，曹禺为它写了一篇较长的序言，在这篇序中，曹禺第二次阐述了自己当时的创作心境，曹禺是这样说的：“每次有人问我，《雷雨》是怎么写的，或者为什么写这一类文章。老实说关于第一个问题，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第二个有些人已经替我下了注脚，这些解释有的我可以追认，比如暴露大家庭的罪恶”。^（5）“《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这种自然的“冷酷”，可以用四凤与周萍的遭遇和他们的死亡来解释，因为他们自己并无过咎”。^（6）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作者的本意是要表现宇宙的残忍，人世间的冷酷，这正如曹禺自己所说：“在《雷雨》里，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你怎么呼号。也难逃脱黑暗的坑。”^（7）而这创作本意中反映出命运悲剧的一面。

二、作品中的基督教意识

曹禺受到过基督教的影响，他说过：“我接触《圣经》是比较早的，小时侯常到教堂去，究竟是个什么道理，我自己也莫名其妙。人究竟该怎么活着？为什么活着？应该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那时候去教堂，也是在探索解决这些问题吧？”^（8）这在《雷雨》中也有反映。表现在作品中的原罪意识和忏悔意识。周朴园无疑是《雷雨》中最具“原罪”意识的人，他是各种罪恶的主使者，也是家庭悲剧的制造者。但在《雷雨》中，他在不断地忏悔自己，希望得到赎罪。周朴园一直保留着侍萍用过的东西，遵守侍萍在时的某些习惯（如关窗子等），还记得侍萍的生日，而且在心烦意乱时，总一个人躲在有侍萍味道的房间里静静思考，这些表现，实际上是周朴园人性未泯的表现，是他忏悔意识的物化表现。他后来叫周萍去认侍萍、派人寻找鲁大海的下落，以及最后把周公馆变卖给教会，自己拿着一本《圣经》读，都是其忏悔自新、寻求灵魂拯救和复活的表现。当然，忏悔意识在周萍、鲁侍萍等人身上也同样存在，《雷雨》第一幕中，作者借周冲之口对周萍作了这样的介绍：“哥哥现在真有点古怪，他喝酒喝的很多，脾气很暴，有时他还到外国教堂去，不知干什么？”这句话就揭示了周萍与继母通奸后郁闷、恐惧以及不断忏悔的心情。王晓华在《压抑与憧憬--曹禺戏剧的深沉结构》一书中指出：“曹禺前期戏剧存在着理想国与闭锁的世界的对照与对立，这与基督教天堂地狱的二元对立结构有关”.^（9）

三、从《雷雨》的序幕和尾声来分析

曹禺对《雷雨》演出时被删除序幕和尾声深感遗憾，认为删去序幕和尾声是对《雷雨》的肢解，这就等于斩头截尾，剩下直挺挺的中间的一段躯干没有意义。实际上，“序幕”与“尾声”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赘物，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和作品的主题，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和价值。在《雷雨》的“序幕”和“尾声”中，作者通过剧中的两个修女的对话交代周公馆的无言的结局，它本是一个资本家豪华的住宅，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家庭内部上演了一场悲剧。人是死的死，疯的疯，走的走，最后家庭解体了，公馆卖给了教堂，成了现在的教堂医院。同时写了周朴园到医院看望已经疯了的侍萍和蘩漪的事，这些经历了生活变故的老人在默默地承受着人生原罪带来的痛苦。另外，曹禺这样安排也是为了使观众和戏剧保持一段欣赏的距离，曹禺自己是这么说的，“在此地我只想提出‘序幕’和‘尾声’的用意，简单的说，是想送着戏的人们回家，带着一种哀静的心情。低着头、沉思地，念着这些在情热、在梦想，在计算里煎熬着的人们。荡漾在人们的心理应该是水似的悲哀，流不尽的；而不是惶惑的，恐怖的，回念着《雷雨》像一场噩梦，死亡、惨痛如一只钳子似的夹住人的心灵，喘不出一口气来。《雷雨》诚如一位朋友说，有些太紧张（这并不是恭维的话）。而我想以第四幕为最。我不愿这样嘎然而止，我要流荡在人们中间还有诗样的情怀。‘序幕’与‘尾声’在这种用意下，仿佛有希腊Chorus一部分的功能导引观众的情绪入与更沉思的海” ^（10）“那‘序幕’和‘尾声’的纱幕便给了所谓的‘欣赏的距离’。这样，看戏的人们可以处在适中的地位看戏，而不致与使情感或者理解受了惊吓。”^（11）从序幕与尾声的设计来看，《雷雨》是有命运悲剧的意蕴的。

最后，《雷雨》中宿命论思想的存在也是不争的事实。年青时的曹禺接触过一些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当时也没有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因此他“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就很自然。在剧中是能找到不少“天命”、“命运”之类的台词：

鲁侍萍：哦，天哪，……天底下地方大得很，怎么？熬过这几十年，偏偏又把我这个可怜的孩子，放回到他--他的家里？哦，好不公平的天哪！

周朴园：有些事简直是想不到的，天意很--有点古怪！

长期以来，《雷雨》的宿命论思想一直受到批判，周扬在《论〈雷雨〉和〈日出〉》一文中就批评说：“如果说反封建制度是这剧本的主题，那么宿命论就成了它的sub-text （潜在主题），对于一般观众的原和命定思想有些血缘的朴素的头脑会发生极有害的影响，这大大地降低了《雷雨》这个剧本的思想的意义。”^（12）后来张庚也在《悲剧的发展--评〈雷雨〉》中指出：“世界观和他的创作方法的矛盾。如果他的创作方法战胜了他的世界观，他的这个创作是要更其深入和感人的。不幸的是也象他的故事一样，那不可知的力量战胜了他的创作方法。”^（13）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此种指责，曹禺是不认同的，他自己辩解道“有人说，《雷雨》表现了作者宿命论的思想，这是不对的，……在《雷雨》所写的那样一个特定环境中，某些人物有天意的想法是自然的，鲁妈相信天命就更自然了。 ……不能认为作品中的人物的思想就是作家的思想，不能说祥林嫂的思想就是鲁迅的思想。”^（14）我个人也认为这些指责不可避免地打上特定的时代和政治的烙印。实际上，在《雷雨》的命运悲剧中，人物在命运面前不是消极的、宿命的，而是积极的、主动的，富有反抗精神的，《雷雨》不仅表现人的生存困境，也写出了人在困境中的挣扎和反抗。以繁漪为例，她就带有五四新女性敢于追求和反抗的精神特点。曹禺就曾说：“蘩漪是五四以后解放的资产阶级女性”。她上过私塾，又“受过一点新的教育”，这不仅使她具有了较高的文化水平，丰富了她的感情世界，更重要的是使她具有了较易接受新事物，新思想的条件。正是受到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影响，使她不能安于“三从四德”所规定的命运，她要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改变身为“工具”的命运，力图作为一个“人”而“真真活着”。她不顾封建礼法高呼：“我的心，我这个人还是我的”，这完全是一个资产阶级女性追求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的重要表现。蘩漪的反抗性突出表现在她与周朴园的矛盾冲突中。在《雷雨》整部剧中，蘩漪和周朴园正面冲突就有四处。第一次冲突是周朴园逼蘩漪喝药的一场。这次，蘩漪不屈服的反抗性是完全表现出来了，但是属于消极的反抗，而且最终也屈服了；第二次冲突是周朴园催蘩漪去看病。这次蘩漪是以挑战者的姿态出现的。周朴园派仆人催她去看病，她都没有去，然后周朴园只能自己亲自去催，企图以家长的威严逼她看病，但他没有想到，蘩漪并没有被他吓住，她仍没有去看病，而是径自回楼去了。这次冲突中蘩漪的态度有所改变，敢于公开顶撞，但优势仍在周朴园一方。因为最后他还是让周萍陪着柯大夫上楼替她看病。但这次她的反抗精神比上次更强烈。第三次冲突是蘩漪雨夜从鲁家归来遇到周朴园。这次蘩漪的反抗精神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她公开说自己是神经病（由第一幕不承认自己有病到公开宣称自己是神经病），在他家的后花园赏雨，对周朴园嘲笑奚落，最后周朴园只能摆出家长的架势命令蘩漪到楼上去，但他得到的回答却是：“（轻蔑）我不愿意，告诉你，我不愿意”。这可以看出优势转到了蘩漪的一方。第四次蘩漪的反抗达到了最高点。这次冲突是在剧尾，蘩漪更以一个审判者的资态，将周朴园叫出来。当着众人的面，撕毁了他庄严的外衣，揭开了他的道德面具，让周公馆见不得人的黑暗暴露无遗。而周朴园此时完全处于消极的被动地位。每次冲突之后，都使她们的关系发生变化。蘩漪对周朴园的反抗，也由消极到积极，越来越不可遏制，越来越高昴，最后终于完全撕碎了周朴园的“尊严”，彻底破坏了周家的“秩序”，显示出了“雷雨”般的性格。（当然，她对旧制度的反抗是以一种畸形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有着半新带旧的层面）

此外，这种反抗精神在周冲、鲁大海等人的身上也都体现出来，周冲天性未泯，闪烁着希望的光芒，曹禺说：“周冲是这烦躁多事的夏天里一个春梦。在《雷雨》郁热的氛围里，他是个不调和的谐音，有了他，才衬出《雷雨》的阴暗。”^（15）鲁大海则勇往直前、敢于斗争，正是他们的反抗为作品增加了亮色，使得曹禺的现实主义作品并不消沉，而给人以憧憬和激励。樊骏在《认识老舍》一文中曾把老舍的朴素的现实主义与茅盾、巴金、曹禺的现实主义相比较，指出：“茅盾的作品多为革命现实主义……巴金的现实主义往往笼罩着浪漫主义色彩。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曹禺剧作中的光亮越来越耀眼，给人们激励和信念。这种饱和着理想情愫的方法，被人称为诗化的现实主义。”^（16）所以笼统地对《雷雨》的命运观进行批评是不对的。相反，《雷雨》的命运主题拓展了戏剧的意义空间，带给读者多样的审美感受。尤其是它所具有的对人生、世界、宇宙的终极追问意识，使得它在对现实关注的同时更加深刻地体现了作家对生命存在的一种终极关怀。正如钱理群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中所指出：“从对《雷雨》的多重解释中，正是显示了曹禺戏剧创作的一个重要特色：它既是关注现实的，同时又超越现实，追索着隐藏于现实背后深处的人生、人性、人的生命存在的奥秘。”^（17）

注释：

［1］[张庚《悲剧的发展--评〈雷雨〉》，王兴平、刘思久、陆文璧编《曹禺研究专集》上册，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第551页.]

［2］[转引自周扬:《论〈雷雨〉和〈日出〉-并对黄芝冈先生的批评的批评》，《光明》第2卷第8号（1937年3月）.]

［3］[《曹禺谈〈雷雨〉》，转引自《曹禺研究专集》上册，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75页.]

［4］［5］［6］［7］[曹禺著《悲剧的精神》中的《雷雨》序，主编：傅光明，京华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第1页,第4-5页，第6页.]

［8］[曹禺：《曹禺谈〈雷雨〉》《曹禺研究专集》上册王兴平等编，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09页.]

［9］[王晓华：《压抑与憧憬--曹禺戏剧的深沉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176-177页.]

［10］［11］[《曹禺选集》中的《雷雨》序，曹禺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7月1日出版，第189-190页.]

［12］[周扬：《论〈雷雨〉和〈日出〉》《曹禺研究专集》上册王兴平等编，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570页.]

［13］[张庚：《悲剧的发展--评〈雷雨〉》上册王兴平等编，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554页.]

［14］[转引自田本相：《曹禺剧作论》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版，第375页.]

［15］[曹禺：《雷雨·序》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