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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雨》专题阅读(一)

 风语塔拉 2014-12-02
最初文本的结构、叙事和主题

王晓枫

 

    内容提要:曹禺《雷雨》最初文本的结构、叙事与主题是一个庞杂而且繁复的存在。本文试图对这一文本作精读细读,由“二人戏”及“层层剥离”的叙事的独特角度切入,来探究它的结构的生成与叙事的演进,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它的宏大深邃的命运悲剧主题的产生。

    关键词:《雷雨》最初文本 结构叙事主题

 

    《雷雨》的最初文本于1934年由靳以、巴金经手刊载于《文学季刊》第1卷第3期,由“序幕”、“四幕正式悲剧”及“尾声”组成。

    一、以“二人戏”为主体建构而成的宏篇巨制

    细读《雷雨》全剧,一个有趣而几乎很少被提及和重视的艺术现象便会“顽强”地“浮出水面”,那就是遍布其中的大量的“二人戏”场面。以下是全剧各幕“二人戏”场次及其各自人物关系的详细统计:

    第一幕:1.鲁贵与四凤(父女);2.大海与四凤(同母异父的兄妹);3.鲁贵与四凤;4.蘩漪与四凤(主仆、情敌);5.蘩漪与周冲(母子);6.周朴园与周萍(父子)。第二幕:1.周萍与四凤(主仆、恋人);2.周萍与鲁贵(主仆);3.蘩漪与周萍(后母与继子、情人);4.蘩漪与鲁贵(主仆);5.侍萍与四凤(母女);6.鲁贵与侍萍(夫妻);7.蘩漪与侍萍(周公馆太太与鲁贵的妻子);8.蘩漪与侍萍;9.周朴园与侍萍(前夫妻);10.周萍与周冲(同父异母的兄弟、情敌);11.周萍与四凤;12.蘩漪与周萍。第三幕:1.鲁贵与四凤;2.四凤与周冲(被追求者与追求者);3.大海与周冲(矿工与少爷);4.侍萍与大海(母子);5.侍萍与四凤;6.四凤与周萍。第四幕:1.周朴园与仆人(主仆);2.周朴园与周冲(父子);3.周朴园与蘩漪(夫妻);4.周朴园与周萍;5. 蘩漪与周萍;6.蘩漪与鲁贵;7.蘩漪与大海(周公馆太太与鲁贵之子、四凤之兄);8.周萍与大海(周家少爷与四凤之兄);9.周萍与四凤(恋人、同母异父的兄妹);10.周朴园与仆人。

    若再算上“序幕”中的姑奶奶甲与老人、姊姊与弟弟的场景,整部《雷雨》中的“二人戏”就多达36场!也就是说,相对于“一人戏”(俗称“独角戏”)或三人及以上的“多角戏”而言,《雷雨》主要是依赖“二人戏”构建而成。纵观全剧,除了蘩漪在第二、四幕中、四凤在第三幕中、周朴园在第四幕开始时的极个别、短小的“一人戏”及各幕、剧末的“高潮戏”(如第一幕中的“喝药”、第二幕中的“打架”及第四幕中的“揭老底”等)外,剩下的基本上就是形形色色的“二人戏”及少量带有过渡、铺垫性质的“多人戏”(如第一幕中蘩漪、周冲、四凤及蘩漪、周冲、周萍的“三人戏”,第二幕中鲁贵、侍萍和四凤的“三人戏”,第三幕开始时鲁贵一家人的“多人戏”等)了。全剧中八场分量很重、篇幅颇长的“二人戏”对它的构成有着“主体”与“骨架”的作用与意义:它们分别是第一幕开头鲁贵与四凤的“对谈”戏,第二、四幕中蘩漪与周萍的“对手戏”,第二幕中周朴园与侍萍“相认”的戏,第三幕中周冲对四凤“交心”的戏及侍萍逼四凤“发誓”的戏,第四幕周萍与大海“对话”的戏。——从此角度来纵览《雷雨》全剧的构成便显得别有意味。《雷雨》全剧中周、鲁两家的八个人物在一天内的不同时段、空间以不同的组合轮番登场,演绎着各自及之间的爱恨情仇、恩怨纠葛。这种“二人戏”场景构成了极其丰富的戏剧美学意蕴:在以高密度对话为主的话剧范式中,它能牢牢地吸引住读者(观众)的耳目及注意力;从而构成了整个剧作中颇具戏剧冲击力和心理震憾性的重要场景;它们的演进、铺垫,直接推动了整个悲剧“高潮戏”的到来,让全剧显得张驰有度、有理有节、跌宕起伏、荡气回肠!

    对于剧作家而言,在一部作品中编排了以“对话”为主的大量的“二人戏”,是在很大程度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甚至隐藏着极大的危险的。首先最大的弊端莫过于因冗长、乏味而流于庸俗、陈腐,缺乏戏剧文本所必有的各种紧张、冲突与矛盾等特质;其次过分不着边际的“瞎扯”很容易让读者(观众)如坠五里雾中、摸不着头脑甚至有不知身在何处、意欲何为之感;再次非常容易冲淡全剧的主旨与延缓戏剧高潮的到来,使整部作品变得因毫无吸引力(丧失阅读与观赏的价值)而沦落到平庸、浅薄的惨状。仔细阅读《雷雨》最初文本,上述的种种顾虑便会烟消云散;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它的确是一部构建精良的艺术珍品!全剧人物不多,故事也不是特别复杂、曲折,但天才的剧作家却把它打造得如一座富丽堂煌、精致匀称的宏大而精美的建筑,从总体轮廊到细部装饰,几乎达到了“增之则多、去之则少”的化境!它犹如一部结构宏伟完整、音符充盈丰满、节奏错落有致、旋律绵延起伏的交响叙事诗篇,在“序曲”、“正曲”与 “尾声”中,前后照应、浑然一体,各个声部之间,各个动机(主题)之间,交相辉映、穿梭自如,所有构成全曲的音乐元素全被充分地调动和利用到了恰如其分的程度,共同成就了它跨越时空的永久性魅力!若以人物出场的多少这一独特的视角或宏观地瞻仰或微观地品味整部剧作便会发现,大量的“二人戏”与数量极少的“一人戏”及比例适中的“三人戏”(含“多人戏”)之间,因搭配合理、过渡自然、铺垫绵密、布局恰当、结构合理而显得效果奇佳、魅力无穷。——戏剧结构美学意义上的旷世经典从此横空出世!

    “二人戏”在文本构成与表演流程意义上的独特价值正在于它的相对“封闭”与“私密”性上。正如“一人戏”大多数情况下最适合于角色展示其内心及情感等诸方面的不为(愿)人(剧中其他角色及读者、观众)知的“隐密”一样,“二人戏”对于剧中其他角色在戏剧情节上的“遮蔽”与“保密”效应就更加显著和强烈,(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直到剧终,周朴园不知蘩漪与周萍的“私情”,鲁贵到最后下台时也不知侍萍与周朴园三十多年前竟是夫妻!)同时又能确保整个剧情特别是矛盾、冲突及高潮的合理延续与到来。《雷雨》最初文本中大量精彩的“二人戏”堪称杰作,它们的存在共同构成了这部大戏无数精彩的段落与场面,如同一个遍布无数“暗道”与各种“机关”的迷宫:山穷水尽、柳暗花明、曲径通幽、暗度陈仓。——对于《雷雨》全剧而言,它们的存在在其构成意义上无疑是“主体”性和“结构”性的!换言之,若抽去它们,这座宏伟、精致的“建筑”,将轰然坍塌、不复存在。

    二、以“层层剥离”为主要方式的多维精致叙事

    如果说文本的客观存在是一个既成、宏观和静态的事实,那么探究它的生成与构建则更多地需要在未成、微观和流动的状态下进行了。——由叙事入手无疑是个不错的选择!从总体、宏观的角度来看,《雷雨》最初文本大致属于“倒叙(序幕)→正述(本剧)→回应(尾声)”式的具有明显“间离”效应的“讲故事”的宏大叙事类型。剧作家在1935年7月发表的《〈雷雨〉的写作》中一再申明“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因为这是诗。我可以随便应用我的幻想,因为同时又是剧的形式”,“我的方法乃不能不把这件事推溯,推,推到非常辽远时候,叫观众如听神话似的,听故事似的,来看我这个剧,所以我不得已用了《序幕》及《尾声》,而这种方法犹如我们孩子们在落雪的冬日,偎在炉火旁边听着白头发的老祖母讲从前闹长毛的故事,讲所谓‘Once upon a time’的故事,在这氛围里是什么神怪离奇的故事都可以发生的”。“假若我们认定这是老早老早的一个故事,在我们那Once upon a time的序幕前题下(……)于是这些狂肆的幻想也可以稍稍松了一口气,叫观众不那样当真地问个究竟,而直接接受了它,当一个故事看”。剧作家甚至更多地强调了它“受古代希腊剧的影响”;对于“序幕”及“尾声”中回响的巴赫B小调弥撒曲,强调“那点音乐是有点用意的”,“这点音乐会把观众带到远一点的过去境界内,而又可以在尾声内回到一个更古老,更幽静的境界内的”。——期望剧终时读者(观众)的情感复归于“丰富的平静”之中!《雷雨》最初文本在戏剧叙事方面可谓匠心独运,就其严谨、精妙程度而言堪称大师手笔,多角度、“层层剥离”的叙事风格是它的显著特征。

    对于叙事者而言,当他(她)在叙说“他人(事)”之时便是一个“客观”(“全知”、第三人称)叙述者,而当他(她)在叙说“自身”时便是一个“主观”(第一人称)叙事者。(在具体的叙事过程中,这两种常见的形式共同运用、密不可分。)比如《雷雨》第一幕中鲁贵在向四凤讲述“抓鬼”情节时他便是叙事学意义上一个不折不扣的“客观”叙事者:由于处在一个“偷窥者”的角度,“事不关己”又下作好奇,所以在向与此事(人)有关联者(四凤)讲述时,便能惟妙惟肖、生龙活虎、神情毕现、抑扬顿挫、张弛有度地和盘托出!第二幕中周朴园与侍萍那一大段的“相认”戏,则是“亲历者”在事隔三十多年后的追忆及对自身“当下”处境的叙说,这便是典型的“主观”叙事;另外剧中不同场次蘩漪与周萍的对手戏中关于“闹鬼”的叙说,也属于这种“主观”叙事。“第一人称”“现身说法”多少有些切肤之痛及身心投入、角度单一而深入。曹禺在《雷雨》中娴熟地将这两种不同视角的叙事运用得挥洒自如、浑然天成。这种多维叙事“层层剥离”地解开了一个个戏剧之谜;对于同一件事、同一个情节,在不同人物、不同场次的不完全叙述中,读者(观众)得到的是部分的、个别的和片言只语式的认知与感受;但随着剧情的不断推进,事情的真实面貌便渐次地多角度地被呈现出来。最典型的场面莫过于第四幕中的“高潮戏”:在四凤因与周萍已有身孕的实情被揭开后,在四凤得知自己与周萍竟是同母异父的兄妹时,当周萍得知自己乃周朴园与侍萍(四凤之母)亲生时,当蘩漪最终知晓眼前的“鲁奶奶”竟是自己丈夫的前妻、自己情人的生母时,……当这一切逐渐地被一一揭开时,整个悲剧便不可避免地被推向了最高潮!——而这一奇效的产生,无疑得益于这种“层层剥离”式的严谨、精致与高超的叙事手段。

    《雷雨》最初文本的多维叙事还在于它叙事手段的多样化。相对于常规性的顺序、线性式叙事而言(如第二幕与第四幕的开始),它的“非常规”叙事就更显得技高一筹、寓意无穷。如第一幕开始时,鲁贵与四凤的对话便早就开始了,(读者和观众只能在以下的对话中得知他们之前说了些什么);无独有偶,这种“横断面”式的叙事同样出现在第三幕刚开始,大幕拉开时,“正是鲁贵兴致淋漓地刚刚倒完了半咒骂式的家庭训话”(《雷雨》第三幕剧情提示),其实他“咒骂”了什么、训话的内容在以下的对话中读者(观众)仍然能听到。这种叙事手段很巧妙、自然地保证了戏“脉”的平稳延续,可谓无戏处仍有戏、戏在戏中更在戏外。甚至《雷雨》全剧的构思与生成,也是这种“横断面”式的路数:“我先写的是最吸引我的一些片段:如第三幕四凤对母亲发誓和以后周萍推窗进入四凤卧室的戏,又如第一幕中喝药以及第二幕鲁侍萍和周朴园相认的戏。后来如何穿插,又费了一番思考,才组织成这样一个剧本”[1]。——作者在此宏观地透露了《雷雨》全剧“特殊”的“生产流程”!

    《雷雨》最初文本的叙事学意义还在于它禀承了有史以来古今中外优秀戏剧的经典叙事传统。在叙述、展开、伏笔、照应、语言等诸多方面的精致与严谨,使得整个剧情此起彼伏、前呼后应、合辙合槽、天衣无缝。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第二幕中关于花园里那根掉落的电线及往后随剧情的发展而被一再强调、最后终于断送了两个年轻的生命。再如第三幕中侍萍逼着四凤发的“毒誓”也很快在第四幕中得到了残酷的应验!这种经典叙事在整个剧作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人物之间复杂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或明或暗的“胶着”状态,因而对叙事的要求也就格外严格,稍有差迟即悖于情理甚至会“穿帮”、“露馅”,而《雷雨》全剧的绵密、细致、严谨、精彩的多维叙事无疑堪称典范!

    《雷雨》经典叙事的迷人魅力还在于它的叙述语言的多重语义方面。剧中主要人物的许多道白具有非常丰富甚至超越具体剧情的深厚内涵:例如第一幕中蘩漪拒绝喝药时的道白:“这些年喝这种苦药,我大概是喝够了”;第二幕中周萍对蘩漪说的“父亲一向是那样,他说一句就是一句的”;周朴园在第一幕中训斥完周萍后的“总结”:“我的家庭是我认为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我的儿子我也认为都还是健全的子弟,我教育出来的孩子,我绝对不愿叫任何人说他们一点闲话的”。——这些戏剧人物的叙述语言均超出了它们字面上的单一含义而显得意味深长:既特指又泛指,既揭示言说者的性格又透露着被言说者的秉性,或者就直接成了对叙述者自身的莫大讽刺!在第二幕中当蘩漪得知周萍深夜要去鲁家会四凤后,不露声色地从四凤口中探得了她家住“杏花巷十号”的“信息”的同时即将之传达给了读者(观众),也为在第三幕中周冲及自己前往鲁家作了必要的铺垫,可谓信手拈来,一石“三”鸟。——这些都是《雷雨》叙事语言的多重语义所产生的恒久而巨大的艺术魅力所在!

    三、升华到宗教关怀层面的命运大悲剧

    曹禺在1935年与1936年分别发表了《〈雷雨〉的写作》与《〈雷雨〉序》两篇“宣言”式的文章,反复、详尽地阐释着他的创作初衷与剧作主题。他坦言:《雷雨》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它“必须给读诗的一个不断的新的感觉”[2];“在《雷雨》里,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叫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这堆在下面蠕动着的生物,他们怎样盲目地争执着,泥鳅似地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而不知千万仞的深渊在眼前张着巨大的口。他们正如跌在沼泽里的羸马,愈挣扎,愈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3]。他愿“诗样的情怀”“流荡在人们中间”,所以要他们“把《雷雨》做一篇诗看,一部故事读,用‘序幕’与‘尾声’把一件错综复杂的罪恶推到时间非常辽远的处所”,有了“欣赏的距离”,“看戏的人可以处在适中的地位来看戏”,“以一种悲悯的眼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4];“我最推崇我的观众,我视他们,如神仙,如佛,如先知,我献给他们以未来先知的神奇”,在“上帝的座”上“来怜悯地俯视着这堆在下面蠕动着的生物”[5]。

    剧作家在这里反复强调的“蠕动的生物”、“沼泽里的羸马”及“这群地上的人们”,包括、含盖了本剧中的所有人物特别是八个主要人物。与残酷地像一口井似的宇宙、与“千万仞的深渊”、与“死亡的泥沼”相比较,他们显得是何其的微弱、渺小、无奈和绝望,他们的“呼号”、“盲目地争执”、“泥鳅似地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等等所有徒劳无助的挣扎,只会让他们陷入更残酷的境地以至最后的死亡,任何人也逃离和摆脱不了命运之神的无情捉弄!与这些微弱生灵相对的,是宇宙这大无边际的“黑暗的坑”、“千万仞的深渊”和“死亡的泥沼”等等这些命运之神的化身,是它们无可置疑地处在相对前者而言的绝对强势地位,并对他们有着生杀予夺、玩弄于股掌间的至高无上的特权!无论是富贵体面、专横狡诈的还是卑微下贱、隐忍求生的;无论年轻纯真、还是世故怪僻的;……谁是最后的赢家?谁又能最终逃脱得了命运之神的摆布?正是这一个个“蠕动着的生物”的悲剧结局成就了《雷雨》这部旷世经典壮阔、深邃的命运大悲剧主题!《雷雨》“天问”式结局与博大的悲悯情怀使她的悲剧主旨振聋发聩、引人意想绵绵,这是她的深刻与仁慈,也是她恒久的魅力所在!

    年轻的天才剧作家在给他笔下的各色人等一个无可置疑的悲剧命运后,涌动在他内心深处的悲悯情愫,便渐次荡开、浮现:人间苦(“残忍”、“冷酷”),人很微弱而无奈(“蠕动着生物”);正由于此,人才需要心灵的慰藉与拯救,宗教关怀便成了一剂良方。精心设计的“序幕”与“尾声”寓意深远,昔日华丽、气派的周公馆变成了某教堂附设医院,巴赫B小调弥撒圣咏般的天籁之声回荡其间。剧作家期望以此造成“欣赏的距离”并交代了剧中的其他各主要人物的命运归宿(鲁贵酗酒而死、大海生死不明,年迈的周朴园于每年的大年三十来这里探视、看望疯狂了的蘩漪和痴呆了的侍萍)。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很早就清醒而深情地对他的读者(观众)寄予了至高无上的期望:“我最推崇我的观众,我视他们,如神仙,如佛,如先知,我献给他们以未来先知的神奇”。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曹禺无疑是高度重视自己作品受众群体的大师级天才之一,赋予他们至高无上、全知全能的接受位置更突出了他的博大雄心与悲悯情怀。这样,《雷雨》作为命运悲剧即已青史留名,浑厚的宗教关怀更让它拥有了浓郁的形而上意蕴。读者(观众)“处在适中的地位”在“上帝的座”上“以一种悲悯的眼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带着一种哀静的心情,低着头,沉思地,念着这些在情热,在梦想,在计算里煎熬着的人们”,在“诗样的情怀”里荡漾着“流不尽的”“水似的悲哀”[6]!在这里,剧作家本人、剧中的各色人等及读者(观众)在一种浓郁圣洁的宗教氛围中血肉相连、休戚与共、同呼吸共命运,世间万物在一刹那显得如此和谐、崇高、意蕴无穷!

 

注释:

[1]曹禺:《简谈〈雷雨〉》,原载《收获》1979年第2期;引自曹禺著、傅光明主编《悲剧的精神》,京华出版社2006年3月版,第45页。

[2]曹禺:《〈雷雨〉的写作》,原载《杂文》月刊1935年第2号;引自曹禺著、傅光明主编《悲剧的精神》,京华出版社2006年3月版,第1页。

[3] [4] [5] [6]曹禺:《〈雷雨〉序》,原载《雷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1月出版;引自王兴平、刘思久、陆文壁编《曹禺研究专集》(上册),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7、23、24页。

【王晓枫 太原师范学院基础部邮编030012】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1期

 

专题阅读:从“秩序”看《雷雨》中周朴园的意义 王宏根 秦祖辉

(2014-12-02 10:35:43)

专题阅读:从“秩序”看《雷雨》中周朴园的意义 <wbr>王宏根 <wbr>秦祖辉

从“秩序”看《雷雨》中周朴园的意义

王宏根 秦祖辉

 

    内容提要: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秩序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但新时代观念的变化势必引起现代意识与传统秩序的冲突。《雷雨》中的周朴园恪守传统的封建伦理,曾经的秩序受害者演变成传统秩序的捍卫者。但从文本的叙述中仍能看出作者对旧秩序的复杂态度,具有意识反抗强烈的繁漪身上有对旧秩序认可的一面。曹禺旨在通过人在现实和理想中挣扎的故事,展开对人生存困境的思考,并试图以宗教的方式抚慰人的痛苦心灵,完成了周朴园在作品中的意义。

    关键词:秩序 周朴园生存困境

 

    秩序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并为社会各行为主体普遍遵循的行为规范。它既规范着社会中人的行为,又对社会行为进行评判,因此,秩序不仅是社会得以安定和发展的基础,而且是家庭行为的准则。中国自古就将治家和治国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礼记·大学》云:“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这种“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注定家庭也就成为秩序践行的最基本单位。

    婚姻关系是家庭中最基本的关系。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始,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就得以确立,但中国封建社会对夫妻关系有严格的条件认定。首先是身份的认定。伦理秩序排除了父母辈与子女辈的婚姻关系,以及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姊妹的婚姻关系,这种规定显然具有时代进步性。其次是过程的认定。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一直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诗经·南山》中就有“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的记述,婚姻的决定权在父母等长辈的手中,《清律》甚至明文规定“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其夫亡携女适人者,其女从母主婚”。最后是责任的认定。要求夫妻双方互相关心、照顾、患难与共,做到夫唱妇随、相濡以沫。当决定形成夫妻时,这种社会规定性的契约关系就已经得到认可。 

    在成员关系上,中国古代将家庭管理和国家管理融为一体,有明确的地位划分。孔子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则将孔子的思想发展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正如臣服从于君一样,子/妻必须服从父/夫,同时也要求作为一家之长的父/夫必须为子/妻作出表率。究其原因,恩格斯认为“随着财富的增加,它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改变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意图”,原先的母权制于是让位于夫权制,尽管这种家长制模式具有一定的专制色彩,但对于家庭的稳定及有效运转无疑是有一定的功用的。正因如此,这种家庭管理方式一直被普遍接受并作为一种既成的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在子女之间的关系上,则强调“长幼有序”、“兄友弟恭”。 

    由于古代学校教育并不发达,而且“蒙以养正,圣功也”(《周易·蒙辞》)的思想一直贯穿于中国古代教育的始终,因此家庭教育便成为家庭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出现了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诸葛亮的《戒子篇》、曾国藩的《曾国藩家书》等家教名篇。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以孝悌为中心的伦理观念、以诚信为中心的品德教化、以谦恭为中心的处世哲学以及以坚韧为中心的成才理想。在方法上则是强调父母的威严,《颜氏家训》中的“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是一种普遍的教子观念。除此之外,古人特别强调要通过言传身教的方法去引导,正如《论语·子路》中所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 

    《雷雨》中的周朴园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自私、虚伪、残暴的资产阶级代表,但这种阶级分析方法过分附着的社会意义让曹禺诚惶诚恐,他申辩说:“现在回忆起三年前提笔的光景,我以为我不应该用欺骗来炫耀自己的见地。我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对周朴园这一形象的理解可以从他的语言去理解,他说:“我的家庭是我认为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在他看来秩序是家庭圆满的必要前提,可见“秩序”是周朴园思想的标准,也是读者准确把握周朴园的出发点。

    对于秩序,周朴园有过痛苦的接受过程。他与侍萍的爱情因没有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规则而被迫放弃,他也是秩序的受害者。但他对侍萍的思念之情一直没有忘记:记着侍萍的生日;给大儿子起名叫萍以表示对侍萍纪念;到处打听侍萍的坟墓在哪里;家道富实却始终舍不得丢弃三十年前的旧衬衣;把侍萍喜欢的家具一直带在身边,从南方带到北方,并按照三十年前的老样子亲手摆放;即使是在夏天,仍保留着侍萍受病总要关窗户的习惯;甚至三十年后还熟悉侍萍关窗的动作……周朴园说:“为的是不忘你,弥补我的罪过。”可见周朴园并不是在年老孤独时才回忆起旧日的爱情。他早年留学过德国,接受过西方现代文明的熏陶,他不是薄情寡义之人,四凤也说:“这周家不但是活着的人心好,就是死了的人样子也是挺厚道的。”其实侍萍来到周公馆完全可以避开周朴园,但她还是要试探周朴园的反应,正因为同样不能忘怀的情感她才痛心疾首地说“你自然想不到,侍萍的相貌有一天也会老得连你都不认识了”。而事实是,同侍萍生活了近二十年的鲁贵也没有从照片中认出当年的侍萍,因此说,对周朴园的指责是苛刻的。经历了挫折并已经默认了所处阶层秩序的周朴园,也嘲笑起“半瓶醋的社会思想”。以周朴园的势力,他完全可以采取一些极端的方式对付侍萍,但他只想逼走侍萍全家,以维护家庭一夫一妻的现状,但夜里他几次端详侍萍的相片,并准备寄两万块钱给她,可见周朴园并不是一个冷漠者,他的所作所为只是在秩序规范下的无奈之举。 

    尽管周朴园和繁漪之间已经没有了爱情,但不能断定繁漪受到过周朴园的摧残。从双方的表现来看,繁漪将自己全部的情感倾注在周萍身上,在第二幕中,更是直白地说她不是周冲的母亲,“也不是周朴园的妻子”,对丈夫周朴园则是持一种敌对的姿态,疲惫的周朴园什么时候回来的都不知道,还是四凤对她说:“老爷见您烧得厉害,叫我们别惊醒您,就一个人在楼下睡过。”关于“吃药”事件是否能说明周朴园的专制,只需辨明繁漪是否有病即可。繁漪出场时有这样一段描写:“她那雪白细长的手,时常在她轻轻咳嗽的时候,按着自己瘦弱的胸。直等自己喘出一口气来,她才摸摸自己胀得红红的面颊,喘出一口气。”四凤看见她时也说“太太,您脸上像是发烧,您还是到楼上歇着吧”。周冲向母亲要画的扇面时,繁漪说“你忘记了我不是病了么?”可见繁漪确实有病在身,对此,周朴园对她的态度则显示出丈夫应有的关心和体贴。他嘱咐仆人让她“好好地在楼上躺着”,他能想起从前吃过的老方子,并派人熬药,又请德国的大夫上门看病。可见,在无爱的状况下,周朴园仍没有背弃一个丈夫的责任。 

    周朴园对两个儿子的教育是要求严格的,“我教育出来的孩子,我绝对不愿叫任何人说他们一点闲话的。”当听说周萍喝酒,赌钱,整夜地不回家时,批评道:“将近三十的人应当懂得‘自爱’!”责问周萍:“我不在的时候,你常来问你母亲的病么?”看到周萍对侍萍的不敬,便“尊重地”地说:“不要以为你跟四凤同母,觉得脸上不好看,你就忘了人伦天性。”为了让周萍改掉生活的坏毛病,他让周萍到矿上锻炼。他仍然是一个传统的“严父”形象。除了严厉的教育之外,周朴园也不忘记鼓励:“我的儿子我也认为都还是健全的子弟。”对儿子也不缺乏温情,这集中体现在对周冲的态度上,看见周冲“露喜色”,“想自己的儿子亲近他”,“可亲”地说话,“(慈爱地)你现在怎么还不睡?”从剧本展示的内容来看,周朴园确实是在以一个符合社会秩序的形象展示在儿子面前的,他要求繁漪“替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并不为过。所以说,在传统的意义上,周朴园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正如曹禺所说:“周朴园是封建家族(大地主)的子弟转化成功的资本家。他非常自信,觉得自己十分‘正直’,他们的社会也认为他是‘仁厚’、‘正直’的榜样。”当然,他的正直和仁厚是以当时的社会伦理秩序为标准的,但“秩序即为善”的判断标准有其历史滞后性。正因为新文化的宣传者意识到“世界之变动即进化,月异而岁不同,人类光明之历史愈演愈疾”,他们才宣扬“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而中国是一个历经千年封建帝制的国家,虽然在20世纪初这种社会制度已经衰亡,但由于新的社会规范没有完全建立,传统意识依旧是中国思想的主流,而且这种情形在旧式大家庭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传统婚姻家庭制度及观念在历史上沉淀太久,积重难返,新旧观念冲突明显,于是新文学运动将冲破旧的家庭束缚作为宣扬“五四”精神的突破口。从1918年《新青年》推出《易卜生专号》,发表《娜拉》等作品,到1931年巴金《家》的问世,反封建家庭一直是小说创作的主题。 

    《雷雨》也包含着两种意识的冲突。繁漪身上具有反传统、反专制、提倡个性自由、妇女解放的“五四”性格,因此作者说:“繁漪自然是值得赞美的,她有火炽的热情、一颗强悍的心,她敢冲破一切的桎梏,做一次困兽的斗。虽然依旧落在火坑里,情热烧疯了她的心,然而不是更值得人的怜悯与尊敬么?”但在旧秩序的捍卫者周朴园眼中,“繁漪不大和一般当时的阔太太小姐们往来,是一个‘孤芳自赏’的女人。这一点也是周朴园认为乖张的。周朴园并不是故意使周围的人觉得她‘不正常’或者‘疯狂’。而他确实从心里觉得她是如此。”冲突的悲剧性结果自然引发曹禺对旧制度的憎恶,“也许写到末了,隐约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这也是他后来追认“暴力大家庭的罪恶”这个注释的原因。 

    细读《雷雨》不难发现,作者对旧秩序的态度是复杂的。在周朴园的身上体现的是旧秩序的滞后性,但在繁漪这个最具雷雨性格的人身上依然可以看到她对旧秩序的认可。她反对没有爱情的婚姻,却无视周萍对她的冷漠,试图破坏周萍和四凤的感情,再建立一个没有爱情的婚姻,甚至提出让四凤和他们一同生活的建议,这又从周朴园固守的“一夫一妻”制滑落到的“一妻一妾”模式,这种以更落后的秩序作为反抗现存秩序的梦想,说明繁漪没有摆脱对旧观念的依赖。再者,繁漪抛却“母亲”的身份和周萍相恋,是有违道德人伦的,能显示出她“敢于冲破一切”的勇气,但当她发现周萍和四凤的兄妹关系后,面对同样有违人伦的事件,她表现出的不是“困兽的斗”的“强悍”,而是充满悔恨,说明她的评价标准仍然是传统的。

四 

    固执的周朴园、强悍的繁漪、复杂的周萍、天真的周冲、忍辱的侍萍、无辜的四凤他们按照不同的方式去生活,却都无法摆脱悲剧命运,“我想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时常不能自己来主宰着。受着自己——情感的或者理解的——的捉弄,一种不可知的力量的,——机遇的,或者环境的——捉弄。”于是产生曹禺式的命题:残酷。《雷雨》中的人物互相扭结、争吵,真实展示了人在现实和理想中的挣扎,并引出对人生存困境的焦虑。这种焦虑是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的人共有的感受,也是后来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家思考的问题。曹禺反复说写作时不是从反封建主题出发的,他的作品绝非是一个社会问题剧,而是一首叙事诗,原因即在此,所以说,曹禺超越他所处的时代。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类的理性思考,这种思考反作用于社会则是最终形成了政治、经济、伦理、习俗等方面的秩序,于是一个生于社会中的人常常受到秩序的管制和约束。而秩序往往是建立在普遍性基础上的,它排斥了独特个体的需求。为了维护自己生命尊严以及生存价值,人们必然采取某种形式进行抗争。克尔凯郭尔根据人的生存境况提出著名的“生存三领域”:审美领域、伦理领域和宗教领域。处于审美阶段的人藐视现存社会秩序,以满足自身感官欲望为最终目的,更多地展示出不曾被约束的原始力量的野性而粗犷,这正如繁漪等人所显示出的破坏力。处于伦理阶段的人根据社会既成秩序规范自己的行为,把普遍的伦理道德转化为个人的修养,在承担责任中表达自己,突出人在后天养成的规范性和他律性,恰如周朴园对秩序的固守。然而在克尔凯郭尔看来这两者都不完满,并且两者之间往往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矛盾无法避免,于是他提出了第三种生存方式,即宗教阶段,用宗教的力量来忘却无法避免的痛苦,获得心灵的拯救。 

    在《雷雨》中我们依然能看到这种宗教式的抚慰,作者“诚恳地祈望着看戏的人们,也以一种悲悯的眼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在结构的安排上,还用心良苦地设计了似乎与故事情节没有密切关系的序幕和尾声,让周公馆变成教会的附属医院,让诵读《圣经》和唱弥撒的声音弥漫其中。希望用宗教的力量医治困苦的心灵,用剧外的故事冲淡观众内心的感伤。这些都体现了对人生困境的深入思考,以及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曹禺的现代性体验和浓重的人文关怀,从而完成了周朴园在作品中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马建石,杨育棠.大清律例通考校注[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2]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曹禺.《雷雨》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4] 曹禺.关于《雷雨》在苏联上演的通信[A].曹禺.《曹禺戏剧集·论戏剧》[C].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 
  [5]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J].《青年杂志》,1916,1(5). 

                                                   原载:《名作欣赏·文学研究》2008年第12期

专题阅读:镣铐下的恋者——论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情感 黄金萍

(2014-12-02 08:29:46)

专题阅读:镣铐下的恋者——论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情感 <wbr>黄金萍

镣铐下的恋者

——论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情感

黄金萍

 

    摘要:周朴园是封建大家庭的支柱,他的婚姻是自然会受到社会、传统、家族因素的约束,是资本家的身份养成了他的自私和冷酷的一面,而初恋的经历及其怀念永远成了他人性的明灯。利益与爱情,是他所面临的艰难抉择,最终他选择了放弃爱情,这正是一个男人所背负的责任感的驱使,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仍然潜藏着对侍萍的爱。

    关键词:人物形象,周朴园,情感,两面性

 

    看过《雷雨》的人,对周朴园恨之入骨,大都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剧中人物周朴园是以恶者的形象出现在戏剧舞台上,早已“铁案如山”。他的自私、专横、凶残、冷酷、阴险、伪善,说他是一切祸患的根源,悲剧的制造者。许多评论家,就此否定了周朴园的情感世界,认为周朴园对鲁侍萍的爱是虚伪的。做这样的评论,未免有失偏颇。作为资本家的周朴园,他的奸诈狡猾,阴险狠毒,但作为恋人的周朴园,并非一定就是虚伪的。这正是周朴园性格复杂的体现。本人试图就是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情感进行深入剖析,还周朴园一个真实的情感世界。

    1.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封建闭关缩国的状态,虽然被打破了,但依然保留着比较完整的封建社会。只要表现在一个封建家庭的主宰权完全握在父母长辈的手中,社会的礼教、道德等各项条规无时无刻不围绕在你的周围,束缚着你。尤其是在婚姻上,它从来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它事关社会舆论,风俗习惯,法律约束,牵涉家庭利益。

    封建礼教是不会容忍任何有悖于它的有序轨道的婚姻存在的,而周朴园恰恰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封建社会的大家庭里,而且他又是长子。长子,在中国封建传统家庭里是取代父亲管理家族的合法继承人。这种特权使他对家庭,尤其是对生养他们的父母怀有高度的责任感,对他们是绝对的服从,可以说是任其摆布。在他们的眼里,只有这样,才算是孝,才符合伦理道德。虽然周朴园是一家之长,“统治阶级”表面看来很强大,爱情自由,但与“太大,太复杂”的力量相比,他自然是脆弱不堪的小蚂蚁。可见,年轻时周朴园,是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的,更读不上与自己心爱的人长相厮守。

    在封建的婚姻大事上,青年一代要服从家长得意志,正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算得上名正言顺,遵奉门当户对。而周朴园从小就接受门第等级、父母之命等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从他衣着打扮,生活习性可以看出。他梳着分头,戴着椭圆形的金边眼镜,喝的是普洱茶,吃斋而且念经,他具有很浓厚的封建意识。这注定了在等级观念森严的社会,爱的情缘与封建礼教冲撞时,周朴园必定要向残酷的现实低头,忍痛割爱,落入世俗,放弃侍萍,留下漫漫三十的悲苦。

    周朴园的母亲,作为社会规范的全权代表,把意味着儿子的情感需需求、生理需求的婚姻,变成钱钱交易的社会游戏。婚姻被附属了太多的物质利益和现实价值,而当这附属成为目的时,婚姻的情爱本质就变成了一种手段。这表现在,她在大雪纷飞的大年三十的晚上,赶走了刚生下孩子的侍萍,逼着周朴园娶富家小姐。显而易见,周家的家长是不可能让周朴园娶他的丫环作为妻子的。原因很简单,侍萍与周朴园是两个阶级的人物,门当户对的封建观念是不允许他这位周家大少爷去接受一个下层的侍女。更何况,还有一个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正等着周朴园去娶呢。虽然,周朴园曾经有过超越门第界限的大胆和勇气,也为爱情作过一番挣扎,但个人的力量毕竟太微弱了。在旧中国,在封建势力异常强大的社会里,周朴园追求自由爱情生活的个性解放道路是行不通的。对于这一点,周朴园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这样告诫周冲:“你知道什么是社会?你读过几年关于社会经济的书?我记得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对于这方面,我自命以你这种半瓶醋的社会思潮要彻底的多!”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周朴园年轻时的追求及现时的无奈的感慨。造成这幕悲剧并非是他的意愿,他也是身不由己。这一切都是冥冥之中的“力量”决定了的,在他面前,个人比蚂蚁还微不足道。正是它将周朴园和侍萍毫不留情地撕开。爱归爱,他最终必须服从与自己的地位、阶级、环境、舆论以及时代道德观念,和侍萍划清界限。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周朴园本人也是深陷于封建传统文化的最大的悲剧承担者。

    2.在我们的文化词典中“男人”这一条目下,所选用的常常只是一些社会性的诠释,它包括事业、名誉、经济、道德、地位等多种因素。一个标准的好男人,应该是这些因素的相加。而周朴园正是生活在一个封建大家庭中的男人。对他来说,社会规范强化着男人社会性、理性的一面,忽视和压抑的却是他自然性、感性的一面。恋爱是一回事,结婚却是另一回事。他可以和女佣人侍萍恋爱,但与她结婚却是当时社会所不容许的。男人永远都在情欲与理性,本能与道德,私人世界与公共世界的二难抉择痛苦地挣扎着。

    在家长制的文化背景中,他从一出生起就受到来自各方面压力的束缚。他的长大成人就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能强大得可以立足。虽然学会审时度势,但学会与握有物质资本的人同族,与有一定权势的人建立联系是很现实的。只有这样,他才能在这个大家庭中稳操胜券①。所以周朴园作为一个男人,要对家庭的负责,必须离开他心爱的侍萍,听从家长的安排,迎娶有钱小姐,以达到“门当户对”的目的。因此,他在精神付出很高的代价。他牺牲了身为男人的爱欲冲动和对温馨的现代家庭氛围的渴望,这正是一个男人所背负的责任感的驱使。

    我们常常听男人批评女人,神秘而不可捉摸。其实男人比女人更善于长于隐藏和回避真实的自己,绝大多数男人会把自己武装起来,以符合男人的典型。尤其是一些事业有成的男人,更会表现出行事有理,头脑冷静,性格刚毅,沉默寡言等种种特质②。似乎一个男人,身处百人之上,并想赢得别人的尊重,便无法不孤立自己,并隐藏自己的感情。古来圣贤皆寂寞,一个成功的男人,必须远离身边的人。背弃侍萍的周朴园,虽然功成名就,成了社会上的体面男人,但他的内心并没有宁静。他在事实上遗弃了侍萍,但在情感上,又无法不怀念侍萍,因为他也是一个有着人类情感的运动的生命整体。

    周朴园是封建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他追求的是一种统治阶级上层社会的生活,他要做的是“社会的好人物”。于是,三十年前的侍萍成了他这一追求的“抛弃品”,终于成了“三十年后的悲剧”,但这并非是他的初衷。对他而言,毕竟这也是一种痛苦的抉择。正所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相爱并不一定就能相守,中年的周朴园面临着两难的抉择:要爱情还是要“一切”。选择爱情,就意味着将被家庭阶级放逐,并为世人所唾弃,成为除了爱情一无所有的穷光蛋。选择“一切”,就必须放逐爱情和良心。以放弃人格,出卖灵魂为代价,离开心爱的侍萍。周朴园不幸选择了后者。他这种选择也常常有身不由己的因素,然后使用一生来忏悔。他一直留者侍萍的儿子在身边,并取名为“萍儿”,在向他时时提醒着孩子的母亲——侍萍,经常不经意的触动他对侍萍的回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你不要以为我的心是死了,你以为一个人做了一件于心不忍的事,就会忘记吗”?他从南方的无锡城涉到北方,搬了好多次家,但客厅里的家具还是侍萍当年喜欢的旧家具,并且按三十年前的老样子摆设。桌子上仍摆放着侍萍年轻时的照片,就连侍萍当年生萍儿时因为受了病,总喜欢关窗户这个习惯也一直保持了三十年,即使闷热的夏天也从来不准家人打开窗户③。特别在第四幕开始时,周朴园疲惫地放下文件后,“无意中又望见侍萍相片,拿起,戴上眼镜看”一个“又”字说明他已不止一次地看了,此情绵绵无绝期啊!他爱穿侍萍绣过的衣服,记得侍萍的生日——四月十八日,每年这一天,都要给侍萍过生日。如果她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下人,那么在周朴园这样一个自私的人心中是不会占有一丝一毫的位置的。而如果说这仅仅是处于愧疚,那么一个曾经视几千小工生命不顾,靠昧心财起家的资本家,难道会对一个无所谓的女人愧疚到三十年仍念念不忘。很显然,侍萍在周朴园的心中,绝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而恰恰相反,是一个令他十分在乎的女人。

    值得关注的是,在侍萍前面,周朴园谎称侍萍是“一个年轻的小姐,很贤惠,很规矩。”有人认为,这可以看出周朴园在推卸责任,设想一下,在一个陌生人面前,人们不会把自己的隐私和盘托出。此时的周朴园只知道眼前人是四凤的妈,是鲁贵的妻子,并不知道就是他日思夜想的侍萍,当然不可能把自己心痛的秘密向一个地位身份不及他的下人老实交代。假如曹禺给周朴园这样设计台词:我曾经玩弄、凌辱、抛弃了一个像你这样的下人,她既不贤惠,又不规矩,使她投水而死。我后悔,痛苦不已,我想得到她的宽恕。显然这并不合常理。所以,我认为,周朴园对侍萍说谎也是一种合情合理的虚假。更何况,周朴园在叙述这一往事时,他“痛苦”“汗涔涔”,这正是伤心往事的泛起与重视,一把盐洒在滴血的伤口上。

    周朴园一直以来生活在一种空虚之中,表面的绝对权威,并不能弥补情感生活,他所能做的只是放纵的生活与回忆来麻醉自己。他的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悲剧,然而侍萍出现在他的面前时,他又惊慌失措,一次又一次地逼问她姓什么,最后简直声色俱厉地问:“你是谁”。当侍萍亮明身份之后,周朴园忽然严厉地责问:“你来干什么,谁指使你来的”,并冷冷地说:“三十年的功夫,你还是找到这儿来了。”极端矛盾的态度,判若两人的口气,暴露了他的虚伪、冷酷、自私。但这也是资本家所特有的一面,很多旁观者会认为他的言行是翻脸不认人。特别是后面,周朴园还说:“好!痛痛快快的!你现在要多少钱吧!”还扬言“鲁贵,我现在要辞退,四凤也要回家。以后鲁家的人永远不许再到周家来”,并拿出 5000元来。不免让人产生误会,他所表现的是赤裸裸的金钱第一思想,或者是企图平息侍萍的旧仇新恨。

    表面上看,周朴园态度的忽然转变,确实让人难以理解,但当我们把周朴园当时处境联系起来就豁然开朗了。他已在罪恶的泥坑中摸爬滚打了 30年,30年的社会,人生经验和商场的尔虞我诈,使得周朴园已不是30年前的那个周朴园了。他本能地疑心侍萍从天而降来到他家的动机。他马上反映到可能对他形成的威胁,其实,这种心理上的防御反应,当属正常现象。再者,事物情况起了变化,因而使人物心里也随之发生了波动。周朴园所怀念的旧情人是已经“死”去30年的那个年青貌美的侍萍,而不是突然而至的苍老的鲁妈,此时的情人已非彼时的情人,侍萍的出现太突然了,太出乎意料了。顷刻间,完全打乱了他原来的心理结构,使他来不及对自己的心理进行调整,而且按照这个资本家的本性,是不容许别人来破坏他的名誉、地位和利益的。他违心地逼侍萍离开他的家,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周朴园一幅严肃冷漠无情的态度下,蕴涵着的却是他承受的心酸与无可奈何。

    那又如何理解他用钱“打发”侍萍离开呢?是不是他真的用钱消灾呢?我不这么认为,理由是,周朴园是想到侍萍今后的生活,就拿出钱给她养老,甚至路费和用费都归他负担,也算仁至义尽。我们不要听到“钱”就说它是金钱第一,是拜金主义。应该认为,不管在当时,还是在现在的社会,弥补愧歉的最有效的方式恐怕只有对今后生活作妥善安置。对于侍萍说:“这些年的苦,不是你用拿钱算得清的。”实在是误解了周朴园的良苦用心。换个角度想想,如果周朴园不拿钱出来对待侍萍有所安顿,而只是作为口号式的承诺,那才是彻头彻尾的虚伪。周朴园现在已有妻子,还生有儿子周冲。尽管生活并不如意,但这毕竟是一个家,在当时当地是一个有地位有声望家庭。他要维护这个家庭,要维护现在这个家庭的正常秩序,要维系夫妻,父子等多种关系,自然只有牺牲侍萍。明明爱着她,却又要强忍痛苦狠下决心逼迫侍萍离开,尽管他是多么的不愿。从中可见周朴园是受着怎样的煎熬。试想想,一腔翻腾滚搅的七情六欲,全都掩藏在一张冷脸之下,是多么痛苦的事④,男人却天生被剥夺了表达感情的权利。我们不能只看他表面的严厉自私,而看不到他内心的酸楚无奈,也不能只看到他表面冷酷无情,却看不到他内心流淌着血。

    3.周朴园与侍萍当年,虽然非明媒正娶,也不能说是完全平等的爱情。可他们毕竟在一起度过了三年实际上的夫妻生活,并且有了他们爱情的结晶——两个儿子。这段短暂的爱情,无论是对周朴园还是对侍萍,都是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甚至也是不乏柔情蜜意的。

    一般来说,大凡在外与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人,比一般人更希望有温暖的家庭,以此作为他们息息疲惫身躯的港湾,养精蓄锐的驿站。任何人都不希望在外打拼,在家还要斗争,而周朴园在情感、婚姻方面,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侍萍离开周家后,他结过两次婚,第一次与一个没有感情而言的阔小姐,婚后不久,那位阔小姐便抑郁而死,因此这次婚姻不可能给周朴园带来丝毫的幸福。第二次就是和繁漪结婚,我们从她们的家庭生活中,甚至从周朴园对繁漪的问候中,都丝毫感觉不到夫妻的情爱,至多也不过是一种义务式的关心 ⑤ 。之所以出现这一结局,其中的原因无非是他还是无法排除对初恋情人的那份真情,毕竟初恋令人难以释怀。

    生活不如意的人,一般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咀嚼回味过去,二是出外寻求安慰或刺激。对于周朴园来说,他有钱有势,只要他愿意,他很容易找到宣泄情感的方式,也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妻妾成群。可从剧中看得出周朴园与“荒淫”两个字似乎很难有联系,他不像一般有钱人,家有三妻四妾,还要到外面寻花问柳。他在肉欲上对自己近乎残酷,剧本借四凤之口告诉读者,周朴园念经吃素,并且一向讨厌女人家。周朴园竟然如此禁锢自己,不肯放纵自己的欲望。由此可见,他绝不会出外拈花惹草,而是一生自觉恪守着几十年后才实行的一夫一妻制。这是他对过去一切心存留念的体现。他把自己深深得埋在对往事的追忆之中。他的所有思念,都表明侍萍给他带来过真正的幸福与快乐,侍萍才是他一辈子爱过的女人。从而,他在感情上排斥其他的女人。“人世间有百媚千红,他只爱侍萍那一种”,于是几十年如一日地喜欢使用那时的旧雨衣,旧衬衣,甚至不顾繁漪的感受,公然把侍萍的照片摆在柜台上端详。可以证实,他对侍萍的用情的专一执着。许多人也许会认为他极度的虚伪,那么他要在世人面前显示他多高贵,要维护他的名声地位,应该怀念那个阔小姐才合情合理,名正言顺,为什么偏偏找到即不能显示多情高贵,又不能维护名声地位的“下人”侍萍呢?唯一可以解释的是周朴园对侍萍的爱是真诚的,他所做的一切,是一个重感情,懂道义的真君子的唯一选择。在强大的封建势力笼罩下他们自由结成的连理,并且他为此付出了一生的爱,这爱是真挚的,纯洁的,可贵的,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在周朴园身上,对侍萍的犯罪感以及自我谴责的心态构成比较浓重的忏悔意识,这也构成了序幕与尾声中周朴园出现在修道院的情节基础和心理蓄势上。在序幕和尾声中,周朴园已经皈依了宗教,昔日的周公馆已成了天主教堂医院。周朴园到教堂医院是探视病人,这里住着痴呆了的侍萍和疯狂了的繁漪,而他却下意识“走向右边病房”欲探视侍萍,经护士的提醒后,他还指着右边病房问:“我现在可以看看她吗?”在尾声中,周朴园又关心地向护士询问侍萍的状况:“她现在怎么样,”“吃饭还好么,这些天没有人看她么”。后来又走近已变痴呆的侍萍身旁,低声呼着“侍萍,侍萍”。作者把周朴园对繁漪的探望放在幕后,把对侍萍的关心放在幕前,两相对照,自然就突出了他对侍萍的情感,周朴园对侍萍的爱是发自肺腑的,到老依然不变。

    之所以有周朴园对待侍萍那么深切的爱,也缘于侍萍自身的优秀。侍萍通情达理,聪明伶俐,贤惠体贴,温柔多情而且又读书识字,不同于一般的女佣人,曾经深深地吸引和打动着周朴园的心扉。这两个年轻人朝夕相处,以至产生情爱和性爱,让周朴园体味到了爱情的甜蜜,感受到了家庭的温馨,享受到了人间的幸福。

    侍萍对周朴园有恨,显而易见,自不待言,但她恨中有爱。理由是她对于 30年前浸透的琐事记得那样清晰,从剧本第二幕可以证实,侍萍在周公馆与周朴园的一段对白:

    鲁侍萍:老爷那种衬衣不是一共有五件?您要哪件?

    周朴园:哪一件?

    鲁侍萍:不是有一件,在右袖襟上有个烧破的窟窿,后来用丝绒绣成一朵梅花补上的?还有一件——

    周朴园:还有一件绸衬衣,左袖襟边绣着一朵梅花,旁边还有一个萍字,还有一件——

    这些浸透着温情的生活琐事,正是青年周朴园与侍萍相悦相爱的表证。在这之前,她未趁对方认出自己之前而抽身离去,也没有仇人相间分外眼红。女人多情和心软的天性决定了侍萍恍然又回到了三十年前的情境,其情感是迷离的,感伤的。而她是与他旧事重提,故意主动暴露自己的身份,后因周朴园没有认出她,让她离开时,她竟然委屈地问:“老爷,没有事了?”并且望着周朴园,泪要涌出来。她最终忍不住,一步步引导着周朴园认出了自己,她说:“你自然想不到侍萍,相貌有一天会老得连你都不认识了。”这句话含着忧愤哀怨,也含着感伤,自然也不无女性的柔情。她断续说:“朴园,你找侍萍么,侍萍在这儿”,简直是缠绵的呼唤和柔情的期盼。如果不是旧情难忘,并且怕错过这个相认的机会,以后再难见面,她何故要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其用意决不是讨什么说法,要什么补偿。不难看出,她与周朴园过去的生活,不是让她感到欺骗,感到羞辱,不愿见对方,这里面蕴涵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对周朴园“有的是恨,是悔,还是情——难以忘怀的情”。

    爱情是一种双向的感情活动,侍萍之所以对周朴园还旧情未了,念念不忘,理由无非是她同样得到了周朴园真挚的爱。虽然他们最终分开了,但并不代表周朴园不爱她而抛弃她。爱不等于拥有,更不等于天长地久占有。30年前,周朴园拥有过又失去过,30年后,似乎可以失而复得,不是他不想不愿,而是不能得。周朴园认为侍萍死了,他已经娶妻生子,他有再娶的自由和权利,我们不能要求周朴园从一而终,正如要求侍萍从一而终一样。但是,一旦重组家庭,就责任在肩,道义在身,哪怕他的家庭并不如意都要守着,委屈自己,责任到底,这正是有责任感的大丈夫所为。所以,当侍萍再次来到身边的时候,他痛下决心赶侍萍出门,爱的反常也显出至爱。我们应该理解周朴园的抉择背后的痛苦。

    他与侍萍二人是自由恋爱,自由结合,是两情相悦的灵与肉的结合。真正的爱决不是一劳永逸地获得,而是和自我的情感,责任感,及自由的成熟有密切联系的 ⑥ 。因此,真正的爱是需要勇气的。另一方面,有勇气的爱也会使人产生焦虑,因为要做到这样的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周朴园正是为了追求这种至高无尚的爱,丢失了他一生的快乐,换来的便是永无止尽的孤独与内疚。当然,失去了爱的人,人同样也会倍感焦虑,从而增加了自我的脆弱性,年老的周朴园就是最好的鉴怔。

    为了理想而不得不人心暂时搁置爱情的人是数不胜数。我们周围的许多人为了其理想而不得不“自愿”地放弃爱情,把那份痛深深地埋在心中,把自己化作了一块石头,把尘世间珍贵的东西通通震落,在漫长的时间中忍受着比死还痛苦千万倍的痛苦,一切只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我们有胆量去否定他是深爱着她的么?这种百折不挠排除万难的精神,不正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荣的传统美德么?只可惜,不论周朴园对侍萍的爱多深,他永远不是一个情圣,而是一个资本家。如果说“人性本善”。并没有“私性”的话,那么经过了如此漫长的历史之后,人类已经告别了最初的纯洁年代。许多丑恶的东西已经在我们的人性中附着下来了,包括自私,所以现实是有许多人放弃真挚的感情,而选择自己更好的前途。情圣,实在是太少。同样对于周朴园来说,爱情在他心中也不是第一位,他在爱情和他的理想——责任二者只选择了后者,我们永远也不能去怀疑他对他爱人的真心。

    在那个弱肉强食、等级分明的年代,社会告诉周朴园那样的人,或者说告诉他那样的男人,爱情永远不能摆在第一位。作为一个男人,他有应该承担的责任才是最重要的。爱情在有的时候是要让位的,我们不能只看到被伤害的侍萍,还应该关注在痛苦抉择中的周朴园。

 

注释:

①②④天舒:《写给女人》,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10月,第96页 第62页 第64页。

③黄景魁:《现代文学名著评析》,辽宁教育出版社,1986年5月,第175页 第176页。

⑤蒋牧从:《曹愚戏剧集——论戏剧》,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5月。第472页。

⑥杨韶刚:《寻找存在的真谛——罗洛.梅的存在主义心理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40页。

参考文献:

[1] 黄景魁 .《现代文学名著评析》[M].辽宁教育出版社,1986年5月.

[2] 潘克名 .《曹愚研究五十年》[M].天津教育出版社,1987年11月

[3] 熊哲宏 .《心灵深处的王国》[M].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

[4] 天舒.《写给女人》[M].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10月

[5] 蒋牧从 .《曹愚戏剧集——论戏剧》[M].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5月

[6] 杨韶刚 .《寻找存在的真谛——罗洛.梅的存在主义心理学》[M].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

[7] 钱谷融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讲》[M].华东师范文学出版社,198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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