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秉章：左宗棠走上前台的第四推手

 骆秉章：左宗棠走上前台的第四推手

 

作者：纪连海

 

本期我们继续说说左宗棠日后走上成功之路的第三大推手——骆秉章。

骆秉章6岁接受启蒙，在19岁上以第三名的身份考中秀才。26岁应乡试，中第58名举人。此后，骆秉章3次上京会试，终于在1832年，已经39岁的骆秉章考中进士，殿试二甲第27名，朝考入选，钦点翰林院庶吉士。

骆秉章从40岁到55岁的15年间，基本上是留任京官，曾任翰林院编修历官江南道、四川道监察御史、工科给事中、鸿胪寺少卿、奉天府丞学正、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翰林院侍讲学士、湖北按察使等职。1850年升至湖南巡抚。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1852年，太平军进攻桂林，骆秉章等在湘桂交界处调集各路官兵严密防堵，但终于无法抵挡太平军的强大攻势。6月太平军进入湖南，占道州，清廷认为骆秉章“未能事先预防”，被连降三级。担任云南巡抚的张亮基被清廷任命为新任湖南巡抚。但此时的张亮基还在由云南到湖南的路上呢，所以清朝政府就命令骆秉章暂时署理湖南巡抚，等张亮基到后再进行交接。

就在此时，太平军又在同年8月攻克湖南重镇郴州，9月直逼省城长沙。骆秉章率清兵拼死抵抗，均未能打退太平军。该战役震动了清廷，湖广总督程矞采被革职，骆秉章被命待事情平息后再作处理，仍暂留办理长沙防务事宜。

随后，左宗棠跟随张亮基进入长沙，亲自指挥守卫长沙之战。此后不久的11月，太平军主动撤离长沙，由岳州进入湖北。骆秉章以“功过尚足相抵”而免于处分，调署湖北巡抚。1853年2月，张亮基升任湖广总督，骆秉章再度出任湖南巡抚。1853年9月，张亮基调任山东巡抚。而与此同时，左宗棠也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以退为进，离开张亮基幕府，并于1853年10月25日回到了白水洞家中。

出生于1793年的骆秉章在年龄方面比曾国藩大18岁，比左宗棠、胡林翼大19岁。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在骆秉章面前均属晚辈。这一次骆秉章再度出任湖南巡抚，到1860年调任四川总督，这中间一共有七年之久。

此时，湖南巡抚骆秉章闻左宗棠已归湘，便以“书币见招”和遣人“入山敦促”等方式聘左宗棠再入湘幕。但左宗棠以一年来幕宾生涯使其“心血耗竭”为由，表示“不欲复参戎幕”，并“托词谢之”，打算“自此匿迹销声，转徙荒谷，不敢复以姓字通于尘界矣”。

出乎左宗棠意料之外的是，太平天国西征大军进兵异常神速，锐不可挡。10月15日，就在左宗棠离开湖北仅9天，石祥祯所部太平军一举攻克曾由左宗棠所设重防的田家镇，打开了湖北的门户。然后，1853年10月20日，太平军又杀了个回马枪，第二次攻占了汉口和汉阳。此后不久，太平军又军至湖北黄州（今黄冈）。1854年2月12日，太平军在黄州大败新任湖广总督吴文镕所率清军，吴文镕投水殒命。4天后，太平军第三次了占领汉口和汉阳。紧接着，石祥祯率领太平军又由湖北挺入湖南，从2月27日至3月11日的13天中，太平军连续攻克岳州、湘阴、靖港、宁乡等地，威震长沙。太平军占领湘阴时，身居距县城50里山中的左宗棠听说“贼将入梓木洞得吾而甘心焉”，他感到“今幸暂免，是又得一生也”。正是缘于死里逃生的侥幸和与农民起义为敌的本性，又加上骆秉章再三“使币入山，敦促再出”，使左宗棠感到一旦太平军攻入省城，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才“不得已，勉为一行”，又一次进入湘幕。

看来，左宗棠的这次出山的确是因为军情紧急。他实际上是在想，这次，太平军可是冲着他左宗棠来的。如果自己不出山的话，别说那些官员了，就连自己的小命可能都没有了，那还怎么实现自己的抱负啊？算了吧，我还是出山吧。

于是，左宗棠自1854年4月5日（咸丰四年三月初八）抵长沙，至1860年1月12日（咸丰九年十二月二十）出署，在骆秉章幕府度过了近6年的幕宾生活。

再次入幕之初的左宗棠曾一度想“更名隐姓，窜匿荒山”，但因骆秉章对他“推诚相与，军事一切，专以相付”，而“不得不留此共相支撑”。

在骆幕，左宗棠从撰写奏折到批答地方禀函均一手包办，身为巡抚的骆秉章则“但主画诺”，对左宗棠的“行文书不复检验”。

骆秉章对左宗棠的信任和依赖程度可见一斑。正基于此，左宗棠几乎成了把持湘抚衙署的人物，以致于许多逸闻和时人的撰述、笔记都对此作了形象的描述。当时湖南即有“文武官绅非得左欢心者不能得意，而得左欢心者无不得意”和“巡抚专听左宗棠，宗棠以此权重，司、道、州、县承风如不及矣”等说法。这样，身为幕宾的左宗棠在骆幕期间不仅在军事上为镇压太平军出谋画策，而且于整饬吏治、调理财税等方面均得以展示其“才能”。

1855年，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派秦日纲、陈玉成率大军进攻湖北，并于同年4月3日再度攻占武昌。1855年秋冬之交，石达开西援武昌，然后由湖北突入江西，在半年内连克七府四十七县。

这个时候的左宗棠马上向湖南巡抚骆秉章上策，力主支援江西。策曰：“贼不得志西北，欲且逞于东南。江西一有蹉跎，则江、浙、闽、广皆为贼有，而湖南亦危，东南大局不可不问矣。以时局论，固无有急于援江西者”。

骆秉章、左宗棠一面吩咐王鑫在湖南招兵买马，一面派刘长佑速带援军于1856年初赶往江西。左宗棠遣刘长佑部湘军援赣，使得曾国藩藉此苟延残喘，而太平天国内部情势的变化，更使江西战局向不利于太平军的方面转变。

本来石达开已控制了江西战场，并有可能全歼曾国藩的湘军，但天京方面却在1856年3月下令调他率军东归去夹击江南大营。石达开在回军途中，没想到天京城内又于1856年9月发生了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内讧事件——天京事变。

1856年8月，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为“万岁”。洪秀全佯允其要求，暗中却一方面在天王府设防自卫，一方面遣心腹密诏在江西督师的韦昌辉回京“勤王”。1856年9月1日深夜，韦昌辉率三千亲兵赶回天京，入南门迅速包围东王府，杨秀清猝不及防，于2日凌晨被韦昌辉所杀，他的妻室家小及妻舅府内无一幸免者。9月中旬，正在武昌洪山前线督师的石达开回到天京。他目睹天京惨状，怒不可遏，斥责韦昌辉妄杀无辜。韦昌辉又想杀石达开，石达开连夜缒城逃走。韦昌辉把石达开留京一家老小全行杀害。石达开至安庆，起兵讨伐韦昌辉。紧接着，韦昌辉举兵围攻天王府——要跟洪秀全讨个说法。

随后，洪秀全在“各众内外，并合朝同心”的一致行动中，战斗两日，全诛韦党二百人。洪秀全处死韦昌辉后，将他的首级专程送石达开。此后，石达开回到天京。洪秀全加封石达开为“电师通军主将义王”。但洪秀全鉴于过去血的教训，不授石达开“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并且加封他的大哥洪仁发为安王，二哥洪仁达为福王，借以牵制石达开。引起了石达开和朝中文武的极大不满。1857年6月，石达开率领十多万太平军精锐部队被逼出走，走上了与洪秀全分裂的道路。

天京变乱给太平天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太平天国从此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而这，也为湘军的卷土重来提供了客观的条件。左宗棠的声望，就是在这种大的背景下，迅速崛起。这是怎么回事呢？话还要从石达开再度进入湖南说起。

1859年3月，从太平天国分裂出来的石达开率所部太平军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等省攻入湖南，连克郴州、桂阳州等地，进围衡阳。

左宗棠立即在湖南动员在藉湘军头目刘长佑等人迅速招集旧部，对太平军严加防堵。他还根据太平军的进军动向，判断出石达开有可能出兵湘中的宝庆，便命令湘军“必由益阳、安化、新化以指宝庆”。

1859年4月，石达开果然率军于祁阳强渡湘江，1859年5月向宝庆疾进。1859年7～8月间，太平军同湘军在宝庆激战，连连失利。石达开只得率兵从宝庆撤退，冲出湖南，进入广西，他试图攻占湘军老巢的进军目的未能实现。

宝庆之战后，左宗棠在致湘军头目李续宾的信中说：“宝郡为湖南腹地，左右伸缩，均足有为，故逆贼必欲甘心于此。若有差失，则吾楚将旰食不遑，而东南大局直不可问，台麾一指，虐焰旋销，其为功桑梓，造福东南，殊非浅鲜”。

左宗棠还十分重视整饬吏治和调理财税。他再入湘幕之初，便“劾奏失守镇道以下十八人，与属吏更始”。左宗棠把奖廉罚贪视为整饬吏治的关键，并同巡抚骆秉章“以廉俭率下”，“故威行于府县，贪靡之风几革”。

他注重起用绅士任官，不断扩大绅士权力。湖南地方官吏和湘军从统领到营官的各级官职多由湘籍地方士子充任。正是骆秉章、左宗棠苦心经营多年而形成的官绅结合的新的封建统治机制，不仅确保了湖南的防守，而且把湖南建成了支撑湘军在湖北、江西作战的后方基地。

左宗棠还通过委任绅士来增收财税以筹军饷。左宗棠向来认为“筹兵不难，难在筹饷”。于是，左宗棠在1855年除了在捐输中委派绅士劝捐外，还在长沙设立厘金总局时主张：“务洗向来衙署关务一切陋规，仿唐臣刘晏用士流之意，屏退吏胥市侩，访择廉干士绅，资以薪水，令其随同委员赴局办理”。

左宗棠还在整顿赋税方面采用湘潭举人周焕南要求核定征收钱粮的办法，“以助军为名，定丁粮两加四钱，减于前三钱；漕折石银三两，减于前四两；南折石一两，减于前二两。凡减浮收银四万，实增正纳三万余两”。这种大减浮收的改革措施，有效地阻止了地方官吏的盘剥，同时增加了湖南的税收。

左宗棠在骆秉章幕府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此，时人曾做过这样的评述：“宗棠刚明有智略，幼读书究心舆地，夙以诸葛亮自负。秉章资其赞画，内绥土寇，外协邻军，东征兵源、饷源倚之为根本。湖南屹然强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