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114块方石 平均高217厘米 宽97厘米】唐开成二年（837年）刻成，1087年入藏西安碑林。 石经由114方石碑组成，楷书双面刻字，均自右至左，从上而下，每面纵列八段，每段三十七行，每行十字，共计228面，650252字；内容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礼仪》、《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尔雅》、《孝经》以及《论语》等十二部儒学经书。此碑文字迹清晰，笔划精致，便于抄写读诵，对于当时传播儒家学说起了积极的作用。 石经是古代刻于石碑、摩崖上的经书文本，分“太学石经”和“释道石经”两大类。“太学石经”又称“儒经”，自汉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经书均以口授传抄方式传授，造成经文章句上有不少错误。东汉熹平四年（175 年），大学士蔡邕（133～192年）等诸儒，请求订正儒学经书并且将内容刻石，供四方的儒生参详及摹写，以防人任意删改，得到汉灵帝（168～189年在位）诏准，首开刊刻石经记录，史称《熹平石经》。此后，陆续有魏文帝《正始石经》、唐文宗《开成石经》、五代后蜀《广政石经》、北宋仁宗《嘉佑石经》、南宋高宗《南宋石经》及清《乾隆石经》刊刻过石经。《开成石经》是唐太和四年(830年)，时任翰林侍讲学士、工部侍郎郑覃向唐文宗李昂（827～840年在位）建议刊刻，并获得批准，由艾居晦、陈玠共同书写，耗时约七年，于开成二年(837年)刻成。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历史上的七次刊刻石经至今只有《开成石经》和《乾隆石经》较为完整，分别存于西安碑林和北京孔庙，其余皆毁失殆尽。 在中国古代，刊刻石经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古代统治者将儒学经书刻石立碑，一是公布儒学经书范本，一切均已石碑上的文字为准。由于手抄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讹误，如果哪个读书人对自己手中的儒书有疑问，可凭石碑仔细校对并改正过来。二是让天下读书人对儒学经书刻骨铭心，做个顺民为好。三是防人之口，甚于防川，杜绝有人纂改经文，蛊惑民众。在印刷术还没有发明时，这样尽管显得笨拙，确也有其合理性，可以理解。 《开成石经》初立于唐长安城务本坊的国子监内（内含太学），成为文人学子读经者抄录校对的范本。唐天祐元年（904年），驻防长安的佑国军节度使韩建（855～912年）收缩防御时，国子监所在的务本坊被隔在城外。此后，五代后梁刘鄩（861～923年）守长安时，采纳幕吏尹玉羽建议，将《开成石经》迁移到唐皇城内尚书省西隅，即今西安市西大街靠近钟楼的社会路一带，以防散失。尽管如此，还是造成包括《开成石经》在内的，长安城及其周边地区留存的汉唐名人碑刻的严重损失，引起广泛关注。为了抢救这些珍贵碑刻，北宋哲宗元佑二年（1087年）秋，在陕西漕运使吕大忠等人的倡议下，由京兆府学官黎持主持，又将全部石经移至京兆府学北面，即今西安碑林所在。并修建了保护碑石的房屋、廊、亭等建筑，排列了陈列次序，使碑石得到妥善保护。明嘉靖乙卯年（1555年）关中大地震，石经倒损，西安府学生员王尧惠等，按旧文集其缺字，另刻小石立于碑旁，以便摹补。清康熙三年(1664年)，陕西巡抚贾汉又补刻了所缺一经——《孟子》(共9石)，从而使得儒学极力推崇的《十三经》经典，得以全部展示给世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民国政府为确保《开成石经》免受战火涂炭，1939年夏开工进行碑林防护工程。其中对《开成石经》全部用土坯铺泥，两面夹实，仍用泥封；四周窗心，外用青砖砌固，内用土坯泥平。施工期间遭遇日机多次肆扰，盘旋侦查。秋末，西安碑林各展室的防护工事暂告完竣。《开成石经》碑石再次躲过劫难，抗战胜利后，石经重新启封，供国人参观、研究。1989年日本新天皇明仁登基，改年号为“平成”，其出典就是出自中国《尚书.虞书.大禹谟》中“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的句子。1992年10月，明仁天皇携皇后美智子专程来西安碑林，膜拜唐《开成石经》书刻有“平成”年号出典“地平天成”一语。 如今，气势恢弘的唐《开成石经》碑石长阵静静地矗立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的第一展室，它俨然是一座大型的石质书库，这在我国印刷术发明以前，对文化的保存和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是我国古代七次大型刻经活动中保存至今最完好的一部。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及其珍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