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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哲学分为自然哲学（存在论、规律论）、认识哲学（认识论、知识学、美学）、社会哲学（伦理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经济哲学）、人生哲学，但没有绝对的界限。我把美学、方法论归入了认识哲学，但是方法论的基础甚至美学的某些基础则是归入自然哲学；对于情感的研究，一部分可以归入认识哲学，一部可以归入伦理学。认识哲学也可以称之为精神哲学。“存在”和“自我”是哲学中两个难以捉摸的永久之迷，因为我们无法知道或无法讲清它们的来历。它们却又分别是两大基础哲学的主体：“存在”是本体论的主体，“自我”是认识论的主体。 由于自然科学，如物理学、生物进化论等，已经解决了自然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使得一些哲学家感到本体论难有新的进展，于是他们就将关于自然的哲学抛开，只研究所谓人的哲学。这样一来，不仅丢掉了关于自然的哲学，而且因为没有坚实的基础，他们把关于人的哲学搞得空洞无物。 这种倾向早在控制论等复杂系统理论问世之前的二十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了。那时人们只是认识了简单系统的一些本质问题，对于生命、社会等复杂系统的本质规律还没有认识到，这说明哲学在规律研究上的使命远没有完成，即使对于经典物理学和生物进化论这样的近代科学也没有取得普遍意义的、哲学高度的认识。而这个时候哲学家就放弃了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研究，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逃避态度和做法。 很多人的看法是，在自然科学发展起来之后，可以取消自然哲学，把自然哲学的问题交给自然科学就行了。把自然哲学的问题都交给物理学去解决行不行呢？这是行不通的。虽然物理学在自然科学中居主要地位，但是它涵盖不了自然科学，物理学定律不能回答自然界的普遍问题、全局性问题，不能让人们形成对自然界的统一认识。所以，物理学不可能取代自然哲学。把自然哲学的问题交给生物学或其他自然学科就更不行了。“自然科学”只是学科集合，并没有一门叫做“自然科学”的学问来研究自然界的共性问题，只有自然哲学是以研究自然界的共性问题、普遍联系性问题为己任的。如前所述，哲学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上跟物理学是不一样的。自然科学越是发展，它与自然哲学的界限就越是明显，重建自然哲学就越发显得有必要。恢复自然哲学未必是哲学观念的倒退，那种不切实际的附会的臆想所产生的自然哲学才是哲学的倒退。 二十世纪的大部分哲学家当初之所以抛开本体论专注于“人学”的研究，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不能在本体论中找到新话题，不能发现新的内容，对于客观的本体世界不能获得比自然科学更深刻的认识。现在我们在新知识背景下有了新的发现，当然就有必要恢复哲学的整体面貌。而把哲学“瘦身”为人学，避开更深层的本质问题，只能算是哲学界的权宜之计。 人学是从哲学层面对人自身进行反思和研究的一门学问。把哲学都归为人学很不恰当。人既是社会存在物，也是自然存在物，即使人学本身也不能抛开环境载体而孤立地研究人。把人学作为哲学的全部而忽视对世界的认识尤其是对世界本质的认识，就会割裂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而不能正确认识人的本质。我们必须记着，本质是事物（包括人）的联系，更确切地说，是事物的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之间的联系。 “哲学是人学”这句话是某些人学家的一句狂话，它是把人学的井口当成了整个哲学的天空。人学作为一门具体的学科，不可以冒充哲学。起初物理学被称为自然哲学，当它后来专注于特定领域之后，尽管取得巨大发展，它也不再冒充哲学，而是甘当一个具体学科。但是十九世纪的哲学家却因此而把自然哲学取消了，于是就出现了某些不伦不类的分支哲学的名称，如，“自然辩证法”。
哲学不应当分成东方哲学、西方哲学，如同不应当把科学分成西方科学、东方科学一样。哲学可以按时代划分。一个时期的哲学可以有不同的学派，就像科学、经济学中的学派那样。只有最后被证明与客观事物相符的理论才应当被认定为主流的哲学。当然不同的学派可能共同形成主流，这种主流的观点实际上是由各学派的观点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综合形成的。十七世纪的时候，在科学上英国与欧洲大陆分属不同的学派，之间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他们不是共同形成了那个时代科学（包括数学）的主流了吗？二十世纪，爱因斯坦跟哥本哈根学派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分歧，他们不也共同形成了二十世纪物理学的主流了吗？但是二十世纪从来就没有过“德国物理学”、“丹麦物理学”、“美国物理学”这样的地域划分，也没有民族划分。
在近代哲学史上，培根的哲学、笛卡尔的哲学都是方法论，洛克的哲学、休谟的哲学、康德的哲学都是认识论，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以及二十世纪的科学哲学都是方法论，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哲学包含了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和社会历史哲学，把四个领域的哲学统一起来了，这使得黑格尔声名大噪。（当然康德也受到了重视，因为他提出了新的系统的认识论体系，并且涉及方法论和本体论的内容。）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人们为自然的、社会的一切都找到了各自的位置。但是在他的这个哲学体系中牵强附会的东西很多，他的对立统一观不过是源于两体系统的作用异化关系和不同事物之间的对比关系，而世界并不都是两体系统，还有多体系统，于是他补充进了整体与部分这样一对范畴。实际上，黑格尔并没有真正弄清这些关系的本质。另外，尽管矛盾是辩证法哲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他却对逻辑矛盾与辩证矛盾没有区分，对对抗性矛盾和对比性矛盾没有区分。 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范畴的舞蹈”，是用抽象概念（包括臆想出来的抽象概念）组建的模式，是脱离了形而下的形而上学，是用这种脱离了形而下的形而上学来指导一切（包括形而下）的哲学。 二十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也是方法论的哲学，逻辑和实证都很重要，都是认知的重要工具和依据。但是维特根斯坦把逻辑完全归结为语言分析就偏狭和荒谬了。逻辑首先是世界本身、事物本身的基本的客观关系，而语言只是认识主体创造的信息表达工具。这个表达工具必须符合客观的逻辑关系，语言与逻辑有密不可分的单向依赖关系，而把语言当成逻辑的化身，把二者等价起来，那就大错特错了。
黑格尔从存在论推进到本质论，又从本质论推进到概念论，他认为存在的本质就是概念，概念论才是真正的本体论。在存在论里面范畴都是一个一个的，在本质论里面范畴都是一对一对的，在概念论里面范畴都是三个一组。三个一组的概念体系就是一种圆圈式的体系（三点构成一圆），小圆圈包含在大圆圈里面，过渡到大圆圈，大圆圈过渡到更大的圆圈，整个黑格尔哲学就是一个不同层次的三段式组成的圈圈。而在逻辑学的总体结构上，存在论、本质论和概念论组成了一个最大的圆圈。就这样，黑格尔人为地构造了一个秩序井然的、优美的、不怎么符合实际的、也不中用的理论体系。黑格尔的哲学完全可以跟柏拉图用规则的几何图形和严格的数学比例构造的宇宙论相媲美，只能放到哲学艺术的殿堂里供信徒和跟风者惊叹、赞美和瞻仰。 自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传入欧洲，决定性地影响了文艺复兴、影响了十七世纪科学革命、影响了十七世纪的哲学和十八世纪法国哲学以后，在德国，康德开始了亚里士多德方法向柏拉图方法的转向，到了黑格尔基本上是完全倒退到了柏拉图的方法和风格了，二十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又继承和延续了这种方法和风格，但是却远比德国古典哲学空洞得多。 柏拉图做的是构造的学问或者说虚构的学问，亚里士多德做的主要是发现的和整理的学问，西方世界长期有着这两种传统。柏拉图通过臆想搞出一大堆荒唐的理论，一方面给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课题，另一方面也促使亚里士多德从现实中进行探索，从而建立起一系列较为现实的理论。所以柏拉图的历史功绩就在于一是为亚里士多德提出课题，二是为亚里士多德提供了初始动力。在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腊化时代甚至到罗马时代的早期，亚里士多德的传统还是占据着重要地位的。自基督教兴起之后到文艺复兴之前，柏拉图的传统居于支配地位。文艺复兴之后到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再到法国启蒙运动，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占据了上风。德国古典哲学又复兴了柏拉图的传统，但是语言比柏拉图的晦涩难懂，它是用晦涩的语言掩盖其内容的空洞以及与常识的背离，同时还造成其思想高深的假象。康德的哲学还掺杂着亚里士多德的传统，费希特、黑格尔、海德格尔的哲学则都回到了柏拉图的传统了。黑格尔不能够说明他在《逻辑学》里所展示的上帝创世蓝图是如何得到的，他只不过是像柏拉图那样姑妄言之。尽管德国哲学声誉鹊起，但是科学界以及有着科学倾向和民主政治倾向的哲学家们仍然坚持着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在近代和现代，虽然柏拉图传统在哲学界占据着显赫的地位，但主导人类文明主流的是亚里士多德的传统，这是近几百年来人类文明得到迅速发展和进步的根本原因。 继承了柏拉图传统的哲学家都是带有诗意气质的哲学家，继承了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哲学家都是带有科学气质的哲学家。 从不同的哲学会衍生出不同的思想文化。我们可以把世界主流的思想文化分为务虚的和务实的，那么，在务虚的思想文化中柏拉图的影响和贡献最大，在务实的思想文化中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和贡献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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