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所谓的儒者沉渣泛起，弹冠相庆，万分激动了。
我想起《甘露寺》贾化将军的一段独白：“今日要杀刘备，明日要杀刘备。要不是刘备，这吃饭的家当要搬家！以后谁再说杀刘备，谁是刘备大舅子！”刘备还是刘备，但从贾化的敌人瞬间就变成为贾化最忠实的拥趸。
诚然，即便从文物保护的角度看，砸了衍圣公的府邸、家庙自然是不对的；即便从尊重历史传统的角度看，对孔府的视察安慰也是应该的。但要从中得出儒学兴国，甚而儒学救国之类的结论，进而做起国师梦来，那确实就图样图森破了。
更深层次地讲，中国的发展即便有诸多问题，但从何处谈竟然到了需要“救”的地步了呢？至于兴国，那是全民族的大义，各家、各界、各人皆有出力的责任与贡献的义务，又何止于独独地依赖儒家呢？况且，儒家的学说是否可以依赖，也是个易于引起纷争的问题。
汉代以降，儒学成为历代帝王的治民之术。文人士大夫也因为皇帝的推倡而必学于儒学、必出于儒家，这是自然之事。但随着帝制的被推翻，儒学的名声就和帝制一样恶臭，不再那么好了。这里面自然有矫枉过正的偏执，但也不得不承认儒学自身的缘故实在也是主要的。
任何学说的兴起，都有其时代背景的缘故，在当时看必有其进步或至少是合理的一面。比如儒学，在春秋末年诸侯坐大、家臣崛起的变革趋势下，周天子的尊荣渐渐被淡化，社会的乱象由此而生。尽管现在看来这种乱象是时代进步的表现，但对于当时的大多数人来说，未尝不对社会的变革动荡深怀忧虑。孔子祭起周王的大旗，美化周文王的政治，然后倡导克己复礼归于周初之治，也未尝不是怀着天下安宁、社会和谐的美意。
饱暖思淫欲。社会财富的积累，社会秩序的稳定，使得更多的人不满足于既定的秩序而跃跃欲试，这本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但对于当时的哲人来看，几乎都认为是“疾在腠理、病在肌肤、病在肠胃直至病在骨髓”的恶性演变。
先秦诸子生卒相连，并不同时，而所处时代各自有异。孔子后墨子出，墨子后孟子出，进而商鞅、慎道、申不害法家崛起，兵、农、阴阳各家掺杂其中，实际都是为解决当时社会问题提出各自的见解和自以为的良策。所处时代不同，自然所见时代之“病”的不同，因而提出的方法自然不同。
战国以下，社会变革愈演愈烈，故而诸子提出的主张也相应地越来越追求立竿见影，君主们谁也等不及，都要追求立等可取的功业。唯独早在春秋末年的孔子学说，因起时代背景的相对温和而显得温文尔雅，不那么剑拔弩张。
在汉代社会升平之余，皇帝的尊严与荣耀，民众的顺服与忠君，就成为必然的长治久安的追求。孔子学说因其温和的特征，被引为独尊的境地，似乎并不意外。
然而孔子的政见实在也并非真的温和，他除了极力推崇和维护周天子之外，对诸侯、家臣等官僚体系一概申斥有加，但其批评之意却是在让其安于本分，尊崇周王。因而家臣们歌舞团人数的超编，竟能引起他极大的恼火。实际上，孔子是当时政府最大的异见者，也是最大胆的批评家，是当时最活跃的“公知”。
当然，孔子的批判唯独地会绕过最高的领袖，就是地位岌岌可危的周天子。正是这一点，让历代帝王看出了孔子学说的价值。帝王和他们的御用智囊成功地利用了孔子的这一点，把“皇帝是好的，坏事都是下面人干的”的理论发扬到极致，让世人都觉得，只要下面人杜绝干坏事，天下就安稳了，皇帝还是好皇帝。《水浒传》的反奸臣不反皇帝，本质上还在此窠臼。
不过，这个理论自然有极大的漏洞，连官方以及独立的学者们都看出不对来了。如果皇帝不昏庸，哪里能有奸臣的横行？因而他们又反对皇帝的昏庸，但绝对不反对这个昏庸的皇帝。他们找到的理论依据是，皇帝的昏庸正是奸臣造成的，是受了奸佞的蒙蔽。如果杀尽奸臣，皇帝还是好皇帝。总之，还是皇帝反不得。——因此，没有哪个皇帝不喜欢这样的理论，被改造得更加忠君的儒学，就自然地成为历代皇帝所推崇的学说，进而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
然而，孔子毕竟是个批评家，这一点实在让人讨厌。如果能设法把孔子学说改造得远离政治，那就再好不过了。宋的朱熹做得就很好，他把孔子的儒学彻头彻尾地注解为修身自省之学。理学的兴起，让人们以孔子为榜样、为先师，但要只学他的忠君，不要学他的批判，进而强调学他的修身自省，少操心政治，都去下功夫做道德高尚的人去。
孔子确实是讲究修身的，但他的修身绝非为了单纯的修身。修身的目的是为了齐家，齐家的目的是为了治国，治国的目的是为了平天下。而朱熹之流则抽出了修身一义，不仅要修身、要自省，还要慎独。同时把经国济世的大抱负直接简化为忠于王事而已矣。天下士子皆如此，就再好不过了。于是朱熹的注解成为教科书，成为公务员必考科目。士子理解不同于朱熹，则为错。
到了明的王阳明，儒学更玄化为心学，完全变成内求诸己的修炼之术。与道家、佛禅合流，讲求心性，注重修炼，渐渐地离现实远去，孔子学说的经国济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被淡化地没了踪迹，宗教色彩倒是增加了不少。
在改造孔子儒学的过程中，孔子个人形象被无限美化直至神化。孔子成为仅次于天子的王、成为公、成为至圣先师、成为圣人，在有些人那里还成为宗教人物的核心，如耶稣、如真主、如佛祖，俨然有了儒教了。对孔子画像、偶像的膜拜就是他们的应有之义了。
孔子的被美化无所不用其极。比如“有教无类”，本是孔子招生的手段，开办私学，招生不旺，还哪里谈什么挑拣学生？年龄到了，交了学费就成。哪里有什么高深的学问在里面？
类似的还有“周游列国”。鲁国国君死马当活马医，任用孔子以期有变，不料孔子上任马上就制造并深陷白热化的政治斗争，必然的失败使其在鲁国有生命之忧，不得已而出逃他国。第一站卫灵公对其敬而不用，孔子不甘于此，想去晋、楚寻找出路，因而开始所谓的周游，然而途经了几个撮尔小国，晋楚什么样都没见到，就困顿而返回卫国。流亡13年，在卫国时间最久，“周游”也不过今天山东河南交界之处而已。最后在学生们的争取下，68岁返回鲁国，73岁终其一生。
至于“帝王师”更为可笑，孔子终其一生仅有一次在鲁国失败的从政经历，之后都是被各国国君敬而远之，哪个国君听从他的教诲？更别说国君的地位压根就与帝王甚远了。吊诡的是，孔子却从来没有想过去投奔周天子效一把力。
作为圣人的道德楷模形象，其实也没有什么根据。我们从《论语》、《孔子家语》以及任何史料，尽管看不到孔子的恶行，但也绝无道德高尚的事例。说实话，雷锋都比他的道德故事多。
但这并不是说孔子多么虚伪或不堪，相反，这正说明后世的造神者的虚伪和不堪。孔子的形象在今天被很多人嘲讽甚至鄙视，与这些名实不符的吹捧的反差实在关联密切。孔子本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文化名人，但被后世的推崇者恶狠狠地捧杀了。
污化孔子的还有大批儒者。一些自以为得其道统的所谓儒者，以其偏执、腐朽、狭隘和假斯文形象玷污着孔子的形象。这些人或许是真心的推崇他们所理解的孔子，但正因为其表现的真心，让人们觉得儒者原来是这些死脑壳。
这些人或者浑身腐尸之气堕落于故纸堆中，或者长袍马褂僵尸般的日叩日课，或者见到孔像就撅起屁股跪拜不已，或者唯儒独尊其他学说皆为异类，或者以上兼而有之。一个活生生的孔子、一个现实主义色彩浓厚的孔子儒学，生生地被他们糟蹋了。
任何学说都有其弊端，也有其时代局限（当然宇宙真理除外），孔子的学说也是如此，但其主流和立意，本人认为还是大有可嘉之处。理解这一点，必须把孔子学说和后世儒家分清楚，不能把后世儒家的恶行、恶念加之于孔子。
实际上，不仅一般民众将孔子儒学与后世儒学混为一谈，就连一些自称儒者的人还没有从概念上很好地区分。比如我们反对腐儒、伪儒的时候，他们就说你反儒；我们反对后世儒学的时候，他们就说你反孔。甚至你抨击他本人的时候，他都会说你反儒又反孔。
孔子从一个野合私生的寒士，自学成为丧葬的司仪，进而成为礼仪的学者，再因思考社会问题成为一个公知，开办私学成为“青年干部学校”的校长，最终成为一时的文化名人，没有一定的天资和努力是不能够的。在世时众多门徒跟从服帖，去世后更多人缅怀尊崇，也不是凭空而来的。
孔子的个人魅力更值得还原和敬仰，尤其孔子敢于批评和执着追求的品质。孔子无疑是当时最活跃的政治批评家，他臧否人物、非议国事，敢言敢当，毫不含糊。当仁不让、见义勇为是其典型写照。所谓当仁不让，就是认理不认人，就是从道不从君，绝不因强权而放弃原则；所谓见义勇为，就是认为对的就去干，绝不会为尊者讳、为个人得失而动摇。
孔子的执着追求表现为“知其不可而为之”，明知难以形成结果，也绝不放弃或稍微改变自己的主张，对待原则问题绝不灵活、绝不妥协；孔子不讲无原则地忍让，更不会逆来顺受，小事情可以“小不忍则乱大谋”，但原则问题则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对于伤害绝不姑息，他讲究“以直报怨”。
这些在今天看来依然可贵的品质，成为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核，也成就了知识分子的存在价值。然而，这些本来属于孔子最鲜明的人格魅力的东西，被后世不断地淡化到虚无。历代统治者不会告诉你孔子是这么一个斗争者、敢言者，自古至今，概莫能外。统治者更愿意把孔子性格中“温良恭俭让”的一面无限放大，让民众学做温和派，从而以争当顺民为荣耀。
而于丹解读《论语》，就是把孔子作为“忍者神龟”来心得的。她把无原则的忍让、逆来顺受、注重内心、放下、淡定之类教导人们忍气吞声的一套，强加给孔子。而这种歪曲竟然能风行天下，没有强势的背后推手，你信吗？
这正是当权者的诡计，也正是孔子的悲哀。而更悲哀的是，当今的所谓儒者依然尾随古之当权者的身后充当理论的帮凶，俨然完全背离孔子而不自知。孔子的锋芒毕露在高智商的心照不宣以及低智商的糊里糊涂中被抹杀殆尽。
仅仅作为时政的批评者难以成就一代大家，孔子学说的本质是政治学说。但他的政见却是乏善可陈。孔子把社会治理寄希望于道德感化，通过全社会每个人的道德提升，来维护社会秩序的不变或还原到他所美化的周初之治。
积极的一面是，在这个过程中，各级官员包括君主、天子都必须是道德楷模。天子不需要做什么，只需要“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一点自然启发了后世的虚君制度，尤其在明代得以不同程度的实践。然而，这种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各守本分，其结果必然是固有的社会秩序、官僚体制毫无变化地保持原样且永远如此。
为了让固有秩序的合法性具有说服力，孔子放大了“孝”。子女对父母长辈的感情，直接放大为民众对官僚的“孝”而成为“忠”，君也就成为放大的“父”，弑君如同杀父。人伦关系自然而成，不可逆变，故而君臣之序也不可变。后世帝王看到了这一理论的奥妙，故而极力推崇“孝治天下”的口号。
然而孔子的天真正在于此，社会变革、底层阶级的崛起，绝非道德二字可以概括，更不能以颠倒人伦来类比。那种死水一滩的和谐，既不符合人性，也不符合发展的规律，他维护的只有统治者“坚决不变且永远不变”的美梦。
故而，当社会需要变革时，孔子的学问最不吃香，甚至要被打倒。历朝历代的开国历程里，都没有孔子学说以及后世儒学的踪影；当社会不需要变革，或者说统治者为不变革找理论依据的时候，孔子的学说就必然被推崇起来。打天下批孔，批的是他的秩序稳定不变；治天下尊孔，尊的也是他的秩序稳定不变。
每个开国皇帝坐稳江山后，都要玩起尊孔的把戏，直至把孔子捧上天，不仅做“帝王师”，还要做“万世师表”，其奥妙就在于：没有谁拿儒学来救民族、救国家，倒是经常有人拿儒学救政府。当然，也仅仅救大厦之将倾于一时，两千多年的尊孔历史，也没有真的挽救哪一个帝制朝代的覆灭，儒学连政府也救不了的。
尽管孔子不代表儒学的全部，而儒学也不仅仅是孔子的思想体现，但在很多人那里，两者却是混为一谈的，孔子不得不承担儒学的全部。总之，尊孔还是反孔，这是个问题。尊孔与反孔，从来就不是一个文化问题，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问题，其最终解决的是怎么忽悠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