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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训与惩罚：雍正尊孔的帝王心术（下）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孙光耀 （上期回顾，点击下面标题可阅） 三、皇帝合该谁来做  如果说上述有关孔庙重修与兴建事宜的规训劝谕尚属温和手段，那么一旦儒家“道统”与皇权“治统”之间发生直接冲突时，雍正就会吐露心声，毫不留情地贬低甚至打击与“道统”相关的一些文化象征。当然，“雷霆雨露，莫非天恩”，打击并非都是霹雳手段，也有精神上的征服。最具典型意义的即是曾静、吕留良文字狱案。 曾、吕之案中有一关键处与本文主题密切相关即“皇帝合该谁来做”？曾静曾著《知新录》一书，内云： “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中英雄，甚者老奸巨滑，即谚所谓“光棍”也。若论正位，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朱做，明末皇帝该吕子做，今都被豪强占据去了。吾儒最会做皇帝，世路上英雄他那晓得做甚皇帝。” 曾静认为，皇帝原该由孔、孟、程、朱、吕留良等“吾学中儒者”来做，现在却变成“世路上英雄”甚至“光棍来做，实在不是“正位”。曾静本人乃一微末书生，但他的这一观点却是对儒学史上的一个重大命题——“德位关系”的发挥。孔子有云，“大德必得其位”，又云“大德者必受命”。因此，在审讯曾静时，雍正引经据典，对这一关节要处进行了详实严厉的批驳，他认为： “孔孟之所以为大圣大贤者，以其明伦立教，正万世之人心，明千古之大义。邑有孔子、孟子要做皇帝之理乎？……使孔孟当日得位行道，惟自尽其臣子之常经，岂有以韦布儒生，要自做皇帝之理！若依曾静所说，将乱臣赋子算夺无君之事，强派在孔盖身上。污茂圣贤，是何肺肠？……又春秋至明，数千年间，曾静所谓合该做皇帝者，只有孔、盖、程、朱、吕留良五人。开辟至今，无此狂怪丧心之论。” 雍正一开始即明确表示，“岂有孔子、孟子要做皇帝之理乎”？接着更倒打一耙，认为曾静“将乱臣赋子篡夺无君之事，强派在孔孟身上”，如此“污蔑圣贤，是何肺肠”？最后，他总结道：“开辟至今，无此狂怪丧心之论”。具体到德位关系，尤其是孔孟等“有德无位”这一话题，雍正一再表示“岂有孔子、孟子要做皇帝之理”的“话术”中暗含两层深意：其一，“大德必得其位”的观念自此被划入讨论的禁区：其二，对孔孟之位也有了限定，即“臣子之位”。在雍正看来，孔孟虽尊为圣贤，但较诸帝王究竟份属君臣，仍应受缚于“君君臣臣”之纲常，断无“做皇帝之理”。他绝不容许“道统”置于“治统”之上的心态，于此处表露无遗。 由于曾静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是明清之际的儒者吕留良，所以牵扯其中的吕留良等人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其中，已故的吕留良及其子吕葆中“俱着戮尺枭示”，另一子吕毅中“着改斩立决”，其孙辈“发遣宁古塔”为奴。但出人意料的是，曾静所受的处罚和吕留良截然不同。雍正令将这一案件的有关上谕、曾静口供以及悔过的《归仁录》等汇编，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刻颁于天下学宫。曾静及其门人张熙被免罪释放，并奉旨到全国各地宣讲《大义觉迷录》。《大义觉迷录》一书，主要涉及三大关键问题：其一即雍正继位是否正当，其二为雍正本人是否私德有亏，其三则是清王朝得国是否正当。雍正将此书公诸天下，旨在借机澄清清王朝得国及其本人继位的合法性。同时，处理这一案件时，雍正恩威并施，尤其是对曾静这一介书生的处理看似宽大，实则暗藏帝王心术。在审讯时，雍正不惜以帝王之尊，亲自上阵与曾静逞口舌之争，最终使其败下阵来。一次次交锋过后，曾静的肉体并没有受到刑罚，但是其灵魂却无时无刻不受到审判，最终他在雍正的“谆谆教诲”之下进行了深刻忏悔并被记录在案。在书中，他心悦诚服，屡屡称颂雍正“无事无时不以圣祖皇带为怀”“无时无刻不以天下苍生为念”，甚至极为谄谀地表示： “皇上至德深仁，遍及薄海内外，其用意于民，固可谓亘古少媲。弥天重犯住在远方，不晓世事，不知天高地厚之恩……以弥天重犯如此狂诋，如此触冒，尚有几多钦恤，几多宽仁，恩惠频施，被服愧悔，直不啻如天如地之感。” 除了盛赞雍正的功业德行外，曾静还自称“弥天重犯，虽昔同禽兽，今蒙金丹点化，幸转人胎矣”。可以说，虽然惩罚的施加对象不再是他的身体，但却转而施加于其灵魂。那么，雍正使用这一规训手段，让曾静“如获新生”，个中皮里阳秋“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不容忽视的是，书中还曾多次提及雍正如何躬亲庶政、宵衣旰食。因此，雍正实际上是意欲借由《大义觉迷录》的刊行出版以及对曾静的宽大处理，来消解舆论的压力，达到正天下视听之目的。这即是他如此处理的深意所在。 中国古代的皇权“是一种把历史传统、军事权力以及思想、宗教、文化与精神上的权威叠加在一起的、复合式的'普遍皇权’”。朱子曾言辞激烈地批评汉高祖、唐太宗等帝王“假仁借义以行其私”，他认为： “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知术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义之可借，是以彼善于此而得以成其功耳……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 在这封和陈亮的来往信文中，朱子甚至认为唐太宗之心“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也正是“善于此而得以成其功”。在这里，朱子非常犀利地指出帝王“假仁借义”、尊师重道之实质，即他们不过是以此作为虚饰之手段而已，“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雍正处理曾静一案之“假仁借义”的宽大处理，又何尝不是为了“以行其私”呢？ 结语 合法性的危机几乎一直伴随着雍正一朝之始终。正因为从即位之日起就为“得位不正”的传说谣诼所困扰，所以借助儒家“道统”维系皇权“治统”就成为雍正消解政治危机的一个重要途径。值得注意的是，在“清一代尊孔之事，莫虔于雍正一朝”的评语之后，接下来孟森即表示雍正一方面“对儒宗，则敬仰备至，不敢予圣，盖知机锋可以袭取，理道不能伪为也”，另一方面却“自命为已经成佛作祖，无所于让”。孟森对雍正的这一评价非常有趣，也堪称一针见血。雍正之儒学修为远不及其父康熙，基本局限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纲常日用，缺乏对天道性命等形而上问题的思考，因此于儒学不敢自矜。与独尊理学的康照明显不同的是，雍正则于儒、佛、道三家并行不悖、各取所需。他曾公然宣称：“敬重仙、佛之礼不可轻忽，联向来三教并重，视为一体，每见读书士子多有作践释、道者，务理学者尤甚。联意何必中国欲将此三途去二归一欤？”此处所言“三教并重”的实质无非还是为了巩固皇权，维护统治。三教之中，雍正尤为当仁不让的乃是佛教。一方面，这固然是为了笼络蒙古、西藏等地信奉佛教者之心，另一方面，也不容忽视的是早在潜邸时，雍正内心的热情即较多倾注于佛学，因此他即位后便常以佛祖自居。雍正五年（1727）正月，“黄河澄清”，来朝之蒙古王公恭请“诵经祈福”。雍正表示希望蒙古地区“雨雪应时”，王公等人“身无灾殃”，声称“朕亦即是释主”，因此“自应资助”祈福活动，由是照准。此外，雍正还曾以天子之尊行口诛笔伐之事，直接参与佛教内部宗派学术的斗争。他将汉月法藏禅系视为“外道魔道”，将其传人弘忍等视为“魔嗣”，认为其学说“诳世惑人”。因为“灼见现在魔业之大，预识将来魔患之深”，为挽救世道人心，实在“不得不言，不忍不言”，遂于雍正十一年（1733）成《拣魔辨异录》一书。可见雍正已经自诩为佛教教义的最终裁决者。 绎言之，与其父康熙深厚的儒学修养相比，雍正自身的儒学修为不足；与其父康熙独尊理学，着意构建“君师合一”的“圣王”形象不同，雍正还身兼佛教，对儒学以利用为主；与其父康熙着重解决清王朝的统治合法性不同，雍正要侧重解决的是其个人的统治合法性；与其父康熙好大喜功、又以宽仁示人的性格不同，雍正之个性更加务实，也更为急躁刻薄。种种因素合力造就了雍正的尊孔举措虽然超越父祖，但却流于表面和形式，他既“不敢予圣”，又无心为圣。而种种规训与惩罚，更彰显出雍正绝不允许“道统”约束“治统”的帝王心术。  注： ①本文来自《历史教学问题》2022年第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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