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雍正一朝，堪称有清一代尊孔之巅峰。即位后面临的合法性危机，以及绍述圣祖遗志的自我标榜，乃是雍正尊孔的两大主要思想缘起。为了继志述事并消解政治危机，雍正一朝的尊孔崇儒手段层出不穷，近乎登峰造极。诸如专门拨发帑金修葺孔庙孔林、追封孔子五代先祖为王爵、命避孔子名讳、致祭孔子诞辰、提升祭祀孔子礼制、御赐孔庙匾文礼器等诸多举措，可谓远远超越前代帝王。尤其是大规模恢复并增加孔庙从祀儒者之举，更加体现出雍正对儒家道统谱系的关注和构建。雍正主动发起的这一系列尊孔行为，是企望借助以孔子为象征的文化权威来巩固个人的政治权威，亦即以儒家“道统”来维系皇权“治统”。从更深层次而论，雍正的尊孔举措既是解决其个人统治合法性危机的重要手段，又是清代中前期诸位帝王着力构建清王朝统治合法性的关键一环。 雍正中国传统政治的理想状态是“圣人在天子之位”，诸如尧、舜、禹、汤、文、武等“德位相配”的上古三代圣王。然而，及至后世，德与位往往难以匹配，于是有了儒家“道统”与皇权“治统”的分途。【1】王夫之曾言：“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2】清王朝入主中原后，为巩固统治，逐步确立了“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特别是在康熙一朝，经过种种努力，原本各自独立的政治权威与文化权威渐渐合而为一。在日趋消解入关以来的合法性危机之后，康熙得以成功构建起“治道合一”的“圣王”形象。然而，及至雍正朝，在新的政治形势下，君权合法性危机再次凸显。自即位之日起，雍正就为“得位不正”的传说和谣诼所困扰。因之，借助“道统”维系“治统”，就成为雍正消解合法性危机的一个重要途径。纵观雍正一朝，尊孔重道之手段层出不穷、新意频出，可谓用心良苦。雍正得位之正与不正，乃学界之一大公案，迄今尚无不移之定谳。即便其得位实出于正当，也仍然被当时、后世普遍怀疑有夺嫡篡位之嫌，由此导致雍正朝突出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为消解这一危机，也出于继承圣祖遗志的需要，雍正即位后便有了尊孔崇儒的强烈文化需求。这正是雍正尊孔的两大主要思想缘起。一方面，雍正尊孔是为了消解合法性危机。合法性问题，是政治中的核心问题。“最通俗地讲，合法性是对被统治者与统治者关系的评价。它是政治权力和其遵从者证明自身合法性的过程。它是对统治权力的认可。”【3】合法性是一个帝王乃至一个政权得以维系权威、稳固统治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康熙驾崩后，社会上有关雍正毒杀其父以及康熙原意传位皇十四子胤禵之说不绝于耳。这不仅有损帝王形象，更危及雍正统治。雍正本人由此深陷合法性焦虑之中，急于为自己辩解。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合法性诠释方法，几乎成为雍正治国的第一要务。马克思·韦伯(Max Weber)认为，“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由此产生了三种合法性类型，包括建立于“相信统治者的章程所规定的制度和指令权利的合法性之上，他们是合法授命进行统治”的法理型统治，建立于“一般的相信历来适用的传统的神圣性和由传统授命实施权威的统治者的合法性之上”的传统型统治，以及建立于“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以及由他所默示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概，或者楷模样板之上”的魅力型统治。【4】隆礼孔子，属于韦伯所说的传统型统治，即借助传统文化象征来增强统治的合法性。雍正之所以选择了传统型统治而非其他类型，乃是因为：首先，雍正被质疑得位不正，本身即存在法理上的缺陷，自然难以借助法理型统治模式;其次，雍正既无煌煌功绩，又乏足够个人魅力，采用魅力型统治模式同样存在困难。所以，除却在政治上朝乾夕惕之外，传统型的合法性统治就成为雍正的不二之选。另一方面，雍正尊孔是为了绍述圣祖遗志。为强调得国之正，打破“无百年国运”的谶言，康熙力求融道统治统于一身，努力构建君师合一的“圣王”形象。他有意无意地推行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包括干预《明史》书写，宣布永不加赋，重排历代帝王庙次序等，特别是大规模编纂书籍。《康熙字典》《全唐诗》《佩文韵府》等典籍，皆是在康熙统治期内完成。当《古今图书集成》这部始于康熙四十年(1701)的皇皇巨著在雍正六年(1728)印制完成时，雍正特意亲笔为之作序，字里行间透露了他自己及皇考的心结所系。在序文中，雍正对乃父之“金声玉振”备极称颂，有“集大成”之美誉，又自言他本人之所以“兢兢业业”，正是为了“继志述事”，以彰“皇考好学之圣德，右文之盛治”。【5】《论语·学而》谓：“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对于康熙之隆礼孔子，雍正在即位后就有“念皇考亲承道统，既先圣后圣之同符；暨眇躬仰契心传，知作君作师之一致”的表态。【6】这充分说明雍正深谙“道统”为“治统”所系之理，意欲继承乃父遗志。总之，雍正尊孔的思想缘起，一为即位之初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二为继承圣祖遗志之标榜。当然，雍正时时刻刻不忘标榜的谨守父道，也是为了消解其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因而，他即位后主动发起一系列尊孔行动，企望借助以“道统”为象征的文化力量来巩固个人政治权威，达到维系“治统”的目的。明代嘉靖改制后，孔子神位只书“至圣先师孔子之位”，及至清顺治二年(1645)，国子监祭酒李若琳奏请更孔子神位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之位”，世祖欣然从之。【7】康熙二十三年(1684)，在第一次南巡回京途中，康熙特意取道曲阜，亲临孔庙，行三跪九叩大礼。雍正同样崇儒重道，但与父祖不同的是，他自即位起就面临着严重的个人合法性危机。因此，他的应对措施，就是在父祖尊崇孔子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更进一步。康熙六十一年(1722)冬，雍正甫一即位，即遣右通政使杨汝穀告祭阙里。在祭文中，雍正表示“当嗣位之始”，宜隆先师孔子“祀享之仪”，就此揭开了雍正一朝尊孔之序幕。【8】兹分类论述如下。一是修葺孔庙孔林。孔庙，是专门祭祀孔子的祠庙建筑。在全国众多孔庙中，地位最为重要的当属阙里孔庙。雍正二年(1724)，阙里孔庙因雷击引发火灾，大成殿及东西两庑俱毁。雍正在接到衍圣公孔传铎的奏报后，深为不安并引过自责，随即特发帑金，派遣官员对孔庙进行大规模的维修。这次重建，于雍正三年(1725)正式动工，至雍正八年(1730)始告竣工。其间，雍正还曾因工程迟缓多次督促相关人员。为了表示内心的“悚惧不宁”和对孔子的“至诚至敬”，雍正决定将阙里孔庙“殿门廊庑，悉仿帝王宫殿之制，易盖琉璃黄瓦”，“凡殿庑制度规模，以至祭器仪物，皆令绘图呈览”，“亲为指授，遴选良工，庀材兴造”。【9】是役，共用“帑金十五万七千六百两有奇”。【10】皇五子弘昼在孔庙重修竣工后，奉命致祭，回京奏称孔林“享堂、墙垣间有年久倾圮之处”，雍正遂谕内阁遣钦天监官员及有关臣工会同衍圣公孔传铎“详慎定议”修理事宜，“务令崇闳坚固，光垂永久”。【11】次年九月工成，累计“用帑银二万五千三百三两有奇”。【12】清初孔庙建筑规格基本承袭明制，至此又有较大提升。二是追封孔子先祖。孔庙中除孔子这一主祀对象外，还有一百多位儒者从祀。这些儒者中有多对父子，如颜无繇颜回父子，曾蒧曾参父子等，还包括孔子之父叔梁纥。事实上，这些父子中的父亲学术事功均不突出，儿子在祭祀体系中反而位居乃父之上。这种子处父上有违伦常的现象，从宋代起就不断受到质疑和责难。由此，就有了启圣祠的创建。明嘉靖九年(1530)，嘉靖皇帝采纳张璁的建议，命国学及天下学校均建启圣祠，主祭孔子之父叔梁纥，并以颜回之父颜无繇、曾参之父曾蒧、孔伋之父孔鲤、孟轲之父孟孙激配享，程颢程颐之父程珦、朱熹之父朱松、蔡沈之父蔡元定从祀，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又增加周敦颐之父周辅成从祀。【13】雍正同样非常关注这一问题。即位伊始，他就为此谕内阁、礼部，指出“追溯前徽”是“不忘所自”，因而意欲追封孔子五代先祖“并享烝尝”。【14】内阁大学士和礼部堂官议论后，认为宜封孔子先世五代为公爵。雍正仍嫌不够尊崇，是以礼部再议俱封为王，最终“得旨允行”。【15】启圣祠得名于在宋代被封为“启圣公”的孔子之父叔梁纥，现在合祀孔子五代先祖，由是更名为崇圣祠。事后，又遣礼部尚书张伯行诣阙里告祭，祭文除称赞孔子之功业外，还专门表示此举是“体皇考敬师之心，弘先圣显亲之孝”。【16】第六十七代衍圣公孔毓圻为追封一事入朝谢恩，“得疾卧邸第”，雍正特遣御医诊视，不幸孔毓圻病重而卒，雍正震悼，遣官致祭。“榇归之日”又特命皇三子弘时及庄亲王允禄等“再奠茶酒送殡”，并遣行人司司正李据护送归里，谥曰“恭悫”。【17】此后的雍正二年(1724)，又增加张载之父张迪从祀。【18】崇圣祠既是“一庙两制”的创举，又是“家国一体”的指归，雍正借此既行尊师重道之举，又显表彰人伦之心。以至后世，乾隆借此称颂乃父“隆先师五代之王封，新阙里千秋之庙貌”。【19】三是命避孔子名讳。自汉代以降，儒林渐有避孔子名讳之呼声，然而历代并未严格执行。雍正三年(1725)，上谕礼部，要求认真讨论避孔子名讳问题。雍正指出，“讳名之礼”古已有之，孔子“德高千古，道冠百王”，然而“直省郡邑之名，如商丘、章丘等县，今古相沿未改”，君心由此“深为不安”。礼部议覆后，认为地名相同者可由内阁和督抚更易，姓字相同者可添“阝”作“邱”，对于“常用之处，宜从古体写作'丠’字”。【20】雍正接奏后，仍不满意。他参考《毛诗》及古文“丘”读作“期”音者甚多的先例，要求嗣后除儒家经典外，凡遇此字及地名姓氏俱加“阝”旁，读作“期”音，以显尊崇之意。【21】四是致祭孔子诞辰。中国古代最初并无庆祝诞辰活动。这一礼俗肇端于南北朝末期，至盛唐才成为正式礼仪。【22】孔子生辰致斋之敬，则是在雍正时期第一次正式出现。雍正五年(1727)，上谕内阁，希望参考康熙诞辰制度，致祭孔子“圣诞”。大学士九卿等遵旨会议，最后议准“每岁三月十八日圣祖仁皇帝圣诞，每岁八月二十七日至圣先师孔子诞辰，恭值此二日，自大内至王公文武各官以及军民人等均应致斋一日，不理刑名，禁止屠宰，永著为令”【23】。五是提升祭孔礼制。帝王拜祭孔子之礼，古已有之，至清代臻于极盛。雍正一朝不乏诸多隆礼之举。雍正二年(1724)，命将临雍“幸学”之称改为“诣学”。雍正认为“帝王临雍”是“尊师重道”之举，为“教化之本”;以往“多称幸学”，“幸”乃是“臣下尊君之词”，用于孔子则“心有所未安”;为表尊师重道之义，日后“一应奏章记注”，都要把“幸”字改为“诣”字，“以伸崇敬”。【24】又，以往春秋二祭为“立献”之礼且“不读祝”【25】雍正四年(1726)八月，上亲诣释奠，“于先师孔子行读祝跪献礼”，礼毕特谕礼部侍郎三泰、太常寺卿孙柱曰：“若立献于先师之前，朕心有所不安。将此谕众知之。尔衙门可记档案，以后照此遵行。”【26】同年，应礼部侍郎巴泰条陈，孔庙奉祀生“始有定额”，此后又有四次增添。【27】孔庙祭祀人员中，还有“掌分献及爵帛香祝”的执事人员。雍正认为，这些执事人员“向来未加爵秩”，应“广置官僚，以光祀典”，遂于雍正八年(1730)谕令“特设圣庙执事官三品者二员，四品者四员，五品者六员，七品者八员，八品、九品各十员”，“各按品级，给与章服”，每年还有“俸禄银二十两”，主要由衍圣公从“孔氏子孙内选择人品端方、威仪娴雅者”充任。【28】对奉祀生和执事人员的关注，足见雍正之尊孔隆礼，真是无幽不烛。六是御赐匾文礼器。雍正四年(1726)，衍圣公孔传铎疏言，孔子生平圣迹图像自“唐吴道子摹勒上石，历年已久，渐至湮没”，所幸于他处求得与旧无二的圣迹图像，遂“乞皇上亲洒宸翰，御制序文”，雍正欣然命笔作序。【29】同年，雍正御笔亲书“生民未有”匾额及“德冠生民溯地辟天开咸尊首出，道隆群圣统金声玉振共仰大成”楹联，并悬于孔庙大成殿内。雍正六年(1728)二月，再次亲临祭祀，作《仲丁诣祭文庙诗》曰：“扶植纲常百代陈，天将夫子觉斯民。帝王师法成隆治，兆庶遵由臻至淳。道统常垂今与古，文明共仰圣而神。功能溯自生民后，地辟天开第一人。”【30】虽然此诗本身并非佳作，但称孔子为“地辟天开第一人”，实是无以复加之誉。雍正十年(1732)，钦颁阙里孔庙诸多礼器，以示尊隆。其中包括：法琅铜香鼎一;烛台二;花瓶二，内安松竹梅花二树;香盒一;金龙朱漆几五;帛篚七;铜爵二十六;登一;铏六;簠二十一;簋二十一;笾八十六;豆八十六，皆有盖。凡此种种，足见雍正尊孔手段之多、范围之广、用心之深。雍正曾言，“我皇考崇儒重道，超轶千古，凡尊崇孔子典礼，无不备至”，而“欲再加尊崇，更无可增之处”。【31】然而以事实观之，这实属自谦之词。诸多尊孔举措背后的深意，雍正不加掩饰，在表彰《鲁论》的上谕中直言不讳称：“人第知孔子之教在明伦纪、辨名分、正人心、端风俗，亦知伦纪既明，名分既辨，人心既正，风俗既端，而受其益者之尤在君上也哉!朕故表而出之，以见孔子之道之大，而孔子之功之隆也。”【32】儒家之道，启沃君心。雍正在这里特别指出，孔子“立教垂训”之功，“受其益者之尤在君上”，所以“表而出之”。无独有偶，雍正十年(1732)，御笔亲书《御制重修阙里圣庙碑》再次指出，“圣人之道，其为福于群黎也甚溥，而为益于帝王也甚宏”【33】。这就坦率地表明了雍正极力尊师重道的内心世界。
雍正一朝最重要的尊孔崇儒举措，乃是极大扩充孔庙从祀儒者。孔庙从祀制度是以孔门弟子和后世儒家随从孔子一起在孔庙接受祭祀，从而彰显国家对孔子和儒学之尊崇的一项重要政教制度。清代前期的孔庙从祀基本沿袭明制，仅在康熙朝后期有过两次小的变动。其一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诏将宋儒朱熹由孔庙东庑先贤之列提升至大成殿十哲之次，为第十一哲。【34】其二是康熙五十四年(1715)，以宋儒范仲淹从祀孔庙。【35】至雍正朝，始有大规模更张之举。纵观史籍，历代孔庙从祀有三次更革最为关键，一是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将孔庙从祀正式制度化，二是明嘉靖九年(1530)重新厘定孔庙祀典，三是清雍正二年(1724)大规模增祀和复祀儒者。是年，雍正诏令群臣讨论孔庙从祀诸儒“有先罢而今宜复，有旧缺而今宜增”，以及崇圣祠、五经博士等问题。【36】礼部等“公同详考先儒事实”，遵旨议奏，认为“有功经传，皆得从祀”：对于“附飨庙庭诸贤，或有先罢而今宜复者”，如明代嘉靖一朝厘定祀典后“改祀于乡”的林放、蘧瑗、郑玄、郑众、卢植、服虔、范宁七位儒者，以及罢祀的秦冉、颜何、戴圣、何休四位儒者，“今俱宜复其从祀”;对于“有旧缺而今宜增者”，如“孟子门人乐正子、公都子、万章、公孙丑，汉诸葛亮，唐陆贽，宋韩琦、尹焞、黄榦、陈淳、何基、王柏，元金履祥、许谦、陈澔，明罗钦顺、蔡清，本朝陆陇其”等十八位儒者，“请增入两庑从祀”；对于“崇圣祠或有可升而附者”，议得张载之父张迪“可以附入崇圣祠”；对于“先贤先儒之后，孰当增置五经博士”，议得“孔门弟子冉伯牛、仲弓、冉求、宰予、子张、有若六子，均宜确访嫡裔，赐以世袭五经博士”。【37】以上四种情形，恭候雍正裁定。然而，历代对孔庙从祀儒者多看重道德文章而轻经济事功，雍正也囿于这一成见，对奏报名单颇为不满，要求礼部等“再公同确议”。38面对雍正的质疑，礼部经过复议，提出“从祀孔庙宜复祀者六人：林放、蘧瑗、秦冉、颜何、郑康成、范宁;宜增祀者二十人：县亶、牧皮、乐正子、公都子、万章、公孙丑、诸葛亮、尹焞、魏了翁、黄榦、陈淳、何基、王柏、赵复、金履祥、许谦、陈澔、罗钦顺、蔡清、陆陇其;入崇圣祠者一人：张迪;宜增置博士者四人：冉雍、冉伯牛、子张、有若”，理由是以上三十一位儒者“或亲承训论，递衍源流，或远契心传，倡明正学”，把他们“升诸从祀之列，予以延世之赏，人心公论，皆为允合”，雍正认为“诸臣参考周详，评论公正，甚合朕心”。【39】这次扩充诸儒从祀，在增祀儒者之中，以程朱理学一系为最多，包括尹焞、黄榦、陈淳、魏了翁、何基、王柏、赵复、金履祥、许谦、陈澔、罗钦顺、蔡清、陆陇其等十三位儒者。由此可一窥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学术风气。其余增祀儒者，也各有原因。县亶、牧皮经考证实为孔门弟子，自然得以从祀。诸葛亮在清代备受推崇，他的从祀也是继范仲淹之后，“行道之儒”从祀的延续，且诸葛亮与陆贽、韩琦等名臣相比，更具典型意义和象征作用，因而得以荣登孔庙。孟子之地位在唐宋时日渐升格，虽然明太祖曾短暂罢祀，但至清代，孟子作为儒家道统之所系的身份毋庸置疑，由此乐正克、公都子、万章、公孙丑四人得以沾乃师荣光，一并从祀孔庙。复祀的六位儒者，则是为纠正明代嘉靖改制之弊。其中，蘧瑗、林放、秦冉、颜何四人经过考证，核实为孔门弟子，郑玄、范宁注经有功，均得以复祀。虽然此次只有两位经师复祀，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昭示出清代汉学抬头之势，是即将到来的乾嘉汉学全盛时代之先声。乾隆在为《世宗实录》撰写的序文中，对雍正的尊师重道尤其是“增祀先儒”之举予以高度颂扬，称：“皇考承郅治之余，因时制宜，以善继而善述……隆礼先师孔子，增祀先儒，右文重道之典，超越常制。犹复表章经术，广励士风，吁俊兴贤，蔚有德造。辟雍钟鼓，后先疏附之风，殆无以过。”【40】乾隆特意指出乃父承圣祖“郅治之余”，由是“以善继而善述”，最终尊师重道“超越常制”，可谓“殆无以过”。“统治者主动介入文化与思想的传统，致使'皇权’变成'政治’与'文化’运作的核心，而统治者遂成为两项传统最终的权威”。【41】雍正极为尊崇孔子并大量增加孔庙从祀儒者，是着意以皇权之手参与儒家道统，以此进一步增强其政权的合法性和凝聚力，进而宣示文教、巩固统治。综上所述，合法性危机几乎伴随着雍正一朝始终。为消解这一危机，雍正即位后，一方面兢兢业业、朝乾夕惕，试图用政绩来证明自己，赢取民心。另一方面，他绞尽脑汁隆礼孔子、尊师重道，极力借助儒家“道统”。孟子称赞孔子是“集大成者”，那么，雍正似可以被认为是尊孔的“集大成者”。彼得·伯克(Peter Burke)曾评价路易十四的“太阳王”形象，认为“国王的形象也是制造来给他的臣民们——'我们所统治的人们’——看的”【42】。或许也可以说，和路易十四几乎同处一时代的东方帝王雍正，亦是在有意识地扮演一个尊孔崇儒的帝王角色。他在十三年的统治中不断进行着隆礼孔子的表演，其尊师重道的帝王形象也是制造出来给大清王朝的臣民们看的。从更深远的意义来分析，就在更张孔庙从祀的同一年，即雍正二年(1724)，蒙古土默特左翼都统丹晋奏请“建孔子庙于归化城”，雍正亦欣然同意。【43】归化城是漠南蒙古的中心城市，在此修建孔庙、创立学校，显然是要在文化层面将这一边疆地区的多元文化统一于国家正统信仰之下，从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强对蒙古地区的控制，实现地方与国家休戚一体的目的。可以说，雍正之尊孔虽然侧重于解决其个人的统治合法性，但其实也是康雍乾三代帝王着力构建清王朝统治合法性的关键一环。通过前中期几代帝王的不懈努力，清王朝最终赢得了大多数汉族士大夫以及边疆各族的支持与拥护，进而成为得以长期维持大一统格局的多民族政权。注释 1 参见曲祯朋：《荀子“圣王”观与儒家道统论的内外维度》，《原道》2020年第1辑。 2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3，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62页。 3 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佟心平、王远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4 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9-241页。 5 爱新觉罗·胤禛：《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7，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页。 6 孔继汾撰，周海生点校：《阙里文献考》卷17，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27页。 7 文庆、李宗昉等：《钦定国子监志》上册，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8 参见孔继汾撰，周海生点校：《阙里文献考》卷17，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27页。 9 《清世宗实录》卷89，雍正七年十二月癸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0-201页。 10 孔继汾撰，周海生点校：《阙里文献考》卷12，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74页。 11 《清世宗实录》卷101，雍正八年十二月壬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45页。 12 孔继汾撰，周海生点校：《阙里文献考》卷1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67页。 13 张廷玉等：《明史》卷50，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98、1301页。 14 文庆、李宗昉等：《钦定国子监志》上册，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15 文庆、李宗昉等：《钦定国子监志》上册，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16 孔继汾撰，周海生点校：《阙里文献考》卷17，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27页。 17 孔继汾撰，周海生点校：《阙里文献考》卷10，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61-62页。 18 《清世宗实录》卷23，雍正二年八月甲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74页。 19 《清高宗实录》卷2，雍正十三年九月庚子，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1页。 20 萧奭：《永宪录》卷3，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6页。 21 萧奭：《永宪录》卷4，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8页。 22 参见叶国良：《中国传统生命礼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版，第84页。 23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8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78页。 24 《清世宗实录》卷16，雍正二年二月辛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77页。 25 《清朝通典》卷48，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311页。 26 孔继汾撰，周海生点校：《阙里文献考》卷15，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14页。 27 孔继汾撰，周海生点校：《阙里文献考》卷1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38页。 28 孔继汾撰，周海生点校：《阙里文献考》卷1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34-135页。 29 萧奭：《永宪录》卷3，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8页。 30 孔继汾撰，周海生点校：《阙里文献考》卷32，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246页。 31 文庆、李宗昉等：《钦定国子监志》上册，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32 《清世宗实录》卷59，雍正五年七月癸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06页。 33 《清世宗实录》卷118，雍正十年五月甲申，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72页。 34 《清圣祖实录》卷249，康熙五十一年二月丁巳，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67页。 35 蒋良骐：《东华录》卷22，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70页。 36 《清世宗实录》卷17，雍正二年三月乙亥，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82页。 37 《清世宗实录》卷20，雍正二年五月辛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26-327页。 38 《清世宗实录》卷20，雍正二年五月辛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27页。 39 《清世宗实录》卷23，雍正二年八月甲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74页。 40 《清世宗实录》序，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 41 黄进兴：《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93页。 42 彼得·伯克：《制造路易十四》，郝名玮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96页。 43 《清世宗实录》卷15，雍正二年正月庚子，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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