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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乃荣2010-05-08 06:35:54 说起上海人的传统文化，一种是继承本地百姓古老流传下来的民俗传统，另一种是上海城市在近代都市化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上海这个城市特色的传统，对于上海这个大都市来说，旧的传统相对影响较小，而160年中形成的城市传统是更为重要的体现城市魅力和内涵的一种民俗文化，一种市民精神。它积淀下来潜移默化成为上海市民的基本民风和处世态度，成为这个城市的味道，这个城市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而这些特色和味道都浸润和散布在都市市民生活的话语中，大多在上海话中形成了惯用语。 上海是移民城市，大量移民来到上海以后,多数人都是“脚碰脚(差不离)”,面对几乎相等的地位和机会,睡一个统铺，白手起家,积极谋生。上海自由竞争的经济行为培养了上海人的一种重实际、负责任的实干精神,有不少上海话惯用语就是反映这种品质的,如:“硬碰硬(实事求是,经得住考验)”、“实打实(踏踏实实)”、“明打明(光明正大的)”、“乌龟掼石板”,崇尚“担肩胛(承担责任)”,“吃辛吃苦(含辛茹苦)”一步一个脚印地苦干；反对“做黄牛(滑头,不负责任)”，“拆烂污”。 他们讲究实际效应，嘲笑“空口说白话(信口开河)”的人是“夜壶里炖鸭——独出一张嘴”,指斥无边际的空谈为“飞机上吊大闸蟹——悬空八只脚”,“做大头梦(白日做梦)”。为的是寻觅到自己最合适最舒服的工作,“落门落槛(内行,恰到好处)”，再用自己的实力去“搏一记（拼一下）”。上海人从开埠以来在一个机会相对均等的社会里自然养成了各色人等自由发展、平等竞争和踏实从事、正大光明创业的社会风气。 竞争的商业社会磨砺陶冶了上海人善于精明估算和精干从事的精神。做事前会先“盘算”，“盘算”这个词便来自算帐用的“算盘”，主张行事要“精打细算”。上海人强调直觉机遇，“轧苗头”、“看山水”、“看颜色”、“讨口风(探口气)”、“鉴貌辨色”，窥视方向，见机行事。他们善于“接翎子（很快领会别人暗示的意思）”，又会“掂斤两(估计、捉摸物的轻重、人的本领作用)”，做事情“晓得轻重”、“识货”。在上海人看来上面这些常用词语都不是贬义的,而真要贬斥的只是坐着空想,那种“困扁头(异想天开),热大头昏(想入非非)”的人。 上海人办事，讲究能力和技巧，灵活和精练，所谓“门槛要精”，开放的社会交际频繁，在各种交往和机会面前，养成了上海人的精明和“活络”的性格，讲究行为“懂经（在行）”，事事“来事”。“搿个人来事来死”就是“这人很能干”。“懂经”也包括“懂规矩”做事。 上海人与交涉对方可以不厌其烦地“讲斤头(各不相让地讲条件)”“讨价还价”, 追求最大的利益或利润。“老鬼勿脱手，脱手勿老鬼。（精明的人到手的东西不能轻易给人）”也是一种精明。 把做事总要出错的人贬称为“烂人”，叫那种稀里糊涂、惯于混事的人作“浆糊桶”，或喻为“老油条”，他们的行为叫“混腔势”。上海人对精明内行的“老门槛(精于各种窍门或这样的人,老手)”不像外地有些人那样贬斥，往往反而赞赏：“办桩事体伊门槛老唻！屏得牢！阿拉勿必担心。”因为“门槛精”会带来竞争中的成功。 上海社会崇尚精明能干，“头子活，路道粗，花露水浓，有法道，会算计，对于那种在某一方面富有精致的经验很有办法的精通者，上海人尊其为“老法师”；对有一点年纪、有地位、做事有份量的一套一套“老拿得出个”的人，称为“老家生”，都是佩服的，“老拿得出个”这句话可以一直表扬他到很有型有款有腔调的程度。 上海人反对的只是那种专为私利着想又“门槛太精”的行为, 认为这种人“小家败气”、“勒杀吊死”、“狗屄倒灶”、“派头忒小”，没有开阔的视野和心胸，甚至指斥他为“老刮铲”，贬为“老屁眼（老谋深算，只想得私利丝毫不肯吃亏的人）” 上海人做事“着实”、“讲实惠”、“看工夫”，为了办事成功,欲使无关系变为有关系,他还会主动找上门去“搭讪头(为与生人接近而找话拉)”。上海人讲速度,重效率,讲究手脚勤快，喜欢“快手脚(做事敏捷利索)”,“一脚落手(一口气,不停歇)”、“限时限刻”地把事赶完, 主张当面清账的“现开销(发生纠纷当场清账)”。不要那种“搭手脚(插进来增添麻烦)”、“添手脚(凑上来添麻烦)”的人。 为了成事,上海人会“一手一脚(一人包下,善始善终,中途不停)”、会“有心有想(精力集中,有耐心)”地做，“一点一划(认真不越轨)”、“熟门熟路(得心应手,门路很熟)” 认真对待，讲究质量第一，“勿怕勿识货，只怕货比货。（有比较才有鉴别）”，反对“磨洋工（吊儿郎当地做事）”，反对“半吊子（说话不直爽，做事不上不下不彻底）”。 他们还有“打碎沙锅问到底（究根寻底）”“敲钉转脚”的精神。上海人也讲究灵活机动, 主张抓住现成机会的“有吃勿吃猪头三”；如果一时成功不了,也不屑“孵豆芽”作充分准备,卧待时机，有时可以“闷声勿响大发财（沉默而得利）”。但是上海百姓过着实实在在的民生，跨出每一步都要算一算，不能“野豁豁”，鄙视“侃”得“一天世界”而不收场。 上海人也讲究体面风光,“门面功夫”向来注重，现在叫做“包装”。做事要“上台面(体面)”,在人前要“扎面子(争面子,有面子)”,办事要“买面子(讲情面)”,他们懂得真假的界限，反对虚伪的“绷场面(勉强支撑场面)”,“装门面(摆阔装样子)”。他们不贬“调枪花(善于玩弄言词变换手法)”,“摆噱头（打花招,逗引人）”,“扎台型（争面子，显示自己的优越）”，“翻门槛(变换各种窍门)”以至“做花头（做小动作，玩花样）”、“起蓬头（造声势）”，相当在意发挥聪明才智，不断变换“不夜城”霓虹灯上的五光十色。 汪仲贤1935年就曾描写到过:“一样开店铺做生意,会掉枪花的老板,三日二头大减价,常常叫一班乐队来吹吹毛毛雨,唱唱无锡景,生意自会兴隆发达。”(《上海俗语图说》266页) 上海人十分崇尚进取开拓精神，敢于冒险“拼死吃河豚”，“勿管三七廿一”，不惜“掼铜钿银子（花钱下本）”、“横竖横，拆家棚（横字当头，豁出去拉倒）”来孤注一掷，去“钻天打洞”。 因为上海是个“冒险家的乐园”，所以上海话中敢于冒险、崇扬创造性的成语也特别多,如爱“碰碰额角头(碰运气)”, 他们不怕“出风头(显耀自己,有光彩,很神气)”，不怕“顶山头(碰钉子,被顶住)”,不怕“老虎头上拍苍蝇(胆大包天)”,“一蓬风”勇往直前。许多人有“闯市面”、“开码头(出外闯荡)”的勇气。他们深知“小钿勿去，大钿勿来（吃点小亏而占大便宜）”“旧个勿去，新个勿来（除旧迎新）”的道理。 会做生意的上海人还常常对常例“勿领盆(不买帐)”,认为可以各有千秋，企望“小鬼跌金刚(弱者战胜强者)”,“棉纱线扳倒石牌楼”。在竞争中，主张力争略胜一筹的“掐掐人家小辫子”。他们连孩子也褒扬从小“野得出(闯得开,做得出过分的举动)”，“出汤（闯得出，善于表现自己）”，而对那种“脑子勿转弯个”,“寿头板气(呆头呆脑)”个,“戆答答(傻呼呼)”个“呆木头(呆愚迟钝者)”、“阿屈死(不识事、不识货、不内行的人)”，十分揶揄；对于意志薄弱、胆小不敢作为者,什么“软脚蟹（喻胆小、意志薄弱的人)”、“缩头乌龟(喻遇事退缩在后、无能的人)”、“缩货”一类的称呼并不嫌少，是十分鄙夷不屑的。 但在他们的闯劲和翻身中，也注意到中庸，都忌“豁边(过头，出错，栽跟斗)”，怕“老鬼失撇(资格老、能耐大的人遇失策)”，忌“豁边”的另一常用义是怕“超出预算”，成为“空心大老官(貌阔实空)”。 处于开放型、进取型文化氛围中的上海，养成了上海人建立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和而不同的心理品性和人际关系。这些特征也同样反映到都市化进程中的上海话中通用的惯用语上来。如在办事中常常崇尚信誉，待对方宽容,“打包票(保证,包在身上)”,“一句闲话（没二话）”。 上海人崇尚“派头”，往往宽待对方，对人家“好白话（好商量）来死”，“小菜一碟”；没有完人，“好人勿生肚脐眼”，应待人宽容，遵守和推崇Fair Play的游戏规则，处事不“五斤吼六斤”的“猴极”，贬斥那种气派小、干那些不起眼的事的人为“小儿科”：“搿种事体小儿科来死，阿拉勿做个。” 上海人讲究识时务，他们深得“识相(知趣)”之道，即给自己选择一个最适宜的地位,常常敬告别人不要“勿识相”,“勿识相要吃辣货酱（警告对方如不知好歹,就要给颜色看）”“贪心吃白粥（贪心没好下场）”。他们要做“识相朋友”,像郑板桥“难得糊涂”一般“乐得识相”。这就涉及到遇事讲究“拎得清”还是“拎勿清”。 正如有人说的：“上海人对理性最集中的描绘是要‘拎得清’，这既是上海人群体性自我评价，也是对他人的要求。”（李浩然，2006）“‘拎’是思维过程，也是操作成果。无论他‘出身’怎么样，都是对他个体生存质量的高度评价，是对他的精明的非常欣赏；如果用‘拎不清’来形容一个人，就是对他的素质彻底否定。”在大家的心目中等于被“揩脱”了。 “拎得清”的人就是很“扎乖”，遵守规则，守规矩，甚至对潜规则也一清二楚，遇事“打开天窗说亮话”，“坦坦和和”。而“拎勿清”就是“戆”；拎勿清”的人就要“丁三倒四”、“出洋相”，被人鄙视，讥为“蜡烛(不知好歹)”、“黄鱼脑袋”、“戆大”、“缺钙”、“脑子拨枪打过了”。“上海人的才华还体现在天生的‘接翎子’上，只有‘拎得清’，才能‘接翎子’。”这是上海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已经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基因里。 上海人主张在商业上和生活中都崇尚“产权分明”，饭馆消费也很早行出“劈硬柴（AA制）”，以至“海派AA制（这次男的请，下次女的请）”。他们看不起“一笔糊涂帐”，将凑热闹乱附和的“轧闹猛（凑热闹）”、“瞎和调(乱附和)”斥为贬义，认为这种行为只能“骗骗野人头（骗那些没头脑的人）”； 也不喜欢那种“百有份（对任何事情都有份、爱打听、去拉关系、插一手的人）”、“百搭”爱管闲事的人。他们向往自由自主，喜欢自己来“唱重头戏（做主角）”，反对别人来“轧一脚（插一手）”，“捞外快”,“搞七廿三（乱搞一气，胡缠）”,或者“碍手碍脚（给人带来障碍）”、“添手添脚（凑上来添麻烦）”。“各人头浪一爿天”，各做各的，“脱侬浑身勿搭界”，对于他人的干涉，说“帮帮忙，侬勿要来拆台脚！”“帮忙帮忙，越帮越忙”。 同时也不占人便宜，主张“勿来勿去，大家清爽”，不相互牵涉。碰到别人要来干涉，或“听壁脚（偷听管闲事）”，或“戳壁脚（背后挑拨说坏话）”，回应的最常用词语，就是“关侬啥事体？！”以此保护私人的自由空间。不关我的事，不去介入，不去凑热闹，插一脚。别人有什么嗜好，“桥关桥，路关路（各管各,互不相关）”，任他“七荤八素（晕头转向，这样或那样）”,“关我啥事体!（不管我的事）”。 上海人已经在商业化社会中养成了可贵的遵守规则、重理性的契约精神和合同精神。上面说到的“懂经”这个词语，也包括做事要“规规矩矩”，按章办事，“关门落栓（把话说死），言行严谨无更改。他们也讲究协调、谈判和谦让、双赢精神，做事讲“摆平”和“搨鐾（互相抵消）”，办事最好“刀切豆腐两面光（两面都讨好摆平）”，不要弄得“七挢八裂”，“谈得拢就上，谈勿拢拉倒”，不要“敲橡皮图章（决议不算数）”； 在交往谈判中，不排斥“面皮老老，肚皮饱饱”，主动争利。反对“空口说白话（信口开河）”，讨厌“闲话多，饭泡粥（形容多废话）”，叫人家“讲闲话，下巴托托牢”，要有分寸，不要“神志无主”；务实的上海人讲究信用，要守约，讲诚信，十分鄙夷“放空炮”、“开大兴（说大话，不能兑现）”使人上当，或给人“吃空心汤团（答应而没有得到兑现）”，“放鸽子”给人“吃药”，爽约失信，讨厌“黄牛肩胳（靠不住）”、“小滑头（不守信用、只会耍嘴皮）”，或者“托着一个王伯伯（拜托给了健忘者）”。 上海这个社会商业气息重，最早通行“薪俸”制、“红包”制。大家合法“赚钱”，认为“有钿百事可安排”。在交往中，主张“一分行情一份货（化怎样的价钱就得到怎样质量的货色）”，“大家勿吃亏”。为了追求最大的利润，不惜充分利用寸金之地，“螺蛳壳里做道场”，把握机遇。 上海城中有许多市民也养成了会消费的习惯，购买欲强，极端点的说：“吃光用光，身体健康”，现在称之“月光族”。“开销”一词跟随着“销场”（在开埠初的上海话中写为“开消”和“消场”）在上海话中首先随商业行为产生，现在已经普及到市民生活的日常行为，一天的支出和支出的费用都叫“开销”，而且延伸到“感情支出”、“智力开销”等语。在办事中，“讨价还价”和“讨扳账”这类的事情时常发生，连各种谈判中也说要“讨价还价”，还需要有人出来“淘浆糊”甚至“烫平（彻底摆平，使无法作梗）”。 在上海话里，有些词语像英语中的一些词语那样，没有明确的褒贬，含义很宽容广泛，就看用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比如：在什么时候“显山露水”，要看火候；“轧苗头”、“有花头”、“出风头”这类词也要看用在什么人什么事情上，褒贬可以不同。“铜钱眼里穿跟斗”这词，如果是一个人见钱眼开，唯钱是尊，那用这个熟语是对他的鄙视，但如果用在有的人在生钱上面会动脑筋精打细算、善于理财方面，就是褒义的了。这也说明在一个宽容的社会里用词上的自由度。上海有，人间哪得几处闻。上海又属于一个开拓人的天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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