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清朝的官制中，“行走”是指本有官职而被派到其他机构中办事的临时差遣官，如“军机处行走”。这种办事方式有临时的性质，因此称“行走”，但相关的机构却并非临时的。 南书房，是清代翰林在内廷侍候皇帝读书和做机要工作的地方；南书房行走，就是指原来有翰林一职，而被派到南书房中去执勤。凡入直南书房的翰林，其正式官衔，称为“南书房翰林”，也叫“南书房行走”。南书房行走官员不限品级，从尚书到编修，检讨均可充任，原则上使用翰林出身者。 南书房原为康熙皇帝在皇宫读书的地方，因地处皇帝听政的乾清宫的西南而得名。康熙帝为了与翰林院词臣们研讨学问，吟诗作画，于康熙十六年（1677），设南书房，并在翰林等官员中，初命侍讲学士张英、内阁学士衔高士奇入值，此为选翰林文人入值南书房之始。翰林官员“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入值，称之“南书房行走”。入值者主要陪伴皇帝赋诗撰文，写字作画，有时还秉承皇帝的意旨起草诏令，“撰述谕旨”。 在康熙时代，南书房在中央政权中的政治地位十分重要，除应制撰写文书外，还遵照皇帝意旨起草诏令，一度成为发布政令的所在。军机处成立后，南书房内的官员不再参预机务，专司文词书画等事。然而，南书房是御用机要秘书机构，因此直接与皇帝接触的南书房仍有机密性质。《清史稿》说它“地分清切，参与密勿”。 如各地有上报康熙帝的密缮小折子，都要交与南书房“管理宫报首领，从内密达御前”。“圣驾（康熙帝）在外，南书房绝无人到，极为隐秘”。南书房行走供职时也都“慎密恪勤”，格外小心。 这个职务的实质就是皇帝的机要秘书，皇帝的许多重大决策，都经由“南书房行走”参与完成。南书房行走不仅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同时也是皇帝的决策顾问，还兼着太子的老师，是真正的作帝王师的职务。 南书房行走，是康熙皇帝的亲密近臣，在清廷诸大臣中的地位尤为显赫。关于南书房创设的目的，据史书记载，康熙皇帝打算设置南书房时说：“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对。今欲于翰林内选择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东华录》载，康熙十六年（1677）十月“始设南书房，简侍讲学士张英、中书高士奇等入直，以备顾问”。 实际上，康熙帝设置南书房，并非只是为了“讲究文义”，而是把“特颁诏旨”的起草之权交给了南书房。张英入直南书房时，康熙政务军务繁忙，张英侍读左右，“一时制诰，多出其手”。昭《啸亭续录》载，“康熙中谕旨，皆其（南书房）拟进，故高江村（士奇）之权势赫奕一时”。由于高士奇是康熙帝近臣，掌管机要，所以朝臣纷纷至高宅探访消息，以至高士奇“每归第，则九卿肩舆伺其巷皆满”。张、高之外，还有不少清初著名文人学者入直过南书房，如王士祯、查慎行、朱彝尊、方苞、沈荃、何焯、戴梓等等。 南书房的人选是非常严格的，虽然“无定员，亦无品级限制”，但必须经过皇上亲自遴选，“非崇班贵檩、上所亲信者不得入”。可见，进入南书房的廷吏首要条件是对皇上忠心耿耿，自然就成为皇上的心腹。此外，入选者皆为饱学之士，决非等闲之辈。 南书房的设立使许多身份卑微的才子参政议政 南书房的设立使许多身份卑微的才子参政议政 康熙帝选拔南书房行走的标准是：“拣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充之”、“惟视学问之优， 不尽为官职”。 如查慎行入选因其举人出身，又是著名诗人，名闻禁中。 高士奇出身寒微，曾卖字为生，但能诗，善书法，精鉴赏，因而能入值南书房。 方苞因戴名世《南山集》案下过刑部大狱，但因“圣祖（康熙帝）夙知苞文学”而入选。 康熙皇帝选拔南书房行走的方式，或亲自考察，或询于他人。 如选拔张英，“召入对，上心识之。自是再四咨询，对者无异词”，于是入选。 即使已成为南书房行走的，也还要受到康熙帝的随时抽查，可见选拔南书房行走之严格。 南书房行走有两个特点： 第一，绝大多数是汉人，这是清朝采取的缓和满汉民族矛盾，消除汉族士人反清意识从而使之为清朝服务的政策的具体表现； 第二，均为经史、文学、书法、绘画以及自然科学方面出类拔萃的才人学者。入直南书房的王士祯为诗坛一代宗匠，朱彝尊与王士祯并称朱王，方苞是桐城文派创始人，沈荃经术湛深，戴梓是很高明的天文算学家，等等。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