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滩的北大和未名湖的北大
2014-09-27
汤一介
思想潮
图为汤一介与乐黛云。 算起来我在北大的学习和工作的时间加起来有四十多年了，这就是说我大半辈子都生活在北大，因此称我是“北大人”应是没有问题的。要问我在北大生活得最愉快是哪一段时间，我会说是1946至1951年在沙滩的北大。虽然那时生活很苦，我们在食堂吃的是高粱米饭，菜的质量极差，住的宿舍是北大的三院或四院，七、八个人的上下铺，冬天有时没有煤生炉子，冷得要命。但这些身外之事，都没有影响我对北大的深情。那么我最喜欢那时北大的是什么呢？是我的那些老师们，是他们的学问，是他们和为人以及体现在他们身上的北大学术自由的精神。 我很幸运，由于那时北大选课制度比较自由，我不仅可以选修哲学系的课，而且可以选修其他系的课，我的那些老师的课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我的“大一国文”是由冯文炳（废名）老师教的，我非常喜欢他的散文和诗，就是他的小说也写得很有散文和诗的味道。废名给我们讲鲁迅的《狂人日记》，他一开始就说：“我比鲁迅了解《狂人日记》更深刻。”这使我们这批学生都大为吃惊。他在介绍他自己的小说《桥》中的名句，是那么洋洋自得。在《桥》中一段描写，夏日太阳当顶，热不可耐，一个人长途跋涉走到靠近一棵大树，废名用了“日头争不入”来形容当时的情景。在课堂上废名对我们说：“你们看，我这句写得多么妙不可言呀！无人能超过！”我们每日都要写作文，而且废名对每篇作文都要评论。有一次，他评论一位女同学的作文说：“你们看，她文章的风格多么象我的呀！”废名老师就是那么真诚和可爱呀！52年院系调整后，废名被分配到东北师大去了，以后我虽然没有再见到他，但曾读到过他写的一篇题为《读了〈新民主主义论〉以后的喜悦》的文章。但到文化大革命中，先是听说他的眼睛瞎了，后来又听说他因受到精神和身体上的种种摧残而去世了。像废名这样可亲可敬的老师难道应该这样的离开人世吗！ 梁思成先生是有名的中国建筑学家，他虽然是清华的教授，但在北大开了一门“中国建筑史”的课。我由于慕名，也选修了这门课。梁先生讲课非常有条理，而且很生动。有一次他讲到，为了证实五台山佛光寺大殿仍然是唐代的，他自己就爬到大梁上去查看，见到大梁上有唐代的年号，在高兴之余，不慎掉了下来。讲到此处，梁先生说：“证实了唐寺，掉下来也值得呀！”中国知识分子为了事业的崇高精神就是这样的。 我选修了西语系的“英国文学史”，这门课是俞大缜教授教的。她用英语讲课，课本也是英文的，对我这个哲学系的学生说是有一定困难的。俞大缜教授每次讲完一节都要问我们这几个外系的学生听懂没有。如果没听懂，她就会简单地再重复一遍，并且在下课后把我们几个找到一起，要我们读教材的第几页到第几页，并指出重点是什么等等。由于俞大缜教授的帮助，这门课我也考了64分，总算及格了，而且外语系的学生也并不是都能及格呢！ 我曾上过胡世华教授的三门课：“形式逻辑”、“数理逻辑”、“演绎科学方法论”。这就是说，在北大我跟胡先生学习的时间最长，共有三年。根据我的条件，学“数理逻辑”是有相当困难的，因为这应该有一定的数学基础，而我并没有学过“微积分”、“数论”等等。但是，在胡先生的培养下，我不仅把“数理逻辑”学完，而且我对“数理逻辑”的题目的演算很有兴趣。那时，我作了许多算题，而且胡先生经常为我修改我的算题，经他修改，那些推导就成了巧妙的式子。真是的，数学很像美学。56年，在我从北大毕业后的第五年，胡先生曾考虑把我调到他所在的科学院计算所去，但我没有去，我知道自己的数学基础太差，而且快三十岁的人，从头再学数学，困难是很大的。此后，我很少见到胡先生。1996年春，忽然接到胡先生的电话，他说，他想和我聊聊。我就去看他，这时他患柏金生氏症卧病在床。胡先生说，他是想看点佛教的书。于是，我准备了一些佛教和佛教史的书送给他。照理，对一位生了病的老师，我应该常常去看看他，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很少去看他。不久胡先生去世了。我常常想，我为什么没有想到应该多去看看胡先生，和他多聊聊呢？ 此外，我还选修了杨振声先生为中文系开的“欧洲文学名著选读”。冯至先生开的“德文”等等。今天回忆起来，在我作学生时代的那些老师，在我心中有着一种说不清的滋味，我尊敬他们，我爱他们。有时我会反问自己，在我身上还有没有废名先生的那种“天真”呢？有没有梁思成先生那种“热情”呢？有没有俞大缜先生那种“慈爱”呢？有没有胡世华先生那种“敬业精神”呢？我不敢说，环境，特别是政治环境对人来说是一种太可怕的力量呀！ 我于1951年毕业，离开了沙滩的北大；1956年，当我再回到北大时，已是在未名湖的北大了。今天的北大，在物质条件方面比五十年前好多了，而且相对地说北大仍然是中国大陆比较可以自由思考的地方。但我总感到在北大现在似乎缺了什么，又多了点什么。缺少学术自由的风气？缺少追求真理的勇气？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也许都不是，也许都是。多了点官气？多了点金钱的诱惑？多了点乡愿之气？也许都有，也许都没有。说真的，很难说清。关于北大，现在确实有许多不同的看法，近日读于光远同志的一篇文章，题目为《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读〈清华旧影〉》，是刊于《中华读书报》，1999年3月10日第七版中，其中有如下一段：“怀念母校是个普遍的现象。人老了更觉得自己青年时代之可贵。不过现在我怀念清华，是同自己的教育观点有关。我是个‘今不如昔’论者，但坦白说，如果我是一个要上大学的学生，要我在旧时和现时的清华中进行选择，我毫不迟疑地选择前者。” 光远同志的这段话，也是我和与我比较熟悉的北大人常常想到和谈到的问题。我最近出了一本书，是钱文忠同志帮我编的，但书名是我自己拟定的，叫《昔不至今》，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有些事正如光远同志说的“今不如昔”。为什么“今不如昔”，我想也许是因为“昔不至今”吧！因为过去的那种环境、条件不存在了，那么“昔”如何至“今”呢？比如，梅贻琦校长可以说：“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但今天还能这样说吗？我认为，今天是出不了大师的，特别是文科，因为没有出大师的环境和条件了。这大概和我国“重理轻文”有关吧！“重理”是完全应该的，“轻文”就不对了。“轻文”会使北大失去作为北大灵魂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精神。现在，北大一再提“创世界一流大学”，当然我们作为北大人都希望北大早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但是不重视文科，特别是不重视文史哲，真的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吗？我们如果了解北大的历史，就会知道，沙滩的北京大学在当时为什么在海内外有相当的名气，很大程度靠文史哲各科！在人类社会将进入二十一世纪之际，希望北大能恢复和发扬北大“学术自由”的精神，能为中国和世界在人文精神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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