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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与现在差不多，可以随便上或者翘任何的课。有的教授在当时名气很大，所以没上过学的、外校的大学生或者外系的学生都可以听，人人自负清高，同学隔膜较大，很少交谈。北大是“来者不拒，去者不追”，所以分不清选课和没选课的人，有时就容易闹笑话。刘半农先生开“古声律学”，听课十几人，最后才知道只有张中行一人选。还有一门法文课，每次五六人听课，最后竟无人考试，讲师很生气，一查发现只有一个人选课，又退掉了，教务竟忘记注销。 至于可以不上的课，比如“党义”，即《国民党党义》（汗一个，原来政治课的待遇早就是这样），照本宣科的课程，学生已经相当有研究的课程也在这类。不过当时的学生翘课极少去看电影或逛街，基本泡图书馆。（再汗，不知现在大家翘课都是做什么）所以往往翘课的人成绩较好，教师们似乎对上课的人比较亲近，对不上课的人比较敬畏。 旷课一半，是要取消考试资格的，进而拿不到毕业证。办法就是求管点名的盛先生（当时课堂有座位号，空位画缺课一次），当然盛先生了解学生跑图书馆，所以总是慨然而允。这种“散漫”，外界很不客气，比如“北大是把后门的门槛锯下加在前门上”，意思是只要进去就可以混到毕业。其实里面有很重的学术空气笼罩。大成就的人往往穿蓝布衣衫，即使有钱也不穿西装，所以给外界的印象是“北大穷”。抗战后据说梁思成讲授中国建筑史，最后征求学生考核方式，结果仍然是无人选课，梁先生大笑，作揖道“谢谢捧场。” 三、桀骜的师生 老师和老师之间的辩难。比如古文家刘师培和今文家崔适住对门，平时见面鞠躬客气，但是上课就互相诘难，攻击对方。这种把生活和学术分开的精神的确值得学习。再比如三十年代胡适写《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讲课也只讲上卷，人称“上卷博士”，他认为老子早于孔子，钱穆写《先秦诸子系年考辨》，认为老子早于韩非子而已。二人争执不下，在教授会上，钱穆说，“胡先生，你不要再坚持了。”胡适答，“你的证据如果能使我信服，我连我的‘老子’都不要了。”再比如守旧派林公铎，二十多岁就是国文系教授，熟读之乎者也，不知ABCD，一次喝完酒课堂上大骂胡适因为不懂古文，所以主张新式标点，而且竟然在他的名字后边用标点，后来发现胡适后边也有标点，心里才平衡。 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辩难。一次俞平伯讲古诗《饮马长城窟行》“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俞说“知就是不知，”学生问根据，俞平伯立刻写出六七种。还有一次胡适讲课，提到一种小说无名氏所作，学生张君（历史学家）立刻指明出处，胡适很高兴，称赞不愧为北大。 当然也有不礼貌甚至是让人瞠目结舌的。比如胡适在一次佛学讨论会上作报告，一个姓韩的学生打断他，“你不要讲了，都是外行话。”胡适说，“我是外行，不过让我讲完可以吗？”在场人因为红楼传统是坚持己见也要容许别人，所以否决韩同学的要求。又比如对于一个学术问题，某教授和学生意见相左，争论到期末，教授就出了这个问题，学生坚持己见，被判不及格，下学期补考。当时补考六十七分及格，因为规定这个补考分数打九折，最后结果就是大约六十分。结果出题又是原题，而学生毫不让步，结果六十分，又不及格。再补考，又六十分，但是这次教授却让他及格，因为规定补考打九折，没有说再补考打九折，所以这次及格了。 四、奇怪的老师 比如英文课一个胖太太，经常让学生温习功课，这时候就从皮包拿出小镜子、胭脂等打扮开来。再比如顾颉刚，天妒英才，偏偏口才很差，一边吃吃，一边写字说明。再如明清史专家孟心史先生，考证出董小宛比顺治大十四岁，因而红楼并非影射他们。而他的课却十分沉闷，有讲义，拇指插其间，翻开而读，一字不差，下课再把拇指插在读到的页码，周而复始。再比如上边提到的林公铎，有人问他开什么课，他答“唐诗”，又问“讲谁”，答“陶渊明”（如同关公战秦琼啊~）。最后说钱玄同，据说庶出受歧视所以扔掉本姓，署名“疑古玄同，”他在北大兼职讲课，考试从不判卷，每次都拿一个木戳打上及格，后来在燕大讲课时候，教务坚持要求判卷，否则扣薪金，钱玄同立刻把一包钞票奉上，坚决不判卷（那时的教授权利好大哦~）。 五、政治课和军事课 和现在一样，必修。政治老师姓王，教党义，采用无为而治。（和现在很像）上课经常只有一人，好像因为是同乡去捧场。考试则学生蜂拥而至，凡有答案则及格。 红楼后有一片空旷地，称为民主广场，用作军事训练。军事训练课则不能用这招，总不能一个人列队吧。教官白雄远，运用心理学的社交术。首先记住所有受训人的名字，课外遇见学生必称先生，上课则苦口婆心。当时最吊儿郎当的是何其芳（现代诗人！），教官也没训过。在北郊打靶，实弹机关枪五发，步枪五发，打中不多，都算及格。（和我们军训如何）后来南京来个新教官，要整顿，像对待士兵一样进行训练。学生们一手硬：和教官当面争辩，一手软：你要立正，偏稍息；你要稍息，偏立正。最后这个教官只好辞职南下。白教官再次上任，受到学生的欢迎，有一次，智力测验“拥重兵而非军阀者是什么人”，一学生借其名，不但得高分，且获得全校传为美谈的荣誉。 六、入学考试 入学资格必须中等学校毕业，但是可以只填考文理法三个大类，至于具体院系乃至专业，则可以慢慢挑。比如36级历史系有36人，牛人张政烺，而生物班只有3人，牛人牛满江（后来成为世界最著名的华人生物学家！）。命题是采取秘密突击的办法。比如明天某系考试，今天由校、系首脑密商，决定出题人，然后立刻派车去接，类似逮捕：命题人必须马上拿着衣物，不许说话，随车到红楼，“监禁”在地下室出题，外面由校警看守。入夜要提交试题，印刷厂设在地下，工人不能出去，接到试题排版，出题人校对，然后印刷，封存，早上取出送到考场，解禁出题人，派车送回去（保密工作多好！ 绝不会发生舞弊！）。 入学考试成绩从上到下排名，按录取人数喊名字录入，多在第二院办公处。往往屋外有人偷听，成为消息灵通人士。至于哪一天贴榜则不一定，且贴榜必须挤到前边才看得见。 学费入学手续十元。入学后学费第二学期可以提出缓交，但需要上书校长。老资格学生一般写三行：第一行校长，第二行请求缓交学费，第三行某系某年级某某某另外修完某系课程，可以再学同院另一系。可以在学校待八年。 七、住在北大 男生宿舍多，女生少。女生可以访男生宿舍，男生不能访女生宿舍（好像现在也这样~）（所以以后男生再在宿舍见到女生不要大惊小怪）。校庆例外，可以互访，据说即使宿舍没人也无所谓。在外租房必须有女伴，因为户主必须是男性。而且要有铺保。（当地某店铺作为保证人，一旦房租有问题则店铺负责）据说当年有个南方人租房子，一切谈妥，最后房东问，“你有家眷吗？”南方人没听清，以为问家具，答“家具不是你们提供吗？”房东大怒！据说丁玲和胡也频也在这里租房生活过。 八、吃在北大 学校有包饭，一天六七元。外边有名的有德胜斋，主要是跑堂的人很有名，学生叫他小于，几乎可以叫出所有老顾客的名字，必称呼先生，点头鞠躬，最次的也要祝愿当局长。有一年他死了父亲，见到学生就叩头，讨要丧礼钱一个大洋。那几天，北大学生互相见面就问，“小于的钱你给了吗？”又比如海泉居出名的跑堂，主张西学为用，经常问会英文的学生英语，比如“炒木樨肉怎么说”，后来说话半英半中。店里还写了个对联“化电声光个个争夸北大棒，煎炸烹煮人人都说海泉成”（北大门口的饭馆服务员都很有才啊！）。 九、图书馆 除去平均一天三小时的课，北大学生很少看电影或逛街，剩余时间一般都在图书馆。图书馆主要设施是第一进卡片兼出纳室，第二进阅览室。第一进工作人员主要是咨询员李永平，记忆极好，熟悉馆藏分布，且百问不厌。第二进有两个特点，一是时间不限，二是数量不限。但是需要提前占座，一占就是很长时间。经常桌子上堆成小山状，甚至遮挡视线，看不到前边坐着的人。（那个时候就开始占座了啊~） 十、北大文科名师故事 章太炎：在三院风雨操场演讲，其弟子马裕藻（后来中文系主任）翻译他的余杭话，钱玄同在黑板上写老师所引典故。 辜鸿铭：通数种外国文字，却是坚定保皇派，讲授拉丁文和英国文学。当时有“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 周作人：不知是日本夫人，还是过惯了以前舒适的生活，或是被刺杀吓的，最终是先作文学院院长，再到教育总署督办。至于和鲁迅翻脸，据说知情人张凤举和徐耀辰都三缄其口。座下四大弟子：废名（作家）、俞平伯、江绍原（民俗学家）、沈启无（作家）。 马裕藻：三十年代国文系系主任。有一次家乡人在其面前提到考题，故遭到痛打。据说其女是公认校花，当时有女学生周氏亦得拥护，好事者题曰“倒马拥周，”马主任误以为学生要求周作人作主任，连声说好。 刘半农：用数学的办法分析声音性质，是中文系语音实验室的奠基人。英年早逝的葬礼上赛金花居然出现，林语堂的挽辞是“半世功名活着真太那个，等身著作死了倒也无啥”。 俞平伯：有一次讲授诗词，解读李清照的“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说，“真好，真好，至于究竟应该怎么讲，说不清楚。” 赵荫棠：第一位夫人只好享受不干事，又吸毒品，身亡。又找一个，印象不佳，后来想想把缺点看作可取之处，欣然接受。儿子病故，自己划为高级右派，文革中郁郁而终。 吕叔湘：时人尊崇黎锦熙的《新著国文与法》，在他的考究面前问题很多。在主持汉语课本编订的时候，觉得灯太高，费眼，竟亲自脱鞋上桌子，放长电线。 季羡林：据说新生入校，见其装束误以为是工友，让季先生看行李。季先生家的小保姆也没有大府保姆的派头，在季先生面前不讲究礼法，足见季先生的平易近人。在售书上签名，对书商握手说谢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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