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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 ——马贺山 长期以来，在古文字研究领域，甲骨文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文字，中国文字是到了般庚迁殷以后，才刚刚成熟，才开始应用。除此之外，没有比甲骨文再早再老再古的文字了，这已达成共识，已成定论请看甲骨文大师的一些主张，[甲骨文字典]的主编徐中舒在[夏史初曙]一文中，也作出了夏朝无文字的结论：他说，‘传说中虞、夏文化分布之区，原与仰韶文化为近，古代虞、夏两族从黄土高原逐渐发展到河西、河东以及伊、洛、汾、沁之间，乃受龙山文化影响而形成二里头文化，当时应当还没有文字。不然，为什么他们的后裔，如匈奴，如越，都没有文字保存下来呢? 文字滥觞于大汶口文化，后来为殷商所继承，由巫卜这个集团的人，世代相续，沿袭使用，在使用中才逐渐发展起来。由于殷王每事都要一再占卜，无日不卜，无事不占，每次占卜都要把卜兆和所卜之事记录下来，以观验与不验。文字就是在这一班巫人手中，日趋纯熟，以至完备。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已备六书条例，这是武丁以后二百七十余年的卜辞。这已是殷代晚期，文字到这个时期才能达到成熟阶段。二里头文化遗址中没有文字出现，也是夏代没有文字的默证。”徐中舒在这里主要强调了两点，一是这已是殷代晚期，文字到这个时期才能达到成熟阶段。二是二里头文化遗址中没有文字出现，也是夏代没有文字的默证。这个观点基本上代表了当前古文字界的主流观点，而这个观点显然与历史文献上的仓颉造字记载是不相吻合的，凡是强调文字到商后期才成熟的古文字专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极力回避仓颉造字这一问题，他们认为，仓颉造字是神话传说，不是信史，不可信，其理由是，文字非一人一时一地所作，将文字的发明和创造归功于某一个人，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历史上既便有仓颉这个人，他也不过是一个整理文字和推广文字的人。在这里，我不想更多的涉及仓颉造字中的一些细枝末节问题，我只想说仓颉造字不是神话传说，在古代的一些历史文献上都有大量记载：。《韩非子·五蠹》说：“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仓颉固以知之矣。”《荀子·解蔽》说：“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 《论衡·对作》篇：“造端更为，前始未有，若仓颉作书，奚仲作车是也。”《论衡·订鬼》：“及仓颉作书，鬼夜哭。”徐《中论·治学》：“仓颉视鸟迹而作书，斯大圣之学乎？” 《易传·系辞下》说：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春秋元命苞》)。仓颉“生而能书，又受河图录书，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视奎星圜曲之势，俯察鱼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淮南子·本经》中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说文解字序》中记载：“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 大量的史书典籍都记载了黄帝时期的仓颉已发明创造了文字，那么为什么古文字专家不承认仓颉造字是信史呢，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掌握了最科学的方法，自己的认识是无比正确的。其实他们的思维和认识方法并不科学，他们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他们的断言是主观的，武断的，绝对的，片面的，他们否认仓颉造字，实际上是想否认他们不认识的[仓颉书]、[夏禹书]、[禹王碑]这些黄帝时代和夏朝的文字，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中国文字到商后期才成熟，而硬坚持初衷不改，中国原有五千年的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而被今天的古文字大师说成只有三千三百年的历史记录，是谁让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蒙羞和处于尴尬的境界，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正是人们所尊敬的那些研究古文字的大师，这真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 由于有这样一个错误的定论，文字成熟于商朝中后期，所以在此之前的文字，各种书法、碑帖，一律被视为‘伪书’、‘伪碑 ’、‘后人杜撰 ’已传世四千的夏朝文字[夏禹书]、[禹王碑]和传世五千年的黄帝文字[仓颉书]，都成了假货，请问，世界上有哪一个民族的古文字专家敢对自己祖先遗留下来的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持全盘否定态度，历史上还未有这方面的先例，而我们的古文字大师却办到了，他们将大刀砍向了与他们观点不一致的[仓颉书]、[夏禹书]、[禹王碑]，致使今天的古文字界尚未有一个专家站出来，发表不同的意见，修正一个已误导了近一个世纪的错误论点。 一个朝代没文字，历史上有这种可能吗？这种荒谬的论调，居然得到了古文字界的专家学者的认可，夏朝只有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那些陶片片上的刻划符号，正好从另一方面印正了文字只有到了商朝中后期才成熟的论点，这是一个极其有害的错误论断，它撤底否定了商以前的文字。 夏朝真的没有文字吗？不是的，夏朝既有传世的文字，[夏禹书]、[禹王碑]、[夏篆帖]，又有出土文字象牙文，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但作为一个古文字专家，你不可以对[夏禹书]、[禹王碑]、[仓颉书]信口雌黄，评论要有事实根据，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下面附两版夏朝象牙文的释文，您可以看到占卜并非始于商朝，夏朝已有占卜，而且这不是一般的占卜，是邑终之占，是国终之占。您还可以看到，书锲并非始于商朝，夏朝已有书锲，象牙文即是书锲，这就是《易传·系辞下》里说的：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这里的圣人显然是指神农之后，黄帝之始，包括如尧、舜、禹，夏商周三朝的王、侯、史、巫等，有人说 ，甲骨文在历史上没有记载，实际上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书锲本身就是说用刀将文字刻在能传于后世的硬质的材料上，其中包括刻在玉石上的文字，刻在象牙上的文字，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刻在鼎彝上的文字等等，有的大师可能会提出那时是新石器时代，还没有金属刀，而我则认为，黄帝时代已进入金石并用时代，从黄帝时代的石刻文看，已用刀在石上刻字了。下面是我破译的两版夏朝象牙文的释文，附在文章结尾，以飨读者。 执尹邑终。 贞占赐祸后辛三仓亥国终。 破译[夏禹书] ——马贺山 [夏禹书]是被称为中国八大神秘文字之一的传世古代文字，与[仓颉书]、[禹王碑]的文字比较，浅显易懂，总共12个字，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我按它的顺序先后进行破译，现将《大观帖》的译文附在前面，便于比较：“出令聂子星纪齐春其尚节化”。 《四库全书·钦定淳化阁帖释文》释为：“出令聂子，星纪齐春，其尚节化。”
第一个字是象形字，象草从土里往外生，是最原始的出字，而甲骨文的出字则是一只脚进入穴里，进为出，已进化许多。这里的出字作进解。是早期的出字。 第二个字也是象形字，象个鸟形，应是鸟字，鸟本地名，与[禹王碑]中的‘姒若忘鸟’一句中的鸟，同指大禹的家乡名称。这两个字的写法虽然不一样，但都是鸟的形状，笔者释鸟字，大禹的家乡叫鸟，他活动的地方在聂北，先秦人管古邢地称聂北，即冀州一带。故又尊称大禹为聂子。大观帖的释者将鸟释作令不确。 第三、四个字是聂子，人名，是对大禹的尊称。 第五个字象两个人用口交谈于地，坐字，古人称跪为坐。而星则是由地上有草，草上有晶组成形声字。释星错。 第六个字象一个人持弓形，为引字，导也。而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则对引字作如下解，引字从弓从人，或从弓从大，古时人大同用。小篆的引字一竖是由人简化而来，如同弗字，其中两竖并非指箭杆，而是两人的简化，用绳子将二人捆住，不字才是弗的本意。 纪字是由丝和己字组成形声字，不明确。 第七个字象一人上有三星之形，为参字，拜也。而齐字象三个麦粒形，与参字有别。 第八个字是屯字，古时屯春是一字，屯，储存也。 第九个字象用双手射箭形，是矢字，表弓箭的意思。与其字有别。 第十个字是尚，尊崇也。 第十一个字象枝杆的形，为干字，捍卫也。与节字有别，释节错。 第十二个字从倒已，象人跪在地上，上身舞动之形，祀字，祭也。而甲骨文化字则是由二人组成，一正一倒谓之化，祀与化有别，释化错。 下面是我对[夏禹书]的释文：‘出鸟，聂子坐引参，屯矢尚干祀’。 [二][夏禹书]记载了什么内容？ 此十二字的大意是：进入鸟地，大禹跪下引导众人参拜[列祖列宗]，储存弓箭是为了捍卫疆土和祭祀活动。[夏禹书]记述了大禹将戎与祀列为国之最重要的两项活动，他一生不重吃，不重穿，不重行，但对祭祀祖先神灵特隆重，特讲究，这一点从[禹王碑]文里也可证实。禹王碑文中有‘北过冀而奠’一句，写大禹治水路过家门而不入，却先祭奠祖先和神灵，他把宗教和信仰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里的冀指的就是冀州，在聂北一带。大禹在治水之余，还经常以烟享神，以酒祭神，最后神灵昭示，迁徙大吉，治水成功。可见，无论是[夏禹书]还是[禹王碑]，记述大禹的家乡鸟和活动范围聂北邢地或冀州，在地名上是一致的，在重视祭祀方面也是相同的，两篇可互为印证，都是写大禹的事，一篇写大禹治水，一篇写大禹的重要活动：祀与戎。 [三]从哪儿能看出这12字是夏朝文字？ [夏禹书]的文字与甲骨文的字相近相接相连的，属于同一体系，其中有五个字是一样的，是甲骨文专家能认识的，如出、聂、子、屯尚，其余七字是甲骨文中所没有的，需要从字形的构造上，去辩识，尤其从象形的造字原理和方法上，去分析研究，最终才能得到破解。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方能作出如下结论，[夏禹书]不论是从文字还 是内容上，都在甲骨文之前。也许有人不同意这个观点，认为[夏禹书]从字体上看，更接近小篆，小篆是秦以后才出现的，怎会在甲骨文之前呢？这就要从篆字说起了，郭沫若曾考证过篆字，他说：“篆者椽也，椽者官也”，“所谓篆书，其实就是椽书，就是官书。”金学智据此认为：“篆书主要是通行于官方典册印信的严正书”官书即官方文字，在历史上已有夏篆之说，当代的古文字界为什么不承认[夏禹书]是夏朝文字，因为他们连夏朝还没承认呢，能承认夏朝文字吗？[夏禹书]是夏朝文字无疑，如若不信，请君小拭鸡刀。
蝌蚪文是不是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三星堆玉石文字考： 神秘的夏朝龙印 斯拉沃热·齐泽克在《幻想的瘟疫》中谈到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日常生活中，其实，有许多外在的表征会直接将意识形态（广义的）物质化为功利性，而我 们却熟视无睹，还在那为自以为“突然的发现”幸灾乐祸，其实真相早就在那里了。比如迈克尔·杰克逊的不道德行为（指娈童癖），并非事发过后才暴露出来，而 早在《颤栗》和《真棒》两张专辑中就已显露。“潜意识就在外表，并不是隐藏在什么深不可测的深渊中。引用电影《X档案》中的一句名言:真相就在那里。 ”（《幻想的瘟疫》）。 借社会学的描述，我们也不妨说，关于夏朝文字，其真相恐怕也早就在那里了。甲骨文是很成熟的文字，之前，必有漫长的演变。若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原始 文字到殷商甲骨文，有五千年之多。这点，没什么争议。争论焦点主要是，夏有无文字？有，是什么形态？又在何种范围？郭沫若、徐中舒持怀疑态度，或认为没 有。唐兰认为有，因为根据《竹书纪年》、《史记》、《尚书·禹贡》等典籍对夏商两代世系、年数、史事详细的记载，夏应在信史之列，孔子对尧、舜、禹的描 述，也并非虚言。《尚书·多士》:“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说明，殷前之夏朝，为典册所载，虽递嬗却关系紧密。更有甚者，保利艺术博物馆所藏青铜遂 公盨，是距今近3000年的器物，其99个铭文，比晚数百年的《尚书》还更早记述了夏禹治水的伟绩。禹真，夏便真，无夏，便无华，此话并不为过。夏朝历经 十四代十七王，足见盛世，不可能没有文字，甚至还是相当成熟的文字；故在它之前就有雏形，也就涉及仓颉；再之前，就是伏羲定人道，造书契（包括木板、玉 板，书各执一侧谓契，以相考合），画八卦，以代结绳之政，规天为图，矩地取法，龟卜作易……此非文字演变之迹又是什么？后世所留“仓颉书”、“夏禹书”、 “岣嵝文”，也流传甚广，并日渐热闹，盖因能让人更接近夏朝文字的真相。 尤其“岣嵝碑文”（也叫禹王碑），最该注意，并非因为传奇性，而是自明代杨慎等人释读以来，已有不少破译，费时短则数年，长则十来年，释读不尽相 同，但主流看法是记大禹治水之功，和三国魏人张揖、北魏郦道元的看法相同，与遂公盨内容近似，只是时间更早，大胆确认为夏朝之物没什么问题。有两点可支撑 这种看法:其一，岣嵝碑文就字体而言，为“蝌蚪文”。关于此书体，孔安国在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尚书》的序言中有最直接的描述，真相就在那里，不可不读: “……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 用藏其家书于屋壁。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余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 世莫得闻。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 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 到此，若现在听人断蝌蚪文为夏朝官方文字，称夏篆，姑且为一说，不足怪。只叹南岳岣嵝碑湮没无闻，天下摹刻，也算穷途末路对老祖宗的一种缅怀。蜀地 北川西羌禹穴，也有一通蝌蚪体的禹王碑，未知渊源，大震前见考察图片，湮没只剩二十来字，现在也不知毁塌与否。虽知蝌蚪为虞夏商周书体，却无从考其滥觞之 地。 侥幸，东边不亮西边亮，在民间所收藏的三星堆玉石器中，有枚玺印，高达50厘米，长柄为龙爬柱，似乎表现的是一种体高而独的架势。龙首为头，头，就 是独，谙寓首始。中国文化首始者，非劳天下而死为社稷者，历数天皇、地皇、人皇，也只有大禹符合这个标准。已故神话学大家丁山先生，著有《禹平水土本事 考》，揣摩其意，既然比较巴比伦洪水神话、希伯莱诺亚方舟、印度神鱼教人避洪，中国也该以洪水传说为国史起点。有灾害，就有治害的领袖，非禹功莫属。古代 记载之中，“无不泐为禹迹”，《诗经》也好，鼎彝铭识也罢，“自宗周初叶至于春秋中期，数百年间所流传之可信史料，无不盛道禹平水土之迹”（《古代神话与 民族》）。前面所言遂公盨可为证明。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大禹故事的流传，“不始宗周，当数典于殷商以前”，自当为夏。 但这和三星堆龙玺有何干系，——丁氏从甲骨文刻辞入手，考“禹”字，龙蛇之属，雨师的象征，“禹为雨神，固矣”。因为“应龙即句龙，句龙即九龙（演 为禹霸九州），九龙即九首之虺，九虺即禹。禹就文字本义而言，确龙蛇之类也”。禹为姒姓，姒的篆文颇像“蛇身自环”，此符在三星堆玉石文中常常出现，且能 和古彝文对应。很明显，蛇为夏后氏民族图腾，而三星堆玉石造像中，龙蛇又是其主要的图腾符号，就绝非偶然了。闻一多和童书业早就考证论断蜀王“杜宇”即“ 社禹”（见孙作云《蚩尤考，中国古代蛇氏族制研究·夏史新探》），而“鳖灵”即“鲧”，若这成立，那么蜀即夏，而我们今日所见三星堆文字系统也就是夏文 字。难怪三星堆令那么多不大捧书的专家晕头转向。 因为二里头和三星堆的相似性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比如，按碳十四测定，符合夏朝的首推两者；器物相似，包括牙璋、铜牌、陶豆、陶盉；部分文字符号 相似，而且比甲骨文还早，遂引出另外的话题——如果，这些文字能用古彝文释读，那么彝和夏又是什么关系？能否倾听这样的解释: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 是夏代的官方文字，殷革夏后，彝族（谁呢？）便迁往南夷高地，却留下辉煌的三星堆？ 这种假设出的衰败，能否解释三星堆文化“历夏商周”这样的绵延性、完整性？比如，约定俗成的文字也能和人一样跑得无影无踪吗？——因为，迄今还没有 听说二里头及周围夏朝考古学核心区找到和三星堆玉石文相同的文字。这“夏－彝”话语圈在哪？三星堆文字自成一体，无论数量、书写方式的多样化、在甲骨文之 前之后、甚至在夏后夏前都独领风骚——否则怎能解释，那多出来的七百余年？蝌蚪文可能会成为一条线索。 所以，这枚三星堆的龙玺也就不平凡起来。它的纪念性非常明显，似雕塑，而更不像玺印。座四方外凸，底有四字，对照《绎史》中刊布的岣嵝碑文，笔划头 粗尾细，委曲蜿蜒，均为标准的蝌蚪文。柱体两侧，座四面均有和蝌蚪文完全不同的书体，夏朝文字传言的混合性也由此呈现。从白化程度看，夏朝之物的可能性相 当大。是目前吾国已公之于世最早的印章，说夏朝第一印绝不为过，意义十分重大。这枚国宝级的孤品龙印玉玺，仿佛玉烛，给夏文字及其背景的探索一缕曙光，使 我们能追随其后，回到三星堆玉石文字的问题上来。 既然三星堆玉石有了蝌蚪文，二里头没有，龙山也没有，红山、齐家、良渚都没有，那也就不再避嫌言夏。华夏的分界线不是华夷，而是北方文字系统的伏 羲、炎黄，与更成熟活跃的南方文字系统——实际上又是北方语系的鲧禹夏后，也就是孙作云所谓的“龙虎斗”——实际上是北方的熊图腾和南方的蛇图腾之战，血 缘叠加文字，没文字的东夷也搅和进来（金沙遗址的良渚琮，和西北方向大量的良渚文化玉石说明这点），故有速度之混合。三星堆玉石造像中，我们不难悟出大量 龙蛇鸟混合图腾的社会学意义，而标志性的文字事件就是“河图命庖，洛书赐禹”。而这恰恰又被民间所庋藏的另一樽雕塑所证实。 这樽雕塑，为戴冠神人，跣足立台上，双手捧卷轴——也就是神龟负洛书的拟人化表现。因为，在神像背后，镌刻有神龟的图像。最直接的说明，是台基两侧 对称性的大鱼图案，印证了《拾遗记》有关夏鲧的描写:鲧因治水无功，“自沉羽渊，化为玄鱼，横修波之上，见者谓为‘河精’”。神龟是河精的使者，以献含治 水秘诀的洛书给禹。由语言传说凝固为三维空间完美的雕塑，以人为本，这在红山文化、齐家文化、良渚文化都未发现，弥足珍贵，故为东方玉石文化的杰作。这尊 雕塑之所以能为典型器，还在于它首次表现了父系社会“失败之英雄”的沉郁精神，此精神千百年来，混合变形（犹如龙的神话本身），纵横南北，必渗透外省族团 的离心力。黄帝轩辕时代，龙马出河图，鲧禹时代，神龟负洛书，于是“圣人则之”，其要义也就全在这里。所以，通过它，我们除了去理解故事的原委，还更应该 看清雕塑后面悲剧的叙事性来——那就是大胆的史学家所推断的另一种可能:鲧禹之夏族，也就是蛇图腾部族，先据中原（这点尚难苟同），亡国后（蚩尤被杀）被 罚苦役，通过治水，混合三苗九黎及蛇、鸟、猪、鳖四部族，终于再次强大。三星堆玉石文化正是投影在这一背景之中的世界图景，其文字，也将慢慢诉说真正意义 的中国本土艺术的渊源流变，而这一切，恰恰是被后来者混淆了，或者说，给遗忘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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