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道这一概念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具有枢纽意义，亚里士多德系统地提出了中庸伦理观，并使“中庸之道”成为其伦理学的核心和灵魂。 亚里士多德指出：“过度与不及是恶的特点，而适度则是德性的特点。”德性与人的感情和实践相关，而人的感情和实践存在着过度、不及和中道。过度和不及都是不适度、不应该的，会使人犯错误招致责备，中道是适度和应该，往往会因其理性规定而使得事情正确并受到称赞，而正确和受称赞是德性所特有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能做到中道就就可以说这个人一个有德性的人。 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所说的中道，不是“绝对中道”。即不是两个极端之间的那个绝对的中点，因为中道不是数学意义上的中点，而且现实中我们也很难能找到那个恰如其分的点，中道只是“相对中道”。亚里士多德把中道规定为两个极端之间的相对中点，是人们在情感和行为上的处理得适度或恰当，即既不过度又无不及，最好的适度。 过度与不及是两个相反的极端，中道又是二者中间状态。过度与不及在本质上都是与善对立的恶，而中道就是善。善与恶是对立的两端，从这个角度说，过度与不及反而不是相反的，而是一致的、共通的，那么可以说，作为善的中道与过度和不及这两种恶是相对立的两个极端。 中道是运动的中道，不是静止的。选中适度是很难的事，尤其是谈到社会中具体的特定的场合，因为我们每做一件事，对一个人，我们很难对中道有一个很清晰的定义概念，既然中道会因为场合，时间，地点的不同而异，没有一个特定的标准，那么我们就要以运动的态度来践行中道。 当然，亚里士多德是认为获得中道是很难把握的，为了提出获得中道的方法，他还是先指明了中道难求的原因：客观事物自身的性质和主观的我们自身的性质。这很容易导致人们往往走极端，而不行中道。基于此，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三个接近于中道的方法： （一）两恶权其轻。有人认为“两恶之中，取其小者”的看法，是与中道向违背的。但我认为，这样是片面的，他只是注重形式上善恶的区别，而忽略了中道的实质概念。中道所关联的程度、时间、方式、对象都需要主体具有一定的经验，这种情况下，在追求中道的一个初始阶段要求从“两恶相权取其轻”开始是不违背中道的。再者，在我们迫不得已而只能求其次的情况下，较之大恶选小恶，这种状态就是靠近中间状态中道的态度的一种表现。小恶虽然也避免不了恶的限定，但是他毕竟相对于大恶来说，它是偏向中道的。只要是趋向于选择中道、适度，就说明我们是有意向善的。我们就是在努力践行中道。 （二）“矫枉过正”方法。在迫不得已我们必须选择的情况下两恶选其轻不是对中道的歪曲，但是矫枉过正这种方法是不利于适度的获得的，“矫正曲木时要过正”这在自然界是合适的，但是却不适用与对社会生活中的不良现象的纠正。我们知道，两个极端同适度之间也是相反的，适度是过度的不及，是不及的过度，亚里士多德说：对于我们沉溺的事情我们必须把自己拉向相反的方向，那么我们首先要分清这个相反的方向到底是什么，因为同不及相比，适度与过度都是他的相反方向，在亚里士多德这里理解，我们远离错误就要用“过”的方法来矫正，那很难不让人误会，我们可以用纵欲主义来克服禁欲主义，而并不是用节制来克服；可以用鲁莽来引导怯懦，而不是勇敢。这样，经过矫枉“过”正之后， “正”即中道没有获得，反而使另一极端也发展起来。如此循环往复，更会使人们的道德败坏、堕落。 （三）“在所有事情上，最要警惕那些令人愉快的事物或快乐。”这个方法是与“我们自身原因”而不能获得中道是遥相呼应的，人不光是理性动物，更多情况下人会表现出感性的一面，人会像动物一样放纵，寻找感性的快乐、享受，这就难免会走向堕落和享乐主义、纵欲主义。这样只能与中道越走越远，只有我们远离那些出于自身本性而让我们爱好的事物，时刻保持清醒，以适当的方式对待，就会走向过度放纵的反面，即适度的节制。 中道历来是我国人民生活的情感和行为的理性准则。中道不是我们说的折中主义和老好人的无原则，它是一种“过犹不及”的适度的心态，是对任何事物的平和心境，总是力争把事情的德性和自己的德行最好的表现出来，以达到对完美的追求，因此对个人来说，中道就是追求完美，完善自我的一种信仰。 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对当时及后世都具有广泛的影响，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个体的为人处世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从普通的社会想象到“和谐”“公正”理论的提出，我们无不感受到中道思想带来的和谐之美和永恒魅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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