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雅典学园 引子：始于惊奇从这一篇开始，我将用与东哲系列同样的篇幅与结构，来介绍西方哲学。 哲学的英文单词philosophy，在古希腊文中是由philia和sophia这两个词共同组成的，前者的意思是友爱，后者的意思是智慧。 与宗教的博爱、男女的情爱相比，友爱则更为温和与理性。这就意味着，哲学家在追寻智慧的时候，彼此之间秉持着尊重与欣赏的态度。在对待智慧上，哲学家并不崇尚独占，而是以相互激励、共同进步为目的。 要说哲学的最大特征，大概就是其鲜明的反思性。 而反思之所以会发生，或者为人生境遇所推动，或者由视角切换所显现。当思维第一次触碰到，之前所从未踏入的领域时，大概每个人都会感叹：
当年的柏拉图也有着同样的体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哲学始于惊奇。” 再后来，亚里士多德重复了这一说法：“不论现在，还是最初，人们都是由于惊奇才开始哲学思考的。” 如果说，最开始的惊奇发端于身边不懂的事物，继而逐步前进，对更重大的事情产生疑问，反思开始大踏步地进入一个又一个思维的无人区。 就这样，一代一代的哲人，让惊奇一个接着一个展开，从此思维的大海开始澎湃起来。 接下来，就让我们随着先哲的脚步，在日用不觉之处，共同发现惊奇。 言必称希腊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在这600年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有犹太先知，印度有佛陀释迦牟尼，中国有先秦诸子。 思想的寒武纪，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现代人的生活。 有趣之处在于，尽管各种文明形态在轴心时代都诞生了伟大的宗教和思想传统，但是唯独古希腊发展出了哲学与科学。 这使得，就西方哲学而言，言必称希腊成为一种宿命。或者用更文艺的方式来表达：
之所以如此，离不开雅典人的精神定位。 通常来说，雅典人的家里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他们从不为装修而烦恼，日常的饮食也非常简单。生活上的节制换来的是充分的闲暇，对雅典人来说，利用闲暇的时光去对话、辩论和演说，那才是人生最大的乐趣所在。 雅典的闲暇，不同于今日的休闲。对古希腊人来说，能够“占用闲暇”的是一类特定的事情，这就是言谈，尤其是指学术性的讨论、辩论和演讲。 所以，学校一词school在古希腊的本意，是指“度过闲暇的地方”。在这里，人们充分利用闲暇的时光去追求和享受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所带来的乐趣，而不是悠哉游哉地的无所事事与放任自流。 就这样，自由而有追求的精神定位，吸引着哲学天才们成群而来。 前苏格拉底在详细介绍古希腊三杰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早期的代表人物。作为第一代西方哲学家，由于他们活跃的年代早于苏格拉底的出生，因而也被统称为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这些哲学先驱的思想，对我们今天的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米利都的泰勒斯 泰勒斯，被誉为西方哲学的第一人，也是著名的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同时，他也是第一个研究天文学的人，第一个成功地预言日食并确定冬至和夏至的人。 这样的开端，提示我们：在古希腊，哲学与科学是不分的，古希腊的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 当泰勒斯思考是否存在某种构成万物的始基的时候，哲学起步了。对此，泰勒斯给出了一句著名的论断：“万物的本原是水”。 这句话初听起来，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然而，这个追问涉及的对象是自然的本原。泰勒斯试图用水这个自然之物去解释自然现象，而不是像当时的流俗见解那样，把神作为自然之物的本原和根据。这是思想上了不起的一跃，代表着人类世界观的重大转变。 之所以选择水作为万物的本原，是因为泰勒斯认为水既然能以我们所知的三种不同形式出现，那么它也可能以我们无法了解的其他形式出现。 就这样，泰勒斯思考万物，但没有被万物所迷惑。恰恰相反，他试图“给万物提供一个解释”，包含了“一切是一”的思想萌芽。 尽管泰勒斯所代表的米利都学派仍处在“哲学的童年”，但他们所尝试的东西，给万物提供唯一一种解释的理论冲动成为了科学假说的发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如《万物理论》所呈现的那样，无论是霍金，还是爱因斯坦，都是泰勒斯的现代传人，他们都在为宇宙何以存在，提供一种全新的解释。 毕达哥拉斯，在古希腊是一个神话般的人物，有人说他是太阳神阿波罗的儿子，他自己也自视甚高。 毕达哥拉斯和他的弟子建立了毕达哥拉斯学派，从事严格的科学研究。其中，最为世人所知的是毕达哥拉斯定理，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熟知的勾股定理。 在哲学上，毕达哥拉斯的核心贡献是：万物的本原是数。同样是思考万物的本原，泰勒斯侧重于具象的观察，而毕达哥拉斯则侧重于抽象的思考。 毕达哥拉斯之所以对数学兴趣有加，更多的是出于宗教的原因。他认为，研究数学是净化灵魂的最佳方式。 比方说，对于毕达哥拉斯来说：
从这个角度来讲，毕达哥拉斯的数字思考，与中国古代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颇有几分类似。 赫拉克利特，是历史上第一个用朴素的语言提出辩证法的人。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对其赞誉有加。 赫拉克利特有句名言，说：“一切皆流，无物常驻”。通过对万物流变的观察，他用诗歌一般的语言写道：
这些格言都非常精彩，让我们非常强烈地体会到“变化”二字的精髓。但是赫拉克利特作为哲人，并不满足于描述“变化”本身，而是要探究那“变中之不变”的东西，他把这个东西称为逻各斯。而所有的变化，则是根据不变的逻各斯发生的。 不仅如此，这种逻各斯包含了对立面的相互作用。用他的话来说，就是：
“相反者相成”的道理，使得二元对立的简单思维方式，在赫拉克利特看来简直就是不智和愚蠢。 对赫拉克利特来说，在同一中看出差异，看出对立与斗争，看出对立与斗争的巧妙维持与相互转化，这才是真正的智慧；相反，单纯地认定一个事物是什么，而排斥其内在的纷争、歧异和变化，却是不智的表现。 如此，世界的变化就在这“相反者相成”的过程中，形成一种秩序，而有秩序就意味着“和谐”。用赫拉克利特的话来说：“世界是一团不断转化的活火。” 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一样，都是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大神级人物。如果说赫拉克利特强调变化的重要性，那么巴门尼德强调的就是不变的重要性。 巴门尼德部分继承了老师克塞诺芬尼的观点，在寻找那唯一不动者的同时，却认为它不是“神”，而是“存在”。 对巴门尼德来说，“存在”的反面“非存在”，不仅包括“在这个世界找不到的东西”，还包括这个纷纭复杂、生灭变化的现象世界本身。 给出了“非存在”的范围，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巴门尼德眼中的“存在”所具有特性：
在巴门尼德看来，存在是思想的对象。这是因为感官只能把握具体的可感的“存在者”，只有思维和思想才能把握最抽象的“存在”。 将“存在者”与“存在”区分开来，让巴门尼德意识到：一切东西首先要“是”，然后才“是什么”。 举个例子，在诸如“天是蓝的，花是红的，水是纯净的，女孩是可爱的”这类判断句中，不管主词和谓词怎么变化，有一个词总是不变的，那就是“是”。 于是乎，巴门尼德以深邃的口吻开问：
至此，形而上学得以确认研究的主题，即不去研究“是什么”，而是去研究“是”本身。 到巴门尼德这里，前苏格拉底哲学到达了最高峰。 在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所提出的种种理论背后，有一条线索贯穿始终，那就是： 我们经验的世界，只是一种更为原初、基础的实在的表象。 这一思想的诞生，标志着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如果它不曾出现，可能直至今天我们仍然无法用科学的方法，来理解自然世界的任何现象。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的方法 苏格拉底生活的时代，是公元前5世纪。所在的城市雅典，既是一座城邦，又是一个民主国家，它是当时西方文明的中心。 苏格拉底是一个述而不作的哲人，这一点与孔子非常像。我们今天能够了解苏格拉底，首先要感谢他最有名的弟子柏拉图写就的对话录。 根据记载，苏格拉底是一位体格健壮、思维敏锐的石匠，他喜欢在城中四处闲逛，找人讨论、辩论。他是一个出色的辩论者，被众多雅典的年轻人奉为偶像。 辩论的目的，不是为了胜负，而是希望能够从中发现一些重要的东西，即知识、正义、美、善，尤其是诸如勇气这样的美好品德的本质。 在辩论过程中，苏格拉底所采用的方法，清晰地烙上了个人的印记。让我们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来感受一下。
简单来说，苏格拉底的方法就是反复为事物寻找一个最恰当的定义，而这个定义能经得起苏格拉底的种种质疑。 所以，苏格拉底的方法本质上是一门思考的艺术。它教导的重点不是哲学本身，而是如何进行哲学思考。它不是传授哲学知识，而是引领学生自己走向哲学家之路。 这也就难怪，为何直至今日，苏格拉底已经离开我们逾二十个世纪，许多哲学家仍然把熟练运用苏格拉底的方法，看做哲学领域的基本专业能力。 苏格拉底的使命 在苏格拉底之前，古希腊哲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自然。苏格拉底完成了古希腊哲学的重大转向，把研究对象从自然转变成人，成为第一个将哲学引向日常的人。 苏格拉底不关心天上的事情，更关心人间的事务。背后的原因是，他认为：
苏格拉底的认知，同时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尽管苏格拉底在壮年的时候，经历了雅典民主制最为辉煌的时刻，然而他的后半生却亲历了长达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目睹了雅典民主制的盛极而衰。 战争期间，雅典的政治秩序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传统道德以惊人的速度分崩离析，苏格拉底想从伦理问题入手，重建雅典人的道德原则和政治秩序。 苏格拉底把自己视作神赐给雅典城邦的一只牛虻，这个城邦好比一匹硕大的骏马，由于太大，行动迂缓不灵，需要一只牛虻叮叮它，使它的精神焕发起来。 因此，作为这只牛虻，苏格拉底的使命就是随时随地紧跟着雅典的公民们，告诫大家：
可以说，苏格拉底的观点，与佛陀的教诲，有诸多共通之处。并在20世纪，得到了维特根斯坦的强烈共鸣：
也许正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引发了乔布斯和苏格拉底之间的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这场对话之所以会发生，大概是因为乔布斯深深地认同苏格拉底的这个判断： 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这是人生在世的根本大事！ 苏格拉底论道德 苏格拉底的道德观，可以简要地概括为：无人有意作恶。 这句话的含义是，如果人们知道如何避免恶行，而且知道不作恶比作恶更善，那么他们就不会去作恶。 所以，在苏格拉底看来，人之所以作恶，是因为缺乏知识，没有看见真正的善。 让我们用个真实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你看，他认识到了在办公室抽烟的危害性，所以就放弃了在办公室抽烟的习惯。当然，他显然还没有真正认识到抽烟的危害性，所以至今没有成功戒烟。 按照苏格拉底的观点，这位朋友深刻地意识到封闭空间抽烟的危害性，所以改变了自己在办公室抽烟的习惯。然而，即使吸烟会伤害身体，甚至导致短寿，但是对比吸烟但快乐的一生和不吸烟但百爪挠心的一生，前者的快乐总量依然要大很多，所以这位朋友至今没有戒烟。 这么来理解，是不是非常有理性？这也是苏格拉底的本意。 让我们再换个角度。通常来说，我们会认为自己作恶，最大的受害者一定是他人。然而，苏格拉底却认为，一个人作恶，最大的受害者是自己，因为他让自己变坏了。 如果一个人作恶而且还逃避了惩罚，那就更加糟糕了，因为他的兽性部分非但没有得到压制，反而更加嚣张了。 所以，“趋利避害”是人们选择善恶的根本动机。回到戒烟这个问题，烟民们在为自己做辩护的时候，不正是在强调这是对自己有益而不是有害的事情吗？只不过，辩护的重点，往往不在于身体的危害，而是精神的愉悦。 更进一步，苏格拉底认为善恶是非是有客观标准的。哲学家要寻找善恶是非的知识，而理性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它们。有德性的人就是有真正知识的人，没有德性的人则是缺乏真知的人。所以说，德性即知识。 因而，在理性、知识、德性、幸福之间，存在着环环相扣、逐渐递进的逻辑关系。这一点，得到了维特根斯坦的认同。用他的话来说，就是：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人们知行不合一的时候，苏格拉底会说：“那一定是知出了问题。” 苏格拉底之死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大会判处死刑。从某种意义上说，苏格拉底之死，构成了他整个人生的最高潮。 雅典人为什么要对苏格拉底处以死刑？ 简单来说，就是两条罪名：“引进新神”和“败坏青年”。 所谓“引进新神”，是因为苏格拉底有一个人尽皆知的奇怪习惯，他会不分场合，突然之间就进入老僧入定的状态。有一次在战场上，他就这么披星戴月站了整整一个晚上。 苏格拉底自称每当这个时候，他就在跟神直接对话。实际上，他是抛开了外在的宗教系统，而直接诉诸自我的内心世界，用“认识你自己”来代替“外在的神谕”，这当然算得上“不敬旧神”以及“引进新神”了。 再来看看“败坏青年”。必须要提到他的两个臭名昭著的弟子。其中一位，阿尔西比亚德，好似《三国演义》中的“三姓家奴”吕布，先后投诚雅典的对手斯巴达和波斯。另一位，克里底亚斯，被冠以僭主政权中“最贪婪、最强暴和最阴险的人”。可见，都不是什么好人。 在雅典的法庭上，苏格拉底为自己做了辩护。其基本策略，可以总结为一句话：“所有的指控都与我无关。” 与此同时，苏格拉底坚称：“我不会因为想要避免惩罚而放弃哲学。”这话的意思是：我死不悔改。结果可想而知，这种“伏法却不认罪”的傲慢态度彻底激怒了现场的陪审员们，最终判定苏格拉底有罪。 尽管被认定有罪，但苏格拉底罪不至死，雅典公民原本也不打算判他死刑。然而，从柏拉图的《申辩篇》中，我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苏格拉底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打算从这场审判中脱身，而是有意无意地在推动这场本不应该发生的死刑判决。换句话说，是苏格拉底本人决定去死。 苏格拉底为什么勇于赴死？ 这是因为苏格拉底认为，真正的哲学家一直在练习死亡。 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哲学家轻视生命，每天都在变着花样地玩自杀游戏。实际上，它所表达的是，哲学家一直在练习灵魂与肉体的分离，当死亡真的到来之际，哲学家就不应该心慌意乱。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可以说，正是苏格拉底所秉持的宗教般的信念，使得他能够直面死亡。 在《申辩篇》中，记录了苏格拉底在雅典公民大会上所说的最后一句话：
这让我想起了中学课文《纪念刘和珍君》中鲁迅先生的名句：
苏格拉底的死亡和耶稣的死亡，或许是西方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两个死亡事件。前者宣告了哲学与政治的紧张，后者凸显出宗教与政治的冲突。 而柏拉图的《申辩篇》实际上将苏格拉底塑造成了一名理性的伟大殉道者，正如福音书将耶稣描述成了一位信仰的伟大殉道者那样。 柏拉图 柏拉图 理念论 柏拉图生活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末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实际上，他的真名叫阿里斯托克勒，柏拉图是他的绰号，意为“宽阔的肩膀”。 这个绰号恰好如实描述了他的哲学，论起对西方思想的影响力，柏拉图几乎无人匹敌。20世纪的哲学家海德格尔曾经说过，柏拉图之后的一切西方哲学不过是柏拉图主义的变种。 柏拉图起初跟随赫拉克利特的信徒克拉底鲁学习，随后师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也深受毕达哥拉斯的影响，他认为数学知识是哲学必要的入门内容，据称他曾经把理解数学概念有困难的学生逐出学园。 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建立了学园，它是西方文明史上第一所多学科、多教师的高等教育机构。柏拉图的一生，著作等身，其中最著名的是《理想国》。在书中，他阐述了正义、理想国家和理念论，并将它们相互联系在一起。 我们先来看看理念论，它构成了柏拉图形而上学的主体。概括来讲，理念论的核心观点是：
让我们来举个例子：比如说，圆。 在物理世界中，我们能找到各种各样圆的物体，虽然它们接近完美，却不是真正完美的圆。即使我们使用了精巧的圆规，画的时候也屏息凝神，所得的“圆”也不是完美的圆。 而几何学家所说的圆，实际上是头脑中的理念，它代表了物体的一种性质，即端点到圆心的距离始终相等。圆是理念的一个具体范例。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来思考两样物体：一朵美丽的鲜花和一座美丽的房屋。两者相差很大，却又存在共同的东西——它们都称得上是美的。美是理念的另一个范例。 请注意美和圆一样，在物理世界中是无法直接遇到的。美本身并不是我们遇到的某样东西，而是这些物体拥有了不同程度的美，或者按照柏拉图的说法，“分有”了美的理念。美和圆一样只是理念的，而非具体的事物。 需要注意的是，柏拉图所说的理念，并非是指人们脑中的观念或概念。因为在人类存在之前，“分有”圆或者美理念的物体就已经存在了。 与此同时，尽管圆的物体，诸如海胆、桥基等都是有年代的，但是圆本身却没有岁数。理念的美同样如此。因此我们知道理念是没有年代的，也就是说，它是永恒的。 柏拉图认为某些理念，尤其是理念的真理、美和善处于理念的较高等级。比如，我们可以说理念的圆是美的，但不能反过来，认为理念的美是圆的。 最后，理念是不动且不可分的。试想一下，如果假设理念既可以运动，又可以物理分割，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由于柏拉图把理念等同于真正的实在，所以可以把它和巴门尼德关于真正的存在的观点做个对比：
洞穴寓言  洞穴寓言 很多人都听说过著名的洞穴寓言，它生动地诠释了柏拉图的二元世界理论。
洞穴显然代表了我们凭感觉看到、经验到的世界，而充满阳光的世界则代表了理念的世界。囚犯代表了把可感世界当做真实世界的普通人，他们注定陷于黑暗、错误、无知和幻觉之中。逃离的囚犯代表了哲学家，他看到了光、真理、美、知识和真正的实在。 二元世界理论的意义在于，它让我们意识到感官经验的世界，实际是个低级的实在。由于它们只能接近相应的理念，所以某种程度的缺陷在所难免。 以美为例，任何具体的美的事物与理念美相比，总会存在不足。正因为美的事物分有了不同程度的理念美，理念美也就成了这种事物有限实在的来源。 柏拉图的二元世界理论，为长达十五个世纪的基督教神学提供了原型，至今仍然影响深远。 知识论 柏拉图是哲学史上提出综合性知识论的第一人。 在柏拉图之前，许多哲人发表过关于知识的看法。比如色诺芬尼曾经宣称，“即使有人说出了真理，也不能断定那就是真理”。赫拉克利特的观点“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以及继承者克拉底鲁的观点，“由于人和河流都在不断变化，因而人就连一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也做不到”，都为怀疑论提供了论据。 智者派也秉持着类似的怀疑态度。高尔吉亚曾说，“没有什么实在，即使有，我们也不能知道，我们即使知道，我们的知识也不能互相交流。”另一位智者普罗泰戈拉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也就是说，没有绝对的知识：一个人对世界的看法与另外一个人的看法一样合理。 对这些观点，柏拉图都强烈反对。比如，针对普罗泰戈拉的观点，柏拉图运用了经典的反证法：
柏拉图认为，知识不同于感官知觉，首先是因为知识涉及的范围显然要比感官知觉更加广泛。比如说，感官知觉本身告诉我们一根直的棍子在水中是弯的——思想却告诉我们棍子实际上是直的。此外，思维活动显然同时牵涉到多种感觉，并且依靠思想的支持。 另一条理由是，即使不再感觉事物，我们也能保留知识。最后且最为重要的是，柏拉图认为真正的知识是关于存在的知识。由于感官知觉的对象总在不停变化（还记得赫拉克利特吗），感官知觉和知识不可能是同一的。 因而，真正知识的对象是理念，因为感官知觉的对象之所以是真实的源自于它在某种程度上“分有”了理念。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通过线喻理论将知识和纯粹的想法、意见做一对比。 柏拉图将线一分为二来说明自己的理论。线的上半部分代表了知识，下半部分代表了想法（意见）。知识只关心绝对的东西——绝对的美、绝对的善，等等——简言之，关心理念。而想法和意见，关心的则是具体的事物，比如某辆漂亮的汽车、某种好的行为或某个圆盘。它们即使算不上错误百出，也接近于无知，而不是真正的知识。 最后，柏拉图认为最高的知识只能通过理性获得，因为我们无法感知完美的圆、绝对的善或理想的三角形。 论正义 实际上，除了形而上学之外，《理想国》探讨的核心主题，是正义。 还记得前面讲过的洞穴寓言吗？走出洞穴的哲学家，还面临着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否要返回洞穴告诉囚犯事物的本来面目。一旦选择返回，那么能否成功地引领囚徒一起上升到理念世界，就成为哲学家工作成败与否的关键所在。 返回洞穴的过程，在《理想国》中变成了苏格拉底与多人的对话。除了苏格拉底，参与这场对话的主要人物有五人，对话的内容也十分精彩。受制于篇幅，这里只讲讲要点。 还记得苏格拉底方法吗？对的，整个对话就是不断给出正义的定义，又不断地被苏格拉底挑战的过程。 正义的第一个定义，是“有话实说，欠债还钱”，侧重强调品格。苏格拉底用疯子的例子来反驳，追问正义是权利还是利益：
第二个定义，正义是给每个人以恰如其分的回报，换句话说，正义就是给每个人“应得”的东西。延伸一点，正义就是帮助朋友、伤害敌人的一种技艺。这一次，苏格拉底的挑战来自于，到底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不仅如此，苏格拉底还认为，一个真正正义的人是不会伤害任何人的，无论他是朋友还是敌人。换言之，苏格拉底认同以德报怨的逻辑，而不是以怨报怨的逻辑。 第三个定义，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认为，
这背后的逻辑是：因为谁强谁统治，而每一种统治者都会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法律，所以当你选择做正义之人、行正义之事的时候，归根结底就是在实现强者的利益。 对此，苏格拉底用了一个绝妙的例子来反驳：真正的医生，关注的是病人，而不是自己的钱包。同理，真正的统治者寻求的就不是自己的利益而是被统治者的利益。 转变的核心在于利他性。如此一来，正义不是强者的利益，而是被统治者也即弱者的利益。 第四个命题转了个弯子，比起比正义的人，不正义的人生活得更幸福！这可是个大问题，它牵涉到每个人一生的道路问题——究竟做哪种人最为有利？ 苏格拉底的论辩，首先区分技艺自身的功能与附带产生的赢利功能。仍以医生为例，好的医生要尽量提高医术、医治病人，至于是否能因此而获得更多的报酬，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接着，苏格拉底做了个自问自答：既然“真正的统治者”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既不为名又不为利，那究竟有谁会乐意干这种差事呢？答案是，不为名利去做统治者的人，不是出于“乐意”，而是“不得不”。理由是如果他们不去管人，就会被比他坏的人管，这对他们是“最大的惩罚”。 正式的反驳从两个层面入手。其一，不正义的人在内部也是需要正义。苏格拉底指出，任何团体如果想要共同对外做不正义的事情，也需要在内部以正义的方式和谐相处，因为“不正义使得他们分裂、仇恨、争斗，而正义使他们友好、和谐”。 其二，苏格拉底指出，不正义不仅会使任何“团体”分崩离析，甚至也会让“个人”左支右绌、自相矛盾，让他既与自己为敌，也与正义者为敌。 最后一个命题登场了，比起比正义的人，不正义的人更加智慧也更加道德，相反，正义的人则既幼稚又天真。 苏格拉底的反驳也堪称经典。通过枚举正义者与不正义者是否要求胜过对方，推导出正义的人，只想胜过与他不同类的人。前面在苏格拉底那一章，我们曾经讲过，苏格拉底的知行观是：若不能行，原因出在不知。因而，正义的人，实际上就是更有知识的人。在苏格拉底眼中，也就是更有智慧也更加道德的人。 《理想国》的安排有点像擂台赛，辩手们轮番上阵与苏格拉底较量，然后一一败下阵来。更重要的是，在系列辩论的擂台赛中，功能、德性和幸福被联系在一起，让关注的焦点完成了由正义行为到正义者的变迁。
为了更深入的体会这一点，读者可以做个思想实验，它被成为古格斯戒指。
假设现在有两枚古格斯戒指，一枚戴在正义者的手上，一枚戴在不正义者的手上，你认为他们会有不同的表现吗？ 又或者干脆更加直接一些，如果你现在手上戴着这样一枚戒指，你会选择做什么事情呢？ 古格斯戒指所引发的思考就是：人们之所以做正义之事，会不会只是因为还没有能力去作恶？一旦有机会作恶，同时还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反而会带来各种收益，人们还会不会选择做正义之人，行正义之事？ 哲人王 经过个人层面的正义讨论之后，柏拉图的视角转向了城邦。 在《理想国》中，通过苏格拉底的话语，柏拉图指出了城邦正义的基本原则是：各归其位，各司其职。 城邦中的民众，被简单归为三类：生意人、武士和护卫着，大体对应着生产者、军队和统治者。在理想的城邦里，护卫者表现为智慧，武士表现为勇敢，生意人表现为节制，当城邦里的三类人都拥有了他们“应得”的位置和德性的时候，城邦也就实现了正义。 在古希腊，首先，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被合称为“四主德”。其中，正义的地位非常特殊，它不属于任何特定的阶级，而是更高的德性，是对前三种阶层和德性“各归其位，各司其职”所形成的和谐秩序的描述。 按照柏拉图的观点，三类人的灵魂，分别与理性、激情和欲望相对应。其中，欲望更接近于动物性的冲动。激情是灵魂中使我们感到愤怒的那个部分，初看起来它与欲望更加接近，但其实常常与理性一起反对欲望。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看出，为什么柏拉图认为哲人王是理想国统治者最好的人选了吧。因为哲学家是理性与智慧的代表，见到了真理本身，并且按照真理来为城邦的全体公民谋幸福，因而这是一个至善至美的城邦。 追寻真理，践行良善，达成美好。这大概就是“理想国”的样子。从这个意义来讲，柏拉图的《理想国》与东方文化的内圣外王，在精神内核上是一致的。 而哲人王的遴选与培养，最主要靠的是教育。这和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同时是一位教育家，相一致。 实际上，洞穴寓言也可以视为，隐喻了受过教育的人与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之间的本质区别。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 四因说 亚里士多德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是柏拉图最为出色的弟子。而形而上学这个术语的诞生，是和他分不开的。 亚里士多德撰写了一系列涉猎广泛的著作，从生物学到诗学不一而足。有一部著作名为《物理学》，书名源自希腊词语 physika，意思是自然的事物。还有一部著作，亚里士多德从来没有给它起过一个正式的名字，只是偶尔用“第一哲学”或者“智慧”来称呼它。 后世的作家，特别是公元前1世纪罗德斯岛的安德朗尼库，作为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编辑者，只是简单地称它为“谈论自然的书之后的书”。那么形而上学一词大致可以被解释成“物理学之后”。 比起《物理学》里研究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在这部著作中讨论的话题更加抽象与艰涩。后世的权威一致同意“物理学之后”确实是它们合适的位置，“形而上学”就这样被确定为这本原先无名的著作的正式名称。 亚里士多德把形而上学称为“第一哲学”。第一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比具体的学科更为抽象和普遍，它考虑的是最为基本的存在问题，比如到底什么是存在，让我们来看看亚里士多德的答案。 在亚里士多德眼中，存在就是具体事物的存在。他认为每一件事物都是由形式和质料组成的。没有质料，事物不可能存在，因为你不能从无中创造事物。没有形式，事物不能成为具体的事物；它仅仅是质料。 举个例子，据说曾经有人问过米开朗基罗，到底是如何雕刻出著名的《大卫》的，米开朗基罗回答说：
在这个例子中，大理石是质料，是“不变的载体”，是“作为潜能而存在的东西”，也就是在运动和变化过程中持续存在的那个东西。从采石场到博物馆，大理石仍旧是大理石，它持续地存在着，并没有变成青铜或者黑铁。 然而，从采石场到博物馆，米开朗基罗让采石场的大理石，获得了形式，即“只在一种完成状态中存在的东西”。大卫的雕塑，就是这种形式。 而米开朗基罗所做的，就是实现这块大理石的潜能，赋予大理石的质料以形式。在这里，出现了两组概念：潜能对应着质料，现实对应着形式。 更进一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总结出所谓的“四因说”。
相比于质料因和形式因，动力因最接近于现代人日常理解的“原因”概念。真正难以理解的是目的因，而这也是亚里士多德最引以为豪的独创性发现之一。 对于人造物来说，由于人是目的性的存在者，人造物自然也是有目的的，这个逻辑很好理解。不好理解的是，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物也是有目的的。在他看来，
亚里士多德拥有一种现代人难以理解的目的论思路，他一方面认为“自然不做无目的之事”，“它总是力求达到最好的”，“它使每一事物尽可能完美”，另一方面他并不认为自然是一个有意识的行动者。 其实，跳脱以人类为中心的视角，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就变得容易理解起来。实际上，事物的自然演化过程，就是自然物的目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四因说帮助亚里士多德逐级而上，从纯潜能（纯质料）、非有机物（石头、泥土）、植物、动物、人类，一直解释到纯现实，最终建立起了一个有机统一的、目的论的宇宙观。 不仅如此，四因说还为我们提供了整合性理解古希腊形而上学的简便方式：
知识论 柏拉图深受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影响，把数学作为哲学思考的原型。相比之下，亚里士多德的思考原型则是生物学，甚至于他的伦理学也是以生物学作为原型进行研究的。 数学和生物学的最大差别在哪里？数学的研究对象是纯形式的数字、线条与公式，它的特点是抽象的、完美的，而且是不变的。生物学的研究对象则是现象世界中的各种动物和植物。同时，生命是动态发展的，所以生物学的最大特征就是，它关注变化。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理念论最有力的反驳被称为“第三者证明”。
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理念是共相，即多于一个个别事物的存在。许多个别的事物可以是美的、圆的，因此也有了美和圆这些共相。反过来说，美和圆，都不能独立于美和圆的具体事物而存在。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只有在具体事物中才能找到理念，体现为形式和质料的结合。因而，他并未因为具体、可感事物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动，而贬低有关它们的知识。他本人非常关注变化，这也使他提出了变化背后的四因说理论。 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通过感觉经验，运用推论的理性思考获得了关于事物的各种知识。例如，亚里士多德根据一个事物与其他事物的相同和不同来给事物下定义。相关的事物以原因和结果、主观和客观、潜能和实现为基础形成一条事物链。 这样的思维方式能够很好地解释我们人类居住其中的世界的活动方式。推论是自然科学的基石，它同时也为我们理解自身和日常生活提供了一种方法。 此外，亚里士多德强调直觉的作用，认为直觉是对真理的直接理解。理性的最高原则只能通过直觉来了解，因为通过推论你无法彻底地理解它。例如，所有逻辑学、认识论、矛盾律的最基本原则，都是通过直觉获得的。 对此，我做个概括：
在逻辑学方面，亚里士多德是对合理推理的原则进行研究的第一人。三段论是他的代表性贡献。
由于亚里士多德对三段论的研究是逻辑学入门的基础，因此他被称为逻辑学之父。 伦理学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贡献，主要记录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 这本书的核心主题是幸福，围绕着幸福，亚里士多德还探讨了善、德性、自制、公正、友爱等等主题，为我们构建了一个丰富异常的伦理学世界。 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学与数学不同，只是一个大概的说法，不能要求严格的证明。因而，应当在不同的学科里寻求不同的精确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日常生活中，对于善的看法，很显然是见仁见智的。因此，亚里士多德希望确立一个客观的善的标准，以此作为目标来引导人们实现它。 按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善有等级：
至此，我们看的出来，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幸福是人生在世的终极答案。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类是有理性的动物，享乐的生活与“动物”更近，与“理性”较远，所以就不是真正的幸福生活。而沉思的生活因为最大程度地实现了理性的功能，所以是人类所能获得的“至福”。 同时，亚里士多德承认只有哲学家才能过上沉思的生活。对普通人来说，幸福生活必须既有“外在善”又有“内在善”，内在善指的是心灵的宁静、身体的健康，外在善指的是外部环境的确定和安全。 如果说内在善更多的是个人的修养，那外在善则更多地包含运气成分。然而，亚里士多德却认为，幸福应该由我们自己决定，而不是听从于命运。 怎样才能让幸福听命于我们自己呢？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要努力让我们的灵魂过上有德性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又进一步将德性分为：
隶属于理智德性的实践智慧，与伦理德性存在密切的关系。亚里士多德认为，成功的伦理教育会造就一种结合了实践智慧与伦理德性的品质，这是一种理性与习惯相互成就的状态。 基于此，亚里士多德认为：
习惯对于德行的培养，以及德行对于幸福的重要性，使得亚里士多德认为：
在实践的过程中，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中道思想。简单说，就是处于“两种恶即过度与不及的中间”。而且，寻找中道的参考系，是每个人自己。换句话说，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对每个人都相同的中道。 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场合，也存在不一样的中道。也就是说，中道有个体、情境之分。 综合来看，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既有扑面而来的人间烟火气，又有鞭辟入里的哲学分析，不多不少，刚刚好处于过度与不及之间，完美地体现出中庸之道。 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伦理学的自然延伸。 当阐述清楚个人的幸福与美好之后，很自然的下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一起过上这样的人生？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在本性上是政治（城邦）的动物，一个离群索居的人既不自足，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完满的善”，只有在城邦中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才有可能实现人之为人的功能与本性。 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一种特殊的共同体，它与家庭不具有同构性。因而，他不认同柏拉图“为了追求城邦的整齐划一性，试图把所有的私人事务一笔勾销”的做法，而是承认个体与家庭的多样性。
对多样性的尊重，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生物学思维。因而，他反对柏拉图支持的家长制和权威主义，转而指出自由而平等的公民自我管理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两人的思路是截然相反的。柏拉图侧重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亚里士多德侧重自下而上的群众智慧。 既然是自下而上，必然要依赖一套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规则，这就是法律。亚里士多德认为，与柏拉图所主张的哲人王治国相比，法律具有一种非人格的品质，它具有“不受欲望影响的理性”，而一个人不论多么圣贤，也不可能获得这种品质。 对此，20世纪著名的神学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有一句名言：
由这个观点，我们可以看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分歧在于，关于普通人所具有的正义能力，亚里士多德要比柏拉图乐观，关于最智慧的人所具有的不正义倾向，亚里士多德要比柏拉图悲观。 到这里，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抛弃了柏拉图的理想方案，转而寻找适合大多数城邦的“次优政体”。 这个“次优政体”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简单说，它在量上实行民主制原则，由此确保公众意见得到倾听，在质上实行贵族制原则，由此确保城邦必须依法治理。这里的量指的是“纯粹由人数所产生的影响”，质指的是“显赫的财富、出身、地位和教育所产生的政治影响”。 亚里士多德相信，在混合政体中，民众的嫉妒和贵族的贪婪得到了最佳的平衡。同时，混合政体应由中间阶层执掌政权。这种政体将会非常稳定，不会走极端，能够避免内乱。 混合政体贯彻的正是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反复强调的中道原则与实践智慧。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混合政体构想为罗马政治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因为强调城邦政治特别是公民身份和政治参与，他还被视为共和主义传统的奠基人。 后记：希腊化时代约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建立马其顿霸权，凭借武力征服了整个西方文明世界，希腊时代结束了。 然而，作为希腊文明崇拜者的亚历山大大帝，在征服的每一个地方，都会仿造希腊城市大兴土木、修建图书馆以及大力传播希腊文明，希腊化时代开始了。 在希腊化时期，大体上有三大哲学流派，受制于篇幅，对每个流派只做概要性介绍：
至此，希腊化时代的哲人们充分地展示了希腊文明的强大力量。对此，罗马诗人贺拉斯总结道：
就这一点来说，西方的希腊文明与东方的华夏文明，有着相似的同化魅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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