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留在记忆中的票证年代
我国的粮票历史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江西苏区的“饭票”、“米票”；抗战期间，解放区官兵实行供给制，粮票的发行与管理逐步细化，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票证发行提供了经验。 1953年，中央作出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1954年9月，各省市发放“布票”，之后全国又正式使用粮票、油票和肉票等。 延续了将近40年的票证制度，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这里摘选的有关内容，从这个方面反衬出我们国家在今天的巨大进步。
上海最早发给票证的回忆
作家何满子回忆说：建国的头几年，倒没有这票那票的，市场上也没有排长龙的现象。大概在1955年，上海开始发粮票和布票了。开头觉得很麻烦，上个馆子、买包点心，钞票之外还要加粮票，很不习惯。谁知麻烦的事情还在后头，一到“大跃进”时期，什么票证都出来了，粮油、布票之外，陆续添上了香烟票、糖票、火柴票、日用品票、副食品票、绒线票和现在已忘了名目的花样百出的票证。 许多票证以编号表示。普通分为几十个“号”，“文革”十年期间，多达上百个“号”。每月发下来一大叠票证，还要分上、中、下旬。有些还规定着商品等级，如“烟票”，一般按季度发给；城镇居民平时只能得到低档次的“乙级”、“丙级”香烟若干包，节日才供应“甲级”香烟。烟票上印制“几等烟几包”，等等。 家庭主妇为掌管这些票证大伤脑筋，搞得晨昏颠倒，而这些玩意又是命根子，稍一不慎丢了或弄错了都是性命交关的。其中粮票更是可以致人死命，是一点也含糊不得的。何满子就自己家里说，大女儿不小心，姐妹俩一个月的粮票被人扒窃了。老伴只得用家里的衣物以不等价的交换方式换成粮票替补。 由异想天开的瞎胡闹带来的物资极度匮乏，逼迫人们为了活命而卑微委琐。何满子举一小例：1961年他回上海医病，住在一个老朋友家里。朋友们的孩子只要一放学，就到街上去看商店里有没有不要票证的什么商品在排队出售。何满子寄居在朋友家里，心想也该为他们尽点力。一天经过一家大商场，从里到外，人们排着一条长龙，问是卖什么？排队的人也都不知道。轮到何满子了，原来是卖一包发酵粉！真是啼笑皆非。 以上说的还只是保障最低生活条件的票证。至于高一档的，如牛奶要票、自行车要票、缝纫机要票、新婚夫妇新房里置办家具要票；此后到80年代电视机要票、电冰箱要票……票可以换钱，可以送人情，可以拿好处费，可以搞贪污！
票证的补贴价值
落实到每个市民的票证，有粮票、油票、肉票、糖票、布票、香烟票、工业券(限制购买自行车、缝纫机等)……此外还有凭户口簿购物证按家庭定量购买的日用品票证，如肥皂票、灯泡票、火柴票、棉线票、芝麻酱票、粉丝票、豆腐票、烟票、酒票、盐票、碱票……等等。偶尔逢年过节，才发放特殊补助票证，供应少量的蛋、鱼、茶叶、花生、瓜子、熟肉制品、豆制品、白糖或红糖等等，花色虽多，数量有限。这些东西使城镇职工的实际工资，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名义工资；票证客观上具有了补贴价值。 限量供应的“配给品”价格，全都低于自由市场即农贸市场(或叫“黑市”)。个体商贩经营的价格叫“议价”，意为非政府规定价格，随行就市，按照市场机制的价格规律，自由浮动。当然商品必须搞得比配给品漂亮些，但质量则不一定比配给品好多少，价格却往往是配给品的两倍或更高。如鸡蛋，配给品是人民币几分钱一个，而个体商贩那儿，个个鸡蛋外面擦拭得挺干净，价格却高达3角、6角甚至1元一个。凭票配给的食油是8角1斤，到市场去买就得2元1斤。
三种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本
除票证和购粮本(粮油供应本)之外，许多城镇人家还发给三种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本：一是工业品供应本，二是副食品供应本，第三种是生活用煤供应本。 凭“工业本”每月可以买一缕白线，一缕黑线，6块肥皂，100克食用碱；物品最紧缺的时候，买钢精锅、保温瓶、饭盒，都得使用工业本。20世纪50年代，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工业品成为居民向往的“大三件”，逐步都要凭票证购买；60年代还出现了工业品购物券，简称工业券，随工资发放，每10元工资发券一张。有45种日用百货列入凭票范围。 凭“副食本”，按月份供给每户人家定量的副食品，另有新年、春节、“五一”节、国庆节供应专页，及儿童(包括两周岁以下幼儿及二至七周岁儿童)、老人(指70岁以上)、孕产妇及特需供应专栏。一般是每个月可以买到1斤(500克)鸡蛋9只，白糖、豆腐、盐，每月半斤带鱼，每到春节更可以凭本供应50克木耳，还有越冬的大白菜等。 “购煤本”则是根据住户的房间数，供应煤炉子、煤球(或蜂窝煤)及劈柴。 长期用“凭票、凭证、限额、限量”的办法供应生活必需品，原因是产品的普遍匮乏，其初衷是为保障城市居民维持基本生活，稳定社会秩序。如果配给品的“平价”和市场“议价”价格悬殊过大，就不利于安定。票证的潜在价值，就等于两者的差价。政府明令禁止买卖票证，但实际上，暗中仍有这种票证黑市，如以票换物、以票卖钱。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