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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春节晚会上，有个《粮票的故事》的小品（严顺开、洪剑涛和小叮当表演），小品讲的是孙子向父亲抱怨说：爷爷又给我讲粮票的故事了，我都听了三十多遍了。父亲说：儿子呀，你就耐心的听吧，我都听了三百多遍了，因为爷爷讲这个故事时是感觉最幸福的时候......这个小品曾在观众中引起很大的反响，也引起了从那个年代过来人的诸多回忆。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那个商品供应极为匮乏的年代，为了保障供需平衡，国家对城乡居民的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品都实行计划供应。据有关资料记载，从1953年12月1日起，我国除西藏和台湾省外，在全国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即在农村征购，在城市配给，按计划供应粮食，就此也就产生粮证（票）。后来，又出现了布票、油票等形形色色的票证，因此人们把那个年代称为“票证年代”，尤其是粮票，在那个年代成了我国的第二货币。 那时居民的粮票是根据性别、年龄、工作性质等从一出生就定量发放的，一般是男性比女性定量高，体力劳动者比脑力劳动者定量高，中青年龄段的定量比老年人高。除了国家和各省市区发行粮票外，许多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食堂也印制了多种多样的票和证。 除了粮票外，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票证。在吃的方面，有食油票，肉类、蛋类票，还有豆制品票和蔬菜票等；在穿的方面，除了有各种布票外，还有化纤票、棉花票、鞋票等。 在那个时代，不仅吃饭要粮票，买烟要有烟票，买酒得有酒票，甚至一分钱买一盒火柴，也得用火柴票。 在这些票证之外，还有各种购货本，如粮食本、副食本、煤炭本等。至于购买某些工业品，国家还发放了购货券。当时到商店购买某些商品，除交钱外，还需要交数量不等的购货券。一些大件或贵重的商品都要凭票证购买，如自行车票、缝纫机票、手表票等。 总之，在那个年代，票证涉及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大多数商品都是凭票供应的，什么样的商品就用对应的票证去购买，对号入座，缺一不可。 我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青少年时期经常和这些票证打交道，因此也有深刻的记忆。 1978年，我考上了大学，那时候上大学意味着吃官家粮食了（即所谓“吃皇粮”），因此很是让人羡慕，人们把这叫“换粮本”了。记得学校开学一段时间以后，有些学生的粮食关系还没有办的学校，于是在一次全校大会上，教务长王庆震特意提到此事，他说“不起粮食关系，粮从何来？” 参加工作以后，我开始每月在粮站领粮食，记得那时我们在穆家营粮站领粮，每月限量供应30斤粮食，有大米、白面、小米、玉米面和其他一些杂粮杂豆，也可以将剩余指标兑换成粮票，以便出门或在饭店吃饭使用。 那时在粮站工作的职工特别让人羡慕。记得穆家营粮站有一个卖粮的男人很是牛性，此人虽其貌不扬，长得像个虾米，但对那些领粮食的人总是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让人看了很不舒服。后来我发现他就住在我家附近，见到他就总不自觉地乜上几眼。 说到粮票，我还记起了1980年去北京学习的一件事。那年的6月，我被学校派往北京学习，临出发前，我去师专拜望了我们的辅导员张先声老师，张老师让我给他在北京的岳父带十斤鸡蛋（那时北京的鸡蛋很紧缺，要凭票购买）。我和张老师说，我去北京没有北京粮票，张老师就在让我带给他岳父的便笺上说，让他岳父给我弄十斤北京粮票。到北京后，我按张老师写的地址找到他岳父家，他岳父看信后，给了我十斤全国粮票。 再说说有关布票的记忆。 那时候每到春节，人们要给孩子做新衣服，但许多家庭都为布票短缺而苦恼。特别是那些爱美的女孩子，要是听说供销社又新进了大花布，高兴地不要不要的。她们成群结队来到供销社，看到那新进的鲜艳布料眼就直了，这个也想买，那个也想扯。可到家里和父母一算计，家里的布票不够用的，于是就东凑凑，西借借。有的借到了，姑娘高兴得饭也不吃直奔供销社，借不到的那个急呀，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脸都绿了。 除了粮票和布票的记忆外，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还发一些副食品票，如豆腐票、肉票、蔬菜票等。我们用这些票证可以到县副食品公司下设的蔬菜商店、聚源商场去买一些平价的副食品。 大约是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各种票证渐渐淡出了市场。 据有关资料记载，1984年11月1日，深圳经济特区取消粮、油、猪肉票证，实行议价、敞开供应，成为全国第一个取消粮票的城市，这是粮食经营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里程碑”事件。此后，全国各地陆续取消粮票。到1994年全国各地基本取消粮票，票证时代彻底终结，捆绑在商品身上的枷锁终于打开。至此，伴随城镇居民40年历程的粮票、油票等各种票证退出历史舞台。 在那个年代，票证虽限制了我们的生活，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保障了供需平衡，使国民经济度过了困难时期。而今我们的国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仅国产商品应有尽有，而且在国内也能买到许许多多的国外产品。这些都表明了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提升民生福祉根本途径。 票证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但它也留给了我们许多时代记忆和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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