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扫雪斋主人

《扫雪斋主人——钱玄同传》后记

 

                              周维强

    

关于这部小书，有几点想说明：

1、  一部传记应该体现传主的精神风貌。我写《扫雪斋主人：钱玄同传》，主

观上是想能够写出钱玄同先生的文化与学术思想及其变迁，写出钱玄同先生的人格。所以书中引录了钱先生的一些论文、随笔和书信的片段。因为我觉得，这些片段很重要，是现代中国一位有影响的学术大师和文化思想家的或深刻或独到的见解（有些或许过于偏激）。这是现代中国文化与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份重要的个案，不引录不足以反映钱先生的价值。

2、  我以为，人物传记不是小说，不该虚构，即使是细节，能不虚构，尽量

不要虚构。这部《扫雪斋主人：钱玄同传》，我有把握地说：无一字无来历。无论是有关钱玄同先生的故事，无论是情节还是细节，皆有所本。如果碰到的史料，几种记载互有出入，则略作考辨。

3、  根据体例，我在书中主要做的工作是勾勒和描述事实，不在书中直接发

表我个人的评价，如有评价，均引前辈学者等的意见。当然，这些评论大部分都是我认为很洽切的。

4、  这部传记，基本是按编年史的次序来写，有时为了照顾写作和阅读的方

便，有些内容则集中到一个章节，譬如关于钱玄同先生的教育教学工作等；有些内容则提前说了，有些内容推后说了。

5、  这部传记的写作，得益于下列几部书：刘思源等先生编选的六卷本《钱

玄同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2000年8月出版），曹述敬先生著《钱玄同年谱》（齐鲁书社1986年8月出版），黎锦熙先生著《钱玄同先生传》（载《钱玄同年谱》）。

黎锦熙先生《钱玄同先生传》计3万多字，虽然周作人曾说过“实在却只讲

的是国语运动，不小心的看去会得弄不清这是黎传附钱呢，还是钱传附黎”这样的话，但黎先生是钱先生的至交，传里记录了黎先生亲见亲闻亲历的许多史料，这到底还是黎先生的这部传记的优势，是其他人的书或文所不可替代的。

曹述敬先生是文字音韵学专家，曾担任钱玄同先生的学术至交黎锦熙先生的学术助手，主编过《音韵学辞典》，还编过《钱玄同音学论著选辑》一书。他也是我的老师，我念大学时，他给我们班讲过一个学期的古代汉语课，那时，他还在帮学校出版社做一些编辑工作。他的这部年谱计9万多字，细密而完整，给我们写钱先生的传，或做钱先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结实的基础。这部年谱里稍有几条疏漏，譬如书中说“《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原文曾发表在《新青年》七卷三期……”，这恐怕有误，1922年作的《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和1920年作的《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讨论的虽是一个主题，但确是两篇文章，刊于《新青年》七卷三期的是1920年作的《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这一篇，至于《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则发表于1923年《国语周刊》第一卷“汉字改革专号”。再譬如《钱玄同年谱》里说：“是年（引者按：即1925年）夏，刘半农携带许多新的语音学实验仪器与赵元任夫妇同船从法国马赛返国……”（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的吴锐著的《钱玄同评传》也沿袭了曹述敬先生的说法：“1925年，在法国攻读学位的刘半农携带许多新的语音学实验仪器与赵元任夫妇同船从法国马赛返国……”）但这也是不确的，刘半农并未与赵元任夫妇同船回国。根据赵元任太太杨步伟女士的回忆，刘半农定了1925年3月17日博士考试日期后，确实与赵元任商量等刘半农博士一考完，就一同归国，杨步伟在《杂记赵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里写道：“刘半农并和元任商量好博士考完一同回国……我们就都定了三等的Porthos，四月二十三日上船从马赛动身到上海的。”动议是有的，但后来未果。杨步伟在她的书里说：“我们（按：指赵元任夫妇）在巴黎伦敦玩来玩去地快到回国日期了，但是刘半农说他们很多手续未完还是不能走……我们走的候刘半农一家送我们上到马赛的火车，非常依依不舍地说，不出半年一定在北京见……”刘半农实际上是在1925年8月回国的。当然，这仅仅是曹先生著的这部年谱的“一眚”，不足以掩其“大德”。

刘思源等先生编的《钱玄同文集》总计150多万字，给我们准备了较好的文本。为我们阅读钱先生的著述，提供了方便。稍感可惜的是，这部六卷本的文集，编校有点儿粗疏。如能重印，诚恳地希望能再校对一过。

其他的一些书或文，譬如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徐铸成《徐铸成回忆录》、王森然《近代名家评传》、顾颉刚《我与古史辨》、顾学颉《海峡两岸著名学者：师友录》、魏建功《回忆敬爱的老师钱玄同先生》、徐炳昶《我所认识的钱玄同先生》、秉雄等《回忆我们的父亲——钱玄同》、朱玉麒《留学师大第一人》等等，都使我获益匪浅，这些均已随文注明，不赘。

6、  钱玄同先生1905年11月以后，开始写日记，我见过一点点，虽然有些

可能不太合时宜，但确是重要的思想个案的资料，但愿有心人尽早整理完毕，出版社也能早日刊行。

7、  在写这本传记时，我觉得有几个题目，假以时日，也许可以写成专文，

譬如“钱玄同与吴越文化”、“钱玄同与《新青年》同人的思想的异同”（这是专长于中国现代思想史和中国现代化问题的高力克先生给我出的一个题目）、“钱玄同的编辑实践”、“钱玄同的教育教学工作”等等。高力克先生曾在香港《二十一世纪》1997年8月号上发表《〈新青年〉与两种自由主义传统》，文中没有关于钱玄同的论述，如果“按图索骥”的话，钱玄同该归入哪一类呢？也许这也是应该做成专文来讨论的。

8、  钱玄同在汉语文字学上的贡献，应该放到学术史的大河里来看待。譬如

钱玄同的《古音无邪钮证》，是有新意的，可是根据孟蓬生先生的统计，在古音里，定钮字有316个，是字数最多的一个舌音，如果邪纽也再归入定纽，是不是合适呢？把钱玄同的汉语文字学研究放到汉语学术史的大河里来看，那么，他的具体的得和失也都会比较容易地讲清楚了。这也是一个可以做成专文的题目。

    熊彼特是一位穷其一生追求漂亮的理论的经济学大师。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我的人生哲学：政策信条和工作方式》一文里讲过一个故事：1949年，熊彼特去世之前在一次会议上就商业周期作证时说：如果不得不在精通数字和统计与精通经济史之间做出选择，他会选择经济史。熊彼特的话讲得真好。从历史中可以见出今天问题的一些线索。历史也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广阔的视野，一个宏大的问题框架，一种大智慧。这也许也是为什么我对历史抱有兴趣的一个原因。

我的大学同窗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王丕承先生（此时他正受公派在韩国三星集团工作一年）、《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编辑李虹女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系主任伍方斐教授（他们三人已分别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中山大学研究生院在职读应用语言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博士学位），我们一直以来书信或电子邮件往返，他们给我启示良多。我在杭州的一位朋友，博学多思，学有专长，只要觉得有兴趣，不管是文是史是哲是政是经，不管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问题，都会去思考和阅读相关图书，他的著作，他在平时的谈话，也给了我很多教益。湖州市方志办主任余方德研究员熟谙乡邦文献，不辞辛劳，为我查找资料。对以上诸位女士先生，我是应当表达谢意的。

岁月不居，从1993年写作我的第一部小书，到现在，一晃，近10年过去了。我的孩子缘缘小朋友，也已经是小学三年级学生。我衷心地祝福缘缘小朋友幸福健康，学业有成。在这里，我也由衷地祝福给了我很多帮助的我的太太卢京英女士幸福美丽，事业有成。

钱玄同先生是我素所尊敬的前辈。他是不居所成、勇于开新的汉语言文字学大师，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关心世道人心、国计民生的思想文化家，热心于报刊编辑工作的文化活动家……有机会写作钱先生的传记，是我的一份荣幸。这部小书写成时，我想起陆机《文赋》里的话：“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恳请诸君有以教我。                                                                                    2002年秋天，杭州西溪河畔文锦苑寓所

 

（《扫雪斋主人——钱玄同传》，周维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