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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扎尔·尼科拉斯·玛格瑞特·卡诺（Lazare Nicolas Marguerite Carnot，1753-1823）法国数学家和工程师，法国大革命时期政治活动家、军事家、堡垒防御工事专家，1753年5月13日出生于勃艮第科多尔省的诺莱，律师之子，早年在勃艮第炮兵和工程预科学校接受教育，1773年毕业于梅济耶尔工程学院，20岁成为工兵中尉，后任卫戍官，1780年被派往阿拉斯，在那里结识罗伯斯庇尔，并一同参加文学社，1783年升为上尉，1791年法国革命期间被选去参加立法议会，负责加莱的法律事务，在公安委员会中担任重要角色；1792年8月被派往莱茵陆军中任督查官，回来后被选为政治会议代表，后前往贝央研究应付西班牙可能入侵的防御对策；1793年1月投票支持斩首路易十六，任总体防御委员会委员，3月国民公会听取他的报告，决定派代表到各省征兵三十万，并负责北方诸省征兵工作；1793年8月14日作为公共安全委员会和后来理事会的成员，负责军事事务，组织并培训革命军，建立下级上访汇报制度和上级特派员制度，并亲自前往前线，改组北方军团，协调乌沙尔和茹尔丹将军解除敦刻尔克之围，并于10月打败普奥联军，成功地防守了法国前线，被立法议会称赞为“胜利组织者”；雅各宾专政统治期间卷入政治和军事战略分歧，由于反对以平均主义为目标的社会政策，1894年5月同罗伯斯庇尔大吵过后就分道扬镳，热月政变时赞成推翻罗伯斯庇尔，但随后不得不为自己辩护；1795年3月离开委员会，晋升为工兵少校，11月2日当选为5名督政官之一，负责军事工作；1797年夏季选举王党取得多数席位，果月政变因反对违宪行动，1797年9月被流放到瑞士；拿破仑雾月政变后他返回法国，1800年与贝尔蒂埃一起在战争部工作，任军事部长和保民院成员；1802年和1804年投票反对拿破仑一世任终身执政和称帝；1807年保民院解散后离开政界，并极力反对新的帝国给他的荣誉职位；1807年退休专心于写作，1810年出版两本几何学著作和经典的《重点地区的防务》；1814年盟军入侵法国时他再度出山服役，并任少将，受拿破仑指派指导防守安特卫普；百日王朝时期担任内政大臣，后被约瑟夫·富歇接替；滑铁卢战役之后曾鼓励拿破仑进行抵抗，1815年被路易十八流放, 1823年8月3日年客死于普鲁士王国的马格德堡，骨灰后来移入巴黎先贤祠。儿子萨迪·卡诺成为有名的热力学的创始人，孙子玛利·弗朗索瓦·萨迪·卡诺?是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总统。 1802年卡诺在法兰西议会上的演说——反对实行帝制： 我无意贬低首席执政官（指拿破仑）所受到的赞扬。仅以他赐予我们民法典而言，他的英名值得我们永志不忘。但是，无论一个公民为祖国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都必须在国家认可其功绩的范围内获得荣誉。如果这位公民恢复了公众的自由，成了国家的恩人，却又要人们牺牲自由作为回报，这难道合适吗？不！这岂不是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把国家变成私人的世袭家产吗？ 自从有人提议要法国人民通过投票把执政府改为终身制机构，大家便看出了该提案的处心积虑及其最终目的。事实上，带有明显的君主制色彩的机构正在接二连三地迅速成立。然而，每当看到这种情形，人们总是从维护自由的角度出发来安抚内心的不安和疑虑，以为这些新建立的机构和新作出的安排，为维护自由提供了最高层次的保护。 当时，我曾投票反对终身制的执政府；现在，我要投票反对一切重建君主制的企图。这是我的职责所在。我这样做绝无煽动党派争斗之意；因为我并不是从个人感情出发，并不带有任何其他的感情色彩，唯有为公众利益着想的一腔热情，这种热情一直激励着我去捍卫人民的事业。 我始终绝对服从现行的各项法律，尽管这些法律毫不使人感到悦意合理。我本人曾不止一次由于忠诚于法律而备受其害。不过，今天我并不打算旧题重谈。因此，我郑重宣布，我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反对这一提案的：我们应该建立一种新秩序，它将得到大多数公民的赞同和支持。在反对这一提案的时候，我应该首先协调自己的行为，按照符合宪法的政府的要求，向最高当局表示我全部的遵从。作为社会一员，你们能否也像我一样，真诚而无私地立下这一誓言？ 我并不想把我个人对某种政治制度及其优点的偏爱强加给这场讨论。有关这类话题已有无数宏论巨著加以阐述。我只是想用最简洁的词句探讨一下我们今天处境的特殊之处。至今，所有有关在法国重建君主立宪制度的辩词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建立这一制度是政平民安的唯一良策，是避免内乱的唯一出路，是团结起来抗御外敌的唯一纽带；而共和制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全力以赴，至今仍是一无所获。 在此我想评论一下，寡头政治根本不能确保稳定的政治局面。罗马帝国的持续时间并不比罗马共和国存在的时间长。但两者的自相杀戮颇为激烈，犯下的罪孽更是罄竹难书。共和制的精粹、英雄主义精神、孔武刚毅的美德统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极端荒谬的虚荣浮夸，极端卑鄙的谄媚、奉承，厚颜无耻的贪婪智昏，而对国运昌盛与否却表现出极端冷漠。在帝位的遗产中我们能够找到整饬的良方吗？这个帝位不是曾经被人们认为是奥古斯都王室的合法遗产吗？诚然，在法国，最后一个王朝持续了整整800年，可是人民有没有因此而少受一些痛苦呢？国内此起彼伏的纷争和冲突是为了什么？那些为了觊觎王位和继承权而与外国进行的战争（那些战争促使这个王朝同不少国家结成联盟）又是为了什么？一个国家一旦开始偏护某一个家族的特殊利益，将不得不介入那千头万绪的纷杂事务，倘若不是出于偏护，那些事情本来与它毫不相干。我们至今还没有成功地建立起一种共和政体，尽管我们以各种各样多少是民主的形式对它作出了尝试。 确实，当国家正走向崩溃时，是专制主义将它从地狱的边缘拉了回来。但我们从中能得出什么结论呢？世人皆知，政治权力机构会产生种种弊端，这些弊端只有经过暴力的治疗才能得到根除。人们还知道，某些时候需要独裁者去拯救自由，连如此崇尚自由的罗马人也承认这种专制权力的必要性。但是，由于病人曾得救于一贴猛药，难道我们每天必须服用这种药吗？费比阿斯、辛辛内塔斯、克米勒斯曾通过独裁拯救了罗马，但一旦这独裁权力实际行使后，他们就予以放弃。因为倘若他们继续行使这种权力，他们必将毁了罗马。凯撒是渴望保持这种权力的第一个人。可结果他却成了独裁权力的牺牲者，从此自由荡然无存。因此，迄今为止，一切有关独裁政权的论述都表明：只有在国家发生危机的时候，人们才需要进行暂时、必要的专政，但不是要建立一个持久而又不负责任的政权。 一些伟大的共和国之所以缺乏稳定性，并不是政体的性质所造成的，而是因为它们诞生于急风暴雨之中，还因为他们在建立起共和政体之后洋洋自得。迄今，只有一个共和国是哲理的产物，是冷静地组建起来的。这就是美利坚共和国，它充满了智慧和力量，一天比一天昌盛，其他国家为之惊叹不已。因此，新大陆正在教诲着旧世界：在自由和平等的治理下，生存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祥和的。不错，要陈述这样的观点：如果我们可以在不用惧怕党派势力影响的情况下建立一个新秩序，那么，同建立一个没有专制的君主政体相比，建立一个没有无政府主义的共和政体要容易得多。当一个政府的首脑集一切行政权力于一身，握一切人事安排于一手的时候，我们又怎能为它设想不是虚幻的制约呢？ 在建立这个新王朝的时候，人们是否希望加速全面和平的进程？新的王朝难道就不会成为一个新的障碍吗？我们就那么肯定，欧洲其他强国会赞成这个新的称号？如果它们不赞成，我们是否要拿起武器去抑制他们？即使将皇帝的桂冠加在首席执政官头上，他是否就会满足于继续当欧洲其他地区的首席执政官，而仅仅当法国人的皇帝？或者我们作出妥协，用一个空衔去换得整个国家的安全和繁荣？ 因此，我们非常怀疑新秩序能否给我们带来稳定的局势。对于政府来说，要达到团结巩固，坚强有力，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公正；我们不允许任何任人唯亲和偏听偏信影响政府的工作；我们应有效地制止一切掠夺和欺诈！我使用如此异常的言词来批评政府的行为，决不是本心所愿。我抨击的是独断专行的权力本身，而不是可能掌握这种权力的人。向人们表明自由的目的难道就是使他们永远不能享有它吗？难道自由就像鲜果一样永远可望而不可及，当人们伸出双手去获取它的时候却必须遭到死亡的鞭挞吗？还有，造物主已经将自由作为一种急迫的需求赋予我们，难道它真的想失去我们对它的信心吗？不！我永远也不相信我们渴望得到的自由仅仅是一种幻想。世间万物中，我们宁愿选择自由。没有自由，其他一切都算不了什么。我的良知告诉我，自由是可能获得的，以它为基础的政权比任何独断专行的政权，比任何寡头统治要平和得多，稳定得多。 我再次重申，我随时准备将自己最珍贵的感情奉献给祖国的利益；我将很高兴地再次听到对独立思想的强调。我对法律的遵从之意将会因此而变得更加坚定，因为法律是我们经历了长期艰难奋斗才夺得的果实。今天，法律迫切要求我们重新团结一致，去反对我们不共戴天的共同敌人。让我们每一个党都奋起反对这个敌人。如果我们的敌人想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实行全面的暴政和压迫，那么，只要反对它，采取一切手段都是合法的。 我投票反对这个提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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