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完《黄金时代》出来，我按电梯，手上有伤，还不停颤抖，引得左右人悄然侧目。一部分因为心情上的不平静，另一部分因为饿，低血糖，三小时时长的电影，要保有文艺青年不在影院吃东西的气节有些难度。 电影好奇妙，看完《速度与激情》，只觉满街车都是乌龟爬行，看完《地心引力》，好半天不肯相信自己是真的着陆了，而看完《黄金时代》离开影院，正午时分，日光投射，步行街上树影斑驳，明明灭灭都是命运。 看一部好电影，人总是要沉闷好些日子，对于敏感多思的人而言，这种沉闷几乎接近于抑郁，又过瘾又伤神。但我还是决定要看两次《黄金时代》，为惨淡票房尽绵薄之力，它是当得起的。 有人问我，你最喜欢萧红的哪部小说？ 我说，我一部也不喜欢。 这个回答顶狡猾，因为不需详谈，其实看萧红的书是好几年前了，无多大别的印象，唯有寒冷和饥饿，强烈到令人避之不及。看完电影出来，我也是饿，立即坐电梯到底楼餐馆吃了份石锅拌饭，囫囵塞下，浑身仍是发抖。 电影可以单独看，它是另一个艺术品，取材于人物，只要自身够饱满，完全可以获得独立。而我本身对有旁白的电影特别喜爱，国外许多这样的电影，伦理片、传记片居多，也都是我偏爱的题材。
从旁白先谈到演员的台词功夫，我以为郝蕾表现最佳。演员表现都不错，除了田原的开场白略唐突，王志文的文艺腔稍稍过火，以及被人盛赞的张译讲着讲着哭的那一瞬，我觉得并不很好以外。说到台词，对白，还是郝蕾给我留下了最深闪光印象。同时我也相信，让郝蕾演萧红，或许比汤唯扮演更合适。我喜欢汤唯，但她身上所具备的气质着实太过凉薄、不安，发音上与众人一比略逊一筹，输在有现代感，多多少少的港台味，使人容易出戏，其中对白最明显，而独白尚可。 郝蕾那种不要命的气质，豁得出去的火的绝望，以及她的那张脸，可以写满的倦怠凄凉，更贴近于我所理解的萧红。 冯绍峰比想象中演得好，这个演员的演技被俊俏的容貌拖累了，一直有些被小看。而素来不太喜欢的袁泉，在这部电影里，浑然天成。
“我叫萧红，生于……死于……”开场白。只是这种开场，提醒观众要保持抽离心去观看，使人感觉平静而悲哀。 电影做的功课非常足，据我后来温习萧红的传记再看时发现，其中的文字内容、情节，大多有翔实出处，托了片中一干人都是写作者的福，总会留下些什么，不至于在历史中完全销声匿迹。虽然难免各说各的，但能从不同的角度中提取出一个较为统一的画面，就是不幸中的幸事。 叙述节奏平缓，间插了旁白，让人有思索和停顿的空间，旁白间插的频率也挺好，不同的角色独白承接时间与空间的转换，以萧红为中心，话题的插入点，而这些声音和声音的主人，担当了电影的群像，将时代的画面一角显现得更为饱满。看电影的过程中真觉得，萧红的生命在这些声音里得到传递，其中有热度，有厚度，听者安心。 不管喜不喜欢萧红的小说，她的才气与悟性似乎毋庸置疑。电影里她与端木在河边聊天，说，“我不信那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就应该有各式各样的小说……”，那种自信与端然。1938年4月29日，在《七月》杂志社举办的第三次座谈会上，对于“上战场高于一切”的主流观点，她说：“作家是不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可知她成为左翼作家实属无奈，因为时局，因为身边人，但自由的心性她是很分明的。所以电影里也有两三次，她说：“我只想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可以写作。” 人----作家----性别，恰恰也是我心里的顺位排列，再往后，才是政治属性。而作品更在这几者之上，甚至于可以跳脱道德框架，以及人性的有限范围。一个作家的先决条件，是心自由，遗憾的是，人无法不从属于时代的裹挟，更不可能脱离于政治之外生活，尤其生逢乱世。绝对的自由是没有的，上天所给予的每一份礼物都暗中标好了价码，萧红从少女时开始显现叛逆，与表哥私奔，与家庭决裂，遭到表哥的背叛后投奔未婚夫汪恩甲，这就是她为“自由”付出的一笔账单。 就有人要问了，她那么热爱自由，为什么一再投奔男人，并且总是怀着一个男人的孩子和另一个男人同居。先说在武汉时，萧红与梅志曾经打听流产事宜，惊闻需要一百四十元手术费，不得不这个念头，这才有电影里后来在香港重逢，梅志说“幸好当时在武汉没有把他流掉”（不然就没有襁褓里的那个小婴儿了）。萧红托蒋锡金帮忙找医生堕胎，但此举是犯法的，没有几个医生敢接，终于未能如愿。也就是说，对于这样尴尬的现实，萧红不是没有作出努力。而第一个孩子，她喊了声“不要”，连一眼都不想看的孩子，我不觉得有什么可讨伐的，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天生就喜欢孩子，也不是必须喜欢自己的孩子，尤其在她连基本的温饱都无法负担的情况下，这个孩子来得确实直叫人觉得恐怖。这种恐怖的根源是，生活的艰难。要是物质饱足，能请个保姆天天好吃好喝伺候着，我相信萧红纵使再冷酷，也不至于送掉自己的孩儿。 意志的理想高度，先是作家，再是性别。但现实里，意志却很难不受制于性别。萧红是个女人，只身漂泊，身怀六甲，身体羸弱，没有钱没有朋友。没有钱真的很重要好吗？没有朋友的情况下，被囚禁于仓库的孤独无助，她读了萧军写的那篇《孤雏》，单这名字就叫她有共鸣了，所以她叫住要离开的萧军，“我们谈一谈。”
有两个画面我印象深刻，如果没记错，一是萧红东渡日本，船只在大海上漂泊，雾霭沉沉。二是香港沦陷，端木蕻良和骆宾基于深夜担着重病的萧红用小船偷渡到港岛，船上灯火幽暗，似要熄灭。 人浮沉于世，正如船只行于海，为风浪所迫，身不由己。烛火眼看就要熄灭了，有一只手伸过来，当然立即抓住，哪怕一点点庇护也是好的。人同此心，从道德的角度去苛责萧红，实在没有必要，那些用难堪的字眼天天声讨审判的人，恨不得隔空去矫正他人的人生，却不太喜欢观察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自己制定的标准。况且我们看到了，并非完全怪罪于人性软弱，萧红所处的年代，女性刚刚知晓了精神独立，而远远达不到真正的生活独立，萧红所拖欠的第一笔账单，使得她的人生从一开始就是负数，要挣脱这负数，本可以写文章活命，但报馆一间间查封，东北又不如上海北平这样的具有相对开明的写作环境，于是一路被命运放逐流离，她所经受的太多，理解和陪伴如此可贵。 感动于萧军刚当了家教，两人去外面吃饭，萧军说：“这个馆子味道很好，洋车夫和工人们平常都爱到这里来吃。”车夫和工人爱吃的馆子就是上好的馆子了，文人落魄如此，能不心酸？他们要了肉，又忍不住要了“肉丸子还有汤”，还要酒，我笑起来，人一高兴啊，总是会忘却理智，突破承受范围。你不能指望他们刚有两个钱就变成实惠精明的生活家，忘形才是人的本性。 两人喝醉了，走在街上，萧红像个快乐的摇摆的企鹅，忽然叫住萧军，道：“我鞋带断了。”萧军蹬蹬蹬跑回来，在路边捡了瓦片隔断自己的鞋带给她系上。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我对你好，就是把我不多的部分分点给你，你也短一截，我也短一截，我们拥抱彼此的残缺得到安慰。像鲁迅先生那样的经济状况，有余钱周济文学青年，有餐饭给他们饥肠辘辘以饕餮，在当时的中国又有几位呢？ 萧红是个大麻烦，走到哪里都给人添堵，聂绀弩说：“你这样，被爱的人会很难受的。”许广平说：“她天天来，一坐就是半天……她孤独，寂寞，我能表示不欢迎吗？”武汉要沦陷了，她将唯一的一张船票给了端木，因为出生良好的端木，布尔乔亚，软弱，在萧红心里近乎无能。但她留下来，去找蒋锡金，又成为蒋锡金的麻烦。 总有人爱谈萧红的“悲剧”，但在我看来，她最大的不幸就是体弱。汪恩甲离开她，是家庭压力社会不容，她与萧军的分手，是二人在出现裂痕分歧之后尝试努力修复感情，终未成功的结果，至于端木，虽然一个人先去了重庆，虽然让她独自去江津生孩子，虽然在香港的时候曾经想过要逃离，最终也没有丢下她。人对于安稳生活的向往是没有错的，对于萧红这样一个有才的，甚至是”天才“的女性，他们本能地被她所吸引，也本能地想要逃开。才华是利器，拥有才华的人好比猛烈燃烧的火烛，常常不自知地殃及池鱼。 电影展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借助于他们的独白，还原了一个个完整的轮廓。胡风对萧红的激赏，聂绀弩兄长般的鼓励，蒋锡金跑到书店去为她借钱，并且承诺让她用稿子还，这是多大的信任……他们爱才惜才，思想开明，懂得尊重，纵然萧红性情乖戾，私生活颇不平常，仍旧包容了她，帮助着她。萧红跳窗的那段，背后没讲的故事，是她在窗口等萧军去接，看到船先跳了，二人错过。这在萧红后来的小说和萧军晚年的回忆里都有印证。而并非人们以为的，遇人不淑，萧军不管她死活了。在香港，萧红被误诊，嗓子上开了洞洞，很难愈合，端木附身为她吸痰，然后仔细地擦拭酒精，那样的相濡以沫，乱世之中彼此支撑，看着她的伤口，以及无能为力的样子，我突然哭了出来。 可能是联想到自己痛苦的时候了吧，我竟然抽噎到不能控制了。我常在想，那些振振有词指手画脚的人，是有多顺风顺水的人生？他们大抵真的没有吃过苦，所以才轻视他人的苦，萧红即便不是萧红，只是乱世中的一个风流不羁的荡妇，那样的情形，也足以令人原谅她的全部了。 性情若是能更改，就没有这个人物，没有她留下来的文字，更没有这部电影。
三个小时的影片，看到后来我竟会觉得短，许鞍华力图刻画时代的群像，不太容易，于是她表达的只是作为时代背景一小片的彼时作家暴风雨里辗转的命运。必须要说，作家因为有笔，有话语权，在任何时代都不是最悲惨的阶级，他们擅长撰写自己，擅长修饰现实，能够留下让人纪念的凭证。而同时代的其他人呢，无一例外地淹没了。没有人会记得。因为流言不得不几次转学的萧红的弟弟，被连累失去工作的萧红的父亲，”从此销声匿迹“的汪氏一家；在武汉码头牵起大肚子的萧红的残废老军人；被她拖欠了房费、在洪水来时不得不弃了旅店逃命去的老板一家；凄风苦雨的夜晚，港岛之间伸手要了钱才准他们上船的泛舟人。平凡的生命在战火硝烟离乱人世中苟且偷生，有多少悄然死去了，从来没有名字。影片里面，这些人作为模糊的背景色，同样在汪洋里载浮载沉，我只觉得，没有一个生命难以被理解，一眼看去都是可怜人，这些人相互支撑着，在承担他人生命的同时获得一些自己生存下去的动力，我看着端木一次次为萧红换医院，不离不弃，虽然明白他拘于时地无可奈何，却也非常感动。 或许为此，萧红又是值得记取的。因为有她那样勇于突破的写作方式，赤裸裸地呈现出眼前看到的一切，她写生活，真实得几乎将整颗心挖出来送到你面前，她的笔下饥饿就是一副气息奄奄的垂死的模样，却不肯放弃最后的希冀，仍旧张望着，张望着，一边吞口水，一边张望。这样的作品再多一些，我们对于世间人事的理解和体谅也会更多一点。 萧红的生命长短，相较于她的文字多少，是很惊人的比例。动荡不安中，文字就是她的安身立命之所。在日本，她写信给萧军说，这是我的黄金时代了。是啊，平凡如我，也会突然如她所言，仿佛有警钟来到心上，在深夜里，清晨里，忽而灵魂清冽地醒来，觉得这日子真好，我经济无忧，有勉强维持的健康，有食物和书籍，何其自由富足，真是黄金时代。 “如果我有飞翔的翅膀，为什么还要脚呢？”这是弗里达必须截肢的时候说的。 弗里达的飞翔在绘画里，而萧红则是在文字中。黄金时代，要创作，将生活的一切都向创作献祭，这是属于创作者特有的本领，能帮助他们超脱于痛苦，至少，是暂时的超脱。
“太疲倦了，来拉着我的手，让我打个盹儿，这样我才能安心一点。”萧红对骆宾基说。在病中，得知端木一定要突围（大约是争取离开的意思），她脆弱地哭出来。她一早知道自己活不长久（不知对萧军说的那句台词是不是有出处），而那时刻，想必是身心疲累到了极点。 “苦得很。”鲁迅在与萧红聊天时曾说道。 这两句话我都说过，很平常，看到仍旧为之一颤。
PS.关于电影中稍显精致的衣着，后来查证的过程中发现， 符合当时情形，是依据照片还原的。萧红的的确确能做出漂亮衣服的。真是一双巧手啊，她在西安和端木谈话时候的红帽子，是用萧军早年的破毡帽改的，在香港的旗袍，也是自己做的，那么美。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