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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西学化的中国文史研究

 红瓦屋图书馆 2014-10-12

也谈西学化的中国文史研究


  □徐建融
  9月18日“笔会”刊谢泳先生文章,指出当今文史研究在学术规范正日益“去中国化”的现象,读后深有同感。所谓学术规范,也即“怎么做学问”的形式问题,而形式必然关联到内容,所以,对于“为什么做学问?做什么学问?”的内容问题,似乎同样存在着“去中国化”的现象,值得我们加以关注。
  这里以传统书画艺术的研究为例。撇开古代不论,仅论老一辈的研究。如王朝闻、吕凤子、钱松喦、贺天健、谢稚柳、白蕉、陆俨少等的著述,无不致力于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玄奥的问题明朗化,以推进传统的继承和创新。钱松喦在《砚边点滴》中开宗明义:“这本小册子写了点国画创作上的笔墨经验,是一本条举式的笔记,为了便于阅览,我将它归类排列,但终不是有系统的、完整的一部著作,点点滴滴,名之为《砚边点滴》,好像一爿杂货小铺子供应一些小件罢了。我也希望老画家们,大家动手写经验,积累起来,也非常可观,这对于新生力量的培养,国画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能起一定的作用……不过我个人的经验有限,可能有些不够称为好经验,只是个人作画已成的习惯,或许还不是好习惯,涓涓细流中,不免夹杂着泥沙,希望同志们对我多多指教。”书中的具体内容,包括“画中四难”“生活”“太阳”“夜景”“月亮”“风”“雪”“雨”“阴天”“空气”“水面物及水中倒影”“人面着色”“鸟兽”“虫”“点水法”“花卉”“墨兰墨竹”“指头画”“配色”“章法”“临摹”“学习”“传神”“六法”“中国气派及民族风格”“艺术性处理”“字与画”“印章”“修改及挖补”“扇面”“装裱及保养”等等,无不具有通俗可懂的可操作性。比如讲到人面设色,在生宣纸上色彩有时会无限制地冲出脸面的轮廓线,怎么办呢?“只要在颜色冲出去的边缘上用清水一接,干后就看不到颜色接边,好像没有冲过边界线一般……纸上误落不需要的墨点和颜色,补救办法都可如法炮制”;又讲到局部画坏后的挖补,“其法在所需要挖去的四周,先用毛笔蘸清水圈一圈,用手指轻轻一摘,不能用刀挖,要边缘毛。补上去的纸……边缘也要用手指摘,不能光,最好双方边缘都用刀刮薄刮毛,然后双方纸边都用口津一润”,粘贴到一起重重压砑,“干后,可以天衣无缝”;又讲到折扇上作画,“如果画坏了,或者写错了字……可用干净毛笔饱蘸清水,笔尖再蘸香烟灰,香烟灰着水即呈浓浆状,在字迹上或画错处轻轻洗擦,再以清水一过,立即无痕”;乃至讲到赭石色可到常熟虞山等处选捡回家,“水磨加胶即可应用”,效果胜于颜料厂制作的;朱砂着色后应“立即把纸反过来,候干”,就可令色彩“保持其浓度”而不致“沉到反面去”,等等,看似非常琐碎,却是“技进乎道”的实在。
  然而,这样的著述,在今天的学术评价体系中肯定是通不过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研究又是怎样的呢?首先,宣布自己运用了多少最先进科学的“方法论”,坚决地无意于解决美术这一“狭隘学科中的狭隘问题”,而是“揭示了宇宙生命的哲理”,“解决了那些困扰着人类的重大问题”,为传统的研究开拓了“重大创意”或“填补了空白”。然后,《周易》、老庄、佛典、萨特、海德格尔、新名词,信马由缰,直入云里雾里。“四王”的艺术特色在哪里?在儒、道、释三家兼参而以儒为主,所以区别于同样三家兼参而以释为主的董其昌和以道为主的倪云林。倪云林的艺术特色在哪里?在儒、道、释三家兼参而以儒为主,所以区别于同样三家兼参而以道为主的吴镇、黄公望、王蒙。这样的两篇文章,竟出于同一人的同一时段之手!此外,还有把一个小画家、小事件做深做细为大画家、大事件的,或把一个大画家的日常生活琐事做大为与众不同的,等等,这里不一一展开。
  大约是1987年前后吧,有一次我去拜访陆俨少先生。先生拿出一篇我们这一代某学者的一篇论文,洋洋五六十页,六七万字,说:“这篇论文太有学问了,讲得太深刻了。我已经看了三遍,每一遍都是看到第三页就看不下去了,实在看不懂它在讲什么。你们年轻人真厉害啊!”这在当时便引起我心头一震。
  1998年春,有一位西方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学者James来访,并在中国美术学院讲学,他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美术史学之可言”。这一个观点,其实早在80年代便为中国美术史学界的新锐广泛认同,因而有了从形式到内容全盘否定传统而引进西方美术史学、人文科学的学术创新大潮,到世纪末已基本大功告成了。最为诡异的是,为了接轨西方“美术史学是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不应该设置在美术学院中,而应该设置在人文学院中”的学术体制,便在美术学院中设一个人文学院,再把美术学设于其中。我一点不反对汲取西方学术之长,但目的究竟是为了推动传统学术的发展呢?还是为了否定传统的学术呢?无论如何,当前文史研究中的“去中国化”现象,确实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了!多年来,我反复提出有必要厘清“国学中的书画”与“美术中的书画”、“国学中的文史”与“学术中的文史”在文化性质上异同,便缘于此。
  谢泳《西式论文的负面影响》在笔会刊出之后,引起较大反响。在此,笔会再发表徐建融、陆风亭二位先生的文章,就此问题进一步讨论。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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