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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北京市三甲医院的医生，从事普通外科专业16年，具有副高职称，主要承担甲状腺乳腺疾病的手术治疗，同时还兼任外科教研室的负责人，分管本科生、研究生、住院医师及继续教育等临床教学工作，是科室和医院的“大忙人”。 对薪酬水平不太满意 手术室、病房、门诊是我主要的工作场所。我所在的手术组每周有2—3个手术日，全年要完成350—400台手术，其中60%的手术由我主刀。每周我还要出半天的专家门诊，虽然上限15个号，但经常挂的号会一加再加，最多看到30个病人。此外，外科教研室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完成，像理论授课、见习和实习带教，我要担任各种培训和考核的教师或考官，主持集体备课、教学工作会，组织实施教学课题和研究等等，时间安排比较紧张。 按照管理部门的要求，所有主治医师以上级别的医生每年都要到社区医院工作30天，晋升职称前还要到对口支援的医院工作200个工作日，我也不能例外。在完成“规定动作”之余，还受邀到有帮扶关系的医院（通常是二级医院）进行一些他们不太擅长的手术和治疗。从这几点看，也算是“多点执业”了，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医师多点执业。即使真的实行了医师多点执业，鉴于我目前的工作量，恐怕也没有时间参与。 我感觉近三四年来收入还是在稳步增加的，一方面是由于晋升职称后带来的变化，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在临床和教学两个方面兼职工作，有相应的岗位津贴和补助，总之多劳多得。在科室内部应该是相对较高的收入，从医院来说，外科系统的奖金本身就高于非手术科室，因此在全院医生中也是较高的。但是，考虑到医生职业的高强度和高风险的特点，与教育背景和前期投入相当的其他职业相比，我对自己劳动付出和薪酬水平的匹配程度还是不太满意。 点赞，让我有相当的成就感 这些年来，我本人主导或参与治疗的急危重症病例不胜枚举。去年有两个病例给我的印象很深，常常引发我的思考。 第一例患者是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因幼时腹部手术以后形成的粘连性肠梗阻反复发作，几乎每年都要有一次痛苦的腹痛经历，一次发作后常规保守治疗没有缓解，我为他进行了3个小时的手术，松解了全部的粘连带。手术很成功，但术后发生了炎性肠梗阻，直到手术后40天肠功能才完全恢复，其间还出现了多次高热，治疗过程几起几伏。患者的母亲非常的忧虑，尽管每天查房都能见面，多次沟通和交代病情，她还是对手术后这么长的恢复过程表示出不解和不满。我虽然心有不悦，但我理解一位为了儿子的病情付出了全部心血和精力的母亲的纠结，因此每次我都好言安慰和开导她，每当病情有变化我也是想方设法寻找原因并解决。出院的时候，这对母子对我千恩万谢，我感慨万千，真的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不仅挽救了一个生命，更是挽救了一个家庭”。我把与患者的合影发到了微信上，得到的回复和点赞是空前的。这种成就感绝不是金钱和名誉能够衡量的。 另一位是个70多岁的老妪，突发腹痛数小时后就诊，腹腔内有不明原因的出血，排除了常见的急腹症，但随后在急诊室观察期间出现了休克的表现，情况十分危急。作为值班的三线医生，我在看过病人后当即决定手术！手术中我发现出血来自胃部周围的血管，这种病中医有个称呼叫“腹部卒中”，是非常少见的疾病。手术很成功，患者很快痊愈出院。患者的家人和我就此成为了朋友。今年春节，我收到了这家人为我制作的精美电子贺卡，上面竟然还有我的照片。其实这种病例我以前从未遇到过，但我是遵循外科急腹症的诊治原则决定手术的，最终治愈了患者。在如今的医疗环境下，对于一些疑难危重病例，有些医生把选择权交给病人和家属。毕竟重症病例，不做手术九死一生，做了手术可能会人财两空，但是患者和家属在缺少专业知识的情况下又有多少能够作出正确的选择？ 我执业以来一直在思考，也得出了自己的判断：在医疗行为中虽然不是所有的选择都由医生决定，但在需要医生做出决定的时候，医生一定要有担当，特别是急危重症的病例。如果难以决定的情况下把选择权交给患者，对患者来说结果可能会更糟糕，对医生来说表面上是一种免责行为，但实质上却违背了医生职业的准则。 依然还是在“追日” 对于医生来说，工作和生活早已经是不可分割的了。每个人都有多重身份，在工作中我是高年资医生、老师，在生活中我还是儿子、丈夫、父亲，每种身份都需要我全身心的投入。每个医生都希望工作中能够全力以赴救治病人，生活中也能够为家庭有所付出，但多数时间里这仅仅是期望。相对于其他职业，医生群体为工作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更多。特别像外科医生，仅仅是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无法离开病房和手术室）、每月5—6个夜班并且没有下夜班休息（无论周末和节假日）这一点就不是普通职业能够承受的劳动强度。另外，要做一个合格的医生，仅仅是在工作时间里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阅读文献、写文章、参加学术会议通常占据了有限的业余时间。因此，陪伴家人的时间少了，对家庭投入的精力少了，更可能亲情都在疏远。晚婚、离婚、不生育，在医生这个群体中相当普遍；不良生活习惯、亚健康、抑郁症，在医生中占有很高的比例。如果医生都是这种生活和健康状态，又如何能去帮助别人？我希望管理部门对医生的工作时间有所限制，休息时间能够有所保障，每年应当享有强制性的带薪休假至少两周，这样才能保障医生作为社会人的身心健康。 每个职业都需要符合其自身规律的发展规划，职业训练和晋升是始终伴随医生成长的，在不同的医院和科室这一差别是非常明显的，这也是为什么所有的医学毕业生都希望在大医院工作，能够定期接受学术进步的影响而改进医疗水平，在达到相应年资的时候获得晋升。目前个人的发展还算顺利，至少没有被同年资的医生落下。在大医院做个外科“一把刀”，是我自学生时代就为自己规划好的理想，现在，我仍然在追逐理想，并且在现实中坚持。（北京友谊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 赵 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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