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记·烟台】华洋错杂东海关清咸丰十年四月十九（1860年6月8日），法军3000人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胶东海防要塞烟台港。几乎同一时间，英军登陆辽东半岛最南端的旅顺口。而驻防山东半岛的大清正规军，布重兵于内陆的青州府城（原益都县，今青州市）和濒海的登州府城（今蓬莱）。因为清廷高层认为，只要守住州府县所在地，“烟户稀少”的沿海各口发动民间团练防卫即可，落入敌手也无关紧要。 直到当时，烟台港所在的芝罘，仍是登州府辖下福山县一个普通海口，虽然商船出入频繁，政治上却无足轻重。但它的命运，很快便会发生巨大转折。 马礼逊的“慧眼” 大约一个半月后，准备停当的法军（兵力增至8000人，兵舰50艘，火炮30门）自烟台港北上，与旅顺口出发的英军联手，猛攻京津。不到百日，就迫使狼狈不堪的清廷签订城下之盟，此即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该条约重点之一，是重申此前已签订的《天津条约》中“在牛庄、登州等府城口，嗣后皆准通商”的规定，登州府城蓬莱，成为山东被迫对外开放的唯一通商口岸。 法国人侵占烟台港在先，而真正发现此地贸易潜力不低于其军事价值的，是商业头脑更精明的英国人。1861年初，即英法联军自北京撤兵后不久，英国驻登州领事马礼逊自天津沿大运河南下，一路考察了山东德州、临清、东昌、济宁及曲阜等山东内陆重要商埠和城镇。他得出结论：沿途各处“地隘水浅，大船未能前进，仍就登州沿海择定地方”。 马礼逊所青睐的，不是繁华的登州府城，而是烟台港。关键原因是，登州港口水浅，且毫无遮蔽，而烟台港无论地理位置、停泊条件，还是业已存在的商贸活动，都远超前者。法军占领烟台港期间留下的种种情报记录，显然也大大影响了马礼逊作出的抉择。 若严格依照中英之间的条约规定，烟台不在开放口岸之列，英国人觊觎此地属违约行为。但对国际法准则依旧懵懵懂懂，又极好面子的清廷，见英方居然肯舍弃偌大的州城而移情偏僻的海口，正求之不得也。 马礼逊相中烟台港后，随即催促清廷地方官员加紧筹办开埠事宜。时任三口通商大臣的崇厚（三口即营口牛庄、天津及烟台，崇厚就是后来于1878年出使俄国，擅自签订割地赔款条约，被弹劾入狱的那位）接报后，即命其心腹、直隶候补知府山东人王启曾带队，赴烟台具体商办此事，时为1861年7月。这会儿，马礼逊已在紧邻港口的烟台山上，加紧修建英国驻烟台领事馆了。 由中央派来的王启曾一行，办事倒是很干练，经过短暂筹备，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1861年8月22日），在地方主管官员登莱青道台崇芳未到场的情况下，独自宣布开关征税，此即东海关，烟台港正式对外开放。 “风微日暮帆樯集，不是当年采药船” 烟台港所在的芝罘，早在司马迁《史记》中已见记载，是秦始皇东巡三次临幸之地，班固的《汉书》中也称：汉武帝刘彻“登芝罘，浮大海，山呼万岁”。 历代以来，尤其是元朝海上漕运兴起之后，山东半岛东北端的芝罘湾，都是南北来往的粮船必经之地。据《元史·食货志》记载，在纳入统计的47年中，北运漕粮有13年在100万石以上，有8年在300万石以上，其余年份多在百万石上下。以当时每船通常可载粮1000石计算，每年会有不下千艘粮船为躲避北风而进出芝罘湾。繁忙景象，可以想见。 明代对民间厉行海禁政策，但官方组织的海运仍相当频繁，不仅有南北漕粮海运，也不时向朝鲜半岛大量输米，这些海船都要经过芝罘湾。明人有诗《芝罘山》云：“北望波涛浸远天，玹菟庚癸正堪怜。风微日暮帆樯集，不是当年采药船。”汉武帝时有玄菟郡，即今辽东及朝鲜北部一带，“庚癸”典出《左传》，为“告贷粮食”之意。诗中所描述的，正是当年粮船云集芝罘湾的盛况。 明代船户集资在芝罘湾一处河口修筑天后宫，祈求海神庇护，天后宫周围逐渐形成日常活动和货物交易的中心。久而久之，这里出现一条长约1里许的商业街，即今日烟台市中心干道北大街的雏形，烟台港埠便由此发端。 元明清三朝均定都北京，芝罘湾为京津门口，又与朝鲜、日本隔海相望，号称“外控诸邦，内卫中夏”，故军事地位很重要。明代在福山县沿海设15座烽火墩，以防备倭寇来犯，最东面的一座称“烟台”，建于突出海面的小山上，形势最为特殊，故后来以之代指芝罘地区，并成为通用的地名。 清道光六年（1826年），因大运河长期淤塞，朝廷下令重开漕粮海运，受清中前期长时间海禁影响而萧条的山东沿海民间贸易有所恢复，烟台港不仅重现昔日南北航运中转站的风采，本地的货物买卖也活跃起来，踏上了向近代港口的转型之路。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南方五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被迫开放通商，洋货大量涌入东南沿海各港。清廷为鼓励船主参与漕粮海运，允许其搭载两成私货，沿途贩卖牟利。于是，运抵烟台港的，除粮、鱼、盐等传统土货外，还有鸦片、棉布、糖、竹、粉丝、花生、豆油、豆饼等中外各色商品。 “洋关”道上货如潮 到咸丰九年（1859年），据不完全统计，烟台港进出口洋货中，仅英美棉制品就达2万包（即100万匹），还有数量不菲的鸦片。由英国人编写的《1865年烟台贸易报告》中称：“将近三十年来，它和渤海湾的其它几个港口一起，成为欧洲与中国商品的巨大贸易中心。” 换言之，在烟台港对外开放之前，它已是中国北方海区的贸易中心之一，英国驻登州领事马礼逊以烟台港取代登州港的决定，绝非一时心血来潮。 烟台港对外开放四个月后，总理衙门领班大臣恭亲王奕?在一份奏折中，正式承认了这一“既成事实”，并请求让登莱青道台崇芳移驻烟台，“仿江苏上海、浙江宁绍台等道先例，专司中外税务”。 原来，烟台港仓促开放，管理空白不少，中外商船沿途私装私卸，偷税漏税问题严重，而当地无官府常驻，实在无法应付繁复的对外商务交涉。 清廷准奏，于是崇芳由原驻所莱州府城掖县（今莱州市）赴烟台，兼任东海关监督。 东海关开办之初，管辖范围较小，仅限于烟台港区，只征收港内装卸货物的税收，自开关之日起的大约18个月里，共征收外籍商船“洋药”（即鸦片）等税收白银88000余两。 崇芳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是将原属厘局征收的山东沿海的税金和厘金，统归道台衙门管辖，并开办户关，征收常税。 尽管烟台海关和户关设办之时，清廷官员一般统称之为“东海关”，但户关与海关不同，它管辖范围覆盖山东沿海五府十六州县、大小24个港口，常税则指对本辖区内通行的本地商船和货物征收的税款。 狭义上的东海关（又称“东海洋关”），是烟台港第一个带有行政管理性质的机构，它使烟台港从历来放任自流的状态，步入发展正轨，也有效打压了外商走私活动，为清廷增加若干财政收入。如同治二年（1863年）的头九个月里，东海关共收税款白银156000两以上。而不包括烟台港在内的户关常税，1862年下半年一共才收了4200余两。 东海关受清廷总理衙门下设的三口通商大臣和海关总署双重领导。1863年11月30日，英国人罗伯特·赫德正式担任海关总税务司，可代表国家行使主权的东海关，也从此落入外国人掌控之中。 烟台港和烟台整个城市的近代化进程，总是脱离不了华洋错杂、不由自主的宿命。
本文部分内容曾参考中国水运史丛书之《烟台港史》古近代分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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