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得丹青写精神

借得丹青写精神
                   ——钱钟书《谈艺录》方法谈
　　《谈艺录》是一部以探讨中国传统诗学为主要内容的著作。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几千年来，在各项文学艺术的门类中，诗的成就最光彩夺目，它也就当仁不让地成了人们谈艺的重心。不仅是诗话词话，就是在最寻常的日记、尺牍中，又何尝不能见到对它的品评。它的显赫地位自是它的光荣，可是也给我们带来了困难。作品繁富，谈家蜂起，好比深山探宝，时见云遮雾障；骊龙含珠，偏在深渊之下。如何运用科学的方法，对传统的诗学进行再认识，从中攫得中国诗学的精髓，这是一大难关。过关斩将，势在必行；筚路蓝缕，开创为难。在这方面，《谈艺录》堪称是一部规模较大、创见颇富的力作。
　　《谈艺录》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就“纵”的方向而言，举凡中国历代各朝的文艺现象或文艺思想，无不囊括在作者的视野之内。就“横”的方向而言，则一朝之中，不但论及文坛巨擘、谈艺名作，且常常出现名不见经传的次要角色，更进而由一人一书推衍至流派、思潮和风气。如果从内容上举其荦荦大端，可以说包括了“史”(文学史、批评史)和“论”(作家论、创作论)两大类，而这两类内容又互为生发、相得益彰。钱钟书先生以明慧的识见，驱驾渊博的才学，使全书贯串了高屋建瓴的气势，在方法上又灵活多样、不拘一格，使人读后所获匪浅。
　　书中涉及文学史的内容占了一定篇幅。作者常提出前人争讼的某些公案，条分缕析，务求廓清迷雾、水落石出；或则探幽发微，发前人所未发，拈出饶有趣味的新课题。在解决“旧案”时，钱先生不囿于陈说，不沿流俗之讹，首先依据第一手材料严加考辨，着力澄清基本事实，即使对一个小小细节也不掉以轻心。在论列不同意见时，又注重方法上的检讨总结，如论《诗品》品第陶诗一节，钱先生一则从版本学角度，批评了在研究中“单文孤证，移的就矢”的方法；二则又从《诗品》的整体倾向和本身的体例出发，批评了“不知其人之世，不究其书之全，专恃斠勘异文”的方法，这样就在得出自己结论的同时，也从方法论上揭示了谬说的失足之处。钱先生国学底子深厚，但对传统方法的某些流弊也洞若烛火，每每痛下针砭，如评山谷诗旧注云：“注诗文而仅征典数实，终不能掴掌见痕，鞭皮出血”；“附说七”评滥用训诂方法云：“夫文字学大有助于考史，天下公言也……然一不慎，则控名责实，变而为望文生义”。这些流弊由来已久，学者稍不注意，便容易濡染成习。因此，对旧学流弊的批判清算，实际上正是对科学方法的阐发张扬。
　　解决旧案，好比回答前人出的考题；轮到自己出题，更需要别具手眼。衡量一个时代的学术水平，恐怕得主要看新题的提出和解决情况。中国传统的诗学比较强调直觉感受，而对文学现象的历史概括和理论概括，则比较欠缺，因而讨论带规律性的问题，在深度上总嫌不足。弥补旧的不足，加以新的开拓，是现代学者的任务。《谈艺录》在这方面，向我们作出了重要提示。
　　《谈艺录》在分析具体作家的创作特色时，不限于就人论人，而是以某个具体的作家为引子，从一点生发开去，扯出一条长长的历史线索来。这种对文学现象的爬梳整理，正是认识规律的前提，或者说，本身就包含了对规律的认识。例如作者谈王安石的五七言古诗，指出其一大特点是“善用语助”，这似乎是一个纯属技巧性的细微末节，而作者却由此上溯下沿，理出一条线索，发现此种现象在汉魏以来杂体歌行中时时可见，开始时不过“人不数篇，篇不数句”，中间较引人注目者有陶渊明、元结等人，至韩愈荟萃诸家句法之长，宋人更以此出奇制胜。王安石之后，理学家用虚字流于冗而腐，竟陵派用虚字流于险而酸，完全走向了反面。经过一番排比钩稽，中国诗文互通的消息，已呼之欲出，来龙去脉，历历分明，这就为探讨此中规律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新的综合性课题。又如对所谓“学人之诗”的问题，钱先生也作了一番历史的考察，向上追究到南朝刘宋年间，中经韩愈和宋诗阶段，往下叙述至同光体诗人，其间各个环节又自不同。这些看来是极细密的整理材料功夫，其实却体现了“宏观”的认识方法，即越出作家作品的“本位”，以对历史现象的高度综合，发现和探索新的课题。这种由点向面、由个别向一般的进军，为文学史研究的深入提示了广阔的前景。
　　在向历史的广度开拓之外，《谈艺录》又很注重对复杂的文艺现象从理论上加以综合概括。例如钱先生从李贺的“笔补造化天无功”加以生发，归纳出中国古典诗歌中处理物(客观)我(主观)关系的三种常见的方式：一种是拟人的方式，即设身处地、代物悬拟，视死作活，化静为动，如孟郊的诗：“踏地恐土痛，损彼芳树根”；一种是先入为主、执情强物，以山水来就我之性情，非于山水中见其性情，如李贺的诗：“细绿夹团红，当路杂啼笑”；还有一种是即物生情，以我之神接物之神，既见物态万殊，又与人心消息相通，如杜甫诗：“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然后更进而打通中西，指出在世界范围内，艺术无非分为两大宗：一派主张师法造化、模写自然，另一派主张润饰自然、功夺造化，也即“再现”与“表现”之分。这已经触及到美学上带根本性的问题了。这个问题今天已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尤其在中西比较文学和比较美学的领域里，更成为必不可少的话题。钱先生这些发表在四十年前的议论，今天听起来依然是那么简明、透辟！
　　近年来，“汉学”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获得了较快的发展，这种形势，敦促着我们在阐发和建设中国的文艺理论方面，也要尽快取得新的进展。在《谈艺录》里，对中国传统诗论的批评，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书中重点讨论了两宋以来的诗歌理论，除了象《沧浪诗话》、《随园诗话》这些名著以外，还包括散见在其他各种文献材料中的谈诗主张。《谈艺录》在这个领域所开拓的门径，是最丰富、也最具启发性的。
　　钱先生在书中数次说过，治学之要，在探得其中义谛，借一句佛家用语，就是要“活参”而勿“死参”。《谈艺录》是如何用“活参”法治传统诗论的？这很值得我们细细咀嚼品味。
　　治中国文论，首先碰到的是对某些概念的理解问题。古人用语，过于简洁概括，往往略去过程，直抒结论，有时甚至给人以玄妙之感，很象传统的中医理论——宝贵的经验被包蕴在带有若干神秘色彩的理论框架中。这里需要的是用现代的科学眼光去审视、剖析，把握其确切内涵，透过外壳直取精华。钱先生对严沧浪“妙悟”、“神韵”说的分析，就是一个范例。沧浪以禅说诗，理论形式不免“玄而又玄”，如“妙悟”一词即从佛典借来，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宗教徒自神其教的那一套玩艺儿。至于文中的设譬取喻，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云云，也过于空灵，使人摸不着边。如果望文生义，是很容易弃之如敝屣的。钱先生正从这儿单刀直入，联系沧浪一面标举“妙悟”，一面又强调“读书穷理”，可见沧浪所谓“妙悟”，不过指学道学诗的一种境界：乃苦思力学之后，所达到的豁然悟彻之境。再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妙悟”其实就是一种不期遇而遇的直觉体验，这种经验，日常生活中人所皆有，所以中外古今，它也就每成为言家口实，哲学家、宗教家、诗论家概莫例外。推而广之，学问创作，非悟不进，“妙悟”正是指的越至彼岸的飞跃。这种分析方法犹如剥笋，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和细心体察，剥去古人神秘的外衣，其合理的内核也就昭然若揭了。古代文论的概念内涵，又常常因时因人而异，稍一轻忽，就会鱼目混珠。例如钱先生指出：“神韵”这个概念，在严羽和王士禛两人手里，含义并不相同。严羽明言“诗之法有五”、“诗之品有九”、“其大概有二”，可见他所谓的“神韵”，也就是“诗而入神，至矣”的意思，它并非指诗中之一品，而是指各品之恰到好处、尽善尽美。这毫无神秘之处。王士禛则唯以神韵是尚，使之极端化、绝对化，这就沦于荒谬了。对严、王等人的理论该如何评价，仁者智者，无妨各抒己见，但钱先生所用的方法无疑是正确的。中国传统的文论大体上可分两路：一路着重讨论文艺的社会功能，另一路侧重于讨论文艺创作的内部规律，后者在理论形式上常带有若干神秘色彩，如果我们不能越过这个障碍，探得庐山真面目，那损失就太大了！
　　我很欣赏《谈艺录》里所引的王安石的两句诗：“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读史》)。写史难在传精神，谈艺也难在参透作者的“文心”。如果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那么理论很容易变成一堆死物和糟粕。钱先生治文论，不爱空谈义理，粗略言之，他的“活参”法还有三：
　　一是联系当时的时代风会。如旧说“喻诗以禅，始于严氏”，钱先生探本究源，指出沧浪以前，宋人已多以学禅比学诗，至南宋时更为常谈，如苏轼、陆游、吴可等人，在这方面均有言迹。可见以禅解诗，实乃一代风会，非关个人。而沧浪之功就在：他人不过作简单比附，沧浪则借此拈出诗之本质特点，即超绝语言文字，言尽而味无穷。所以只有了解了面上情况，才不至将人所共有，误认为个人专有；也才不至使人所独有，竟为人所共有而淹没。又如金代的元好问，立论多贬斥江西诗派，钱先生从元的师友渊源上探寻根由，发现当时为元所敬重的赵闲闲、李屏山等人，均持此论；而赵、李又受到周德卿、王从之、尹无忌等前辈人物的影响。这样，一种理论的提出，就不是个别人物的心血来潮，而是扎根在时代的沃土之中。把参天大树和周围的树木联系起来考察，自然能对这些树木赖以生长的生活土壤、精神气候，有更清楚的认识。
　　二是联系当时的创作实际。古人作论，每有用意苦心，离开了当时的创作实际，就论而论，不免雾中看花，总隔一层。这种联系，对于摸清一种理论的指归，对于评价这种理论的功过得失，都是必要的。现代的学术部门分工日趋细密，隔行如隔山，往往容易造成一种误解，把职业行当的分工当作足不出户的理由。治文学史也好，治批评史也好，划地为牢都不利于研究的深入。《谈艺录》在考察一种理论时，用的是循名核实、综合名实的方法，因而在发明古人作论的微言大义和实际作用方面，颇多会心之处。例如元代的方回，提出学诗途径当由姚合进而至贾岛，由贾岛进而至杜甫。这仅仅是方回的个人爱好，还是另有深意所在？钱先生考察了南宋以降至方回时的诗坛情况，发现当时的诗家之流分为两途：一派沿江西诗派的余绪，另一派则濡染晚唐诗风。江西派尊老杜为一祖，永嘉四灵以姚、贾为二妙。可见方回提出此论，实有融合两派、统定一尊的用心：“使二妙可通于一祖，则二派化寇仇而为君臣矣。”又如王士禛论诗标“神韵”说，其病在误解沧浪，而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又是什么呢？钱先生也联系了创作情况来探知底里。从王氏自己的创作看，他诗思蹇涩，天赋不厚，遁言“神韵”正可文饰才薄；从当时总的创作情势来看，明清易代之际，诗坛上正流行遗老的放恣杂驳之体，王氏作此论，又正为拯乱之药。这种以“旁通”助“直解”的方法，是和文论本身的特点相吻合的。文论本来和创作之间有着一定的依存关系，光从理论思维路线上去批评，很容易发生缺斤短秤的现象。
　　三是联系论者其人。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论诗论文向来强调知人论世，找出作者的“安身立命”之处。钱先生将此方法，又推衍到批评的批评中去，把“论”和作论的“人”紧紧连在一起，和论者的思想、性格、气质、心理联系起来，在剖析某种主张时，抉剔出作者的私心隐衷，包括他们在特殊情势下作出的某些违心或诛心之论。例如评朱熹扬王(安石)贬苏(轼)一节，钱先生指出，朱氏此论，除道学家的意识在其中起主要作用外，也与他的性格弱点——褊迫而欠和平中正有关，所以往往不由自主地好作偏激之论，以至当他的论敌陆象山撰文为王安石平反后，朱又移怨于江西人，并波及王安石，出现了自相矛盾的现象。又例如元代的方回，论诗颇有眼力，而对朱熹的诗却抬举过分，事出反常。这里除了有乡里私心的原因之外，很可能与方“秽德彰闻，依托道学”、的隐曲有关，文人既心存依附之念，势必进退失据。再如，中国古代文论的作者，常常自己就兼作家身分，“文章得失寸心知”，发而为论，时有取长补短、或扬长避短的隐衷。如韩愈对孟郊的诗屡加推崇，欧阳修、陆游对梅尧臣的诗唱叹备至，这些都属于采他人之长攻自己之所短。至于如陆游作诗特赏识许浑、五七律尤接近中晚唐格调，而作论却力贬中晚唐；严羽因自己侧重写近体诗，作论遂高唱“律难于古，绝难于律”等等，则又属违心而作高论，或为回护己短的诛心之论。总之，熟悉了论者的身世消息和文章得失，有助于参透他们立论的许多微妙关节，有助于我们去伪存真工作的进行。这种方法，颇能补前两种方法之不足，可说是为前两种方法扫清障碍。批评史上有些牴牾攻讦的现象，其实并非都由于理论上的对立，有的毋宁说是出于论者个人之间学识、道德观念乃至性格上的差异，辨识这些个人因素，能使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古人对文艺创作规律的某些共同认识。例如严羽之后，袁枚力排沧浪以禅喻诗，章学诚又痛诋随园。剔除种种个人因素之后，会发现三家在立论的大义要指方面，反倒是冥契相通的。这种分析方法，真可以说是不落言诠、入木三分了。
　　通过中西文学的比较研究来阐述问题，也是《谈艺录》运用极多的一个重要方法。钱先生在本书初版序言中说：“凡所考论，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盖取资异国，岂徒色乐器用，流布四方，可征气泽芳臭。”又说：“东诲西诲，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中西文学的比较研究，这个在今天已经引起了世界范围的注意、却又令人望而生畏的领域，钱先生早在四十年前，已经骊珠先探了。《谈艺录》里的比较研究，有涉及创作方面的，也有关于理论方面的。这种研究，不仅沟通了中西文学现象，而且又不失为一种引进新的科学方法、启发和丰富我们理论思维的手段。《谈艺录》里有很多精辟的论断，就是从这样的比较中引申出来的。例如意象分析法是现代西洋文论中常用的方法之一，钱先生在把李贺和赫尔贝斯(F.Hebbels)、爱伦坡(E.A.Poe)、波德莱尔(Baudelaire)作比较时，就使用了这种方法。通过比较，触类旁通，拈出了李贺诗歌意象上“凝重险急”的特点：他写物体好用金石硬物作喻，而写物态又迅疾流转，好比冰山忽塌、沙漠疾移，既不同于韩愈的“长江秋注，千里一道”，也不同于苏轼的“万斛泉源，随地涌出”。自杜牧为李贺作叙以降，千百年来，还从未有人作此胜解。又如，通过比较王安石和英国诗人史密斯(Alexander Smith)等的作诗法，得出了模仿有正反二种之说，这对我们了解宋诗的“脱胎换骨”法很有帮助。通过比较中国神韵派的诗论和西方象征派的诗论，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二派理论的要点，都在于强调诗歌语言的暗示性。钱先生又引传统文论中的“不诗之诗”、“知非诗诗，未为奇奇”之说，和华兹华斯(Wordsworth)、雨果(Hugo)、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及俄国的许克洛夫斯基(Victor Shklovsky)诸人所论加以比较，总结出文体演进的规律：“文章之革故鼎新，道无它，曰以不文为文，以文为诗而已。向所谓不入文之事物，今则取为文料；向所谓不雅之字句，今则组织而斐然成章。谓为诗文境域之扩充，可也；谓为不入诗文名物之侵入，亦可也。”《谈艺录》所表现的理论色彩和对许多问题所作的“直凑单微”的论述，得力于这种方法的恐怕不少。
　　钱先生根据他的丰富学识，还不时指出谈艺中容易误入的迷途，这在方法上同样给人以重要的启示。例如老话说“文如其人”，这在大体上固然不错，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多：元凶巨奸能作忧国语，热中人可作冰雪文，为人、作文未必一致，即使出于一人之手的文，也往往可判若两人。同一个作者，诗文风格未必统一，论诗论文的意见可能相左。至于一代风会，一国文明，就更复杂了。
　　艺术是人心活泼泼生机的至诚流露。捕捉这片生机，很不容易。《谈艺录》从论“天下有两种人，始分两种诗”打头，而以悉心体会艺术中各种矛盾现象的告诫作结，用意深长，耐人寻味。谈艺之难在于此，谈艺之乐趣也在于此。当广大的读者盼望我们的谈艺水平能“更上一层”时，重温《谈艺录》将大有裨益。《谈艺录》初版于一九四八年，今天的一般读者已很不容易读到。听说有关出版社准备将此书重版发行，钱钟书先生也正在作进一步的增补，这是一个好消息。我们热忱地期待新版的《谈艺录》能早日问世，让更多的人一读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