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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开 荣
文章以传世品双龙纹“宜子孙”璜为切入点，详细描述该璜纹饰，并结合出土玉器，系统研究、剖析东汉玉器的纹饰特点，概括出五个方面的特征，阐述了一些断代性、规律性的认识，以期有助于东汉玉器的鉴定。
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古代玉器自红山、良渚文化和殷商后期以来的第三个高峰。东汉（光武帝至献帝，公元25~220年），历时近200年，这一时期，玉器在继承西汉艺术特点和风格的同时，又有创新发展，形成了较为鲜明的时代特征。特别是出现了一些独具特色的新纹饰，在中国玉器、玉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非常瑰丽的篇章。“宜子孙”璧、璜（珩）等铭文玉器即是其中的一类。
笔者以传世品双龙纹“宜子孙”璜（见图1）的纹饰为切入点，比对馆藏出土玉器，从而研究、剖析东汉玉器的纹饰特点，以期寻求并找到一些断代性、规律性的认识，为民间东汉玉器的鉴定提出己见，供收藏爱好者参考。  图1 荣玉堂珍藏长15.7厘米，宽7.6厘米，厚0.6厘米 我们先对该璜作一鉴赏：玉质白色，温润细腻，熟旧感强，半透明。受沁后部分玉质变为土黄色，沁色呈左右深、中间浅自然分布。整器为片状弧形，由三部分构成：“宜子孙”铭文、两只龙纹以及璜体。  图2 “宜子孙”三个字为镂雕小篆（见图2），有圈框，均作打凹处理；两只龙纹采用镂雕与浅浮雕相结合的手法雕琢，左右对称、纹饰一样；龙首相向接于“宜子孙”圈框两侧（见图3）；上唇呈双层上卷；大张口，露獠牙和扉棱状牙齿；前额呈球形凸出状；头顶琢长冠；独角，其上辅之装饰性纹饰；水滴形鼓眼，眼角出梢；下颌、颈部琢须髯和鬣毛，以剔地技法结合短平行阴线纹勾勒出腮部；颈部琢单阴线鳞纹，边缘加斜平行阴线纹，表示脊毛，并出扉棱状装饰纹（见图4）；两前肢与背脊组装成俯视角度的前半身；侧视角度后半身琢双勾阴线鳞纹，再用斜网格纹将鳞片填满，为区别于单阴线鳞纹，有专家将这种纹饰称之为“鳞甲”①（见图5），这种琢工高超的鳞甲纹非常罕见、极其精致；两后肢及臀部为斜后视角度；四肢健硕，腿上琢短平行阴线纹，表示腿毛，足为两趾并拢爪；龙尾自下而上盘曲，尾稍上卷相抵，用双平行阴线琢出螺旋扭转状，在靠近臀部处又分出一叉。龙身还装饰有短平行阴线纹、圆圈纹和竹节纹等。从龙头、龙身至龙尾，分别以侧视、俯视、侧视、斜后视等角度多视点分段取像，使平面的龙纹在视觉上变得立体化②。“宜子孙”三字下方为璜体（见图6），其上琢双阴线S形纹、云气纹、圆圈纹和竹节纹等，两端与龙纹融为一体，上下两边出斜面边棱。整器的阴线弯折处在放大镜下均可见“歧出”。双面雕刻，纹饰相同。  图4  图5  图6 该璜用料精良、器形完美，纹饰丰富、布满全器，繁缛华丽、极富变化，集镂雕、浅浮雕、打凹、剔地、阴线刻、管钻等工艺于一体，可谓技法多样、精细入微，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该璜纹饰的主要特征：
1、有铭文。在高古玉器中，有铭文的玉器由于其更具考古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因此特别珍贵。但铭文玉器在汉代以前非常少见。有吉语祝词的玉器，迟至汉代才出现，是这一时期非常重要的一类玉器，具有祈福、兆祥的意义③。艺术是人生、社会世相的缩影，是社会意识的集中反映，“宜子孙”铭文玉器的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汉帝国太平盛世的审美观念、精神生活和吉祥文化。从有确切出土地点和墓葬年代的汉代玉器看，1984年江苏省扬州市甘泉老虎墩、1986年山东省青州市马家塚出土的“宜子孙”璧④（见图7、8），均为东汉玉器。据此应该可以说，镂雕“宜子孙”铭文，是东汉玉器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时期琢刻有吉祥词语的铭文玉器，还有故宫博物院藏镂雕“长乐”、“益寿”玉璧⑤（见图9、10），陕西省咸阳市周陵乡新庄村出土的镂雕“延年”玉璧⑥（见图11）、山东省青州市马家塚东汉墓出土镂雕“为福”玉璧⑦（见图12）等。它们有三个共同特征：一是形制为出廓玉璧；二是文字为镂雕；三是字体为小篆。而同时期带铭文的璜，则非常少见。从笔者手头的文献资料看，仅有震旦艺术博物馆藏的一只璜（珩）有铭文，为镂雕小篆“延年”二字（见图13）。   图7 江苏省扬州市甘泉老虎墩出土 图8 山东省青州市马家塚出土
  图9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图10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图11 咸阳市周陵乡新庄村出土 图12 青州市马家塚东汉墓出土（拓片） 图13 震旦艺术博物馆收藏 2、龙首写实。西汉晚期以前的侧面龙首，图腾意味较浓，更多是追求神似，重视具象不够。琢刻时突出重点，注重并夸大五官中的眼、鼻、口的特征，渲染神秘、威严的气氛。水滴眼无瞳仁居多，上唇一般为单层上卷，只琢刻獠牙，无其余牙齿，额为尖额居多，下颌有的有须、有的无须，但有须的刻画并不细致，多为笼统的一撮，并无毛发细节修饰（见图14、15、16）。而西汉晚期至东汉，龙首的雕刻进一步向神形兼备的方向发展，发生了一些细节上的变化，特别是出现了一些新的纹饰元素，比如扉棱状的牙齿。如果说西汉晚期以前的龙首还较为简单、抽象的话，那么这之后的龙首则更为写实、具体，更像一只“真实”的动物（见图17）。该璜龙首为侧视角度写实造型，眼有瞳仁，上唇为双层上卷（唇边还琢短平行阴线纹和圆圈纹），头上所琢单角，已从西汉之前常常耳、角不分的状态向龙角突出、醒目迈进了一大步。口开得很深，这种大张口是汉代玉龙的重要造型特征，也是唐代龙纹口角大开口形的雏形⑧。口内的扉棱状牙齿还有细节刻画，为了区分每颗牙齿，在扉棱上琢刻两道阴线，并纵向打凹（这个部位的打凹难度极大），形成单颗牙，工艺相当讲究。球形圆额与一些动物、特别是禽类的凸出前额相似。下颌的须髯用阴线雕刻，一丝不苟，极具毛发的质感。这些纹饰上细微的、写实性的变化，为我们断代提供了许多重要线索。 图14 河北省定州市西汉墓出土 图15 广东省广州市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出土 图16 江苏省徐州市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出土 图17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8 图19
3、典型的装饰性纹饰。一是在龙角后的颈上，琢有扉棱状装饰纹，这种纹饰也经常以山字形出现，所以又称“山形饰”⑨，有时又简化为类似长方形的凸起。该纹饰是西汉晚期至东汉的典型纹饰，常装饰在龙或其他动物的颈、背处。二是在龙身和璜体上，琢有许多圆圈纹，这也是西汉晚期至东汉的典型纹饰。但有趣的是，该璜的圆圈纹虽然小而圆（直径约1毫米），在放大镜下观察却并非用管钻所钻，而是分段成型的阴线刻，工艺非常精湛（见图18）。 当然，同时代玉器上的圆圈纹，也有用管钻的。相对而言，阴线刻工艺比管钻应更难、更麻烦一些，但不知该璜为何采取舍简就繁的工艺。三是广泛运用短平行阴线纹，这是汉代使用最广泛、最常见的纹饰。在放大镜下观察，单根短阴线两头细、浅，中间宽、深，为典型的砣具痕迹（见图19）。 图20 该纹饰有的表示体毛，有的用来勾边，有的与圆圈纹组合使用。四是璜身琢双阴线S形纹和云气纹。S形纹是汉代常用纹饰，大多是单阴线，此S形纹为双阴线，比较特殊。云气纹其实是云头形单阴线与短平行阴线纹和圆圈纹组合在一起的纹饰，这种纹饰在汉玉上几乎无所不在。五是整器琢有较多竹节纹（即两条平行的弧形阴线），这种纹饰虽最早出现于西周，但在汉代最为流行。六是环绕“宜子孙”三字的条形圈框水平面作打凹处理。从出土玉器看，几乎所有西汉到东汉时期的条形圈、框，都会作打凹处理，这是当时非常盛行的工艺手法（见图20、21、22、23）。七是同时琢刻鳞纹和鳞甲纹。鳞纹和鳞甲纹应最早分别出现于春秋和战国时期⑩。而这两种纹饰组合运用，同时琢刻在同一玉器上，应首见于安徽潜山县彭岭汉墓群出土的东汉鳞纹龙形佩上（见图24），这是该组合纹饰所处时代的实物证据。关于扉棱饰（山形饰）、圆圈纹、竹节纹等这类汉代艺术符号，是仅起装饰作用，还是具有象征意义，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一直见仁见智，至今仍是一个谜，有待今后深入研究。 图21 安徽省巢湖市北山头汉墓出土 图22 安徽省巢湖市北山头汉墓出土 图23 湖南省安乡县黄山镇东汉刘弘墓出土 图24 安徽潜山县彭岭汉墓群出土 4、龙纹采取多视点分段取像的手法。以左侧龙纹为例，龙头、颈为侧视角度；两前肢本身为侧视角度，但组装在俯视角度的脊背两侧；左后肢和臀部为侧视角度，这时正常视线不应该同时看到右后肢，但龙纹设计者却偏偏组装了一个侧视角度的右后肢，从而形成了斜后视的视点。为了避免不同的视点给感官带来的混乱，巧妙采用阻断观赏者视线的方法，避免了视线的连续性。比如，两前肢及脊背向下隐没于璜端，以此阻断观赏者的视觉惯性，使其后再出现的侧视角度身躯不仅不会与前一段俯视角度身躯相混淆，而且还有延长躯体的暗示作用。这种颇具创意的多视点分段取像设计，使平面的龙纹变得立体、鲜活，产生扭转、腾跃的视觉效果，从而更加威猛灵动、张力十足。应该说，平面纹饰立体化的风格，是汉代伟大的艺术创造，体现了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在东汉，这种龙纹的运用已非常娴熟。事实上，几乎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圆雕，创造了完全立体的龙纹。 5、器表面平与弧的对立统一。该璜器形为片状，有正反两个大的平面。但仔细观察，每一个具体的局部都根据纹饰的不同，采取不同的表现形式，达成细节上的弧面（斜面）。反过来说，每一块不平的局部规律地组合在一起，构成了该璜的主平面。于平面中追求局部的变化，不仅充分体现了玉工的主观创作意识和卓越艺术追求，而且在客观上让创作思想与工艺手法得以完美呈现，使所琢纹饰显得更加气韵生动、神采飞扬。可以这样说，纵观西汉晚期至东汉，凡器形为片状的玉器，鲜有只是简单平面造型的，大多是“平”（平面）中见“奇”（弧）。这一现象，也是汉代玉器的重要特征。这种平与弧的对立统一，用数学微积分理论解释就是：每一段曲线，都是由无数段直线连接而成的；用哲学理论解释就是：不平是绝对的，平是相对的。2000年前的先民并不懂这些理论，但他们却在艺术创作中把这些理论非常直观地用到极致，由此可见，我们的祖先是多么的智慧。 综上，笔者认为，该璜五个方面的纹饰特征，应该也可以说是东汉玉器带有规律性的主要特征。
这里需要说明三点，一是对古代玉器鉴定的断代性、规律性认识，决不可能从某一件玉器中总结出来，而是需要对有明确出土地点和墓葬年代、经过科学发掘、有地层学依据的一批玉器进行研究、比较、分析和归纳，才能得出结论。笔者只是在研究大量汉代玉器的基础上，以该璜为典型代表和切入点，作一些梳理和概括罢了。二是纹饰研究只是古玉断代与辩伪研究中的一个方面，其它内容还包括质（材质）、形（器形）、工（雕工）、色（沁色）等方面，限于篇幅，笔者对该璜的质、形、工、色方面未展开论述，还请方家明鉴。三是中国玉器近万年的发展史，说到底就是一个“扬弃”的过程，传承与创新贯穿于玉器发展的始终。每个时代（朝代）的玉器，既深刻地打上了上一时代的烙印，又有本时代的个性特征。并且，有的纹饰往往延续数百年，跨越多个朝代。这就是为什么对有些玉器断代很难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机械地把两件时代靠近的玉器截然分开来研究和鉴定。比如，古玉收藏界习惯于把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的玉器统称为“战汉玉器”，就是因为这两个时期的玉器在造型、纹饰、琢工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有时很难准确地进行区分和断代。又比如，西汉与东汉玉器较难分辨，所以很多专家将其一并作为“汉代玉器”研究与鉴赏。该璜有不少纹饰是整个汉代都很流行的，如果仅从这些纹饰看，也有可能是西汉的，之所以把它作为东汉玉器来研究，最站得住脚、也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无非是已经出土的刻有“宜子孙”铭文的玉器都是东汉玉器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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