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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佐藤学：“学习是相遇与对话” 曾国华（中小学管理杂志社，北京100120） 于莉莉（东京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日本 东京）
佐藤学：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日本教育学会前会长。主要著作有《静悄悄的革命》、《学校的挑战：创建学习共同体》等。其倡导的“学习共同体”，是21世纪的学校发展蓝图。作为“付诸行动的研究者”，他遍访全世界两千余所中小学校，听课一万余节，是世界范围内在基础教育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从重点关注教师的教转向重点关注学生的学，是中国课堂近年来最大的变化之一。但什么是真正的学习？小手林立、学生大声发言的课堂是精彩的课堂吗？互帮互教的小组学习是否有助于学生的学习？2012年10月，在浙江宁波举行的“教育与文化重建——2012年新教育国际高峰论坛”的会议间隙，本刊记者专访了“学习共同体”倡导者、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佐藤学，他就以上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真正的学习是”相互学”，而不是“相互说” 记者：您进过包括中国在内的20多个国家数千所学校的课堂，听了上万节课，不知您对中国课堂的最深印象是什么？请您比较—下中日课堂的异同。 佐藤学：32年来，我在2500多所学校进行了改革，每周至少去学校两次。最近几年，我也去了中国的一些学校，听了—些课。据我的观察，在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课堂进入转换期，开始向素质教育转变，日益重视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探索探究性课程。课程内容有了较大的改变，更加重视科学、文学、艺术。当前，中国课堂有两大倾向或潮流：一是协同学习开始出现，二是看重信息技术的作用，想以此丰富学生的想象力。但技术性产品只是帮助学生学习的工具，并不能带领教育走向现代化。 中日两国的学校教育有共同的先进性，比如：重视教育平等，对学力低下的学生非常关注；教师热心研究，为提高教育教学水平而废寝忘食。两国学校面临的共同困难是规模过大，欧洲的小学一般是100人左右，日本的小学是200人左右，中国的小学则多在1000人以上。欧洲学校的班额一般是16人-22人，而亚洲是40人-50人。多人数班级、统一授课、应试竞争、课程设置过密等，积弊日深，要想办法解决。 中日学校教育最大的不同是中国学校的教学内容难度比较大，超过了日本3年-5年，这是日本必须向中国学习的地方。但中国的师生被各种评价束缚，压力很大，学生往往不能相对自由地思考、想象。我个人认为，中国教育需要减少考试、评价，给师生自由发挥的空间。 记者：的确如此。尽管考试、评价制度至今没有多大变化，但来自学校内部的改革尚有令人鼓舞之处，如课堂教学模式开始变革，逐渐从重点关注教转向重点关注学。然而由于对学习、学生、学科缺乏更多实质性的研究，所以我们对此的认识还比较粗浅。您对于“学习”的理解是什么？ 佐藤学：何谓学习？这是一个很“原始”的问题。学习比教育出现更早，有更深的意义。从苏格拉底的对话思想出发，我认为，学习是相遇与对话，是与客观世界对话（文化性实践）、与他人对话（社会性实践）、与自我对话（反思性实践）的三位一体的活动。 真正的学习是一种对话与修炼的过程。我们通过与他人的合作，与多样的思想碰撞，产生并雕琢自己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习原本就是合作性的，原本就是基于与他人合作的“冲刺与挑战的学习”。业已懂得、理解的东西即便滚瓜烂熟，也不能称为“学习”。学习是从已知世界出发，探索未知世界之旅；是超越既有的经验与能力，形成新的经验与能力的一种挑战。 记者：近年来，小组合作学习在中国很多学校的课堂上颇受重视，课堂上的讨论越来越热烈。这种讨论是否是真正的对话？是否有助于学生学习？ 佐藤学：真正的学习是协同学习，它包含三个因素：相互倾听，有挑战性，符合学科本质。倾听他人的声音是学习的出发点，越会倾听的学生越善于学习。 我们会发现，很多小组学习中所谓的讨论，往往只是大家互相表述自己的想法而已，而不是通过听了别人的思考重组自己的思考。因为没有相互促进思考，所以说大家的小组讨论只局限在了“相互说”，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相互学”。“相互学”的方式一定是“你是这么想的？我是这样想的”、“原来事情是这样的”这种让我们外界看起来开展得并不顺利的小组讨论。因为有了思考的过程，所以，“学习”得以真正地发生。 真正的学习是探究、思考不懂的事情。真正让学习发生的场所应该是安静的，可以敞开心胸的、温暖的地方。经常在课堂上大声说“我会”的学生通常不是最善于学习的学生，善于学习的学生往往都喜欢安静地思考、认真地倾听。倾听远比发言重要。只顾自己说，只关注自己，就无法倾听别人的语言，无法思考，学习的本质就无法体现。 记者：教师们往往担心实施合作学习会影响教学进度。 佐藤学：表面上看起来，合作学习比以教师为中心控制的‘上课”效率要低一些，但学生学习的效率是不会受到损害的。教师的责任不在于教科书的处理，而在于在课堂中实现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我们应当寻求的不是传授教科书知识的效率，而是丰富每一个学生学习经验的效率。 校本研修不应对公开课进行简单的评判 记者：建立“学习共同体”，让教师作为教育专家相互合作、共同成长，校本研修是重要的途径之—。您的实验学校是如何开展教研活动的？ 佐藤学：要创造一所大家共同学习的学校，最难的不是学生，而是教师。教师必须有一种开放的心态，打开教室的门，让所有的人进去学习。通过教学和范例研究，教师们构建共同学习的同事关系。在日本的“学习共同体”学校，一年至少有100场～170场授业研究会，每个教师每年至少要打开一次教室的门。构建“学习共同体”，不是只关注一个教师，而是要所有教师都参与。 在课例研究中，我们重视课后的研究甚于课前的研究。我所推进的构筑“同僚性”的校本研修的研讨原则有四个： 第一，研讨的对象不是放在“应当如何教”上，不在于教材的解释与教师的技术，而是基于课堂的事实——“儿童学习的成功之处何在，失败之处何在”。教学研讨的目的不是让“教师露一手”，不是为了创造“优质课”，而在于“学习关系的创造”与“优质学习的实现”，在于保障每一个人的学习得以实现。 第二，观摩者不是“对执教者建言”，而是阐述自己在观摩了这节课之后“学到子什么”，通过交流心得来相互学习。一般而言，教师并不善于学习，特别是不愿意向同事学习。教师们要尊重各自的工作，形成合作探讨的关系。 第三，为了激活校本研修，我们应当设定一个人人必须发言的规则，以实现不同教师的多元声音的交响。沉静的教师的坦率见解是无比珍贵的。主持人要保障任何一个教师发言的权利，引出尽可能坦率的、有真知灼见的发言。主持人若把精力专注于聚焦话题、归纳讨论，往往会使研讨的内容流于僵化和浅薄，以“不凝练”、“不归纳”作为铁的原则来主持研讨会是最理想的。 第四，倘若要在一所中小学里举办上百次的课例研究，那么就必须以儿童与教师的学习为中心，大胆地精简学校的组织运营，不让教师被本职工作之外的杂务与会议纠缠住。 记者：您刚才提到，参与课例研究的教师不对执教者提出意见和建议，而只讲自己从中“学到了什么”，那么如何让执教者知道自己课堂中存在的问题?您提出这个原则是出于什么考虑？ 佐藤学：现在学校开展的教研活动问题很多，往往是形式主义、走过场。这是为什么？是因为研修变成了评价——课上得好或不好，评价话语太多了。 教师都怕公开自己的教学以及别人批评自己的教学，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在传统的教学研讨中，执教者与观摩者之间形成的“观摩——被观摩”的关系是单向的权力关系。观摩者无论是外行还是资深教师，都处于类似法官那样的权力者的地位，都能说出“充足的意见”，而执教者对评判是毫无防备的，只能处于唯命是从的境地。只要这种权力关系不消弭，教师们在校本研修中的相互学习是不可能的。 教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简单地说一节课成功或者失败没有意义。真正懂教学的人是不进行简单评判的。我听了—万多节课，只研究事实，而从不评判。我们的任务是抓住教学中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例如：学生是否真的都明白了？哪些方面学生还不知道？对此教师做出了什么判断？为此，我们在实验学校对每一节公开课进行录像，课后组织教师反复看录像。大家畅所欲言，畅谈自己学到的东西。我认为，这是一种真正的教学研究。这种教学研究方式不会让教师处于一种警惕和紧张的状态，而是放松和学习的状态。教师们非常欢迎这种方式，就会产生特别想上好课的欲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年在实验学校举行上百场公开课，都会令教师达到痴迷状态的原因。 我一直认为，各种教学法之间不是对立的，应是彼此尊重的，这样才能呈现教学的多样性。我们很难说哪种教学方法比哪种更正确，只能说哪一种更适合于哪一类教师。 记者：在追求效率的竞争性的教育生态中，烦琐的日常事务已经让教师疲于奔命，一年进行上百次课例研究，时间从哪里来？校长应该如何做，才能让教师心无旁鹜地实现专业发展？ 佐藤学：我很理解学校和教师的困境，社会、家长和教育行政部门给学校和教师抛出的球太多，教师们已经手忙脚乱、疲惫不堪，只能没有思考地一直接球，最后受害的还是学生。在日本，最后坚持下来一直做教师的只有 40％，很多教师对自己、对学校不再抱希望，对教育行政部门也失去了信心。我认为，教师们要想清楚真正想要的教育的模样，不需要的球，接了，就轻轻放下，别理它，要把力量放在孩子的学习上。 在学校内部，校长推进“学习共同体”建设，应遵循以下三个原则：一是少则多。多则流于表面。与其泛泛地、肤浅地让学生学习一些包罗万象的内容，不如学习一些深入学习本质的、精练的内容。二是简则优。将学生之间的相互学习与教师之间的相互学习作为学校管理的主线，尽可能将课程与管理简约化，给教师们腾出研究的时间。三是小则精。彻底精简学校组织，以便让教师有足够的时间从事教学的研修与课程的开发。 教育改革要找回信任与信心 记者：您上午讲到，在30多年的教育改革探索中您失败了很多次。那您是如何坚持下来的？ 佐藤学：我一直在进行教育改革的探索，但令人遗憾的是，前十年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可以说，我是世界上在教育改革中失败最多的人。 我之所以能坚持下来，是因为心中有一个梦想。我一直希望世界没有暴力，没有贫困，没有不平等，孩子可以自由地成长。教育对此应该做出贡献。这是我的人生使命，它支撑着我一直坚持下去。尽管失败连连，但我也从失败中汲取了很多新的东西，帮助我更好地走下去。 记者：在中国，要进行教育改革，压力往往很大。—旦失败，常常只能退回原点，您有什么建议，让中国的教育改革者可以继续进行有价值的探索？ 佐藤学：现在，全世界都害怕教育改革失败，都担心一旦失败该怎么办。我认为，我们首先要对改革有信心，重拾对教育的信赖；其次，师生间、师师间、家校间、教师和校长间、学校与行政部门间，要找回对彼此的信任。为了促进学校改革的成功，必须要确定以下推进改革的基本对策：学校只能从内部发生改变，但若没有外部的支持，就没有办法将学校改革进行到底；学校改革要不厌其烦、不惜时间地慢慢推进；改革的力量并非来自于同一性，只有在差异中才能产生改革的力量；学校改革的核心在于实现和保障每一个学生和家长的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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